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滥用与腐败的零距离_反腐倡廉论文

权力滥用与腐败的零距离_反腐倡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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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多么耀眼的字眼!多么诱人的字眼!

多少人为之倾心,多少人为之孜孜以求。

然而,“权力”是什么?!

一位大学教授兼诗人曾作词写道:

“权,利民残民两可间。阿谁掌,此事大于天。”

“权,奸佞长垂数尺涎。强争夺,为势为金钱。”

著名评论家蓝翎读了这首词后写道:“对于当前一切违背掌权根本宗旨而搞腐败的人,词如老吏断狱,直作诛心之论,气表云天。”

在世人目中,“权力”,就是这样,由“佞人”将它与“腐败”联系在了一起。

权力本身跟腐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滥用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关键是掌权者如何行使。正确运用权力,可以造福于民,反之,则为害作恶,祸及自身。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逐步深入,我们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越来越多。但时至今日,监督难、制约乏力依然存在。少数领导干部依然在自己的“权力王国”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为害甚烈。这一些,我们通过媒体披露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的案例可见一斑。“往者之不谏,来者犹可追。”我们无法使那些滥用权力而走上腐败之路的贪官高尚起来,但希望那些尚未腐败而想腐败的官员们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不再走向腐败深渊。

一手遮天 惟我独尊

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把自己领导的地方和部门当成“自留地”,构建“一手遮天,惟我独尊”的权力王国是一些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的第一部曲。为了不使手中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他们人为地为自己划分“势力范围”,外部不允许别人插手过问,内部不允许有任何杂音。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说:“到我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也说:“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当时此论一出,闻者莫不惊诧。然而这种声音并没有因胡、李被查处随之消失,却依然在潜滋暗长,有的到了越来越狂妄的地步。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就任市长后,感到大权在握,开始天马行空,连市委也不放在眼里。市委开常委会,他经常借故不到会;有时有不同意见,他在会上就拍桌子骂娘,大耍淫威。后来发展到市政府基本不在市委的领导和制约下,慕绥新随心所欲,一句话就可以推翻市委的决定。他曾狂妄地称:“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紧随其后的马向东也是不可一世,他常说:“沈阳的事,大事和老慕说一声,其他的事就是我说了算。”

山东省供销社原主任矫智仁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此人权力欲极强,他的霸道作风在任莱州市长时就暴露无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说了不算,干脆别干”是他的口头禅。有人曾善意地提醒他:“注意方式方法,别树敌太多。”矫智仁听了把眼一瞪:“谁敢,谁不服把谁弄走。”为了表明“捍卫”权力的决心,矫智仁曾在一份报告上大笔一挥:“在这个领域,无视我的存在是不可以的!”

更有甚者,咸丰县卷烟厂原党委书记、厂长袁士君,多次在厂里大会上讲:“卷烟厂就是我说了算,哪一个要闹事,要工资,就让他停职下岗。”“三讲”期间,有的职工看不惯他的作派,给他提了几条意见。他第二天便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大骂给他提意见的职工是混蛋,并扬言,查清是谁后,要让他下课。

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庆普的独断专行也毫不逊色。他在公司长期分管基建,兼管技术改造。在这块领地下,他说一不二,经常心血来潮,要求突击谈项目、订设备,甚至代表供货商签订合同,稍不如意,就会大声训斥。

滥提滥免 排斥异己

有些领导干部一旦坐上“一把手”宝座后,便通过以权示威、专权扬威、换人逞威、压人显威等手段大树个人权威,而树立权威的最好方式就是对干部滥提滥免。此时,干部任免应有的程序被他们抛之脑后,民主集中制被弃之一旁。

云南省思茅市原市长谢韬上任时才二十八九岁,年纪轻轻的他不是想着如何有所作为,而是考虑如何确立自己的权威。从1996年至1999年被捕前,谢韬任免干部就有1288人次,平均每年任免干部429人次,最多的一天就任免干部70多人。他曾对一位老同志坦言:“你们老同志靠能力和资历树立威信,而我年轻,做不到,我必须不停地换人来树立我的权威。”

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在东方市是个“土皇帝”,一个乡党委书记竟因一道菜被其免职。1996年4月的一天,戚火贵到某乡检查工作。他对乡党委书记、乡长陈某说:“广坝水库的泥鳅煮酸菜汤,味道很好,你准备一下。”陈说:“你放心,我叫人办妥。”谁料午餐时候缺了这道菜。戚火贵大为不满,指着陈骂道:“这点小事你都办不妥,还当什么书记!”说罢拂袖而去。不久,陈被免去乡党委书记、乡长职务。

也许谢韬、戚火贵还是特例,对于更多的权力欲强的领导干部,为不使大权旁落,他们会一方面培植亲信,充当其爪牙;一方面滥施淫威,排斥异己,为他们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扫清障碍,大开方便之门。

北京市门头沟区原工会主席王云夫在干部任免上习惯一个人说了算。有一次变动一名部长和科员,竟然不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滥施淫威,他与干部职工矛盾越来越多,不少人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甚至扬言,要让工会的干部全下岗。

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谢鹤亭,作为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在企业大搞家长制和“一言堂”。公司升格后,谢鹤亭将持不同意见的比较熟悉业务的副手调出。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干部,尽管公司其他领导要求召开党委会讨论决定,但谢鹤亭却说:“什么事都经党委会讨论,还要我这个法人代表干什么?这样我不是很没面子吗?”

