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贾论文,江南论文,明代论文,子弟论文,文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明清普遍存在的“弃儒就贾”、“贾而好儒”等社会新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已较集中地作了考论，普遍认为，从明中后期开始，士商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以致使两者互相渗透、互相交融（注：见夏咸淳《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的关系》，载《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郑利华《士商关系嬗变：明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蒋文玲《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乔凌霄、梁衍东《明清社会的士商渗透及其影响》，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唐力行《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等等；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有专章述论。）。美籍学者余英时从士与文化这个角度，论证了那个时期士与商的互动或称合流关系，又从商人本身意识形态变化出发，肯定并强调了由日本学者提出的“士魂商才”观念（注：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笔者在翻阅嘉靖、万历时一些文人集子，尤其是在详读陈智超所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之后，深感到历史事实的错综复杂、丰富多样，拟从另一侧面，也即明代后期商贾文人化（注：所谓“文人化”，这里指商贾及其子弟，努力学习并塑造自己的文人文化品格与行为，如作诗、结社、文游及从事其他文化活动。）这个层面，对士商关系等问题作一思考与阐发。
明代后期，士与商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于这种现象似不能一言以蔽之。中国自古就有“君子之儒”(道德之儒)、“小人之儒”(世俗之儒)之分，前者专治儒业，将治国平天下看作人生最终责任；后者却专事翰墨，吟诗作画，结社交游，甚至可以说是诗酒人生。如果给后一种人定位，严格来说，他们不能算是纯粹的儒者，而是具有文学艺术才能之文人。明代儒生学者与文人两者间没有绝对界限，但区别确是客观存在。洪熙年间，大臣杨士奇与仁宗皇帝曾谈论如何看待儒人赋诗问题，杨氏答道：“儒者鲜不作诗，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记诵词章，前辈君子谓之俗儒。”（注：杨士奇：《东里文集·圣谕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这是一种品级上的划分，雷同于“君子”和“小人”儒之说。我国的正史、方志等文献中，大凡有“儒林”和“文苑”之分，那似又一种对文士学者技术上的区分。明代所谓“士少年”，博得一科第之后，方弁髦弃之而后学诗、钻研古文等，否则被视为“山林之士，不事科目者耳”。科举与文学分道而驰，这又是实际生活中两者有别之佐证。当然，明代几乎所有文人，包括商贾及其子弟从文，无不由学儒起步，一开始就将追求功名看作他们共同的价值准则和人生最高境界。但因为仕路狭窄，或其他种种原因，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与最终结局南辕北辙。明代后期，商人及其子弟中的文人学士，既有顺利出仕，做了高官大僚的申时行、许国、汪道昆等等；更有放情诗画，不计其数的布衣文人，如下文将提及的吴敬川、童佩、沈明臣、方用彬等等。
明代儒贾关系，讨论已经较为圆熟，但商人与文人关系，商人为何、如何转向于文，学者虽有所涉及，却尚未深究。《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一书的出版，刚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具有丰富细致资料的个案，七百通信件之得主——方用彬，正是商人与文人双兼的典型人物。从他出发，推而广之，对明代后期商贾及其子弟文人化问题作些探讨，或可窥视当时商人的另一面相，以及商贾队伍的变化与晚明商业、社会文化等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无意以一点或一些点来概括商人全貌，只是希望通过对某些个案的深入探讨，多侧面地来考察商人，更透彻地剖析当时商人与文化关系。为叙述方便，本文只限于江南区域（注：这里“江南”指安徽以南地区即徽州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范围之中。
一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七百通手札，所提供的虽是方用彬其人其事的多方面碎片，但若将其串联在一起，一个文人商贾生动鲜活的生活画面即呈现眼前。七百通手札，经陈智超先生的精到考释，可知方用彬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八月，卒于万历戊申(三十六年)四月(公元1542—1608年)，是一商人子（注：据陈智超考察环岩《方氏族谱》后的说法，“方用彬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见《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以下简称《手札七百通考释》)《方用彬及其亲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页。）。本人与族人又共同开有店铺和典肆(有几座抑或只有一所综合性的铺子，材料没有明确记载，尚待进一步考证)，亦一活跃的铺商。
