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不是“账面游戏”——专访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账面论文,公司总经理论文,专访论文,中央论文,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多年的谢平一直是银行改革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今年9月他出任汇金公司总经理的消息传出后，甚至被业界视为汇金公司“由虚转实”的标志。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实质突破在哪里，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大变局中，汇金公司和谢平本人究竟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成为业界十分关注的问题。10月18日，谢平接受了《财经》杂志的独家专坊。
尽管身份已是汇金公司总经理，目前谢平仍然在国企大厦7楼——他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时的房间办公。同样不变的，还有他的干净果决和具有控制力的工作风格。
外汇注资的多重价值
《财经》：最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都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此外，并没有更为具体的改革措施出台，因此外界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有某种程度上的疑虑，认为没有太大的突破。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谢平：这次银行改革在很多方面有突破。首先是以注资为核心的财务重组，通过资本充足率提高，全面提高了两家国有银行的市场价值。
这次注资不是账面游戏，而是真金白银的资本金注进去。原来中行和建行账面上有资本金，但其资产方有很多信贷和非信贷类的资产损失，事实上资本金小于损失，拨备没有或者很低。从广义的资本充足率来看，损失应冲销资本金，因此其原来的资本金就不存在了。如果按照巴塞尔的规定，按照中国银监会的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没有这次注资，这两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以说是负数。
因此，这次财务重组首先用原来的资本金、2003年的利润和原有的拨备，把历年损失都核销掉，然后注入的资本金就是真正的“为正值”的资本金了。所以，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国家新注入的资本金不是用来填补以往的窟窿。这两家银行现在的资本充足率超过了8%，加上次级债券，建设银行达到了8.5%，中国银行达到了8.1%。两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也大幅提升，中行达到60%，建设银行是87%。如果换算成资本市场的市值概念，这两家银行的市场价值大幅度提高。每股净资产原来是负的，现在能够达到上市的要求。
《财经》：不过人们对注资也存有一些异议，有人认为注资实际上是虚的，只是一个账面的数字，是不能动用的。
谢平：这样说不对。这次注资是“真金白银”。这在今年上半年中行建行的报表中能看出来。两家银行把这些资本金用在其海外资产上，每天都带来收益，现在海外市场上无风险的收益率大约有3%（以美国国债收益率为准）。中行和建行还可以自由支配这些资本金，比如存在外国银行，或者是买债券，或者发放外汇贷款等。
《财经》：对于建行和中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情况，目前的进展如何？
谢平：这正是改革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为吸引新的股东和战略投资者打下了基础。以此实现国有银行产权多样化，这既是产权制度改革，也促进治理结构改善。由于中行、建行的财务状况好转，国内外购买他们股权的兴趣已经提高，一些已经在谈判之中，并且不断有潜在投资者来询问有关股权投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中行、建行以资本金补充为起点，通过财务状况的全面好转和市场价值的提升，必然对中外投资者形成投资吸引力，以此推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向所有制结构多元化方向发展。
《财经》：但也有报道说，海外投资者并不感兴趣。
谢平：不能这样说。海外投资者很感兴趣，找我谈、想从汇金买股权的就有不少。不过具体是哪一家，现在还不能说，对方也有保密要求。
《财经》：这次改革对中国银行监管制度有什么影响？
谢平：这也是改革所带来的另一个重大突破。中行和建行的改革对中国银行业监管的规范化起到了基础性推动作用。原来监管部门对四大银行的监管采取的是特殊待遇，因为他们是国有的，隐含着国家信用和国家担保，因而事实上没有完全按照审慎监管原则对国有银行实行严格监管，这就导致了监管对其它机构的监管歧视性，监管体制也就无从规范，也就无从建立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监管标准，容易产生监管套利的情况。
现在这两家银行的改革为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统一的监管框架有很大作用。例如对资本充足率的统一监管、对信息披露的统一监管、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统一监管等方面，逐步实现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监管标准真实统一，这对中国商业银行到海外设立分行、开展海外业务，把中国银行真正纳入金融全球化的轨道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起点
