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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 （2006）02—0078—06
19世纪后半叶，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日益加剧，政治制度、科学技术落后的东亚各国普遍面临着亡国绝种的空前危机。为救亡图存，各国竞相效法欧美，开始全面改革。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具体国情的不同，各国应对危机的方法、道路和所取得的实效也不尽相同。但从“史”的角度来看，各国存在着一个共通的现象：掀起“文言一致”运动，以此为契机全面引进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可以说“文言一致”是我们学习东亚近代史、尤其是近代文学史必然首先遇到、必须予以重视的重要问题之一①。
一 重新认识“文言一致”的必要性
封建时代，由于识字率低，加上性别、地域差别以及阶级地位、身份悬殊等原因，各国语言普遍存在着口语和书面语两个体系。在国民国家建立过程中，二者走向统一，完成了文体的变革。但由于深受该文艺术语“言”与“文”的简单统一这一字面幻象，以及西方中心主义所构建的“东方主义”发展史观的影响，许多研究者简单认为“文言一致”就是为适应社会对启蒙和开化的需求，将口头语言原封不动地转化为文字记录下来，成为普通大众皆能阅读和书写的文体，导致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最肤浅、最皮相的俗见”[1]。实际上，“文言一致”是近代文学产生以及整个社会近代化所必要且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历史的必然[2]。
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各国之所以先后“文言一致”，其根本原因在于建设国民国家的需要。语言与文字自诞生之日起就起着精神纽带的作用，国民国家意识的萌芽要求全国使用均质的语言和文体来加强国民的团结。“语言的统一有很大的政治作用，文艺作品会有力地帮助语言的统一”[3]， 各国“文言一致”的实现方式各异就是这种政治作用的具体体现。在西欧诸国，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进入近代后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中、日等国，在“启蒙开化”以及为该目的服务的小说文艺地位的上升过程中，救亡图存的政治激情却使文学语言成为必须通过“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政治方式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
面临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挑战的今天，如何应对挑战、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成为各国面临的最大课题，为此我们必须从国民国家的视点来重新审视“文言一致”运动——国语、国语文学的产生、发展与确立的问题。在此我们通过对在亚洲最早实现这一目标、发展成为近代化强国的日本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进行比较研究，打破“言”直成为“文”的幻象，深入剖析其深层内涵，尝试为亚洲各国创造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学和文化、并进而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
二 中日“文言一致”运动
近代国民国家的建立，首先需要的是具有初步阅读和书写能力的民众。在亚洲，当时受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影响的部分文人，通过西方［明治维新（1868）后的日本②］充分认识到小说在启蒙和开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采用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白话来创作文学作品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课题。
（一）亡国危机——中日“文言一致”的开始
开国之前的日本、中国，口语和书面语差别极大，似乎是两个迥异的体系，而当时的欧美则早已“文言一致”。由于这种反差太大，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未能认识到欧美“先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而是认定“文言一致”才是“文明开化”的主要原因，为实现“富国强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言一致”运动。
在日本，1868年前岛密向幕府提交《御请废止汉学之议》，拉开了“文言一致”的序幕。随着日本国内民族情绪的高涨，以及盛极一时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启蒙，西方现代文学、思想及价值观作为文明的范本被介绍到日本。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创造作为国民国家表象的国语和国文学成为时代的要求；在中国，甲午战争（1894—1895）后的亡国危机证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根本行不通。以此为分水岭，开化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启蒙开化的重要性，开始全面地自觉认同西方的政治思想学说，中国历史进入全新的思想启蒙时代。黄遵宪的“诗界革命”（1868）、梁启超的“新小说”（1902）在文学语言的变革方面取得初步成果，经过胡适、陈独秀等人的鼓吹和推动，白话文运动渐渐引起重视。但是白话文最终战胜文言文，却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即白话文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文学革命结合在一起之后。
因此，正是亡国危机使两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适时地将改良和民主的思想由以往少数士人和知识分子的主张，推衍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潮。为“开启民智”、“富国强兵”，他们分别发起基于西方现代文学、思想及价值观基础上的“文言一致”运动。