湖南省建材公司原副总经理、雪峰集团原董事长王德元对任免干部有一句名言:“用好一个干部,比生一个儿子还管用。”在厂长负责制的幌子下,他独霸一方,企业的中层干部都得由他“钦定”。他经常威胁下属说:“如今企业改革,再没有什么行政级别了,你们的职务就像黑板上的粉笔字,今天写上,明天我想抹掉就可以抹掉!”在他的操纵下,出现了所谓的“八大亲王”、“十大金刚”,还有一些不惜出卖色相投靠魔王的“妖姬”,使雪峰集团成了王氏天下。

玩弄权术 作威作福

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家长制等思想观念,再加上贯彻民主集中制法规不完备、监督体制不健全,这必然助长一些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盲目乱决,为我而决”,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接受监督也只是走走形式。

把受贿情况写在笔记本里,让纪委书记过目监督,这听上去似乎让人匪夷所思,可山东省黄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王新亮正是这样做的。每当收到送来的钱物,他就在一个笔记本上面留下这样的记录:“收到某某送来钱或物多少,准备适当时候退还本人。在未退之前,作为备用金使用。”然后送给纪委书记过目签字。说是受监督,看上去倒更像找证人。而王新亮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觉得在本单位谁也奈何不了他。

更多的是连形式也懒得走,而是直奔主题,为了钱不惜出尔反尔。矫智仁在任莱州市委书记时到某矿检查工作,矿长汇报完工作,拿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信封递给矫说:“你经常出国,给你点美元,到时用得着。”矫智仁回到办公室,数了数,900美元。重礼之下,必有所图,原来该矿想上冶炼项目。当时,莱州市某冶炼厂的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全市根本没有再上冶炼项目的必要。在讨论此事时,市里的其他领导和某冶炼厂厂长表示坚决反对。但众多人的反对抵不上900美元的威力,他竟然“力排众议”,同意了金矿矿长的要求。后来,冶炼厂厂长到矫智仁的办公室送了5.8万元,求矫协调一下,别让该金矿开工。矫的态度便来了个“急转弯”,一个电话让金矿的项目停了工。矿长不得已又拿出1000美元给了矫。矫智仁竟然戏剧性地同意其继续开工。在人民币与美元的较量中,矫智仁大受渔翁之利,但金矿投资上千万元所上的冶炼项目没几年,就使整个企业破产了。

再狂妄的领导干部也有受到抵制的时候,但他们却利用合法程序,巧施诡计,玩弄手腕,打着“集体研究决定”的招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在任职期间,该县政府某部门有个姓陈的副主任科员想当乡长,给丁送了不少好处。不料在开会酝酿乡长人选时,因陈某明显不符合提拔条件,有两名常委坚决反对,挫败了丁的阴谋。但丁仰宁并不死心,趁那两名常委出差之机,再次召开常委会通过了对陈某的任命。

潍坊市五井煤矿原矿长赵明玉的手段则更卑鄙,在30万元干股的诱惑下,未经矿党委集体研究和职代会审议,赵明玉只打电话向部分班子成员通了气,仅凭口头协议,就匆忙将一个固定资产2350万元、年产水泥10多万吨的水泥厂交给个体户许某经营。此事遭到市经贸委的批评,引起广大职工的不满。职工为此上访,闹得沸沸扬扬。市经贸委建议赵明玉公开招标,平息事态。他表面上答应,暗地里我行我素。向许某提供单方签字的尚不完善的惟一合同草稿及矿长办公会记录等有关材料,让其到法院告煤矿违约,导演了一场“自己与自己打官司”的闹剧。

大肆贪污 害国害己

不管那些作威作福的领导干部如何挥舞权杖,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暴敛钱财,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私欲。也许独断专行、胡作非为还能为其堂皇的理由所掩盖,让其得逞一时。但是他们一旦伸出罪恶之手,将不义之财装进自己的口袋,其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昭然若揭。

四川省达州市民政局原局长胡丛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任何级别的干部,都有一个市场价格,掌握了权力,就会有金钱的回报。”他把行贿叫“投入”,把受贿叫“产出”。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就任后,不经局党组会议研究,擅自分工,宣布财务、优抚、安置等8个实惠部门归自己分管,而其他3位副局长却只能分管5个无钱无物的部门。为此,党组书记连续3天召开党组会议,但胡丛杨三言两语便给否定了。他说:“别不服,这是局长负责制。”大权独揽后,从民政局经费的下拨到购买所有的民政慰问物资,胡丛杨都要雁过拔毛。在他当局长30个月里,他收受贿赂90.4万元,侵吞公款11.6万元,共计102万元。在自己的“权力王国”里,不受监督制约的领导干部一句话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升迁沉浮,“一枝笔”可以支配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数千万巨款的去向,“一言堂”的格局是他们滥用权力的温床。但他们一次次的恣意妄为的结果,不仅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

“家搬了,地卖了,企业变穷了。”这是沈阳市客运集团原总经理夏任凡独断专行毁了企业的真实写照。自从攀上慕绥新这个后台,夏任凡“背靠大树好乘凉”,上级的监管与同级的监督皆为一片空白。作为国有企业“一把手”,夏任凡手里的一枝笔,决定着整个集团财政支出、项目审批直到人员的任命。以沈阳市城市改造为借口,夏任凡将原来地处市区繁华地段的客运集团几大公司动迁到了郊区,没有了停车场地的公共汽车、电车只能在马路旁过夜。不管夏日酷暑还是数九寒冬,工人们只能露天干活。其独断专行还使客运集团几年来一直亏损,仅2000年亏损即8000多万元人民币,加上政策性补贴亏损,亏损数额高达1.2亿。事发后,公诉机关指控夏任凡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行贿4大罪名共计24项犯罪事实,涉嫌犯罪金额共计2700余万元。

多行不义必自毙,上述官员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滥用权力导致的危害决非这些,表现形式也不一而足。事实胜于雄辩,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渊薮。殷鉴不远,警钟长鸣,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需要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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