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历史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在“世界历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广阔背景上，讨论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问题。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了“第一次革命”和“第二次革命”。毛泽东是实现“第一次革命”，从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民领袖，邓小平则是代表了“第一次革命”发展到“第二次革命”的全过程，从而走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伟大革命家。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为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汇入世界时代新潮流的杰出开拓者和规划了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的非凡设计师。在思想文化方面，他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全面基础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的伟大理论家，是向民族肌体注入了强劲的现实主义精神，熔铸中华民族现代文化气质的卓越领导人。正如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到的，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邓小平则规划和实施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设计了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使国家强盛、人民逐步富裕起来。
China has experienced two revolutions.The first revolution,led by Mao Zedong,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China.The secondrevolution,led by Deng Xiaoping,embarked China o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Deng Xiaoping sinicized Marxism and made it the guiding ideology fo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a traditional society to a modern one.Pragmatism,among anything else ,is the essence of Deng's theoretical heritage.
邓小平仙逝，举世哀悼。从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算起，邓小平度过了75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其阅历的丰富，功绩的卓著，建树的广博，人生的完满，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他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毛泽东逝世以后，担当起了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历史重任，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处于低谷的情况下，领导我国人民达到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境界，满怀信心地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在我国现代史上起了十分独特的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认识他的这种地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现代的全部历史，理解中国的现实和它的光明的未来，这是一个极为严肃而重大的研究课题。下面，我想根据中央悼念文件的精神从五个方面来探讨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问题：
一、代表从“第一次革命”发展到“第二次革命”全过程的伟大革命家。
关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毛泽东曾经作过两个概括。第一个概括是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一文中所作的。毛泽东说：“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①]第二个概括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一文中作出的。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②]这两个概括大体相同，略有差别。前一个概括所说的“下篇”指谓“社会主义”，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第二个概括则把二者分开，只谈两次社会革命的关系。
对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邓小平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了新的概括。他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③]与此对应，曾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胜利之后把中国引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实践就可称之为“第一次革命”。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的论述，正式提出了中国两次革命的概念。这个新概括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进行改革、开放、建设的社会变革的深刻性、长期性和对于社会主义命运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指明它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其向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转变为前提的。“第二次革命”的出现，在本世纪30年代是无从预见到的，因而没有包含在毛泽东的概括之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毫无疑义，毛泽东是中国第一次革命的伟大领导人，他对改革、开放、建设作了艰辛的探索，但没有实现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的转变。代表这一转变并使两次革命构成统一过程的是邓小平。在一方面，邓小平代表了这两次革命的连续性。他在第一次革命中长期是重要战略方面的担纲者，是独当一面、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战区统帅，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后来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邓小平的这种地位，使他能深刻理解和珍视第一次革命的基本成果，把它贯彻到第二次革命中去，使第二次革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胜利发展。这些基本成果包括：第一，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根本观点、根据方法”[④]和“精髓”[⑤]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作为革命最基本产物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持执行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⑥]在政治制度方面，他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政体。第三，作为革命领导力量的共产党，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他说：“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⑦]
在另一方面，邓小平代表了两次革命的区别性。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上是极富创造性的，因而也就较为迅速地取得了全国胜利；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建构方面，由于缺乏经验，受到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基本上仍是苏联模式。毛泽东仍然富于创造精神，他想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在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下，他没能获得成功。他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了，并且由于要为失败辩护，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终于把国家拖入“文化大革命”的绝境。与此同时，苏联模式在苏联自身以及其他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也都陷入困境并最终招致失败。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担当起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勇敢探索，开展改革、开放、建设的伟大实践，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创造社会主义体制新模式。