论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威资源的维护与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论文,当代论文,权威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人民要在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走上文明富裕之路，必须进一步确立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虽然绝大多数人知道维护党的领导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缺乏对党的领导权威系统的、动态的、开放的认识，结果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党的领导权威资源不同程度的流失，直接影响了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亟须加强对领导权威资源的管理、维护与开发。
一、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生成要素
考察党的领导权威资源并论证对其维护与开发的现实途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首先对党的领导权威资源是如何生成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分析构成党的领导权威资源各要素之间的联系、结构与功能，从而实现对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全面整合、维护与开发。我们认为，构成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党的政治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权威资源。党的领导权威源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理想、历史使命、根本宗旨的普遍合法性信仰。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党。这一科学思想体系，具有革命性的批判功能和制度化的辩护功能，它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解放”这一新型革命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这一新型制度的合法性根据。它既是引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一面思想旗帜，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水泥”与“粘合剂”。一方面，它所确立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弘扬人的个性自由与发展，倡导民主、平等与共同富裕，主张社会的广泛参与，消灭阶级剥削与奴役，符合人的价值理性追求公正、平等、幸福的选择。另一方面，党的思想权威不仅表现在它为自身的领导提供了价值合理性，更主要的是它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建构了实现手段的合理性，从而使这种思想权威深深扎根于社会实践的丰厚土壤之中。诸如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党的性质和宗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无不以其科学性和指导实践的正确性，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衷心拥护。
——党的组织制度形成的制度权威资源。党的思想权威只是为党的领导权威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要使这种无形的思想力量变成现实的物质力量，还必须通过一定的中介使党的思想权威转化为组织权威，这个中介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辩证统一。它既是党的组织原则，也反映了党的组织价值观，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正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有效行使，使党的领导权力在本质上，保证了党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员领导干部只是权力的使用者，而不是权力的所有者。在使用权力的目的上，保证了党掌握权力，不是为党谋取私利，而是要借助权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对待权力的态度上，保证了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不是为做官，而是为做事。从而确保了党的领导权力产生程序的合法性权威，权力运行的规范性权威，组织纪律的强制性权威，等等。
——党的领导体制形成的体制性权威资源。如果说，党的思想权威及制度权威为权力的运行提供了规范行为模式的话；那么，这种规范行为模式一经产生，将首先附着于领导者本人。显然，当党的领导权威完全倾向于个人时，权威使用的效能、影响的时限以及对党自身权威的维护都将过分依赖于领导者个人的素质，充满着很多的变数和风险，极易破坏党的领导权威以至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这在党的历史上教训是很多的。现代组织学认为，法人行动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社会创造，在现代法人团体中，以职位组成的结构概念取代了以人组成的结构概念。其结果，拥有权威地位的支配者把权利和资源授予职位，从而避免授予任何个人，自然人只是职位的占有者。这些职位拥有被转让的权威和其他资源。而职位占有者只是利用相应职位所拥有的资源，实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职位目标。这种由职位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领导结构，在党内的表现就是党的组织领导体制。在我国现阶段，国情决定了党的领导体制上的权威，并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选举人自下而上通过权力的层层委托的形式，产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一最高权威机构，然后再由它自上而下地进行权力的层层分配，产生党的各级领导机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党的各级领导权威来自于选举人权力的委托，但是更直接的是来自中央的权威和领导体制上更高一级的权威。但不论形式如何，党的领导体制都以其民主性、科学性避免了权力运行中的变数与风险，有效降低了权力的运行成本，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水平提供了可靠的权威资源保证。
——领导者个人形成的魅力型权威资源。如果把体制性权威比作党的领导权威中一个相对稳定的角色的话，那么在同一角色规定下，却可以形成不同的权威模式。这不同权威模式的形成，就源于领导者个人的魅力（或威信）。概而言之，所谓领导者的魅力主要包括德与才两方面，一是合组织的价值规定，二是合委托权力的能力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从根本上说也只有两项，一是群体维持，也即关系导向；二是目标达成，也即工作导向。前者以人为中心，就是要动员和组织被领导者以形成团体力量；后者以事为中心，也就是要带领群众实现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目标。要做好这两项工作，显然领导者个人威信高不高是关键因素。魅力型权威是党的领导权威的具体物质载体，一方面，党的思想权威、组织制度权威和领导体制权威等总是要通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具体展现；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权威又总是由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的实际威信状况来构成的。