方用彬祖父辈就是商人，经其叔祖兄弟三人的合力经营，家境已很富有。到他父辈，承袭祖业，仍在淮扬一带经商，家业愈益昌盛。（注：均见《手札七百通考释·方用彬及其亲友》，第2页。）方用彬大约二十来岁，已经主管家庭经济，至迟三十多岁，即主持典铺生意（注：从方尚赟嘉靖四十三年和方大治(大治死于万历六年)的信、吴守淮万历三年至六年的帐目中得知，他们在用彬二十三岁后就与之有借贷关系，当然，前者可能只是私人借债，后二者应该是典铺贷款或有其他商业行为了。见《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一一八《方尚赟》，第1011页；火册三一《方大治》，第901页；火册一一四《吴守淮》，第1008页。）。五十出头，其店肆颇成规模（注：被人称为“宝店”、“宝肆”等等，见《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一八《许沆》(第889页)等信。）。除典当外，又销售墨、砚、香、笺等文化商品（注：《手札七百通考释》月册六二《赵敦夫》、六四《佘翔》、金册一三○《程本中》等信，第394、396、696页。）。
在这样一个富商家庭，尊长给用彬一代子孙取名用文、用彬、用义、用仁、用俊、用仕等，故而方用彬与其他堂兄弟一样，来到人世伊始，就被寄予了成就文才的希冀。以后他不孚厚望，朝着父辈为他设置的既定目标施展人生。
方用彬二十多岁，已在诗学上略显才华。经朋友之叔介绍，他结识了长期为官、暂时家居的乡里大人物，即当时的文坛领袖汪道昆，道昆对用彬颇为赏识，劝其“折节为儒”。用彬说：
用彬不敏，又恶能儒？籍使纷如为世儒，世儒安足为也。今少主即位……诚愿从先生往受业成均，进而窃睹万乘之尊，百官之富，郊庙朝会之典，公车召对之仪，退而治博士诸家之言，友天下之士，于余小子足矣……用彬不敏，夫子顾策之舍业为诸生。乃今得从胄子相周旋，幸矣。（注：汪道昆：《太函集》卷三《赠方生序》，录于《手札七百通考释》卷首。）
初出茅庐的方用彬（注：此事发生在汪道昆第一次家居时，即嘉靖四十五年稍后，时方用彬二十五岁开外。）已流露出不甘于世儒，想为人上人，当高官大僚，或在天地间广交朋友，做自在人之意愿。也正是汪道昆，将他引领进了文事之门。汪还主动为他讲解学问，用彬成为道昆一门生。以后他一直在汪的引导和影响下行事。
经过一番努力，方用彬兄弟中有四人，通过“贡监”或捐资的“例监”，成为国学生。用仁等其他人后来的仕途如何，无法详考。用彬很可能是通过捐资，成为国学生，但以后的仕进却十分坎坷，屡试落第。不过，这并未使他一蹶不振，同时他也不甘皓首穷经，而走上了另一条人生之路。方用彬以写字作画、赋诗篆刻来消磨光景。在汪道昆家居期间，他加入汪支持并组织的丰干诗社。此后，一边经商作贾，一边倾心于诗画酬酢、图章创作，放情于策杖交游，徜徉云壑。他自己赋诗，也向许多友人，其中不乏公卿贵人、书画家、鉴赏家、诗作家征诗，编成了如《燕台骧首卷》、《瑞麦颂》、《瑞芝馆诗》、《美人画兰诗》、《回生诗》、《竹里卷》、《黟江赋》及《豫章游册》等诗文合集。并为人书写匾额，亲治印章。又寻获种种机会出外交游，在当时交通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车辙马迹所至，有北京、南京、杭州、祁门、泾县、宣城、广东、苏州、无锡、武进(今江苏常州)、靖江、仪真(今江苏仪征)、萧县(属徐州)、武昌、麻城、南昌、大庾(江西大余)、开封等地。方用彬也与南京名妓马湘兰结交，并互有诗作酬答相赠，其中隐含着缠绵的文化意韵。中年以后，他诗画等才艺日臻成熟。友人称用彬诗“佳句格高韵胜，已登妙品”（注：《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一五一《汪民中》，第718页。）。称其画：“枝枝法古，须苏长公梅花翁见之亦退三舍矣。”（注：《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三三《汪建功》，第543—544页。）其字与刻：“妙甚……白云源(似为一篆刻名家)规模不过如此。其间字画之均匀，镌镂之精绝，又在高手运移之巧，非区区所能尽也。”（注：《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一○五《方大治》，第659—660页。）其名声：“交游半海内，声誉满长安，操觚士咸喁喁向风，争趋附焉。”（注：《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九八《吴一洪》，第639页。）还有说：“先生名世硕望也，犹如骊珠媚于溟渤，良璧韫于昆丘，神光炫耀而不可掩，望之而不可即，徒令人艳慕之而醉耳。”（注：《手札七百通考释》木册四五《胡仁广》，第770—771页。）这些赞语，因为出现在直接给他的文字之中，所以不免有当面吹捧和溢美之嫌，但用彬的多才多艺，在当地享有的崇高社会声望，清晰可见。与他结交的四百多位人物中，虽有方氏族人、高士名臣、宗藩世子和生意中人，但按其身分特征来看，无论是高士名臣还是宗藩世子，大多是文坛之人。更有不少为布衣文人，据粗略统计，他们人数约有165左右(有些身分不明者，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外)。他们大多与用彬趣味相投，或工于诗画，或长于篆刻，有的还精于文物古玩鉴赏。
这七百通手札尽管是出于别人之手，但细细品味，仍能从中见到方用彬本人之生活态度与人生轨迹。一个商人为何如此热衷于文化活动，自有其特殊的动机与态度。
(一)扩大社会关系、提高社会地位
方用彬与社会上许多人一样，极其尊崇科举与文化，由此，也认同上层文人与士大夫的价值与审美观。要与上层相交，如拜在汪道昆门下，与汪氏二仲(道昆一亲弟一从弟)过从密切，加入丰干诗社，向黎民表学习书法等等，无不要求本人首先具备相当的文学水准和诗画才艺，有了这样的条件，才有攀高本钱。方用彬本人赋诗、向众友人征诗，并将之合订成集。他编的合集中有如《燕台骧首诗》、《瑞麦颂》、《回生诗》和《美人画兰诗》等，《燕台骧首诗》，是《燕台骧首》画卷之配诗，《燕》画为用彬“借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及求千里马之故事，画一天马昂首于燕台之前以自喻”，其中显然也含有作者对统治者贤明政治的期盼与肯定（注：《手札七百通考释》日册七《周良寅》，第44页。）；《瑞麦颂》，是对灾荒年景下歙县知县彭好古美政的歌颂，这样的主题，当时得到许多士人的热烈响应（注：《王有道》信中说，方用彬出面组编《瑞麦诗》，“士人无不称诵”，见《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一三六，第702页。）；《回生诗》是用彬借泾县知县张尧文起死回生之事，请朋友各抒其见，各吐情怀；《美人画兰诗》是他与马湘兰的酬酢，晚明时期，士大夫与文人挟妓赋诗是一种时尚，名妓更与士大夫息息相关，何况马氏又是南京当时最著名的妓女之一。征编这样的诗集，既是利用文人的才华，做向上靠拢的媒介；又是以丽情佳句，作对广大文士学人的吸纳。他富积藏书，内有古籍善本，诗篇法帖，除个人阅览外，还借与他人，以利周围人编书著文之用。（注：据《手札七百通考释》中的一些书信记，朋友们常有向方用彬借阅书籍的行为，如借《汉书》、《说文》、唐诗、《白雪楼诗》及有名的法帖《黄庭经帖》，其中还有善本书，说明方用彬藏书颇富。）此外，他的交游，既有文酒聚会、仪礼馈赠，又有与同伴宝物互鉴。种种文人行为，无不帮助他扩大社会联络，增强人际关系，使他“交海内之英”，成“名世硕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商人，却受到各种人物的敬重，这正是他文化行为所想要的良好效应。