（二）表记法的改革——“文言一致”的形式起点
运动伊始，由于当时人们认为“文言不一致”的问题点在于“文”而非“言”，两国知识分子将改变旧有的表记法作为当务之急，开始尝试以欧美拼音化为途径的表记法改革。
在日本，前岛密的《御请废止汉学之议》掀起了表记法的改革浪潮，森有礼、福泽谕吉等人的推动，尤其是中法战争更是将表记法改革推向高潮。为免步大清惨败的后尘，日本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先废除汉字才能摈弃自己身上的“亚洲性”，因而发起声势浩大的驱逐汉字的运动。其中，1880年代初田锁纲纪所发明的“速记法”奠定了今天日本表记法的基础。二战之后日本政府利用国策形式将行文方式统一为今天的“汉字假名混合体”；在中国，维新派继续鼓吹汉语拼音方案，在日本假名影响下，王照还创制了“官话字母”（1900）。进入20世纪初，部分知识分子将矛头直接指向文言文，甚至将汉字和汉语视为导致中国落后的万恶之源，主张改用世界语。这种以语音为中心的表记法的尝试一直延续为后来的“国语罗马字”（1926）和“拉丁化新文字”（1930年代）运动。此外还有黄遵宪的改革汉字的“简易之法”（1887）。汉字的改革或废除风潮一直持续至“五四运动”之后，甚至连鲁迅先生也附和“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论调[4]，而历次简化字运动③ 也仍然属于表记法改革的范畴。
看似“文言不一致”的根源在于表记法，但在事实上根本不存在通行于全国的“言”的情况下，摆在两国知识分子面前的首先却是要确立共通的新“言”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在文法方面，两国均参照欧美的语法体系，力图使本国的语法结构严密和科学化。在日本，大规文彦编纂了《言海》（1889—1891）等，对日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进行了初步规范；在中国，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9）为代表，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在词汇方面，固有词汇、口头词汇、欧化的译语（以及取法日本的“新词语”）等都成为新的语料。作为表记法和文体革新的一环，欧美标点符号体系的采用为新式文体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经过知识分子的努力和尝试，欧美翻译文体渐渐成为潜在的新文体。借助文学作品的力量，这种新的文学语言渐渐取代原来的日常口语成为新的口语。今天日本所采用的，实际上是“将汉文、和文、直译欧文、俗语俚语”“四体并用，以此独创”出来的新文体[5]；而“尽管汉字及其书写是一个古老传统的产物，但中国现代语言、特别是中国现代语言的书写形式也是以科学为元形式的”[6]，是知识分子“制定”出来的“标准国语”[7]。简言之，不但今天在两国所通用的语言，甚至连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的表记体系也都是在借鉴西洋文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
（三）借助地位提高的小说推动“文言一致”
由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以及文化的影响，在前近代的中日两国，“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孔子《论语·子张》）的影响根深蒂固。但是亡国危机使“西方标准”成为两国全面开眼向世界的知识分子心中的基本尺度，尔后逐渐演变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心态。认识到“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后者对于中国而言］”[8]，且既“能与政体民志息息相通”，又能“开学智，祛弊俗”[9] 之后，两国开明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提高小说的社会和文艺地位，借助西欧［和日本］思想和艺术东风，以及“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将小说推向文艺的中心地位。
在日本，坪内逍遥出版《小说神髓》（1885），将“小说”作为Novel 的对应译语并赋予其与西欧文艺等值的价值。福泽谕吉的“演说”、三游亭圆朝的“讲谈”、政治小说以及其后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志贺直哉等著名作家的创作实践，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文艺地位，夏目漱石更是被视为国民作家的代表；在中国，严复创刊《国闻报》（1897）印行新小说，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的梁启超将坪内逍遥所采用的“小说”这一名词转译回中国，提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0]，“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11]，发起“小说界”革命，力图使之承担起“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在实践上，林纾以史传文学的叙述经验和典雅的古文翻译西方小说，“他首先把小说的文体提高，从而把小说作为知识分子读物的级别也提高了”[12]，且在潜移默化之中将原来的“道”转换为“爱国保种”的呼吁及与科学、文明相关的新概念，填平了小说与载道之间的鸿沟[13]。
正是在西洋的影响以及上述理论家和作家的倡导和努力之下，社会上很快形成欧美（日本）的现代化与小说息息相关的共识，从对西洋“先进”文学理论和名作的模仿起步的近代小说被视为政治启蒙、道德教化乃至学校教育的最佳工具，创作小说被等同于目标崇高的思想运动，改革社会的热情迅速转变为创造新小说的动力，以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日本，谈到文学，惟有西洋风格的现实主义，小说成为搭乘奔向第一艺术特快列车的车票”，“让人似有文学即小说之感”[14]；而在中国，认为文艺才是治疗国民精神的最佳手段，弃医从文的鲁迅、郭沫若更是说明了小说社会地位所发生的翻天覆地般的变化。
（四）国语的确立——国民身份认同标志形成
进入近代后，语言民族主义——以方言为基础创造共通的“口语”并使之上升为书写语言、民族语言[15]——成为各国摆脱封建影响、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面临亡国危机的中日两国，更是需要通过国语的确立来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情感和民族主义，从而推动近代国民国家的建设，摆脱民族危机。
