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广利[1]2003年在《元明韵书入声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选取元明时期反映北方方言音系的韵书，即《蒙古字韵》、《古今韵会举要》、《中原音韵》、《韵略易通》、《交泰韵》、《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和《元韵谱》，从韵书角度，探讨元明时期北方方言音系韵书中记录的入声的变化状况。 本文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着手，先排列各韵书的入声编排情况，而后采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其入声韵类及韵尾和入声调的实际变化情况。入声韵方面：发展趋势为，入声字不独立编排，入声字配阴声韵，入声字塞音韵尾混并，走向消失，入声字韵母结构逐渐同阴声韵；入声调方面：发展趋势为，入声字不单独成调，入声字派入或混入平上去叁声，全浊入声字归入阳平，次浊入声字归入去声，清入声字归派相对复杂，归入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总之，入声在入声韵和入声调两方面都趋于消失。当然，这只是针对入声变化总趋势而言，并不是所有北方方言中入声都全部消失，至今北方方言中还有一些地区保留入声。 入声变化在元明时期北方方言系韵书中既有系统性，但也呈现出多样性。出现这种状况，笔者认为主要是由方言的差异、方言的融合、读书音和口语音的差异以及二者的相互渗透、作者自身的原因和入声自身发展的层次性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韩晓云[2]2015年在《明清河北方言语音研究》文中认为河北地区自古至今都是汉民族文化的中心区域之一,战国时期的燕赵文化、中山文化曾在这里大放异彩。河北也是普通话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尤其是元明清叁朝,河北地区一直是首都“腹里”,是京畿重地,与北京话的关系非常密切。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接近”的缘故,河北方言的研究与邻近的北京话、晋语、中原官话和山东方言研究相比,显得较为薄弱,其研究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挖掘。从研究河北方言的材料来看,不仅有历代大量的韵书、韵图材料和诸多传世的文献语料如元曲、笔记小说、白话小说、俗曲、地方志文献等,还有丰富的现代方言调查研究成果,这些材料都直接或间接地记录和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河北地区的方音状况。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对河北方言进行断代方言史的研究就较很多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要把握并利用好这些优势,做好河北方音史的研究。近代河北方音史的研究是汉语语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河北方言语音的发展脉络,对于汉语史研究、北京话的历史形成、正音标准的确定以及燕赵文化研究,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因此,很有必要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不过,河北方言史的研究是一个大型课题,考虑到研究的持续性和可操作性,我们选取明清两代的河北方音作为研究对象。明清时期,北方汉语语音在声、韵、调各方面都正在经历着重要的变化,声母、韵母分化合并,不断简化,声调也随着浊音声母的消失而调整变化,基本形成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格局。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河北方言,不仅可以上联中古《切韵》音系,还可以下系现代河北方言和北京话,不仅梳理了近代河北方言的发展轨迹,对探寻现代汉语共同语的来源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搜集整理明清时期河北方言语音资料和现代河北方言资料,在充分吸取和借鉴前修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河北方音史的研究进行初步尝试,试图梳理和勾勒明清时期河北方言语音的基本特点,并与现代河北方言进行比较。