(二)自娱和娱人
方用彬从小多才，聪明而有悟性，青少年时已能诗画，且工于隶书，行文事乃是他的喜好。成人后，他不仅有资金(业商是其资金来源)、有余时(商店非他单独经营，是与族人共同负担的)，也有充分的生活空间，来玩味文化。再说诗画本身就有自娱、“闲吟”和酬酢之功能。从保存、爱惜这些书信的行为看，也可知他对文墨等的钟情，用他自己话语说：
余固珍袭，喜其华藻，故片楮不遗……吾且贮之笥中，异时传诸后代，使之知余生平重交谊、宝翰墨之谆切如此。（注：《手札七百通考释》卷首《方用彬识语》，第1—2页。）
手札中多有对他文事和作品的赞誉，无疑，他是将此看作自己人生价值的体现而爱不释手，并加以珍藏的。
他在家园竹里馆（注：唐代诗人王维有著名的《竹里馆》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展示了一种清幽绝俗的意境。方用彬以“竹里馆”来命名自己的书馆和诗集，体现了他向往并追求高雅、超然脱凡的审美态度，及热衷于自我陶醉的生活情趣。）中特意建造起一所玲珑别致的“清音阁”，那阁“窗间四顾之美，玩之不尽，会作四图以纪之……”（注：《手札七百通考释》水册二○《吴极》，第822页。）着实是一处景色优美、似可置身于世外的幽境地，方用彬和他的友人们在那里放情诗酒，醉后挥洒，更达到趣致天然之境界。他的朋友邬佐卿在信中说：
足下日坐竹里馆操觚染翰，咏荒柴于辋川，采芙蓉于芳渚，大愉快哉！（注：《手札七百通考释》日册三三《邬佐卿》，第349页。）
道出了他在这一空间由舞文弄墨带来的真快活。他还以竹里馆为题，编成一诗集，并将此送人。朋友黄乔柱浏览后说：
承示《竹里馆集》，得观名贤琰翰，足以发公之壮节虚心。
“足以发公之壮节虚心”，说明他编著《竹里馆集》，出于他本人审美娱悦之需求，也为抒发其想言欲吐之情思。
他又以《黟江赋》(黟江为用彬号)、《兰皋诗》(兰皋是用彬别号)和《豫章游册》(以出游江西为命题)为名，自题或请朋友赋诗，这些集子具体内容不详，但以其号和出游地命题，其中必有他自陶自得的真性情，又有朋友为他而作、供他行旅中“闲吟”的真友谊。比如，僧人白足有送行诗曰：
豫章千里别，祖帐石城西。心事应难尽，杯传岂转迷。帆开吴树迥，舟入楚云齐。两地相思月，愁听猿夜啼。（注：白足：《赠方元素卷》，《十百斋书画录》，录于《手札七百通考释·卷首》，第10页。）
方用彬本人留下一诗，也可从中窥见其娱悦性：
芳园佳丽百花明，山拥春湖片玉清。多少亭台看不尽，偏从洞口听棋声。（注：方用彬：《题坐隐园》，《坐隐先生订谱》竹部，见汪廷讷《坐隐先生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8册。）
因方用彬“端居多暇，富于制作”，故他的成果“藏之名山，副在通都”（注：《手札七百通考释》月册一一三《梅台祚》，第474页。）。方氏时常为人题诗作画。如上述黄乔柱，交用彬木扇四握，请“援笔以为仆橐箧之光”（注：《手札七百通考释》月册三四《黄乔柱》，第352页。）。方用彬经常有诗画或亲制印章馈赠朋友，以此来款待和取悦别人。友人称：
赖老丈图词并丽，情惠特浓，藉以承颜于膝下阶前，而光彩顿生门户。（注：《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一三《吴文龙》，第514页。）
另一友人徐即登信中言：
远辱佳制，骈锡种种奇妙，展玩如入宝山，应接不暇。（注：《手札七百通考释》日册八二《徐即登》，第230页。）
用彬赠诗扇，友人称：
前承诗扇，清风习习怀袖间，尚俟和报。（注：《手札七百通考释》日册九○《汪大成》，第245页。）
正因为他多数文化行为出于自怡和娱人，所以他的文艺创作刻意追求美感，内容与社会、世事并不丝丝相扣，有些与商业、市场也毫不关联。
(三)以文促商，以商养文
七百通信中，应该说反映方用彬经商方面的内容十分有限，他的文事与商业之关系，他的理财思路，哪怕是一点经商的智谋，在信中都表现得十分隐晦，然而，商业毕竟是方用彬稻粱谋和文化活动的主要经济来源。尤其是晚年经济生活富裕不再时，他不得不重视商业，清理债务也变得异常峻切，其“里中俗态”多有自然表露（注：吴守淮手札中抱怨方说：“昨承顾嫚甚……何得更烦盛婢过舍喋喋也？即朋友有无相通，此亦人情之常，作此里中俗态何也？”《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二八《吴守淮》，第898页。）。那么，他的文化活动究竟怎样与其商业联系，并对其商业产生影响的呢？
1.扩大了销售、借贷面
他经营书画、笔墨、砚笺、印材、香和一些饰品等的销售，也收购贩卖文物古书、字帖图章。每次出游，他都随身携带这类物品（注：见上揭书，日册四一(第142页)《徐桂》信说：“佳砚一归管库矣，一留友人处，当以直上。”知方用彬此行带售砚；月册三五《张正蒙》、六二《赵敦夫》等信中都讲到方带售墨及其他商品事。）买卖。朱宗吉提到用彬商事，说“近日闻足下小试陶朱，玩弄造化，其所得墨迹画帖，日益富矣”（注：《手札七百通考释》月册一○二《朱宗吉》，第451页。）。而这些“日益富”了的“墨迹画帖”，其交易主顾分明均为文人墨客，所以在他的交游、结社和其他文化活动中“玩弄造化”，必定是觅得了顾客，打开了市场，扩大了商品销售和收购面。此外，在他的典铺中，亲朋好友图个方便，纷纷前来“有无相通”，一来二往，拓宽了铺子的借贷面。
2.提高了商品的文化品位
方用彬本人或四处请人，多半请知名人士，在扇子等文化用品上题诗作画和钤章，或直接出卖名人高士题作的诗集画册，等等。对自己的卖品如此精细地加以人文粉饰，无疑是为了抬高商品的品位，使其文化价值和收藏价值都大大胜于一般。但作为一个商人，他显然也有为获得更丰厚利润的动机。从用彬能诗善画的同乡吴万春信中得知，用彬还出售朱曰藩等名人之字，吴说：