——党的历史形成的继承性权威资源。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具有强大的号召力，是源于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所积累的丰厚的权威资源。党通过自己的历史证明了它是一个没有任何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能够不断克服困难，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党；是一个能够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勇于纠正错误的党；是一个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为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不断努力奋斗的党。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党的领导权威资源，是由党的历史表现而生成的；而当前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又在以其出色的表现不断形成新的权威资源。
——党的领导权威基础是群众的自觉服从。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1]离开了人们的服从，也就无所谓党的领导权威。那么，人们为什么要服从于党的领导权威呢？一般来说，人们对权威的服从，实质上就是出让自己的行动控制权。人们所以要出让自己行动的控制权，是因为他们认为，处于支配地位的某人或某集团与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服从权威会给双方带来好处。不同的是，在一切私有制社会中的统治权威只不过是披着“全民统治”的合法外衣，实质上是搞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而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对这种行动控制权的出让，则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通过权利委托的形式实现的。在中国，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所以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权威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共同权威关系，党的领导体现着被领导者的利益。这就保证了人民对权力的委托是自愿的，对党的领导权威的服从是自觉的。
二、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结构特征及其功能分析
上述六个方面的领导权威资源构成要素，既在形成党的领导权威过程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在相互联系中形成了反映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本质特征、作用方式、存在形态与发展向度这样几对基本的关系范畴，从而对党的领导权威资源进行了全面整合与优化配置。
——权威主体与权力本体。从党的领导权威的本质来看，对权威的服从外显的是对领导者本人的服从，内在的是对领导者所拥有的权力的服从，是对其所反映的组织原则、制度，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的服从。形式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实质上是党的民主的体现，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服从。因为任何一级党的领导权威相对于被领导者来说，所代表的是更大多数人的利益。
这一结构在党的领导权威关系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功能。领导者是行使权力的主体，客体是被领导者；而领导者所行使的权力又源于被领导者，被领导者是权力的本体。其中，权力本体的政治社会化程度、政治参与的途径与方式对权威主体的生成、影响的时限与效能的高低起着基础性作用。而权威主体的生成与作用发挥固然受权力本体的先期制约，但党的领导权威关系一经生成，生成党的领导权威的权力本体就转化为权威关系中的客体，权威主体则开始发挥主导性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党：一方面，既要根据群众的现实条件，遵循群众本身的客观尺度，来确定领导的目的、内容、手段、方式与发展机制等；另一方面，又要按照自身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现实力量，把党的领导的内在尺度运用到群众之中，通过不断提高执政水平与领导水平，以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诸多手段吸引和强化更为广泛和持久的服从，从而实现党的领导的根本目的。
——体制权威与个性化权威。从党内权威的作用方式来看，群众直接服从的对象有两种：一种是体制权威，即具有一定位置权力的组织网络，这种权威的影响力与个人条件无关，谁占有这个位置谁就具有这种影响力；另一种是个性化权威，即领导者的威信。服从指向党的领导体制时，服从源于服从者个人对权力合法性的普遍信仰，当服从者个人对权力所代表的价值观，对产生权力的制度、原则与程序发生怀疑时，不论是哪一个领导者处于这一权力位置，他都会采取拒绝服从的态度。这种服从是建立在理性行动基础之上的，更为稳定、持久和自觉。当服从指向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时，服从是通过领导者个人自身因素的影响力使他人发生服从行动的过程，它更容易使行动的承担者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但这种服从有较多的感情色彩，只有当领导者本人的价值取向合党的价值规定时，这种服从才呈正效应。同时，当服从的对象改变时，它不会自动转移到另一个领导者身上，造成了党的领导权威系统活动的不经济。
体制权威与个性化权威作为党的思想权威与制度权威的具体物质载体，是构成党的领导权威资源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要素。前者以其长久性、稳定性、规范性以及强制性从根本上赋予党的领导以组织的权威；后者则以其多样性、能动性生动展现和丰富、发展党的领导权威。但两者也各有功能上的缺陷。党的组织领导体制的设置是根据实践的经验概括提炼而成的。从时间向度上看，它不是趋前的、动态的，而是静态的；从空间的角度看，这种组织体制又具有排斥性，它不能容纳非规范、非常规的事物。而党的领导所处的外部环境总是在发展变化的，当一些新生事物的合理要求不能被容纳到体制内时，党的领导体制权威不可避免地就要受到挑战。而个性化权威是领导者通过个人自身因素的影响力使他人发生服从行动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和短暂性，很难持久、稳定地吸引群众的服从。
——继承性权威与再生性权威。党的领导权威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继承性与再生性的辩证统一。权威的继承性，一方面表现在，现实党的领导权威是在党的发展和壮大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党的领导权威的继续；另一方面还表现在，领导者一旦处于党内的某一权力位置上，就会自动获得领导的权威。权威的继承性并不意味着党的领导权威是一成不变、万世长存的。如果党不能在新的实践中，有效地保持其先进性和代表性，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体现其领导的权威性，那么党在它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可能失去其领导的权威。同样，作为继承性的权威，领导者只要处于权力位置就会自动获得某种权威；但如果领导者本人，不能有效地履行职权，不能在新的实践中创造性地使用其职位权威，也就很难树立起自身的领导威信，进而直接影响其职位权威的发挥。