第二次革命在这点上，即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建构上，与第一次革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它实现了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如邓小平本人所说，“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⑧]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综上所述：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革命的历史前提，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第二次革命是第一次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对于它的历史局限性的克服和超越，是对于它的真正意志的执行，没有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也就失去意义。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于他代表了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因而是全部中国革命的奠基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在于他代表了从第一次革命向第二次革命的转变，代表了第二次革命本身，他是代表这整个过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及其成功实践，是对上述评价的确证。“一个中心”是执行第一次革命的遗嘱；第一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第一次革命的历史肯定，标志着两次革命之间的连续性关系；第二个基本点——坚持改革开放是对于第一次革命局限性的超越，标志着两次革命之间的间断性关系，标志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二、引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汇入世界新时代潮流的杰出的开拓者。
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产生及其向全世界的扩展，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⑨]古老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被列强的枪炮打开了国门。中国之成为半封建（另一半是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另一半是独立）社会标示出“世界历史”的一个本质——资本主义向外扩张而侵入与之并存的封建国家造成了一系列“亦此亦彼”的中介型社会，中国以这样的惨境成了世界的一部分。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无论被动或主动，亦无论革命或建设，中国必须开放。
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是开放的。这个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早已实行开放的革命，他学习西方，争取各国人民的援助，后来执行“联俄”的方针，直到他的遗言仍呼呈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把开放的革命主张理论化，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它是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战线的伟大的一翼。[⑩]中国革命是后起的，它以俄为师是很自然的，但也因此容易发生教条主义；毛泽东反对了教条主义，确立了“独立自主”的方针，走出了一条胜利的革命之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胜利以后，新中国遇到帝国主义的包围，那时唯有苏联能够援助我们。这又有可能发生新的教条主义。毛泽东试图防止和克服新的教条主义，努力于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中国更加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就有可能走到另一种片面性，开放不力、相对封闭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实际上也真的发生了。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针对这样的片面性，自觉地实行开放政策。如果说第一次革命的开放主要是社会革命意义上的开放，那么，第二次革命的开放则主要是经济技术意义上的开放。第一次革命所实行的开放的理论依据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二次革命所实行的开放的理论依据则是“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的现代化的一部分”。这一论据毛泽东没有把握到而邓小平则真正自觉地把握到了。他强调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1)“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2)
邓小平以世界和中国的关系的科学判断为出发点，揭示了世界新时代潮流的本质，提出和论述了有关开放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包括：关于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到“和平与发展”的论断；(13)关于国际关系格局“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的论述；(14)关于建立经济特区，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的部署；关于计划和市场以及一系列经济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15)从而把经济范畴区分为中性范畴与极性范畴的分析；关于正确地向外国学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掌握一切符合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的东西，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结合，从而真正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结合起来的战略决策；关于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民族独立原则的坚定立场；等等。
依靠这样的正确、坚定、全面的政策，邓小平引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汇入世界的新时代潮流。这就在一方面结束了多少世纪以来的闭关自守状态，利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的物流、能流、信息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使中华民族迅速地发展现代化事业，加快实现全部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保持并日益增长着民族的尊严，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中国的开放和日新月异的进步，影响着全世界，促成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改变，推动了人类进步的事业。韩国总统金泳三称邓小平“谱写了世界历史新篇章”，这个评价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
三、规划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的非凡设计师。
如果我们不仅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革命的观点，而且从中国全部近现代史以至中国全部历史的视角来考察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那就应当肯定，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所规划的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的确是非凡的。
所谓“传统社会”是以传统技术和分散的小生产为基础，从而也就以集中的专制的政治统治为特征，以倡导温情脉脉的等级式的神圣秩序为文化表象的社会。现代社会则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从而也就是以各种形式的民主政治为特征，以倡导多元的、竞争的、平等自由的世俗秩序为文化表象的社会。
由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这是人类的共同进程，但这一进程在各个民族又有多样化的特征。就中国而言，这期间经历着一个相当久长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二元并存的、逐步由前者向后者过渡的发展过程。经过第一次革命，我们先是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代替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然后又进展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历史性的伟大变革，本来是为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制度创设基本的条件。但是，我们在理论观念和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差。我们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说是到了社会主义，但中国仍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二元并存的社会，面临着改造传统社会的严重任务，不但必须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建构新的生产方式，而且必须在扬弃传统社会文化的同时建设现代社会文化。我们有一个严重的误解，以为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宝物，实际上，这一体制不仅缺乏高速度、高效益地发展经济的活力，而且恰能同传统社会中封建主义因素相互融合，成为把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的严重障碍。邓小平总结了我们的历史教训：“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之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而由此造成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16)邓小平指出：要解决官僚主义、封建残余的问题，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必须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让英法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发生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解决。(17)邓小平根据这样的判断，全力推进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社会的全面转型。