兄携来射皮字并姬水字五张，不识其价几何？望赐示。（注：《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六四《吴万春》，第597页，据陈先生考证，射皮为朱曰藩，姬水似指黄姬水。）
对于两知名人士的墨迹谈数论价，分明是将此作为名贵商品，售于识货之人，从而摄取高额利润。
3.推动了文化市场交易
经常有顾客持书画或工艺品到方用彬铺子求当，如方大汶手札中说：
海云画二幅，内一幅抵换绿绢，一幅烦当银壹两……（注：《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八○《方大汶》，第968页。）
俞嘉訒以手卷一个、马尾帽一顶及弓箭等向方用彬乞当银子若干（注：《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六五《俞嘉訒》，第953页。）。汪弘泽持画卷来问价，说是：
近一相厚者以画卷托为雠易，且不欲售敝里诸家，我以公高人，又擅一时赏鉴，故尔奉去。价请尊裁……（注：《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一二二《汪弘泽》，第685—686页。）
汪道昆族弟道会，极喜把玩、收藏文物古器，很可能也经营这类买卖，他时常请用彬鉴赏物品，在信中他邀用彬说：
近得一研(砚)，大是世间希有之物，何日来一鉴赏也？（注：《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七四《汪道会》，第612页。）
由此可见，方用彬必定是鉴别文化用品真伪、优劣的行家里手。他能凭借自己对文物古器质地、形状、风格、款式等的实物现状与历史源流的透彻了解，或以其对古今一些书画家个人画风、书品等背景资料和专门知识的娴熟，外加长期积累的文化商品交易的丰富实践经验，对货物进行准确判断和鉴定。通过鉴定，这些物品方能取得较合理交易。他在这方面之造诣，不仅对本家生意有所裨益，而且对当地市场的文化交易也有一定推动力。
4.在市场确立了本人的尊崇地位
正因为方用彬熟识文化市场，所以同伴友人购置物品，常请他作参谋或指导。田艺蘅“买素册叶，烦公指南”（注：《手札七百通考释》月册一○《田艺蘅》，第299—300页。）。陈筌说：
敝县张父母命生为买《史记》二部，或题评、或苏刻俱可……其价已在来人带上，惟望足下指引，价听裁，不敢求遍宜，惟得书惠下感感……其书如铺中未有，烦于相知者多方一觅之尤感感。（注：《手札七百能考释》木册五七《陈筌》，第789页。）
吴守淮连“小价入市籴米、铸镜、买席”都“烦尊使指引”（注：《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七二《吴守淮》，第605页。）。吴维城谋教馆，也请用彬“多方为生一图”（注：《手札七百通考释》金册三一《吴维城》，第543页。）。可见方用彬因其在文化方面的声誉，在当地市场已确立了尊崇地位。
综上所述可见，方用彬是明代后期商业与文化合一、商人与文人双兼的人物。他似可看作“士魂商才”之典型。但是，从其频繁的文化活动和对赋诗作画等的酷爱中可见，他真正的兴趣在文事，在潜意识里，重文胜于从商。充其量，他只是一个以商治生而实则以文度日之人。作为一个商贾，方用彬将许多金钱、精力和时间用于文化活动，有时出游时间达数月之久，置办礼仪耗费巨大。交游是各种活动中化费金钱最大的一项，因而其族叔方弘静评价他说：“余侄用彬好游，家故饶也，而以游贫。”（注：方弘静：《题黎秘书书陶诗册后》，《素园存稿》卷一八，转引于《七百通手札考释》卷首，第11页。）交游使他最终走向贫困，以致不能发展商业。重文，也使他的儿孙重蹈其覆辙，谋得个把诸生后，科举上无所进取，更毋谈振兴商业之事，以致使家业败落。
二
从以上新发掘的资料和分析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明代后期一个商人——方用彬文人化的大略情形。但方用彬绝非商贾中的另类，其所作所为在那个时代亦不属个别现象，可以说，明代后期徽商和江南其他商人中方用彬现象相当普遍。
(一)明后期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
对富商大贾颇有赞词的李维桢(公元1546—1626年)，却严肃批评过徽州商人的诗作。他说，“晚近世称诗不本于天，而以人从事”，特别是新安贾人“有强造，有偏嗜，有摸拟，有蹈袭”之诗者，他们“善贾用，以贾名，未窥六甲，先赋五言……而或倩他人手，连篇累牍，盛托叙赞，以
人耳目”（注：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一二九《天许楼诗题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2册，第639页。）。这一席话从反面提供了那里商贾热衷于诗词创作的信息。袁宏道也谓“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注：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一○《新安江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61页。）。“算缗料筹者”应该多为商贾，或商人家庭中人。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人的精神世界中，诗的地位一向是最高的。这两条史料足以证明那个时代商人(尤其是徽商)中的文事颇盛。
首先，在方用彬周围、与之有通信关系的约计40人左右，是被明确记载为商贾或有商贾背景和商人家庭出生之人(其余人中是否还有此类人，尚待考证)。他们利用商业得来的资金，从事种种文化活动，他们不仅端出了文人的架子，而且具备了文人气质，有了相当的文化造诣和业绩。如著名的制墨人方于鲁：
字建元，新都人……父时通公贾江陵，建元江陵产。生有异质，慧性天妙，识玄洞微，综览经史，尤精物理……束发慕向平、禽庆、贺监、李白之为人。尝入蜀，登高唐，观望巫山云气，寻荆王、宋玉故迹。临邛僰，出夜郎，吊碧鸡金马……吟啸太白酒楼，取一桮南向酹地，直欲呼昔人而与之激昂千古，麾斥八极。久之以病归。时通公用贾起家，建元手挥数千金，散给穷交宾客，家遂就落。益务读书谭艺，诗调清远，方驾唐人。汪伯玉司马招入丰干社，尝以端午日集同社泛舟丰水之上……建元又善制墨，妙入神品……词林宝之，不啻圭壁。（注：屠隆：《方建元传》，见《方建元集》卷首，引自《手札七百通考释》，第945—946页。）
出生于商人家庭、本人又弃儒攻墨的方于鲁，开过墨店，做过买卖营生，但是他热衷于读书谈艺，泛舟交游，所做一切，不为利厚，而为名高，俨然一种文士气度。