继承性权威是立足于党的领导权威的历史合法性，再生性权威则是着眼于党的领导权威的发展可能性；前者为现实党的领导权威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资源，后者作为前者的存续、转换和发展，则是强化和发展党的领导权威的新生长点，两者的结合点是现实党的政治实践。这个结合点既是党的继承性权威资源全面整合，为现实党的全部政治活动提供支持的基础，同时也是党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积累新的领导权威资源的起点，它是随着党的政治实践而不断前移的，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点”。这就要求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尊重历史与立足现实高度统一起来，利用党的继承性权威资源为现实政治服务，同时以现实党的政治实践积累新的权威资源，从而为党的领导权威提供长久的资源保证。
——实体性权威与非实体性权威。党的领导权威作为一种概念，存在于人的意识中，是人们对服从的认同，但党的领导权威又总是要通过一定的载体凸现出来。就载体的表现形态而言，一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意识和组织制度，二是作为有形资源的组织领导体制和领导者个人。为理论阐释的需要，在此不妨作实体性权威与非实体性权威的界分（这在领导权威的实际运作中是很难分得清的）。非实体性权威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是实体性权威得以生成的基础；实体性权威则是作为一种有形的力量确证非实体性权威的存在，并且只有通过它，党的领导权威才能最终完全地展现出来。在实践中两者之所以很难区分，是因为组织制度作为非实体性权威向实体性权威转化的中介、领导体制作为实体性权威确证非实体性权威的中介，是相互交叉和渗透的。表现在人们服从行动的实施过程中，首先指向的是实体性权威，其次才是对非实体性权威的认同。但是在人们服从意识的形成过程中，首先是对非实体性权威的认同，然后才有对实体性权威的服从。
在功能上，非实体性权威通过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形成党的思想权威及制度权威，从而使人们形成服从党的领导的意识并产生行动的需要；实体性权威则通过党的组织领导体制的设置和领导干部的配备，组织、动员和领导群众为实现党的根本目标而奋斗，使人们有了服从行动的对象，从而达成了实施党的领导权威的根本目的。
三、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维护与开发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党的领导权威资源是由党的历史传统、政治思想、组织制度、领导体制、领导者个体以及广大群众等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的复杂系统，对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忽视或损害，都会造成权威输出的功能性缺陷。同时，党的领导权威资源还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党的领导权威资源作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资源、党的政治资源的子系统，一方面，受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和党对其所掌握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控制及使用能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权威又直接影响到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协调、稳定、持续发展，双方是互动的关系。所以，对党内权威资源的整合、保护与开发都离不开外部系统的支持。另外，党的领导权威资源又是在与各外部系统的联系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动态性的特点。因此，对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维护与开发，必须坚持系统的而不是片面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观点，在全面加强党的各项建设的同时，重点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制度建设、领导体制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其一，要大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首先，在教育观念上要树立阵地意识、出击意识和导向意识。必须坚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科学生动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干部和群众不断克服和抵制错误的、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与侵蚀，维护和发展党的思想权威。其次，在教育内容的设置上，要强化理想与纪律教育、权利与义务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党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历史的教育等，使广大群众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提高政治参与的素质。再次，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既要重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更要加强对党员及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
其二，要把加强制度建设与制度的功能开发结合起来，维护和发展党的制度权威。一方面，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着眼于维护与开发党的领导权威，当前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建设必须同时强化两点：一是健全党内民主。重点是建立健全干部的选拔任用及罢免机制、权力使用权限及运行方式的监督制约机制等。二是完备党内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加快，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人民群众在领导干部选任工作中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增强干部选拔和使用的公开度与透明度，实现领导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这既是党内民主发展的要求，也是当前实现我们党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强调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在现阶段民主集中制尽管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其整个构架和制度内的基本关系，是有其科学理论基础的。因此，在民主集中制现有框架内进行制度建设，除了要根据新的实践需要进行具体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外，还必须很好地开发制度本身早已确立的各种功能，如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代表大会的权力生成与监督功能，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制度的规范权力运行功能，民主集中制六项原则对规范党内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民主与法制功能，等等。
