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黄”“打非”———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硝烟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形势严峻 险情频出
“扫黄”“打非”虽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制“黄”贩“黄”、非法出版活动仍远未根绝，且不断出现新的险情。当前出版物市场需要注意的重要动向或突出问题有五个方面。
1.部分地区出现一批有禁止内容的非法出版物。年初以来，海南、湖南、深圳、武汉、福建、北京等地发现一批反对我国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有禁止内容的非法出版物。3—5月，海南省、广东深圳、湖北武汉等地发现一批非法翻印、销售的有禁止内容的境外出版物，计有30多种。7月1日，公安部门查明，山东曹县印刷厂负责人与河南商丘不法书商相勾结，非法印制国家主管部门明令禁印、禁销的图书。此外，在成都、大连、沈阳等地也先后发现有禁止内容的非法出版的VCD、 录像带、游戏软件等。
2.非法VCD在局部地区有回潮苗头， 在某些地方甚至形成泛滥局面。在广东、四川、福建、山西等省某些地区及武汉、重庆等大城市，均发现有若干公开或半公开大量销售非法VCD的场所，品种多达几百个， 如西方、港台、国产最新大片《英国病人》、《山崩地裂》、《失落的世界》、《生死豪情》、《一个好人》、《鸦片战争》等价格较集中行动期间有较明显下降。
3.淫秽、色情出版物有重新抬头趋势。各地查获的大量非法VCD 中，有相当部分有淫秽、 色情内容。 广东有关部门收缴的157 万盘走私VCD中，淫秽的达28万余盘，其中仅8月6日广州海关在番禺截获的72.3万盘走私VCD中，淫秽光盘即达10万盘，另有色情光盘27万盘。兰州、武汉、太原、广东等地均发现淫秽VCD《金瓶梅》， “三级片”在武汉公开销售。近期，还出现了一批西方最新制作的所谓“顶级”淫秽系列片。有些淫秽片并配以粤语及中文字幕。
4.盗印辞书、工具书、中小学教学用书及其它畅销书的活动仍然比较猖獗。北京近期破获一起特大盗印案，查明不法书商印平华盗印《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8万册，码洋达440万元。北京市稽查大队共查到《现汉》盗印本34种。河北涿州近期破获一起盗印案，查获大量《许国璋英语》、《牛津英汉双解词典》等书的盗印本。5 月底在成都市破获的“邓树勋非法出版案”，仅就已查实的部分统计，非法销售图书即达69.2万册、码洋526万多元，据反映，在个别书刊市场， 盗版书甚至达到60%。
5.新的非法出版物集散地正在一些地区逐渐形成，成为市场管理的隐患。山东临沂非法书刊市场、山西临汾非法教辅读物市场取缔和武汉武胜路图书市场、义乌违规挂历市场关闭后，相当一批不法书商流窜到四川、广东等其他省市，在广州城乡结合部形成新的非法出版物集散地。江西南昌近日关闭的东湖文化市场非法书刊集散地也是在管理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下逐步形成的。已被取缔的非法书刊市场和音像制品集散地，如不采取后续管理措施，也有可能死灰复燃。
目前，制黄、贩黄和非法出版活动面临着势头越来越强劲的打击，不得不变出许多新花样以应对和逃避。从近两年的变化趋势看，出现了以下新的特点和规律：
（一）“三化”
从宏观上分析，全国的非法出版活动呈集团化、网络化、区域化趋势。若干不法分子经过多年经营，已由“跑单帮”、“个体户”形成能量很大的团伙。有的甚至形成人员构成精干，内部分工明细，对外辐射力强的小型非法企业。
从事制黄、贩黄和非法出版的不法分子都在相应的区域甚至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发行网络，非法出版物的集散很快。
全国各地的非法出版活动，经多年市场运作的筛选和积淀，已逐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分工。如广东的潮阳、浙江的义乌形成音像非法出版集散地，山西临汾、河北肃宁等地形成中小学教辅读物非法出版专业村等。
（二）“三高”
随着社会科学文化的飞速发展，非法出版活动也由初始的文盲、半文盲野蛮粗放运作，发生了不容忽视的蝉变，显现出高学历犯罪主体、高科技制作手段、高层次经营水平等颇具现代化特点的“三高”趋势。
现在的非法出版活动吸纳了较多的高科技含量，低文化者已不能操作。因高额报酬的诱惑，目前有一些具有大学、硕士甚至是博士研究生学历者，依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参与了非法出版活动。高学历犯罪者主要集中在非法音像出版发行领域。
在图书方面，运用电子分色、激光照排的非法出版物几可乱真。个别国营印刷大型企业的高新设备和技术，也被不法分子收买用来搞非法出版物。
不法分子经过10多年的非法出版，已完成了原始积累，有了大量的资金和丰富的经验。