又如方道成，据其手札言：“……向在湖阴赋就……闻诸公之诗皆已梓行，固无俟于貂尾之续。兹因九深家叔过云间，特录赋上，惟冀清鉴，庶几玉石终不相乱也。”陈智超先生考释：“方道成……从函中知此人行踪不定，前在湖阴(今安徽芜湖)，后在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似为商人。但道成能诗，用彬请其为所编诗集赋诗。”（注：《手札七百通考释》月册五二《方道成》，第385页。）再如：
吴治，字孝父，溪南人……少习举子业，不任局束，弃而走父所为贾。父殁，遗资买茜数百石南来一挥金陵子，垂橐而豪举之名噪白下矣。性善鉴古鼎釜樽彝、法书名画之属。常游公卿间，伉率不韧而不及私，故诸公卿坦重之。北走汴宋燕齐，南走吴越闽浙，西走楚，直抵蜀，游峨眉以归。（注：万历《歙志》传卷六《士林》。）
及与方用彬均有生意往来的鲍士端、吴万春，他们本身是商贾或商人家庭中人，但又都是诗人、画家。据宗谱载，鲍氏“嗜学能诗”（注：《棠越鲍氏三族宗谱》，见《手札七百通考释》，第596页。）。吴氏，“聪明，工画花卉翎毛，信笔俱佳。而山水挂幅，纵横任意……又颇能为韵语，题之不浅。登临之兴，每有韵士访之，则须盘礴时，亦遂辍笔，携杖头钱，不东走问政，则西往水西，频频不厌，亦快士也”（注：万历《歙志》传卷九《文艺·艺能》。）。还有书贩魏氏兄弟：
魏之璜，字考叔，上元人。少孤贫佣书，遂通晓诗文，以书画知名。（注：康熙《江宁府志》卷二四《人物·孝义》，引自《手札七百通考释》，第797页。）
魏考叔之璜、弟和叔之克，工山水，笔法秀美，姿颜软媚，有不胜罗绮之态。此皆近日行家以画名者……（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画事》，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6页。）
离开方用彬的圈子，稍微细心浏览一下这个时期的大小文人集子和地方志书等，就可以发现，凡有商贾家传或墓志铭的，关于这类人(称其为儒商或文人商人都未尝不可)及其文事活动的记述亦频频可见(尽管每一个体的记载都较简略)。徽商中这方面的事例最为可观。据汪道昆《太函集》记，歙县商人孙文郁：
处士(文郁父亲)命长君儒，长君儒矣。未及卒业，长君薄为儒，举宗贾吴兴，率用积著起。于是处士命长君贾，长君贾矣。未及化居，长君薄为贾，怃然叹曰：“使吾以儒起家，吾安能以臭腐为梁肉；使吾以贾起富，吾安能以质剂为诗书”。会诏下大农，长君以赀籍礼部，诚愿以缝衣入上国，不愿入官。归而喜称诗，凡诸五言、七言，莫不立就。喜购古器，凡诸盘盂彝鼎，莫不具陈。喜结客，凡诸博雅君子，莫不闻名。喜游，所至名山大川，莫不登临周览。居乡善事不佞若江方伯民璞、程太守德良、王文学仲房、方孝廉元焕；客游善事徐方伯子与……命二竖子习吴歌，杂以越调，客至辄援笔为新声，授二竖歌以佐酒。（注：汪道昆：《太函集》卷五○《明故礼部儒士孙长君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7册，第608页。）
歙县丰南商人吴良梓：
字长公，生嘉靖壬午……曾祖积顺公乃以贾起家……父自请公以盐策游荆襄间……寻父客卒于舟，家徒四壁。余适有管鲍之遇，往来吴越齐鲁燕赵之都，出入布帛盐策之场，十有五年……雅好小诗，虽不能追名流取声当世，亦足以畅幽情、涤烦襟也。（注：《丰南志》第九册《附自序》，录于张海鹏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447页。）
另一歙商郑孔曼(嘉靖二年生，万历三年死)：
字子长……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褎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著骚选近体诗若干首，若《吊屈子赋》、《岳阳回雁》、《君山吹台》诸作皆有古意，称诗人矣。（注：歙县《双桥郑氏墓地图志》《明故徕松郑处士墓志铭》，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2—443页。）
出生于商人世家的休宁吴子玉（注：据吴自记，不仅其父是商人，而且家族中几代人均经商，可以讲他出生于商业世家。见《大彰山人集》(一名《吴瑞榖集》)卷一七《余母詹太孺人九十寿序》；卷四三《家行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1册，第461、738—743页。），更是这一类型中人物：
广文吴子玉，字瑞榖，茗洲人。初孤贫，嗜学，母机杼课之，过目成诵。童年试郡邑，辄阑入左氏语，主司惊异之。尝数百里负书踏雪从师，与程辰州同笔研。年十七即主师席，以古文、诗词重缙绅，凡监司守令咸折节之……行谦退应聘修纂有《白岳志》、《郡志》、《金陵人物志》……自著“瑞榖诗文”二集十二论，《茗洲吴氏家记》数百卷……文最尔雅，诗多骚语。汪伯玉、刘子威、王元美皆盛称之。（注：万历《休宁县志》卷六《人物志·文苑》，东洋文库藏本。）
吴子玉虽然晚年做过儒学训导，入过史馆，并卒于任上，但从其大半生行迹来看，将他看作自在自为的文化人似更恰当。前文言，李维桢对一些商人诗颇有成见，但他却赞扬了友人——新安商贾汪九睦《天许楼诗》的率真，他道：
君诗根于性情而润色之，事理不能违古人，而格调不欲类今人，宁瑕为壁，无赝为鼎，和以天钧，中于天籁。余故曰，君之诗亦天所许也。（注：《大泌山房集》卷一二九《天许楼诗题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52册，第639页。）
显然，在汪氏身上已展现了一个民间诗人的意味。
江南其他商帮中如是现象也不乏见。时人严果笔下就构画过好几个不知名，却也具有这种气性的洞庭山商人，如吴敬川，严氏称：
敬川存无射之心，高不二之行，敷之舆论，检镜所归以谋生，不无废著为业，乃其心则旷然玄远，不局脊于世氛淟涊。即所居旅邸，亦自是萧间雅静。楼之中列图书玩好，而楼之下蕃植花木，以陶写性情。客至则留连觞咏。若是虽不以富贵、任侠称雄长，而谓之笃行君子……是非不贾，贾而贤，贾而与士君子游，混于贾，而超于贾。（注：严果：《天隐子遗稿》卷八《吴敬川先生五十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1册，第117页。）
著名的浙江龙游书商童佩(他长期在江南活动)，文学家王稚登描述其人说：