《财经》：中行和建行的股份化改造，在公司治理结构上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谢平：公司治理结构方面是有很多层面突破。首先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设置了内部组织结构。中行和建行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人员基本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设置，尽管股东人数不多，但股东大会毕竟设立了；董事会是真正的董事会，不像原来中国银行的名誉董事会。表现在董事会和党委的关系上，党委委员在董事会中是少数，董事会成员在党委中是少数。现在两家银行董事会分别有13人，其中汇金有七名董事，独立董事不少于三人。原来的行长和党委书记在董事会中不超过四人。
两家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决策权明确规定在董事会。中行建行的副行长中，进入董事会的只有两人，其他副行长级别的人未进董事会。而且两家银行的首席财务官、首席风险官都可从市场招聘。党委只负责党的工作、大政方针和思想政治工作。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风险管理，由董事会负责，行长对董事会负责。这就真正明确了各方的权力边界，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银行体制确立了内部组织结构基础。
《财经》：事实上人们质疑的就是这一问题：董事长、行长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级别一样，都是中管干部。这样行长就只会对组织部负责，对任命他的人负责，而不会对董事会负责。大家都十分担心这一问题会影响整个公司治理结构甚至影响两家银行的业绩。另外，为什么两行的高层管理人员仍然要延续“党管干部”的原则，而不进行彻底改革？事实上，这些年银行高管人员落马的比例不小，比如王雪冰、朱小华、梁小庭、段晓兴、刘金宝等人。
谢平：应该说，目前进行的改革改变了银行业原有的政企不分状态，实现了银行管理权力的科学划分。新的国有银行董事会虽无权任命行长，但依据《公司法》有权向中组部建议罢免行长。特别在两行上市以后，股东们、投资基金经理、媒体都会公开评价高管的业绩，由此形成巨大压力。虽然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突破，但毕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于这两家银行是整体改制，整体改制中成立的董事会是“最终”的董事会，这与其他国有大型企业相比是一个突破，他们采取集团公司的形式，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实际上仅仅是下属子公司的董事会，董事长还是集团公司的一把手。
实际上，组织部门非常支持这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做了很多的突破。比如，董事会成员不一定都是中管干部。中行和建行董事会中就有两三个海外人士担任独立董事；汇金派出的董事也不是中管干部。原来的中管干部（比如行长和副行长等四人）也是董事会成员。在董事会内部，他们的身份首先是经营决策者而不是党务工作者。因此，应该说即使这次在中行建行的干部制度方面没有实行最彻底的改革，还是在体制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迈出了一大步。这就引起了治理结构上的深刻变革：行长等高管人员的行为已经在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之下，而不是组织部门的监督之下。董事会对高管人员的日常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必然会对他们的行为构成压力。他们的任何不良记录都是有案可查的。
此外，通过上市可加大对银行的外部激励。为什么一定要上市，特别是要在海外上市？就是要通过市场的压力，通过透明度的约束，通过证券监管当局对上市公司的严格要求，通过股价的变化，通过媒体对两家银行经营行为的高度关注，形成对高管人员的压力。这一点已经在两家海外上市的保险公司表现出来，将来在两家银行中表现将更为明显。
在此，不要把党管干部与公司治理结构对立起来，其实中组部也在突破，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尽管没有一步到位实现全面市场化，但应该承认有突破。比如中国银行已经用市场方式内部聘任了两个省分行行长，中行香港方面的高管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招聘，这些过去都是正厅级干部位置。现在总行的首席财务官和风险官也要采取市场聘仟的方式，这些职位都是总行副行长级的，原来要经过中组部的，现在董事会批就可以了。
《财经》：聘任由党委来做吗？
谢平：不是，是委托第三方或组织专家委员会来招聘。
《财经》：建设银行在去年取消了员工的行政级别，不久前中行宣布取消了行政级别，其实际的影响如何？
谢平：市场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力资源定价机制的变化，特别是把人力资源定价标准统一到市场化的绩效定价上来。中国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实行统一的行政级别制度，并与住房、工资、养老、汽车、医疗挂钩，这套激励制度要全部改革是很难的。但国有银行局部突破是可能的。中国银行取消了行政级别，建设银行也已经取消了员工的行政级别。大家已经认识到行政级别对现代化商业银行运作的约束。行政级别也是对人力资源的定价方式。对人的定价是目前金融理论最难的一部分，我的几个博士生在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你只能走一种定价模式，两种都走就会扭曲人的思想和行为，管理者的人格行为就会分裂。事实上，这些年很多领导干部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中行、建行在这一问题上比较清晰，薪酬制度实行市场化，一是收入货币化，不搞实物性分配，比如进行车改房改。二是固定部分和奖励部分分开，活的奖励部分与业绩挂钩，比较重大。三是隐性收入表面化，该交税的要交税。