（三）“三式”
在“扫黄”、“打非”的强大压力下，制黄、贩黄和非法出版活动为躲避打击，在具体方式上更多地采取了地下式、游动式和拉锯式。
搞非法出版活动的不法分子，白天不干晚上干，摊上不卖摊下卖；有的非法光盘生产厂，或设在军队驻地废弃的洗澡堂，或设在山乡僻壤，想方设法逃避管理部门视线。
贩卖淫秽、反动、盗版非法出版物的不法分子，现在很多采取游动销售的方式，广东叫“走鬼”，北京叫“游商”。他们无固定摊位和地点，随意游走在繁华的商业餐饮区或车站、机场，向人们兜售非法光盘和书刊。
不法分子非常注意避开锋芒，采取拉锯式对付打击。“你打一打，他跑一跑；你松一松，他攻一攻。”沿海城市打击力度大，就向内地转移；本省查得紧就向邻省转移。风头一过，再返老本营，重操旧业。
（四）“三个勾结”
大量的非法出版案例表明，内部与外部勾结，非法出版与黑社会勾结，已成为目前非法出版活动的又一明显特征。
不法书商千方百计打通关节，争取“保护伞”，从出版社买书号、版号，使非法活动合法化。并腐蚀出版队伍内部一些人，内部与外部勾结作案。
境内不法分子与国际上同类接轨，如制作、贩卖非法光盘，母盘从外带进，大量走私进来非法、淫秽光盘，通过境内不法分子运销全国各地。
随着“扫黄”、“打非”斗争的深入，我们的工作越来越触及到一些深层次问题，触及到一些结构性矛盾，比如说腐败、地方保护主义、管理体制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非法出版活动就有其存在的温床，不法分子就有保护伞，“扫黄”、“打非”斗争就很难深入。
梳根析源 迎接挑战
据上所述，“扫黄”、“打非”已近十载，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黄色及非法出版物却仍然十分顽劣，随处寻机，层出不穷。黄色及非法出版物之所以能肆虐衍生，究其根源，一是它在中外历史上已扎根很深；二是在现实中有其得以泛滥的多方面深刻原因；三是它也在不断蜕化发展，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规律来对付打击；这些，使“扫黄”、“打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黄色及非法出版物泛滥并屡禁不止的现实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深刻的。把这些纷纭复杂的原因梳理归纳，主要有四个方面：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国际的。
（一）政治方面的原因。
从政治角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定必然引起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深刻变革。而我们的思想观念、行政方式、调控水平都有许多与之不相适应的地方，而体制、法律、政策和管理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这就使得国家有关部门对于出版物市场实施管理的行政职能尚不够严密、科学、有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中，由于出版物市场的管理机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使不法分子总有可乘之机，故“黄”、“非”难绝。
1.管理措施不配套。首先是在保证出版物于市场运作中实现社会效益方面，还缺少必要的文化经济政策作支柱。结果在客观上形成了社会效益为软指标、经济效益为硬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物市场的趋利性倾向，导致了一部分出版社出卖书号，一批非出版单位出书，淫秽色情及盗版出版物泛滥等各种非法出版活动的猖獗。其次，出版物市场的管理条件和设施不完备。市场管理队伍无论是数量结构还是执法素质，都与实际需求有距离。用于市场管理的监测、交通、通信等保证执法队伍机动化能力的硬件设施，也不够完备，一些地方的查处工作经费亦无保障。这些都不能适应出版物市场管理繁重任务的要求。
2.有关的法规不完善，执法手段不力。
现有法律对非法出版罪无适用条文。《刑法》对于内容既不黄也不黑，出版方式亦非盗版，而是假冒或伪造出版单位的名称、手续，自己搞编、印、发且经营数额巨大的非法出版活动，新《刑法》中没有明确的罪条，对这类非法出版活动的打击查处，就缺少了法律依据。据北京市“扫黄”办的同志反映，新《刑法》颁布后，不法书商们相互串通，认为无制约非法出版的具体法条，可以放开干一阵子了。5 月份以来北京擅自编印发行图书的出版案件又有所上升。
有关的行政法规不够健全，至今尚无一部全国性的关于出版物市场管理的行政法规。今年初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对于加强出版管理，惩治违规行为，无疑是一部权威的行政法规。但《条例》对非法出版活动处罚的条款不够严密有力。