童君名佩，太末人……太末人非厚富不能田，童君乃从其父为书贾人。父娶吴女，生童君，童君遂作吴音，行迹亦多在吴中。买一舫不能直项，读书其中，穷日夜不休。为诗皆性灵，读之萧萧有云气。特不善修形骸，人知者知其人，不知者知其诗，甚即白眼视之，蔑如也。其书，帆樯上下皆罗列。手一编读罢即投置他所，不复归旧箧，故其书漫甲乙次第。人来售又不耐检校，悉弃去。每慨世人不能读古书，见一奇士即授之，玄篇奥帙往往零落不存。性嗜山水，闻武夷山色佳，便囊糇远游。（注：王稚登：《王百榖集·金昌集》卷四《童君传》，《四库禁毁书丛刊》集175册，第44页。）
有些城市铺户也表现出浓重的崇文倾向和一种率性、超然、与文士交流融通的文人气派。著名学者何良俊曾这样描述一个南京上元县李姓的丝绸铺户：
君讳昌，字本荣，别号松村……遂徙居于都城之武定桥里中……数延名师，儒教子孙，使读书知礼。长子谦补弟子员，资以金帛，使交四方贤俊……(李昌)日惟与故旧置酒高会。遇风日和美，辄肩舆返故丘，寻松冈村佳处，壶
自随，上下冈阜为乐，有超然遗世之意……一时荐绅先生……皆折节与李君交。诸荐绅之与四公友者，闻四公之道李君贤，又皆折节愿与李君交，由是李君之门多长者车辙矣。李君喜读书……始观李君，盖退然质鲁人也，然能通识古今。其在荐绅坐，有言及汉唐事者，君能辨说首尾，无毫发遗。（注：何良俊：《何翰林集》卷二三《李松村生圹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2册，第185—186页。）
此外，明代，尤其是后期，山人盛行。不少山人出身于商贾家庭，或本人就是商人。山人即是以诗文、书画为工具，并不断交游、流动，以获得“幕修”或赠与为主要目的文人群体的一支（注：参阅张德建《明代山人文学研究》一书，韩国新星出版社2003年版。）。商人及其子弟成为山人，是商人文人化的又一方面明证。那个时期江南一些较知名的如沈明臣、王寅、吴守淮、詹斗文、屠隆（注：屠隆曾任过礼部主事，但在万历十二年革职为民，革职后也加入到山人行列。参考《明代山人文学研究》和《手札七百通考释》等书。）、詹嫮之流，都是由商人子走上山人道路的。如沈明臣：
字嘉则，四明(今宁波)之栎社人。以文行高东海，称栎社长……先生为人高朗洞达，父文祯贾侠用，贾败，而先生起穷巷，从里中授诸生业，乃独喜为声诗……好廓落大节，风流自命，慕谢安、王猛之为人，慨然思以功业自见。时亡有能用之者，闳放之气一发之于诗歌……世庙时东方兵兴，督府尚书胡公辟置幕下。（注：屠隆：《由拳集》卷一九《沈嘉则先生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0册，第649—650页。）
汪道昆在评价沈氏文化业绩时说：
明臣数奇卒弃博士易事词赋。时诸沈毕事词赋显者四人，黟侯津、庶吉士一贯、孝廉九畴，而明臣老布衣，名籍籍出三人上。（注：《太函集》卷二八《沈文桢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7册，第369页。）
可见他文学造诣之高。詹斗文，有人描写他：
祖父贾齐鲁间，山人遂从齐鲁受师，业儒术，然齐鲁儒术卒莫能逾山人。山人好先秦、两汉文，尤嗜唐律诗。荐绅大夫争与山人结交谈诗文，每推毂山人奇才……鲁王大奇之，欲上之朝，爵以官，山人谢曰：“官则守法，趋绳尺寸苛矣，孰若邀游江湖山谷、往来鲁徽乐邪！”竟归歙不就……惟任性适志，不崇饰衣冠言貌，非深知者莫识。山人殊奇逸迈，不可驾驭，犹之千里之马，自任驱驰，不猥猥为人役趋。（注：方承训：《方鄈邖复初集》卷之三二《詹山人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8册，第197页。）
也有本人既是商人又作山人的。如马电：“布衣，隐于商，能诗善书画……”他著有《游梁记》（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诗学》，第284页。），又善画山水大幅（注：《客座赘语》卷九《画迹》，第285页。）。另一山人有诗称他：
商隐习舻艘，酒德胜杯斚。篇诗出清恬，容止具安雅。生倚乞画人，死有负薪者。痛无弥天力，遗孤庇广厦。（注：俞安期：《翏翏集》卷一○《马元赤》，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3册，第93页。）
还有年青时做过商贾的闵龄，人称他：
……殆长，卓荦不群。业儒，鄙于占毕章句；习韬钤骑射，又谓非太平美事。乃挟重资，侠游江淮间，喜狭斜行……弃而工诗，垂数载，诗名籍甚。所交皆荐绅贤豪，递相倡和……（注：朱之蕃：《闵君传》，见《我宇集》卷首，引自《手札七百通考释》，第664页。）
用彬族叔方尚赟，家中开有店铺，本人也是当时当地著名的山人。
以上列举这些商人或与商有渊源之人，都表现出文人化倾向。尽管其投入程度有所差别，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文化修养更不可同日而语。有的已达到了高雅的境地，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方于鲁、吴子玉、沈明臣、方用彬是也。有的舞文弄墨，虽并不曾追名流取声誉，但却达到了畅幽情、涤烦襟，陶冶性情之目的，如孙文郁、吴良梓、吴敬川等即是。还有许多只是附庸风雅，追求精神享乐而已。然而，不管怎样，这些在士人眼里从来都是不学无术、锱铢必较的商人及其子弟，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通过这种行为，获得了走近文艺、知识、自由的机会，增长了他们特有的审美人生态度和细致的生活艺术。这是明代商人中的一种新风采，当是社会进步表征之一。
(二)商贾文人化的发生缘由
这些商贾及具有商人背景的人，为何会做出向文人生活靠拢的人生选择？应该说每个个体都有其具体和特殊的原因，但这种转向仍有其共同的深层原因与发生契机：
1.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随之思想文化也出现了显著变化。但传统文化仍处于强势地位，传统观念十分顽固，儒家思想对商人的蔑视甚至是鄙薄依旧浓厚，觉得商不如士、不如文者也大有人在。以传统观念来衡量自己，商贾感到尤不自信而承负沉重的心理压力。在旧文化的逼迫、挤压下，他们随时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商人形象，向传统思想屈服，甚至迎合、妥协，曲折地使自己得到社会认可。于是在科举途中备受挫折以后，经济上较富裕，文化上有基础的商贾及其子弟，汲汲走上了从文之路，以寻求自我表现，宣泄才能之机会。如一首诗中说道：
吴郎生长新安里，羞作新安贾人子。但将十指走乾坤，不拥千金老廛市。少好篆书还好真，三叹古意今沉沦……双螭小印润黄玉，雕镂精绝天工均……（注：王伯稠：《王世周先生诗集》卷七《新安吴生工书及刻古篆小印赠之以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2册，第704页。）