其三，要把维护体制权威与体制创新结合起来，使党的组织领导体制始终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如前所述，服从体制权威是现代人理性行动的必然选择，体制权威以其长久性、稳定性、规范性与强制性，对维护党的领导权威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但体制作为以往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概括，对在新的实践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缺乏包容性，总会有某种程度的不适应；而当这种不适应成为束缚新生事物发展的制约因素时，体制自身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甚至被否定。所以，我们党应随着实践的发展，自觉地进行组织领导体制的创新。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党的组织领导体制面临的创新压力，也为我们党构建体制权威，积累新的领导权威资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其四，要把提高领导者的威信作为维护与开发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关键，高度重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党的领导权威资源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既是党的思想权威、制度权威与体制权威的具体物质载体，又是吸引群众产生服从行动的直接承担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领导权威关系就是党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权威关系。在这一对权威关系中，人民群众作为被领导者只是把控制行动的权利转让给了领导者；但是行动作为不可转让的资源，被领导者却无法转让自己的行动。因此，群众行动的结果，不仅依赖于领导者的指令，而且取决于被领导者如何履行指令；而被领导者如何履行指令，则又取决于领导者的威信。形成领导者威信的要素主要包括领导者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能力素质等。从维护与开发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角度出发，要建设一支政治上可靠、思想作风过硬、业务精能力强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在思想素质方面，必须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应该成为党的先进思想的努力传播者，而且应该成为党的先进思想的模范实践者。在政治素质方面，要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服从组织制度权威与领导体制权威的观念。不言而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组织制度权威，以及在领导体制上对中央权威的绝对服从、对上级领导权威的服从和对下级领导权威的尊重，这本身就是对其职位权威的最有效维护。在能力素质方面，必须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的基本能力以及结合本单位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锻炼，使各级领导者具备很强的决策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协调控制能力以及创新发展能力等。
其五，要把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维护与开发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根本立足点、出发点和着眼点。归根到底，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服从，也就无所谓党的领导权威。党的领导权威与群众的服从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共同权威关系。因此，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维护与开发党的领导权威，首要的问题是党必须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键是要保证党的决策与决策的执行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纵观我们党近八十年的奋斗历史，可以得出一条基本的经验，即只要我们党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制定并执行了反映人民愿望和要求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领导就坚强有力，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就高，凝聚力就强。而要保证党决策正确，执行有效，就必须继承和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党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建立和健全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和执行程序，从而使党的领导与时俱进，始终把握群众心理与时代要求，始终掌握领导群众的主动权。另外，在当前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还必须特别重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要从事关全局的战略高度，把它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与开发党的领导权威资源的基本切入点。党员领导干部在党的领导权威资源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损害了党的理论“形象”与组织制度、领导体制的严肃性，直接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权威的普遍合法性信仰。因此，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斗争，不仅要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从法规制度上从严惩处，维护党的制度与体制权威；而且更要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划清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与剥削阶级腐朽落后思想的界限，维护党的思想权威。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2]同时，惩治腐败，与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不仅不会损害党的领导权威，而且只会在斗争中教育更多的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识到党的本质力量，进一步发展党的思想权威、制度权威与体制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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