执法不力。目前，对即或是尚不够完善的法律法规，执行时亦难从严掌握，准确到位。执法又打一层折扣，则进一步削减了法律在打击犯罪中的力度与威严。执法不严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对非法出版案件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案难结；还有的以罚代刑，重罪轻判等等。在全国“扫黄”办1996年整理的105个全国及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扫黄”“打非”大要案中，目前真正审结的只有10余个，结案率不到10%。
（二）经济方面的原因
最大限度地攫取经济利润，是制黄贩黄、盗版盗印及其它非法出版活动最根本、最直接的动因。它一方面驱动了一批批不惜以身试法的铤而走险者；另一方面，客观存在的市场需求刺激了非法出版的膨胀与活跃。
1.丰厚利润驱动众多走险者。非法出版活动在各个环节上的非法运作，使其最终能实现低投入高产出。如偷漏大量出版税收，不付前期创、制作投入暨作者稿酬，不付编辑、管理费用，不付广告宣传费用等等。从目前查获的案例看，一些非法出版活动的暴利不亚于贩毒和印假钞。
2.市场需求刺激非法出版的恶性膨胀。从我国目前的出版市场看，正式出版物特别是音像制品存在极大的市场空缺，国有出版业尚未形成规模生产和及时覆盖市场的能力，非法出版物的低廉价位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市场需求。有利可图，非法出版就有了追逐的目标和无限活跃的动力，最终被大大刺激，恶性膨胀。
从图书的出版发行看，一些出版社对畅销书的市场运作缺少反应敏捷、操作灵活的有效机制。首次开印备货不足，投放市场后的信息反馈不如个体书商灵敏，加印加发的操作周期偏长，于是畅销书很难形成迅速覆盖市场的局面。正版畅销书留下的市场空缺有多大，盗版本就会有多大的填充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物市场要经历一个不断发育完善、由无序到有序的漫长过程。因此由经济利益驱动、靠无序野蛮竞争而活跃的非法出版活动，是建设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
（三）文化方面的原因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导致非法出版物泛滥的原因主要来自文化消费和文化生产两个方面。
内容低俗、凶杀迷信甚至淫秽色情的出版物，无论书刊或音像制品，所以有大量市场，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有一个欣赏品位和层次都偏低的庞大消费群体。历史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素质整体性偏低，造就了这一庞大的阅读、欣赏低文化层次出版物的消费群。这是低俗非法出版物的巨大市场。
在近些年的文坛理论中，有一股盲目推崇弗洛伊德泛性论的所谓“解放人性”的思潮。受这种泛性论的影响，文艺创作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一个“性”的误区，展示人的性本能、宣泄性冲动的作品不知何时增多起来，而且越写越直露。正规出版物能在某段有“白描”，非法出版物就敢通篇地“浓墨重彩”。于是，一批格调庸俗低下，充满色情内容的非法出版物，跟在夹杂色情描写的正版制品后面，堂而皇之地走上书摊货位。
目前为低文化程度读者、观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和音像制品，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于是具有强烈刺激性和吸引力的低俗非法出版物便乘虚而抢占市场，泛滥于这一文化消费层面。
（四）国际方面的原因
我国非法出版活动的猖獗，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来自国际环境的原因。
国际敌对势力从未间断对我思想文化渗透，而且有明显加剧的趋势。1996年第二季度，海关就查获来自境外的印刷品、音像制品27万件，其中淫秽的7000多件，散发性的宗教音像制品11万件，分别比第一季度增加25%、40%。许多省份出现了一批非法翻印、销售的有禁止内容的境外出版物，而且品种多、数量大，并有许多新产品。
国际上的盗版走私活动向境内强力辐射。他们与境内不法分子相勾结，把国际盗版活动不断引入境内。他们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谎报瞒关，走私入境非法光盘生产线，并走私母盘进来，使非法盗版光盘在境内边产边销。市场上非法销售的盗版光盘，绝大多数是这些地下非法光盘生产线所出。二是从境外大量走私贩运盗版光盘，于港澳台地区光盘生产线对内地销售，故非法光盘走私活动急剧膨胀。东南沿海周边地区100多条生产线对境内的强力辐射，使境内查堵走私、 打击盗版的斗争，面临着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