这一群人中的确有不少人是羞作商人贾人子，才改弦更辙，做了文化人。这是商人及其子弟迫于卑视商贾的传统势力而作的一种历史选择。
2.明中叶以后，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当时市场活跃，商业繁荣，使商人有了比较丰厚的经济来源，其社会地位也有所上升，有一部分人基本达到了“自足”的境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社会文化生活愈加丰富，人们的需求从单一走向多元。在环境的诱导下，有一部分商人及其后代，千方百计想挤入上层文化圈。在不可企及时，他们逐渐作出了个体自适性选择和倾斜。尤其是浸染在江南这样一个人文渊薮之地，方用彬及其同仁们，出于自娱和怡人的需要，出于对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热爱和对个人生命的珍惜与享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种自在自为，又不失为高雅的商人文人生活。
(三)商人文人的类型特征
从以上的列举和分析来看，这个群体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1.他们大多以经商所得投入文化事业，所以“书香”与“铜臭”在他们身上基本合一，物欲与情趣在其价值观中也大体并存。
2.他们珍视自己的文人地位胜于商人身分，有时会以文化活动作为掩盖其实施或抑制真实愿望的方式。史籍与文书中记录他们文事及其业绩颇为详赡，而对其经商的细节却多有忽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晚明史籍将有些文人混迹商贾队伍，常常说成“隐于商”，如上文所提的马电：有人说他：“商隐习舻艘，酒德胜杯斚。篇诗出清恬，容止具安雅。”（注：《翏翏集》卷一三《纪哀诗二十三首》。）山人俞安期访郝仲隆于李坪，也说郝氏“商隐”坪上，但“工声诗，精内典”，因而赋诗赠之，诗中言：
十年商隐独称廉，颂酒耽诗兴转添。卢女乞书金缕曲，楚伦解问水晶盐……（注：《翏翏集》卷三一《访郝仲隆于李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3册，第289页。）
也有被称为“市隐人”（注：《许文穆公集》卷七《竹石先生像祠记》，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8页。）的。对商隐，明末同出身于商人的赵南星有一解释，他说：
世之论者，见牵车服贾之中有贤人焉，则曰是商隐也，此由好仕进遂以概天下之人……(商隐者)大都士其迹，而商其意，且非商之类正意也。（注：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七《寿仰西雷君七十序》，《畿辅丛书》本。）
他认为，人们往往从仕进的角度来评判天下人，所以看到商贩队伍中有才德之人，就称其为“商隐”。其实商隐人，士是他们的表面现象，商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但这还非其“正意”(正意是什么，这里未加说明，但从上下文看，正意可能是指渴望做贤德之人)。当然，对此绝不能一概而论，赵氏之话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也待考证。但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些商贾文人及其子弟，只要与文搭上了边，多半更愿意被称为贤人、文人、士子、儒侠、处士，甚至山人，而不是商贾。他们的商业行为亦往往被其文艺才能所掩盖。这里既由他们的主观意识所决定，亦是世道使然。
3.商贾文人文化活动之目的，大体可借用晚明沈德符形容武臣好文的说法，“不过聊以自娱耳，非敢艺坛建旄钺也”（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兵部·武臣好文》，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4页。）。他们中稍有成就或较知名者，大多得到文坛名士、闳儒大僚的引领、指教或奖掖。如方用彬及其身边的这批人，无不在汪道昆的羽翼下才稍成气候；如童佩，曾受业于归有光，王世贞、王稚登也给予扶持（注：王世贞：《童子鸣传》，录于《童子鸣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42册，第391页。）。不然，靠自己的力量，这类人是很难成名或扬名的。
4.文化商人，倘若以经商为实质性的职业，或以其个人才能、意志、智谋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那么他们的文化则助益商业。如商人李廷芳，“幼业儒，于书无不涉(长业商)……卜居金陵，握奇赢以占消息。凡厥规为有大体、立纲纪、明约束、重然诺，一时怀策之士靡不推翁祭酒”（注：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明故光禄寺署丞冲源李公墓志铭》，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30页。）。其家业也必定丰饶。有文化更善于“握算计画，上佐诸父，下督掌计，而业日隆隆起矣”（注：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寿东世福公行状》，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59页。）。还有我们的主角——方用彬，也曾将文化造诣与其商业、店务结合起来(方用彬经营文化商品，其文化理应是最有用处的)，如此，文化委实推动了商业。这种情况明史中屡见。可我们这里所列举的不少人，他们热衷文事，经商只是为了治生养文(或利用父兄商业资金治生养文)，文事才是他们的生命依托。他们“志不在贾”（注：据《许文穆公集》卷七《竹石先生像祠记》记，(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8页)文林，“市隐人也……先生手一编，坐而贾焉，自称竹石先生。生平孝友，儒雅喜吟，数以佳辰结客觞咏竟日夕，其志不在贾也”。）。甚至“心否计然之术。惟延访诸士人，乐闻礼义以自提式”（注：歙县《许氏世谱》卷六《寿节妇罗孺人六十序》，录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48页。）。上文提到的孙文郁，也说：“……使吾以贾起富，吾安能以质剂为诗书。”（注：《太函集》卷五○《明故礼部儒士孙长君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7册，第608页。）他不愿以商来替代诗书、来废弃文事。还有人干脆从商事中完全脱离出来：