对一些尚未取得共识的关键问题,如明末清初河北方言的入声问题,见组和精组细音的舌面化问题,提出新的证据进行说明；在大胆推测和小心求证的基础上,对一些语音现象演变的动因和机制尝试作出合理的解释。全文共分五部分。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河北省历史人文概况和河北省内方言的归属与分区情况。河北省的方言分属于官话和晋语,其中官话方言又分为冀鲁官话、北京官话和中原官话,冀鲁官话是河北方言的主体。之后回顾了河北方言的研究概况,包括历史文献的研究概况和现代方言的研究现状,并重点介绍了河北方言语音史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河北方言的研究进行了反思。然后交代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最后,介绍了本研究所使用的几类主要资料。第一章明清河北方言声母研究。重点讨论了明清时期河北方言在声母方面的一些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一、古知庄章叁组声母的分合情况。明清河北方言中,知庄章声母既有合一的,也有二分的,明清的几部重要韵书文献中,知庄章叁组声母已经合并为一组,如《等韵图经》(1606)中的“照穿审”,《元韵谱》(1611)中的“中揣睡”,《五方元音》(1654-1664)中的“竹虫石”。清代各地方志的记录也显示叁组声母已经合流。不过仍有一些地区保持着二分的状态,清代《宁河县志》记录“血读作舍”、“鞋读作蛇”,“血”是四等字,“鞋”随着见系二等韵的颚化也产生-i-介音与叁四等合流,“舍、蛇”都是章组叁等字,同音说明当时宁河一带方言中章组仍拼细音韵母,音值也与卷舌声母不同。现代河北方言知庄章声母既有合一型的也有二分型的,与历史上的分合情况相似,二分型方言受到普通话的影响,正逐渐向合一型发展。禅母在历史上的发展演变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分析了禅母的两个特字“殊”和“晨”在方言中的读音情况,并讨论了禅母与日母混读的问题。二、日母字的读音。日系日母字在明清的河北方言中基本上保持独立,没有与来母相混的迹象,不过,在一些地方志的记载中已经可以看到日母字有[1]声母和零声母读法,出现了分化,如道光《内邱县志》(1832)记载：“如呼作虏；日呼作异。”日母字读[1]声母和零声母的现象在邻近的山东方言和东北方言中都存在。根据清末民初日本汉语教科书的记载,当时北京话中[z]一[1]这组声母的发音也容易混淆。日系字在河北方言中的分化大概是在19世纪初期到中期这段时间,而且零声母读法可能早于[1]声母。另外,河北方言中还有少数非日母字读[2]声母。叁、影疑母的读音问题。明清河北方言中疑母消失,《中原雅音》、《等韵图经》、《五方元音》中疑母字都已经与影喻母合流,读为零声母。尽管《元韵谱》中还有独立的疑母,但并不是对实际语音的客观反映而是一种保守的作法。与影疑母合流读零声母的现象相反,合并的零声母又在部分影疑母开口一等字前新增了鼻音声母[n]或[蚵。这种现象在《中原雅音》中已经显露端倪,随着语音的发展,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中开始出现大量记载。四、微母的消失与保留。明清部分河北方言仍保留微母,《中原雅音》、《元韵谱》中都有独立的微母,《等韵图经》中微母消失,明人笔记和地方志资料显示明末的时候河北大部分地区的微母都已经消失。五、舌面音的产生与尖团问题。明代河北方言见、精两组声母各自独立,见系二等韵颚化,产生-i-介音。明末清初河北方言见组声母已经颚化,精组声母的颚化正处在词汇扩散的过程中。第二章明清河北方言韵母研究。重点讨论了明清时期河北方言在韵母方面的一些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明末河北方言蟹摄见系二等字韵母已经出现[iai]→[iε]的演变,薛论道的散曲、《等韵图经》和《正音捃言》中都记录了这种音变现象,是[iai卜-[iε]演变的先声。这种演变在19世纪末期的河北方言中已经完成。二、果摄歌戈韵和山、宕摄末韵、铎韵见系字合流迭置,读开口呼,清代地方志的记载与现代方言一致。叁、蟹、止摄合口端系、来母字失落-u-介音读开口韵,与现代河北方言情况相同。部分方言蟹摄灰韵与哈韵仍同音,保持着中古以来的语音层次,不过大部分地区二者已经不同音,为[ei]韵,一为[ai]韵,与现代方言一致。四、明代河北方言效摄合口韵存在[uau]韵母,这种读音不见于清代文献的记载,但是这种读音在现代部分方言中仍残留。五、入声字韵母的文白异读问题。明清河北方言中入声韵已经消失,入声韵消失以后与相应的阴声韵合流迭置,形成文白异读。重点分析了宕江摄铎觉药叁韵、曾梗摄德陌麦叁韵、通摄屋烛韵的文白异读问题：宕江摄入声白读音为[au、iau]韵母,比较整齐,是河北方言特征之一；曾梗摄入声白读音不完全相同,曾摄入声白读主要是[ei]韵母,曾摄庄组字与梗摄入声白读为[ai]韵母,梗摄见系二等字“耕更耿坑”文读舌根音、白读舌面音的现象比较特殊,反映了方言不同的语音层次；通摄屋、烛韵入声字白读音为[0u、iou]韵母,通摄入声与流摄、遇摄、效摄的历史关系比较复杂。