《财经》：不过对于收入差距拉开，外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现在商业银行薪酬制度改革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差距过大，管理人员只享受市场化的收入，不承担市场化的风险，风险和收益不对称。
谢平：高管人员的工资收入在公司章程和公司法中部有明确规定，在年报中披露。差距究竟拉到多大要看今年的年报，现在礼会上的传言都没有根据。一般管理人员与职工的收入差距不会很大。
接着刚才的话题，治理结构方面的第五个深刻转变表现在经营管理制度设计的科学化，通过成立各种各样的专门的委员会，实行了信贷审批制度、问责制度、审贷分离制度等，风险管理过程基本上采用了目前国际上现代化大银行的风险控制模型。实际上，BIS对银行内部风险管理制定了许多标准，大部分可以照搬，用不着再去发明什么。
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行和建设银行业务的自主权完全集中在董事会，各级政府对其干预几乎不存在。这一点对两家银行的管理影响很大。我们都知道，工、农、中、建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中行建行改革后，股东多元化，尤其是上市以后，要对所有的投资者负责，政府干预可以基本消除，因为谁都不敢了。
《财经》：又回到老问题了，如果总行的行长、董事长还是由组织部任命，他们的目标可能还是追求更高的行政职务，很难摆脱政府的影响。
谢平：他们的所有讲话、签字都会被记录在案。银行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不能像以前那样，一个人就有审贷权力，而是有了制度约束。在原来行政级别的激励下，行长可以用贷款作政治交易，换取自己的政治级别，尤其是省分行行长，用多贷款的同时制造不良贷款来换取一个副省长，人大副主任。这种行为现在可以由内部风险控制机制来制约，用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来制约。我们应当承认，四大行的不良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交易的结果，是用贷款换行政级别这种激励制度下造成的。
《财经》：最近中行下发了《关于一级分行开展流程整合工作的指导意见》，建行也制定了《业务组织结构改革方案》。这种组织结构改革的重点在哪里，实际效果如何？
谢平：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按业务流程和产品线实行垂直化管理，是公司治理方面改革的另一大进展。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在一些省试点，其中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省分行。
原来中行建行分支机构是按行政区划设置，改革后省分行的定位和未来业务功能分配是关键。这在管理上从块到条的转变，两家银行都要成立专门的银行卡分支机构，专门的数据处理中心，专门的贷款评估中心，建立内部垂直的稽核审计系统。
在这方面，现代电脑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股份制解决了制度问题，IT解决了技术问题。全行进行统一数据管理后对于风险管理、组织结构影响非常大，比如省分行就没有自己独立的资产负债表了，分行的概念只是个行政概念了。全行数据都共享，控制就加强了。中行开平案件的发现就和IT技术有关，今后分支机构一旦再出现内部人盗窃联行资金的行为，警报就会响。股份制度的改造，IT技术的支持使内控制度加强了。
“两行的数据是真实的”
《财经》：中行和建行在清理不良资产中得到了很多政策支持，实际进展怎样？
谢平：银行规范经营必须排除各方面的干扰，这需要区分历史原因和制度原因，在明晰责任和透明度前提下进行不良资产处置。
中行建行的不良资产分几个步骤进行了处置，损失类贷款用原来的所有者权益进行了冲销；可疑类贷款用市场化的方式卖给了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留下少量的次级类的也基本提足了拨备。这就涉及到历史原因问题——如果是外部历史因素造成的，应该通过国家和机构多方努力的方式解决；如果是内部责任人造成的，就必须严格追究责任。
客观地看，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并不都是银行内部管理造成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外部因素造成的，与中国经济转轨有关。过去十几年国务院有关部委文件，省级政府文件，国有企业破产兼并，财政支出不足而造成的银行政策性垫款是不良贷款的主要原因。据我们的调查，在国有银行的两万亿元不良资产中，外部因素造成的接近80%，属于银行内部经营管理上原因的占20%左右。前几天有个文件让我们会签，说为了东北振兴，要豁免国有银行在东北的贷款，有好几百亿，这不是很大的道德风险？股份制后，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财经》：中行和建行在清理不良资产中，有没有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问题？
谢平：对于银行内部经营造成的不良资产，最近财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文，明确对不良贷款剥离中的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的基本原则。如建设银行对不良贷款形成承担主观责任的有31218人，建行已经对其中的22725人进行了追究处理，包括辞职、辞退、处分等；对10211人进行了纪律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职、留用查看、开除等等。中行还没有人数的报告，但上报了很多案例。9月底，中行已经审查认定的不良资产案例21500件，已经完成全部工作量的52%，正在督办的还有10700件，没有审查的还有1万多件。中行涉及到人的问题比较慎重，但也严肃追究。