脱节尘中，蹑身霞上，凡人间俯仰，算筹衡纵，抵质兼并以取赢，一切不闻不见，并付之不为。朋松介石，抹月披风，三百枯棋，十千名酒，日与上客懿亲游戏为乐。退则披古帙、爇异香，清散逍遥，不知何者为诽、为誉、为莞、为枯、为少、为老，几古之得道善忘者矣。（注：《丰南志》第四册《季常吴次公六十序》，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50页。）
这批人，文化是否也曾一定程度上带动过他们的商业，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诗文书画，结社酬酢，交友周游，毕竟是贵族文化。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必定是损害了他们的经济生活。“若贾人子耳，良贾竞竞墨守，毋耽曲艺，毋昵广交。”（注：《太函集》卷四○《儒侠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17册，第500—501页。）这是一个同样有文化经历商人的切身感受，及其对子侄的谆谆训导，然而，文化商人们往往漠视这种训导，这就引出了他们下面的一个特征。
5.凡将文化作为实质性事业，没有将文化与商业活动有机结合的商人与商人子弟，其家庭的商业大多走向衰败，他们个人的结局大多趋于贫困。方用彬尽管注重过商业，但他把生命的意义还是过多地寄托在文事上面，缺少合理使用钱财、时间和精力的商业理念，因此，他的商业，最终至少说不成功，甚至使其家趋于贫穷。商人子成为山人者，如沈明臣、吴守淮、詹斗文、童佩(王稚登也称他山人)、方尚赟等无不如此，甚至结局更惨。史料称方尚赟“方生自名族，无家不称贫。远游载图史，玩诵无昏晨。生计日以短，辞翰日以新……”（注：吴国伦：《甔甀洞稿》卷六《赠方山人仲美》，《明代论著丛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6年版，第474页。）童佩“以诗穷，不修形骸。人多白眼视之，蔑如也”（注：王稚登：《王百榖集·雨航纪》《纪人第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175册，第103页。）。沈明臣“沈郎故家郎，文藻夙所志。落魄不知贫，怀才耻于世”（注：《甔甀洞稿》卷六《赠沈山人嘉则》，《明代论著丛刊》，第475—476页。）。吴守淮这个原是大盐商的儿子，史料载：
父故饶，虽少孽，犹分钜万。即挟资豪游江淮吴越间，斥买重器，珍藏法书名画，橐垂罄矣。邂逅徐文长于西湖，文长大奇之，呼曰：“少年未常考古而遽能鉴此，岂天授乎？然胡不读书，则不但见古物而且见古人也”……又斥买经史子集千余卷以归，橐若洗矣。归即翻所买书而大有所悟得，遂援笔为诗，辄有惊人语。寻知交于太函二仲以及丰干诸子，结有社矣。先所斥买者业已散尽，出游南都，与二方先生甚洽……竟以穷死。（注：万历《歙志》传卷五《文苑》。）
明代中后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较深刻的变化，从而使士商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者间产生了互动或合流关系。然而，历史实际总是丰富复杂的，这种互动潮流中呈现出了多种流向和不同内涵。它们大体可分为弃儒就贾、弃文从商、亦贾亦儒、亦文亦商、贾而好儒、贾而儒行、儒而贾行、士魂商才，及本文所分析的商贾文人等形式或类型。明代后期是一个文艺较兴盛的时代(这已为学者们的研究所证明（注：如郭绍虞先生就有这样的看法。见氏著《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明代的文人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当时的文化人就多喜好文艺切磋，甚至胜于学术研究，因而，一批曾有儒学经历的商人走上文人道路是极自然之事，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方用彬即是其中鲜明的一例。这种流向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思潮回流的结果。无论是社会还是商人，在此士商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向传统文化妥协，乃至走回头路。士商合流，在明代后期尚处于初始阶段，而要真正达到较为成熟的境地，那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
历史事实也证明，在传统的儒家文化这个大背景的影响下，商贾与文人之间并非都是相得益彰，两者在思维认知、处事行为等方面本不很合拍，文事与商业之间也多有矛盾性，以此看来，对商与文的兼和力不能估计过高。从商业的角度看，若要理顺这种关系，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包括继承者)对商的积极精神和能动态度。凡将文化用诸商业，商业则兴旺，反之，虽出生于世代商贾家庭，并亲受过商业的洗礼，但由于受传统思想的熏陶，过分看重文事，忽略商务，那么，其商业必然挫败。明代后期的历史上，如方用彬、吴守淮等一批商贾文人，商业曾使他们获得了财富，财富又使他们拥有了文化和才艺，但在他们心目中，依然鄙薄商业，最终把财力、精力过多投入到所谓高雅文化中去，以至使他们的商业走向衰落。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业与市场相当发达，商人队伍颇为壮大。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改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商贾本身的思想来不及更新，跟不上变化了的时势，因此他们的商业走向衰败。个体由于种种原因的逐个败落，带来了商帮群体的没落。这恐怕也是传统商人集团难以向近代化发展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