遇摄合口叁等字在保唐片遵蓟小片部分方言点存在比较特殊的语音现象,一些在普通话读单元音韵母[y]的字,在与n、1声母相拼时,韵母变成了[uei],如“女、驴、闾、吕、侣、铝、旅、缕、屡、履、虑、滤、律、率效率、氯、绿”等字。这种读音可能是唐宋时期北方方言的语音层次,不过也有可能与明代移民有关。蟹摄开口四等字在明清河北方言中残留着读洪音的层次,明清河北方言止摄开口唇音字韵母存在[i]-[ei]异读,这种异读在现代方言中大大减少。第叁章明清河北方言声调研究。明清河北方言入声正处在消失的进程中,入声韵尾[-p]、[-t]、[-k]已经混同并进一步消失。入声调在《等韵图经》中也已经消失,是入声演变的先锋,其中全浊入和次浊入分别派入阳平和去声,清声母入声字则派入平上去的都有。《灵寿县志》中可能还有独立的入声调,但入声舒化的演变从部分字已经开端,从其记载来看,全浊入声主要读平声,次浊入声读去声,清声母入声字大多数读上声,清代中后期清声母入声字读平声的越来越多,逐渐形成现代冀鲁官话的特点。清入字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清入归上”到“清入归阴平”的转化。这一时期可能也是北京话“入派四声”,从有规律变得无章可循的时期。第四章是余论,也是本课题的延伸性研究。揭示河北方言的发展演变还受到诸多语音之外的其它因素的影响,如历史上少数民族曾长期统治河北地区,民族融合可能会对河北方言的发展产生影响；明代洪武和永乐年间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河北省是移民的重点区域,移民造成的人口流动也会给语音的发展变化带来重要影响。这些因素对近代河北方言发展演变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马俊[3]2003年在《元明汉语入声与元明韵书入声的关系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近代汉语语音是汉语语音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一般以晚唐五代前后为其上限，清代前后为其下限。入声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改原来的语音结构而朝彻底消失发展。要探求入声的发展演变轨迹，有必要搞清楚在某个时代某个方言的范围内入声的情况。 论文从一个新的学术视角来审视元明时期的入声问题。一方面以翔实的材料揭示出元明时期北方汉语入声的消变进程，另一方面分析了元明间七种以北方汉语为基础的韵书韵图对古入声字的编排。两相比较，充分论证了元明韵书的编篆滞后于元明汉语入声的消变进程。论文认为：元明间某些韵书保留有入声现象，不等于同时同地的方言有入声现象；北方汉语的入声在元代就已经消变，到明代则彻底消亡了。 论文共分五部分。序言交代了论文写作的基点和意义；第一章就入声的性质及其消变大势进行了概述；第二章分别探讨了元曲语言中的入声字、明代笔记小说中的入声字与《老气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的入声字；第叁章具体分析了元明间七种韵书对古入声韵字的处理方法；第四章从“元明汉语中的入声消变轨迹”和“元明韵书中的入声编排情况”两条线索出发，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张静[4]2003年在《元明北方汉语入声研究》文中提出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入声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言中的发展状况是不一致的，不能一概而论。元明这一时期是入声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本文着重探讨的是这一时期中入声在北方话中存在状态。 元代北方汉语有无入声，学界聚讼半个世纪，尚无定论。明代北方汉语入声与元代有多少差别，至今尚未见深入讨论。以往的研究依据的材料主要是韵书。但是由于韵书自身的性质难于确定，研究者们对元明汉语入声的情况也分别做出了各自不同的描述。 本文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绕开韵书所设置的障碍，系统地爬梳除韵书之外的反映了当时北方实际语音的代表性文献资料，重点讨论了入声在元曲、笔记、八思巴字、古朝鲜文献中的存在状况。本文在挖掘这些材料内在联系的基础上，通过统一而非割裂的研究，勾勒出当时北方入声的大致轮廓：元代北方汉语已无入声调，古入声字并入阴声韵中，无喉塞尾。明代与元代无大差异，惟古清音入声字调类有新的变化。 本文为至今学术界仍聚讼纷纭的《中原音韵》、《蒙古字韵》等元明韵书中的入声性质，给予明确的结论和有力的旁证；同时为北音入声史的研究得出了元明这一阶段的结论。