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实质性起点，是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情绪高涨、“官民一体创造统一的‘国民’与‘国家’的意识高昂的时代”[16]。奠定日本“国语学”基础的上田万年将“忠君爱国”与“国语”视为统一近代日本的两大力量，指出“国体”体现于国语之中，将语言问题置于“国家”的高度来考虑[17]，主张须以“明治大盛世之语言”为研究对象，于所“制定”的“一流的、出色的新文法”“支配之下”，创造出“日本帝国之国语”[18]。在国家政策方面，1900年，文部省颁布《小学校令实施规则》，其中第三条国语条提出注重普通话的问题。次年又颁布《高等师范学校寻常小学国语科实施纲要》，正式提出教授国语的语言应以东京中产阶级以上通行的正确的发音和语法为基础。1916年国语调查委员会出版《口语法》，次年又出版《口语法别记》，最终确立了“标准语”的标准和基础。可以说，日本“正是在‘文言一致’这一口号之下，图谋制造新的‘国民’语言”的[19]。而这被“独创”出来的国语，借助明治政府所颁布的《军人敕谕》（1882）和《教育敕语》（1890），在军队和学校这种再生性质的体系内，利用国家行政力量得以强行推广。二战之后，更是利用民主改革（尽管是不彻底的）浪潮和占领军当局的力量，特别是借助《日本国宪法》，以及民众迫切希望与“大日本帝国”彻底诀别、迎接光明的民主主义热情，颁布《当用汉字表》、《现代假名用法》，将行文方式统一为今天的“汉字假名混合体”。这种新的表记体系全面统治了上自《日本国宪法》下至各层面的所有法令，以及诸如报纸、教科书之类的媒体，暴力产物的新表记、新词汇、新文体最终完全控制了人们的文字和语言生活。
在中国，1912年初中华民国中央教育部刚刚成立就召集成立了“读音统一会”，讨论读音统一的问题，指令将口语收入国民学校的教科书中，使口语获得“国语”的合法地位，1913年“读音统一会”决定了“国音”的标准。之后，借助“五四运动”的春风，1919年8月，国音字典出版；1920年，教育部下令小学一二年级教科书改用白话文，次年又规定全国的小学教科书一律改为白话文。“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20]；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完全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确立了共通语的标准；1926年9月， “国语罗马字拼音委员会”正式决议通过《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某种程度上规范了“国语”的发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在全国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具备了政治性前提条件。进入50年代，我国确定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模范的口语文为书面文体的规范，掀起“汉语规范化”运动。普通话推广浪潮为全民族确立了典范的普通话和白话，使口语和书面语均以民族共同语为依据。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语”成为中国文学界的唯一话语，鲁迅文体和“毛文体”成为万民竞效的对象[21]。建国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所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潜移默化之中，这种文学用语取代原来的口语而成为新的“口语”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就这样，随着民族情绪和国家意识的高涨，在国家与语言合为一体的风潮中，在西方语法和语言理论基础上被“制定”、“独创”的标准语上升为“国语”。中日两国小说家对文学语言的摸索实际上就是对国语的锤炼，是国家制度性实践的一部分。
（五）国文学的兴盛——国语、国民、国家三位一体表象的形成
相对于国语而言，国文学由于“贯通于国民一统，赋予同胞一体之感觉，为一国特有之显象；其职能对于外国，可固国民之凝聚力，化其为一元之素，故于国乃极重要之物”[22]。适应于时代发展的政治要求，创建“国文学”的呼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在日本，上田万年与井上哲次郎等人主张“大兴国民文学”，高山樗牛更是明确提出必须创造与“大东帝国”相匹配的、“歌唱爱国意勇”的“国民文学”[23]。以1907年时任总理大臣的西园寺公望召开的“西园寺总理与国内一流文士的聚会”为标志，日本确立了“大文字文学”， 将文学提高到国家表象这一崇高的地位。1924年关东大地震中，是否会“国语”成为鉴别日本人身份的标志，地震后更是掀起了购买“一元书”的狂潮。“在这样一种可谓强迫观念的购买行动中，蕴藏着一个迫使人们必须采取这种宛如“仪式”般行动的重要原因：担心自己从‘日本’脱落，陷入‘非国民’的境遇”[24]。即近代口语和采用这种文体的文学作品已上升为国民身份象征。二战期间日本政府更是将文学的政治作用发挥到极致，成立了“笔部队”来鼓吹和美化侵略战争。在中国，“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先驱胡适将革命的目标浓缩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25]，经历了左联的“革命的文学”以及“大众语”斗争之后，毛泽东于1938年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发起关于以“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特征的“民族形式”的讨论，站在世界的立场上，从政治上引导文艺为中国革命服务。之后又相继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和阐释了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两个根本问题；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将鲁迅的文体树立为范文而使之特权化，并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明确了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在党领导下的文艺创作为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正如厄恩斯特·盖尔纳的杰作《民族与民族主义》所指出，在国家通过推广一种普遍的语言和书写文化打破地域的界限、建立起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文化认同之后，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才能形成。作为国家表象的国语和国文学的确立，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六）文学史的编撰——圣典形成