由此可见，我们在第一次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并没有真正找到实现这种转型的途径和方法。明确这项任务，找到实现这项任务的道路，是邓小平的重大功绩。他的规划和设计的基本点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速度高效益地发展经济。加快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为现代社会的建构奠定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科学技术基础，并以强劲的社会主义市场力量冲击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再造现代政治和现代文化；相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同市场力量结合在一起，逐步扫除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影响，建造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要注重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实际上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在国内改革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和我党我军的优良革命传统，用以改造传统社会，建设现代社会，有秩序地实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用“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实现阶段性部分质变到全程性根本质变，用“从先富到共富”的扩展战略，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二元并存的社会逐步转变成一元性的现代社会，实现局部性部分质变到全局性根本质变。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整套纲领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必将引导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乌拉圭总统桑吉内蒂称邓小平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在领导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并对现代社会作出基本设计的意义上，在这一设计正在逐步变成现实的意义上，我们能够称他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缔造者。
四、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为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奠定全面基础作出了决定性贡献的伟大理论家。
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着诸多的特点，其中的一个就是，在社会逐步过渡的过程中发挥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并以此为前提而超越了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项特别艰难复杂的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下展开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也就建构起中华民族崭新的理论思维方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江泽民同志在所致悼词中描述这个事业说：“……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这是一个高屋建瓴、全面准确的描述。
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从而建构中华民族新理论思维的事业中，毛泽东无疑是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贡献首先在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如他自己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都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8)其次，他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工作特别是哲学研究工作，不但写出了专门的哲学著作，尤其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一系列著作中，自觉进行哲学分析，解决了各方面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又从而丰富和拓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展现了理论思维的魅力。最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凝聚和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程序性的认识路线和一整套科学的认识方法，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思维的基础。
但是，我们不能说毛泽东已经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就世界范围而言，马克思主义先后面对三个时代主题：19世纪中叶至末叶，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怎样认识资本主义，怎样认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们的一系列著作回答了它；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怎样认识帝国主义，怎样进行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列宁以及其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了它；20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怎样认识二战以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胜利了的国家怎样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人们正在研究和回答的崭新时代课题。这三个时代主题在中国有其特殊表现：第一个主题具体化为怎样认识作为世界的特殊一部分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及其革命变革过程；第二个主题具体化为怎样认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段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怎样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三个主题则具体化为在战后的国际新环境下，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相对完整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必须回答以上所说的三个问题。毛泽东成功地回答了前两个问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邓小平则系统地初步回答了第三个问题，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全面奠基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指路明灯，而且对于认识我国自鸦片战争到下世纪中叶以后现代化实现的200多年间的社会运动过程、规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依据这个理论，我们就能了解200多年间中国社会运动的全过程。它发端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中经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居于主体地位而仍有相当比重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终结于发达的后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社会。依据这个理论，我们也能探寻和概括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例如，我们把上面所说的“全过程”加以研究，观察其间的客观必然性，就能认识到：中国存在着自封建社会解体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必经若干中介性社会的逐次过渡的规律。这与欧洲社会运动的规律是不同的。又如，既然存在若干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二元结构社会（每一个这样的社会阶段中均有资本主义成分），那么，中国就始终存在多种发展可能性，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而从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始终占优的统计性规律。