赵安杰[5]2013年在《元明汉语语音规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语言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言规范也随着语言的产生而产生。语音规范是语言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词汇、语法规范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古代语音规范属于历史语言规范的范畴。本研究将元明两代的汉语语音规范作为研究对象，以语言规范、音韵学研究的相关理论为指导，并借鉴前修时彦的音韵学研究成果，分别以元明两代中音系具有汉语共同语语音性质的韵书《中原音韵》、《洪武正韵》为切入点，从政策环境、学术背景、文化氛围、对外交流等方面考察元明两代的社会因素对当时语音规范的影响；从作者的语音规范意识、作品的正音音注及其传播和影响等考察作品的语音规范性质；从作品的音系、实际的语音根据以及将其与当时的通语音相比较等考察作品的语音规范标准；从语音规范的社会效用、规范标准和基础方言、文本规范体式等考察作品的语音规范转型、传承和创新等。基于对《中原音韵》和《洪武正韵》的多方面考察，总结出元明两代汉语共同语语音规范的特点及其价值，以期为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化进程提供借鉴和启示。
洪梅[6]2010年在《中古入声韵在明清韵书中的演变研究》文中认为古入声属于韵母结构形态的范畴,入声韵的演变是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音变。韵书作为古代反映实际语音系统现存的重要研究材料,留下了入声韵演变的轨迹。明清两代音韵学着作大量涌现,语音发展迅速,是语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本文采用文献材料和活方言材料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选取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韵书,分为官话韵书入声韵研究、北方方言韵书入声韵研究以及南方方言韵书入声韵研究叁个部分进行探讨。详细分析韵书中古入声韵字在韵书中的分布,并分析入声韵与阴声韵和阳声韵字不同的相配情况,同时还联系同时期的对音材料、韵文材料等进行综合比较,探讨入声韵韵尾的演变以及入声韵的归并。此外,通过比较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韵书,分析中古入声韵在明清时期的发展趋势,探讨古入声韵在不同性质韵书中演变的规律及形成原因,勾画出入声韵明清时期发展演变的一个大体脉络。
刘少坤[7]2012年在《清代词律批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词律是词体构成的最核心因素，直接关系到词体的破与立。明清时期，词乐散佚。词人若想倚声填词，就必须充分考察唐宋词的用律情况，并总结、重建一套合理的创作规则。清代词学家在承继明人词律成就的同时，更加深入挖掘词律理论，构建创作规范，词律批评理论因此而日渐兴盛，争论日渐激烈，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激烈的争论过程中，词律批评理论日渐深刻，硕果累累，最终集大成。本论文分为绪论、清代词律批评理论概论、清代前期的词律批评理论（第二、叁、四章）、清代中期的词律批评理论（第五、六章）、清代后期的词律批评理论（第七、八章）、民国时期的词律批评理论、余论共十一部分。绪论部分分析了词律研究对于清词创作、词学研究、词人研究和词派研究的意义，对前人研究成果做出总结和评价，并介绍了清代词律研究的基本文献、框架和思路方法。第一章“清代词律批评理论概论”简述了清代词律学的涵义、组成部分和发展历史，特别介绍了宋元明词体的变化，以及词体变化带来的词律的变化。其次分析了清代词律批评理论兴盛的背景及原因。最后总结了清代词律批评理论的总体特征。论文主体部分对清代词律学进行了分期研究，共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清代前期（顺康），共分叁章：第二章“清代前期词律批评理论的兴盛”主要分析了清初词学家对明代词律成就的承继以及自身的创新之处，特别分析了清初词学家在词韵研究上质的飞跃。第叁章“万树的词律思想”分析了万树《词律》诞生的背景与学理基础，全面阐述了万树《词律》的词律思想，肯定了万树《词律》的词学史地位与意义，指出万树的《词律》开词律严密一派，是词谱书籍的集大成之着。第四章“《钦定词谱》的词律思想”分析了王奕清等人编制的《钦定词谱》，解析了《钦定词谱》的编辑特征以及词律主张，指出《钦定词谱》代表官方的词律观，为词人创作树立了典范作用。清代中期（雍正—道光十九年）是词律批评理论的升华期。