文学史是在19世纪欧洲所形成的民族——国家观基础上，通过将原有的史料以及文学作品予以系统梳理，构筑共通的文化认同，从而加深和加强社会成员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激发爱国热情，十分有益于近代国民国家形象的建设和民族精神的建构。尤其是所谓的后进国家，更是需要回溯自己的历史，确立民族的身份认定特征，加强整个民族的向心力，抵御外来的文化侵略。
在日本，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知识分子围绕民族—国家观念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日本人所编著的第一本《日本文学史》（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以及《国文学》（上田万年编选）、《国文学读本》（芳贺矢一、立花铣三郎）等文选于1890年面世，证明日本连续性的丛书《群书类从》（田口卯吉等整理复刻，1894）等也相继出版，掀起了与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密切相关的“国文学”和“国家文学史”的思想大潮。甲午战争后，随着民族情绪的高涨，经过一系列以经院主义为基轴的操作，日本、日本人、日本语和日本文化四位一体这一表象基本形成。在我国，20世纪初就兴起了旨在谋求“国语统一”、“使天下语言一律”的国语运动。在欧美以及日本的影响下，1904年林传甲、黄人开始编写《中国文学史》。借助文学史的力量，一系列文学作品也被按照建立国民国家的要求予以取舍。例如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白话文学史》（1928）中将历来为正统的文学史所鄙视的白话文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此基础上，“五四”运动更是激发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和民族激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我们可以从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分别成为两国近代小说的嚆矢一例来考察文学史的政治力学作用。二叶亭四迷的《浮云》以及作为《狂人日记》潜文本的《域外小说集》（1902）都是从发表之初的近乎默默无闻到被重新“发现”的。“《浮云》的文体之所以事后被作为‘近代文言一致体’或者‘近代口语’的起源得到‘发现’”[26]，只是因为“通过西欧翻译文体而解体汉文翻译文体，这与当时日本国内由于甲午战争获胜而图谋‘脱亚入欧’的现状奇妙地结合在了一起”[27]；在中国，在持续经受西方思潮和“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大潮冲击之后，以《域外小说集》为潜文本的《狂人日记》才最终引起巨大反响，确立了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方向。而该小说集也得以再版，为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这前后的变化是发人深省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形式的变革势必折射民族、民众的心理情绪。只有在民族意识高涨的情况下，这种“制定”、“独创”的近代标准语＝文言一致体才被作为国民的语言、国语文学重新定位，这两部作品才分别被“圣典化”。
三 中日“文言一致”的不同点
由于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国情等的不同，“文言一致”的进程和性质也不尽相同。与欧洲列强相比，东亚各国的“文言一致”运动可以说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为全面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而进行的全面改革的起点，是一次基于欧美政治、文化理论的“自我殖民地化”[28] 式的话语建构。但由于历史发展阶段和国情各异，亚洲各国的“文言一致”也不尽相同。
日本的“文言一致”首先以创造本国语言表记体系和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学为目标，因而运动初期的重点在于通过废除一直沿用的汉字表记法来彻底摆脱根深蒂固的汉文学的影响；而以白话文为标志的中国的“文言一致”只是试图用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取代另一种汉语书面语系统，在文学方面表现为文体变革。但更重要的是，虽然都是发生在亡国危机之际，但日本的“文言一致”运动起步于明治维新之后，主权国家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威胁，语言问题是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被提出，在国民意识高涨的甲午战争之后被提升到国语层面。由于当时整个世界尚处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加上日本国力通过战争而急剧膨胀，因而这一语言政策本身存在着为扩张和侵略服务的性质。1894年，上田万年创立“日本帝国之国语”、“一流新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国语”能够成为“全体东洋之普通话”[29]。1900年时任文部省学务局长时，他派遣芳贺矢一和高山樗牛作为文部省公费留学生到德国研修，主要就是希望通过学习德国经验，为在殖民地进行日语教育提供借鉴。