同时，无论是老账处置还是新账监督，透明度问题是不得不强调的。中行建银行完全可以按照上市公司的披露要求，达到透明度标准，完全可以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做报表，完全可以让国际会计师来审计，可以在国内外证券市场上披露。中行、建行2003年的年报基本就按这个规则走了。其格式、文字、会计注解、备忘录、大事记都是按国际准则走。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敢出无保留意见的审计结论。一般来讲，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能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结论，就是说明你达到了国际通行的真实性标准。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针对工商银行六个省行的不良资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统计数据和他们自己的统计误差率只有0.2%。
《财经》：不过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给国有商业银行的报告中也使用了一些自我保护性的语言和技术，比如“就我们所看到的而言”之类。
谢平：你这种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去监管不严格，国内国外公众都对四家银行公布的数据不信任。这次除了用国际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我们还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对样本的15%进行随机抽查，他们抽查的结果认为也是可以接受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样本比例是有国际标准的，这是统计学方法论问题。
《财经》：那可不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两家银行现在的数据是完全可信的？
谢平：是完全可以相信，真实的。真实性和透明度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制度，没有透明度，就没有真实性。这中间经过了几个环节：一是两家银行从上到下自查；二是监管当局查账，银监会官员亲自查账的样本在50%以上；三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查账；四是可疑类资产买卖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15%样本的尽职调查。这四套制度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财经》：中行和建行在股份化的过程中，都剥离了一些非主营业务的实体，这在很多人看来，有匆忙剥离、做账重组的嫌疑。
谢平：银行规范经营有多方面的含义。主业突出是两行改革的另一个突破。中行建行把一些自办的实体，比如招待所、培训中心、饭店等进行整合，有的被卖掉了。这些和银行主要业务无关的事情是为自己服务的东西，是腐败的温床，目前大家都认识到了。中行建行都在处理。
要进行股份制改造，就必须划清产权边界，放在股份公司内的资产就必须承担成本，将来股东可能就不干。这些问题过去也发过文件要求他们清理，实际都没有清理干净，都在欺骗，这次在股份制改造的要求下，做得比较彻底，否则将来被市场发现，股价就会受到影响，高管人员就要负法律责任，这就是市场的力量，比你下发几个文件强多了。
汇金不是“金融国资委”
《财经》：很多人把你到汇金任职看成是汇金公司由虚转实的标志，你怎么看？
谢平：误解。汇金公司从2003年12月16日注册起就是实的，作为国有独资企业，有董事会、监事会，有董事长总经理。汇金公司在过去一年中行建行改革当中，行使了股东权利，代表国家出资，代表国家依法对中行建行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出台了很多文件，选派了董事，给监管当局出具了很多的法律文件。
作为两家银行的发起人，这些工作都是实实在在的，涉及出资人职能、人事管理、业绩评价和投资收益权，无论在国有银行改革进程中，还是在具体某家银行的治理结构上，都已经并将继续履行其法定职能。大家质疑的是原来公司很多人是兼职的，公务员兼职的比较多。
《财经》：不仅是这个问题，还有对两家银行董事会的人事任免权。
谢平：两家银行的董事会的成员结构是由汇金公司决定的。一多半的董事是由汇金公司派出的。独立董事的选聘也是汇金公司作为股东来参与决策的。董事长、行长的候选人从法律程序看，也是汇金公司作为股东参与提名、中组部任命的。
对于人事问题，汇金公司还可进行事后评价，参照市场的指标，根据监管当局的要求，根据监事会的报告，根据股票价格情况、根据投资者的反映，来评价两家银行的业绩，选派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对于不称职的高管人员，我们可以公开评论。
《财经》：那你是否有一套机制保证你所选举的董事都是勤勉尽职和合格的？
谢平：这个谁也保证不了。不过全世界有公认的选拔董事的依据，还有一个专门的网站，对于人力资本谁也不能保证不会产生不良资产。毛主席说90%的人是好的，按照这一理论，不良率少于10%就可以了。
《财经》：中行和建行董事会的任职资格如何确定？有无目标和给他们的压力？
谢平：这要由银监会审查。银监会有一个股份制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指引，里面很清楚地规定了每一个董事的责任。
《财经》：很多人把汇金看做“金融国资委”。
谢平：不一样，汇金是家公司。公司的形式有利于中行建行改革治理结构，国资委不参与分红，汇金参与分红，国资委不派出董事，汇金派出董事，这就是压力。
《财经》：那汇金公司还有行政级别吗？如果没有，那汇金所控股的股东单位有级别，是中管干部，会不会不匹配？
谢平：汇金公司没有行政级别，希望按照公司化和市场化运作。股东单位和银行不见得要行政级别对应，好比说人民银行的卫生就归金融街的居委会管，不是归卫生部管。
《财经》：如何处理多头管理的问题？有人计算过，加上汇金公司，管理两家银行的共有七个部门，人们担心部门牵制影响效率。
谢平：任何企业都有这个问题，卫生归环卫部门，计划生育归计生委，社保归劳动保障部门。国家就是通过不同的行政部门管理。汇金将来会对两家银行的经营业绩进行评估，评估的作用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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