此阶段分为两章：第五章“清代中期词律批评理论的升华”分析了此一阶段词律学升华的原因，并把这一阶段的代表分为“词乐理论研究者”、“歌唱唐宋词的实践”、“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词律思想叁种，深入分析了他们的词律批评理论的思想与成就。第六章“戈载《词林正韵》的编制与词韵学的成熟”勾勒了清代词韵的发展状况，分析了戈载编制《词林正韵》的背景与学力，分析了《词林正韵》的编辑特征以及词律思想。并给予《词林正韵》一历史定位：标志着词韵书籍典范的完成。清代后期（道光二十年——宣统叁年）词律研究进入总结期。此一时期分为两章：第七章“清代晚期词律思想的深化”分析了晚清词律批评理论的特征，并深入分析了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秦巘的词律思想以及贡献。第八章“郑文焯的词律思想”特别分析了郑文焯的词律思想，肯定了郑文焯的词律贡献，并分析了词学校勘学上的“律校法”，肯定万树、戈载、杜文澜、朱祖谋、郑文焯等人在词律校勘上的贡献。第九章“传统词律研究的余响”特别分析了民国时期的词律批评理论。这一时期虽然已经超越了“清代”这个探讨范围，然由于这一时期上接晚清四大词人的词律主张，故作为清代词律批评理论的余响。以四大词人弟子为代表的词学家于词律、词韵、词乐上进行了更加细密的研究工作，补证了清代词律研究的许多缺憾与不足。余论对清代词律批评理论的词学史意义进行了总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清代词律批评理论自身的完善为词学研究树立了榜样，词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第二、清代词律学完善了词学研究体系与方法；第叁、清代词律研究的成果有效的指导了词人的创作；第四、清代词律学还对词籍校勘产生了重大影响。总而言之，清代词学家于词律学上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清代词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谢建娘[8]2010年在《王植《韵学》研究》文中提出《韵学》(五卷)是康熙六十年进士王植所作,全书正文包含了今韵和古韵两部分内容,其今韵虽然表面上沿用了《韵法直图》的叁十二母,一百零六韵和四声的音系框架,但实际音系却十分复杂,古韵虽然表面上是对吴械《韵补》的继承,但仍有作者自己的创见。我们研究《韵学》一书对管窥清代音韵学研究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今韵声、韵、调的全面分析,梳理今韵的音系及其性质,通过比较《韵学·古叶》与《韵补》的异同来讨论《韵学》的古音观,了解《韵学》的古韵思想。
秦曰龙[9]2011年在《清抄本《五音通韵》研究》文中提出官话,是对明代以降汉民族共同语的通称,是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前身。历史上,官话是与方言相对而言的。周德清《中原音韵》称之为“天下通语”,明清时期被称为“官话”,最初通行于官场。明清时期北京官话语音的研究还很不充分。虽然十九世纪以后记录北京官话的材料很丰富,但是反映清初语音的资料很缺乏,因此,很难描摹北京官话历史演变的轨迹,致使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作为清代前期的一部等韵文献,佚名韵书《五音通韵》非常重视韵书与韵图为体为用的配合。它顺应时音的变化,改良旧有反切的弊端,废除等韵门法,变等第为开齐合撮四呼,共归纳出了十九个声母十二个韵摄和五个声调。它在汉语语音史、汉语韵书史、中国语言学史、汉语辞书史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惜乎该书传本稀少,世人很难寓目,故往哲时贤鲜有论及。本文以日本永岛荣一郎文库藏清抄本《五音通韵》为研究对象,条分缕析,进行全面研究。全文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交代本课题的研究价值、综述研究现状,并简要介绍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五音通韵〉的版本与着作年代》,初步摸清清初韵书《五音通韵》的版本情况,并利用文献内部材料补证了《五音通韵》的成书年代。《五音通韵》是一部鲜为人知的韵书,未见刻本,只有两部抄本传世。一部为韵图抄本,收藏在台北市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室;另一部是等韵图与韵书相配的抄本,收藏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永岛荣一郎文库。现存两部抄本均没有交代作者、成书年代等情况。它的着作年代不会早于清代雍正二年,即1724年。第叁章《〈五音通韵〉编撰研究》,将该书置于明清等韵学史、等韵学思想史背景下,介绍其编撰体例、韵图,探讨其编撰特点。