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锋[1]2003年在《砂拉越华人政治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是海外华人政治的一个典型。本文以马来西亚砂拉越州为个案，以历史学为主，辅之以政治学和社会学，在分析砂拉越特殊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环境的基础上，着重从华人群众的层面，考察了从19世纪中后期布鲁克王朝统治时期至20世纪末百余年来，砂拉越华人政治发展演变的历程，力求通过本个案研究，对海外华人政治有更深刻的认识。研究表明：从布鲁克王朝统治时代的“不问政治”，到二战前后的关心中国亦关心砂拉越，再到积极参与当地政治，砂拉越华人的政治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马来西亚多党政治的体制下，砂拉越华人的政治心理日渐成熟，政治价值取向渐趋理性，由协商代替对抗，希望能在和谐中与其他民族共同分享政治权力，在稳定的环境下共同发展。从砂拉越华人政治演变的历程可看出，虽然华人不懈地努力，力图真正地融入当地社会，让非华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自己，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都仍是美好的愿望。砂拉越华人要争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王悦[2]2018年在《英国非殖民化政策调整与砂婆两邦的经济、社会及地缘政治变迁（1957-1961）》文中研究表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对刚独立的马来亚联邦和东南亚海岛地区英属殖民地,英国的主要设想是将它们以某种形式合并起来,以求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最大程度地维护帝国利益,“大马来西亚”计划便是这一设想的政策化产物。而在“大马”计划出台之前,英国政府实际上主张先促成“北婆罗洲联邦”的实现,随后再考虑更大范围内的联合。但殖民政府很快便放弃对这一政策的讨论,转而支持“大马”计划。概括来说,英国之所以出现这一态度转变,主要基于以下叁方面原因:一、砂婆两邦的外向型经济形态及其在地区和全球的商品网络分工和贸易链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英国难以允许北婆叁邦之间进行合并以及由此可能出现的经济损失;二、两邦独特的人口种族结构以及左翼运动在两邦的发展程度和趋势,促使英国政府更愿意采取“分而治之”(政治上将叁邦分离)的政策,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政治危险局面;叁、两邦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含义对马来亚的国家安全和英联邦国家的防务利益有直接影响,“大马”计划能最大限度满足它们的利益诉求。可以发现,“大马”计划的出台虽正值冷战时期,但英国并不仅仅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综合了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地缘政治含义等多种因素去制定政策以服务于帝国利益。由此看出,非殖民化并非绝对从属于冷战。
张梓轩[3]2014年在《田汝康学术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以田汝康学术史为个案的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笔者通过解析田汝康一生的经历及其学术研究成果,分析他的学术思想及学术贡献,并对他在中国民族学界的地位进行重估。在此基础上,本论文试图透过田汝康的学术经历反思中国民族学在20世纪中后期的发展面貌。田汝康生于人类学初入中国的1916年。在中国民族学西迁的抗战时期,他开始进行人类学研究,之后远赴英伦专攻人类学专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顺应国内学科变化,转而从事历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他赴世界各大高校讲学,晚年学术成果颇丰。出于种种原因,田汝康在国内民族学界的地位与其学术贡献相差甚远。基于此因,本论文将田汝康的学术生命及学术成绩进行整理分析,以期向同行介绍先生其人,也可对先生的学术地位给出自己的评价。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在简单介绍了田汝康的家庭背景后,分叁个阶段对其求学经历进行整理。家道中落的田汝康在1935年考取北平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却在1937年因战争而停学回乡；1938年转学西南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选修费孝通先生的比较社会学课程,结缘民族学；1945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继续学习人类学专业。第二章中,本论文分析了田汝康的五段工作经历。分别为在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军“大理滇西干部训练团”教官,并短暂效力于美军“战略情报局”；1940年,进入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室工作；1948-1949年间,在英国毕业之后的田汝康对马来西亚砂拉越州华人社会进行了田野调查；1950年回国后先后在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教学,期间因为社会的变动遭受无数磨难；1979年,他远赴英国剑桥大学讲学,后在世界各大高校担任研究员和访问教授,晚年回国。第叁章中,笔者对田汝康的学术成果进行评析。从东南亚研究、云南研究、明清烈女研究等方面将他的研究归类介绍,着重对他未在国内发表的英文成果进行介绍。第四章笔者通过总结田汝康的学术思想,分析了他对世界民族学研究的贡献及应有的学术地位。文章最后,笔者透过田汝康的个人学术命运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来反思变革的20世纪中后期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本论文无意于为田汝康作传,而是将田汝康的一生作为田野调查对象,对其生活史和学术史进行人类学“深描”和分析,重估其在国内民族学界的地位,以透视中国民族学史的发展。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力求客观,尽量不按个人感情对田汝康做价值判断,而是通过对其研究成果进行学术评析来评判先生的学术地位。最后,谨以此文献给田汝康先生。
曹云华, 程荃[4]2016年在《诗巫的福州人:海外华人的模范》文中提出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福州人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次文化群体。在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诗巫市,活跃着一群福州人,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代人,他们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长期以来,福州人与当地族群和睦相处,与本地族群一起,为诗巫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诗巫的福州人堪称海外华人社会的模范。
陈琮渊[5]2009年在《马来西亚华资银行的族群经济与制度环境:理论与个案初探》文中认为一、研究问题晚近金融危机举世瞩目,其成因及解决也是众所注目的焦点。特别是银行在危机中往往受创显着,且比世人预想的要脆弱得多。在东南亚,过去论者多从"金钱政治"、"泡沫经济"的角度来做解释,这样的看法固然部分解释了危机的成因,但却未能深究其后的产业历史演化及族群经济结构特性。更重要的,在马来西亚银行业的相关研究中,尚未
参考文献：
[1]. 砂拉越华人政治演变研究[D]. 郑志锋.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2]. 英国非殖民化政策调整与砂婆两邦的经济、社会及地缘政治变迁（1957-1961）[D]. 王悦. 暨南大学. 2018
[3]. 田汝康学术史研究[D]. 张梓轩.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4]. 诗巫的福州人:海外华人的模范[J]. 曹云华, 程荃. 东南亚研究. 2016
[5]. 马来西亚华资银行的族群经济与制度环境:理论与个案初探[C]. 陈琮渊. 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