依据这个理论，我们在考察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过程及其规律的基础上，将引伸出一系列哲学结论，从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大推向前进。关于实践指导规律与客观历史规律的关系，关于社会生产结构的中介性与经济范畴的中性与极性的划分，关于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的原理的世界观意义、认识论意义、历史学意义之统一，关于事物的突发性质变和渐进性质变的关系，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对于生产关系的质的意义和量的意义，关于人如何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机制，等等，都在邓小平的理论中深刻地蕴含着。邓小平对于中华民族现代理论思维的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邓小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成熟起来，具备了一个理论家必有的素质；他适应历史的需要，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功为一个理论家。他以70多岁的高龄在理论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曾经描述过我们党所需要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20)邓小平正是这样的理论家，并且是伟大的理论家。
五、把强劲的现实主义精神注入民族肌体，熔铸中华民族现代文化气质的卓越领导人。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伴随着近代以来的政治革命，阶级战争，经济改革，社会发展，中国在再造着自己的现代新文化。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中极为关注中国文化革命与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纲领；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他指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再造过程在理论上的表现。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我只想讨论一下文化气质问题。像一个人秉赋着特有气质一样，一个民族也有自己区别于别的民族的文化气质，它是这个民族文化结构、特征、品位自内而外的集中显现。在毛泽东领导的艰苦伟大的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化风范。后者表现着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远大的革命理想，气吞山河的革命魄力，百折不回的革命意志，前者则表现着它的求实的态度，坚毅的作风，有秩序地进取的方法，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严格自律的精神。这两种气质是相互渗透、相互规定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牢固的。”(21)在现实主义中渗透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反之亦然。如果二者分开，那么，浪漫主义就沦为空想，而现实主义则变成鼠目寸光、无所作为的代名词。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文化的视角看就是浪漫主义对于现实主义的脱离。
邓小平的一项突出贡献是在坚持崇高革命理想的前提下，在民族肌体上注入了强劲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理论内容上，邓小平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客观效果当作我们常说的“实际”的主要之点，从而当作我们思想和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起来了。在实践基础上，邓小平把现实主义精神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包括微观单元分散决策的科学化，宏观调控遵循市场规律的合理化，也包括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从而把理想和实际、全局和局部、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我想，我们民族就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新的基础上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形成和发展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统一的新文化气质。
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特点。美国学者卢西恩·派伊说：“在西方人看来，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中国与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的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犹如白天黑夜。他们难以理解，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式，为什么会有这两种极端的政治文化呢？”(22)实际上，毛泽东、邓小平的关系决非如此简单。毛泽东富于浪漫主义气质，他在巨时空、多变量的战略问题上得心应手，大气磅礴。从主要方面说来，他是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晚年则发生了前者对于后者脱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一种空想论。邓小平重新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并且把这种结合置于新的基础之上。把他的现实主义当作实用主义，这是极大的误解。
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作一个小结。对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要放到“世界历史”、民族历史和革命历史的长河中去判断和评定。我国史学家评价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常褒之为“中兴”之人，“治乱”之人，“改革”之人。邓小平是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兴的伟大人物，他把由“左”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危局扭转过来，引领社会主义重新走上发展的坦途；邓小平是结束“文革”动乱的伟大人物，也可以说是他最终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动乱的局面，迎来了长治久安的新的历史时代；邓小平是伟大的改革家，历史上任何一个改革家都无法同他比拟。但是，仅仅这样说还没有透彻地说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的崇高。因为历史上的“中兴”、“治乱”、“改革”，是在剥削制度的范围内发生的，而毛泽东、邓小平所从事的事业是中国由剥削社会向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转变时期发生的；以“中兴”等去比拟，仍会局限我们的视野。在这个历时长久的中国历史大转变过程中，毛泽东、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是相关联的。毛泽东是中国第一次革命的领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理论思维和新文化气质的奠基者，他的局限性在于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的设计和创造问题。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时克服和超越了毛泽东的局限性，成为把第一次革命发展为第二次革命从而构成完整革命过程的革命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事业的设计师，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创者，成为初步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理论思维和新文化气质全面建构的成功者。毛泽东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引导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邓小平则规划并实施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设计了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使国家强盛、人民逐步富裕起来。两个伟大人物之间的这个历史关系，中国人民已经在实践中确切地认识和体验到了。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②⑩(18)(1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652页，第668-669页，第533页，第477页。
③⑤⑥⑧(11)(12)(13)(14)(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页，第382页，第111页，第370页，第64页，第78页，第126-127页，第105页，第192页。
④⑦(16)(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第217页，第327-328页，第334页，第33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页。
(21)《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22)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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