第一节详尽介绍《五音通韵》的体例及内容;第二节依照十二摄韵图的先后顺序分析每幅图的情况与特点,比较分析韵图列字与韵书小韵首字以及韵图韵书编制编撰形式方面的差异;第叁节围绕韵图与韵书配合情况探讨其编撰特点,蠡测编撰者的创作意图。第四章《〈五音通韵〉语音系统》,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在分析《五音通韵》语音框架基础上,探求其语音性质。首先通过查检韵书小韵首字的中古音韵地位,梳理其声母、韵母的来源,考察声母、韵母的分合演变;再与卷首韵图参照,构拟其音值,列出了声母表和韵母表;根据韵图、韵书中入声字的排列探求声调调类的情况。结合《五音通韵》音系情况,我们对汉语语音史上的重要问题如全浊声母的清化、见组精组与舌面音的关系、韵尾的分合情况、入声字的分布等进行了探讨,也对某些不符合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情况作出了解释。在判定《五音通韵》的语音性质时,将其与《五方元音》、《叁教经书文字根本》、《中原音韵》、《切韵指南》、《语言自迩集》、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进行共时、历时比较分析。我们认为《五音通韵》反映的是十八世纪初北京官话的语音面貌。第五章《〈五音通韵〉的语音意识》,主要从它对《韵法直图》、《字汇》、《正字通》等韵书、字书注音材料的批评出发探求作者所持的语音立场。第六章《〈五音通韵〉所引辞书文献考》,对《五音通韵》所征引《中原雅音》、《字汇》、《正字通》等韵书、字书文献考辨论析,归纳、阐发该书在汉语辞书史、汉语语言文字规范史等方面的价值。第七章《结语》,总结全文研究所得。
郭振华[10]2011年在《兰茂《韵略易通》与其诗歌用韵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元明时期是汉语语音史上一个重要时段,是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转变的关键时期。而兰茂正值其时,其音韵学作品《韵略易通》不仅是明代音韵史上的重要作品,也是汉语音韵发展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环。对其声母、韵母及声调系统进行探讨,进而弄清楚《韵略易通》的音系性质,有助于我们梳理汉语语音从中古到现代发展的明前期的状态。本文通过对兰茂《韵律易通》本身的体例、语音系统进行分析,利用兰茂传世的诗歌用韵与其比较,并与同时期其他云南诗人诗歌用韵进行比较,以期对兰茂《韵略易通》的音系性质分析找到一些新的证据。通过对《韵律易通》以及各诗人诗歌韵字的研究,我们发现《韵略易通》声韵调系统在汉语语音从中古向现代演变发展的历程中是清晰的,是符合演变发展史上的一般规律的。作为音韵学家的同时,兰茂也是一位诗人,其诗歌的用韵同样是合律的。在今天的云南方言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异读现象与《韵略易通》的一致性。但是只能说云南方言的某些语音部分保留了元明音的阶段性特点,而《韵略易通》正是记录方音元明音情况。所以二者虽然有一致性,但是要以其作为兰茂《韵略易通》是云南方言韵略的证据站不住脚。从《韵略易通》和其诗歌的分析来看,都指向：《韵略易通》是一部记录推广当时汉语通用语的重要韵学着作。
参考文献：
[1]. 元明韵书入声研究[D]. 崔广利.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2]. 明清河北方言语音研究[D]. 韩晓云.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3]. 元明汉语入声与元明韵书入声的关系问题研究[D]. 马俊.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4]. 元明北方汉语入声研究[D]. 张静.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5]. 元明汉语语音规范研究[D]. 赵安杰. 广西民族大学. 2013
[6]. 中古入声韵在明清韵书中的演变研究[D]. 洪梅.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7]. 清代词律批评理论研究[D]. 刘少坤. 南开大学. 2012
[8]. 王植《韵学》研究[D]. 谢建娘.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9]. 清抄本《五音通韵》研究[D]. 秦曰龙. 吉林大学. 2011
[10]. 兰茂《韵略易通》与其诗歌用韵比较研究[D]. 郭振华. 云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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