运筹方略 克“非”制胜
一、建立科学完备的综合治理机制。
（一）规范的出版物市场管理机制。建立常设的“扫黄”、“打非”正式机构，解决长期任务、临时机构问题，落实编制、人员、责任。综合协调部门不能“小马拉大车”，应赋予其相当的权力和地位来保证协调职能的有效性和权威性。要实行协作联防及相互制约的条块结合管理，层层建立出版物市场执法队伍，并使责、权、利三位一体。
（二）有效的监督机制。充分发动广大群众，进一步完善举报制度。设立举报电话、信箱，聘请监督员、建立监督岗。推动举报奖励办法出台。形成社会性的预警系统。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将制黄贩黄、盗版盗印、非法出版等丑行，无情地予以曝光揭露。通过监督体系，规范出版各部门各环节的经济行为，杜绝各类非法出版活动，将出版物市场纳入有序的守法经营合理竞争的法制轨道。
二、完善立法，加强执法，依法严惩文化犯罪。
法制手段具有规范性、权威性、强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因此是强有力的手段。
（一）补充完善有关法规。对于执法中遇到的问题，如打击伪造出版单位名称和手续，擅自进行出版活动的犯罪目前尚缺少适用法律。应通过对现存的一些法律条款，如“扰乱经济秩序罪”、“危害税收征管罪”等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以尽快解决这一执法实践中的当务之急。另外，对一些高科技的新型出版传播媒体，亦应尽快出台新的法规来加强有效管理。
（二）加大执法力度，惩处须从严从重。非法出版活动污染精神文化环境，有害出版物将会长时间、大范围地发挥作用，流毒既深远又广泛，将毁坏一批人、一代人，对制黄、贩黄罪大恶极者应坚决从严惩处。
狠狠挫折非法出版活动的动因，经济上重罚，罚他个倾家荡产。应坚决纠正执法方面的偏软偏宽，有案不立，立案不审，以罚代刑，重罪轻判等。要将现有法律用足，用满。
三、更新管理思路，变单一型行政管理为复合型宏观调控。
目前出版物市场出现的复杂情况和难点问题，传统的单靠行政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已明显不适应，应确立新的管理思路，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教育等手段，形成复合型管理体系，更为有效地实施对出版物市场的宏观调控。
行政手段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目前仍不失为管理的第一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要注意运用经济手段，按照出版物市场的运作规律，通过正确使用经济杠杆，提高出版物市场的管理效率。对某些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损害文化消费者利益的出版经营，就要运用价格、利润、税收等予以限制；而对于优秀出版精品的生产和经营，则应在税收、利润、奖金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扶植；对消遣性的大众通俗出版物要高税收，对学术性或艺术性强的出版精品应高补贴。用经济政策对出版物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引导与调节，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管理措施。运用法律手段，目的是以法律保护正规出版物的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裁各种非法出版活动，维护出版市场正常的经营秩序和各方正当的利益，保障出版物市场的健康、繁荣和发展。教育手段是通过对出版物市场的管理者和经营者进行思想、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及行业培训，提高管理者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执法素质，增强经营者的职业道德和守法观念，调动管理主体与市场主体内在的主观能动性。总之，要综合运用上述多种手段，形成出版物市场调控的激发机制和约束机制，变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变措施管制为政策调节，变微观控制为宏观调控。对出版物要扶植健康有益的，允许消遣无害的，严惩有害违法的。鼓励合法有序的市场竞争，在奖惩严明的宏观调控机制下，使出版物市场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堵疏并举，健康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