与此相反，中国的“言”与“文”真正上升到国语和国文学的层面则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遭受了一系列侵略战争之后的中国，早已彻底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因此中国的“文言一致”运动除了为国民国家的建立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之外，必然具备了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这种性质的不同在当时两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日本，木村鹰太郎的《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赤裸裸地礼拜“蹂躏世界之拿破仑”，把世界看成“优胜劣败的战场”，矢野龙溪的《龙城物语》更是显示了日本对大陆的窥伺意图。而在中国，周氏兄弟编译《域外小说集》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多选择被压迫、受剥削的东欧等与中国境遇相同或者相似国家的文学作品。而且，虽然深受西方和日本小说影响，在艺术手法、形式上对之模仿和借鉴，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爱国热情非常强烈。郁达夫的《沉沦》创作手法深受日本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影响。但是“在主题上《田园的忧郁》写的是日本大正时期一位年轻诗人在乡间所经历的无为、倦怠感，充满一种由精神过敏而产生的世纪末的生活气氛”，而《沉沦》中主人公的“忧郁首先是自己亲身体验的现实社会，民族压迫的结果。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对外部压迫的反抗，对祖国希望‘你快富起来’的呼喊，对日本人复仇的叫喊——这是真正的被压迫者的自我的呼唤’”[30]。尽管深受日本影响，但中国并没有产生日本式的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新感觉派等小说流派，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性质的不同。
结语
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语言反映着社会结构的现状和变化。进入近代以来，面临亡国危机之际，通过启蒙开化改变人们的思维、全面引进西方科技和思想从而实现强国目的成为当时东亚各国的唯一选择，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语言理所当然地成为意识和思想变革的突破口。表面来看，两国知识分子以“言”能够直接成“文”为目的，以“表记法”的改革为起点，以欧化的语言为途径尝试确立共通语，并用口语改造书面语，但实际上却是作为国策的一环，在国家的直接参与下，由上层知识分子文法所“制定”、“独创”的“言”和“文”分别被确立为“国语”和“国语文学”。伴随着该运动的深入，借助文艺地位提高的小说，即“言”借助“文”的力量普及到全国，最终在国家的言语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
因此，“文言一致”实质上是中日两国为图谋近代化而以文学语言及文体改革为手段所采取的文化、社会政策的结果。“国语是近代国民国家为制造以及统合国民而使用的制度之一……国语实质上在承担国家诸制度作用的同时，也起着作为国民团结之象征的作用”[31]。尤为重要的是，在从拥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西洋语言体系中导入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从而实现近代化之际，需要借助这种新的文学语言和文体，冲击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解放人们的思想，确立新的“话语”制度。
在面临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生的区域一体化的挑战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在西方思想和文化大潮冲击下将外来文化和文学正确本土化，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自立于世界之林、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成为所有国民国家的头等重要任务。在亚洲，从世界视角入手，将本国近现代文学置于西方、本国这一参照系中，充分吸收和借鉴中日两国的经验和教训，从国民国家的视点重新审视“文言一致”运动，打破“言”直接为“文”的字面幻象，深入剖析其实质，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本国近现代文学的起源和发展，为文学史的重构开辟新的道路，而且也可以充分认识“言”与“文”的重要性，通过大力推广和普及国语和国文学，加强国民的凝聚力，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重要武器。
［收稿日期］2006—02—03
注释：
① 日本学者田中克彦《言葉と国家》（岩波新书、1981）、长珠志绘《近代日本と国語ナショナリズム》（吉川弘文馆、1998）、小森阳一《日本語の近代》（岩波书店、2000）、安田敏朗《脱〈日本語〉への視座》（三元社、2003）以及韩国学者イ·ョンスク《〈国語〉とこづ思想》（岩波书店、1996）等人对国语和国文学的性质问题有详细的论述。我国学者陈平原、汪晖等人的一系列著作，以及郜元宝《母语的陷落》（《书屋》2002（4））、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刘忠《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6 月）等论文也对该问题作了新的阐述。本文深受上述文献启发。
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中，日本作为激活中国作家生存感受、传输异域文化“中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值得注意。可以说，中国一方面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方文化，一方面很大程度上直接受日本影响。下文中［］内的内容均指对于中国而言。
③ 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1956年国务院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以及《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建国后的第一次汉字简化运动开始；1977年公布《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修订稿，但由于各种原因，此次运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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