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还是竞争力优势———个关乎中国发展战略选择的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比较优势论文,竞争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索源：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局限性
比较优势学说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一个经典理论。在经济学家著作中，比较优势有其特定含义。亚当·斯密采用的是绝对优势说，即世界上生产成本最低的出口品。大卫·李嘉图发展为比较优势概念，认为市场机制会把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到某些具有相对较高生产率的产业中去。因此，比较优势理论起初更多地被用于解释国际贸易所以会发生的原因。
对比较优势原理给予权威性解释的首推赫克歇尔和俄林。他们认为，不同国家的技术大体相同，但它们的资源禀赋，即所谓的生产要素（主要指土地、劳动、自然资源和资本）拥有量不同，这些要素就是生产所需要的基本投入品。一国在要素禀赋基础上获得某些产业的比较优势，并得以密集使用它们所拥有的丰富的那些要素。它们出口这些产品并进口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例如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工资低廉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原材料和可耕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源型产品。
比较优势理论，在相当长时间里被推崇，或者迄今它的主张仍被一些国家所采纳（不论其程度如何）。说得直接一点，在我国影响至今仍相当大。各级政府的决策者起码感觉到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干预来全部或部分改变要素优势，在竞争中争得有利地位。
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一经提出就暴露出其局限性。根本性原因是其理论前提不现实。一是其理论的成立必须是要素不流动，而现实中要素流动增加，贸易仍在发展。二是规模经济不存在，各地的技术完全相同，这在现实中不可能。
比较优势理论之所以一直被推崇，甚至说之所以能产生，是基于特定的生产力基础。18、19世纪，由于那时许多行业不完整，生产更多地表现为劳动或非熟练劳动的密集性，贸易结构反映生产条件的差异，特别是自然资源和资本的差异。因为在资源性产业中，要素成本优势十分重要，从而要素比较优势理论显示了其说服力。
显而易见，要素成本优势一旦因其前提和生产力基础发生变化，其重要性的削弱也就在意料之中了。这种状况在紧接着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发生之后就出现了。产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结构，完善了行业体系和生产组织，扩大了生产规模，科技革命引起技术变化，并不断渗透到各个行业，极大地降低了产品中的劳动含量，从而使传统比较优势论对现实的解释变得无力。
比较优势理论所依赖前提的不稳定性，决定了这一理论作用的时延性的短暂。20世纪80年代，人们更多地把注意力移情于对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从80年代开始，短短十余年时间，国际著名学者、著名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发表的研究报告，出版的著述称得上浩如烟海。其内容涉及到了从竞争力来源、结构、指标到特征、特性方方面面。这些研究所揭示的理论、提出的主张，虽然其侧重点不尽一致，且自身还在不断深入完善，但已不妨碍我们领略大概。世界经济论坛和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给国际竞争力下的定义，可能会给我们启发。他们认为：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或一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在一定资产条件下创造新资产竞争力的核心，单纯依赖资源禀赋可能富有，但却不具竞争力，资源贫乏可以通过高效转换过程创造竞争力。
理论发展是经济科技发展的反映，从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推崇到对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关注，根本原因是20世纪中期开始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国际流动加速和扩大，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经济组织的改变。因为新技术的发展使原来不可能和不经济资源的开发成为可能并且变得经济，低劳动成本优势在一国的存在时间变得短暂，而很快被后来的低劳动成本国家代替，资本的国际流动则往往能缓和流入国资本要素的不足；国与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一个国家产业的发展不再仅仅只能从本国获得资源；跨国公司的崛起不仅使得贸易不再是国际竞争的唯一重要形式，更重要的是表明依靠雄厚的科技实力和现代竞争组织方式，完全可以从外部获得资源要素。
二、国际经验：后起国家的战略选择
翻开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乎的有成功国家都留下了这样一条发展轨迹：由比较优势起步，实现经济“起飞”以后，转向通过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实行引进外资或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特别是寻求与跨国公司合作，创造竞争力优势。
拉美国家的这一战略略有曲折，特
别是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上，由于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族经济利益的强烈情绪导致政策偏差，结果使这种努力半途而废。一些新的工业如汽车、石油化工、电气、机械工业部门虽然逐渐建立起来了，但直到90年代之前，大多数国家基本上仍只停留在“进口替代”和内向型工业化水平上，谈不上达到增强国际竞争力目的。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们多半从反面经验看待这一过程。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从90年代以后，或者再往后发展的趋势看，多半会使研究者们改变看法。因为90年代之后，像墨西哥等国的部分产业已开始显露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国际实业界评价，墨西哥的汽车工业将会是今后汽车行业的强烈竞争者。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施的从比较优势战略到竞争力优势战略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二战结束之初，上述国家和地区发展起点都很低，人均GNP约在100美元左右，由于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资源量太少，在选择技术和产业时，不得不考虑以利用经济中现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但在经济“起飞”之后，又先后都注重竞争力优势的创造，而不单纯依赖传统比较优势。
日本在1966年人均GNP突破1 000美元水平，其时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现在的情况大体相当，有些方面比我们现在还不如，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GNP在西方国家中排名第35位。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仍在41%，技术和产业构成落后西方发达国家约为20-30年。积累能力差，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基础薄弱，但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提高相当快，特别是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日本初返国际社会的背景、面临的竞争、承受的压力也远远大于我国现在所面临的状况。基于这一背景，日本最终还是选择了以增强竞争力为战略指向，以竞争力优势带动比较优势。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战略表述，但他们的中长期战略却将这种战略指向表露无遗。
日本在加强竞争力优势创造上的主要做法是：以产业振兴和产业竞争力为主要内容，实行重、化学工业化方针。政府引导投资方向，加强设备投资、设备更新。设备投资、引进技术以结构升级为重点。增加投资不以增加原有生产力为重点，而以突出技术升级、技术储备为重心。特别是在引进技术和鼓励外国资本直接投资（包括技术投资）和与跨国公司合作领域，采取大力推进政策且十分成功。据统计，1949-1970年间，日本吸引外国资本达139亿美元，战后至1972年3月底，日本输入外国技术10 182件，50年代年均230件，60年代为1 000件，70年代达2 000件。仅1970-1971年，外国资本以购买股标方式输入日本就达39亿美元。在与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合作方面，又主要选择技术实力雄厚的美国公司（约占6%-7%）。
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也是如此。韩国和台湾不仅起步于“比较优势”，且6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这其中原因也是因为接受日本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推动了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得以成为日本“雁行发展模式”下的第一层投资与产业调整互动关系的外围地区。但80年代开始，随着劳动工资上升和本币升值，加上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他们也像当年日本一样，把注意力转向推进产业高级化。具体做法是，通过对外投资转移“边际产业”，从而加速本土产业调整，提升产业结构。
因此，可以说“东亚奇迹”的创造，特别是日本战后的发展一直能够持续，最终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根本性原因还是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后，及时地把战略指向调整到创造竞争力优势，最终实现了这种优势的创造。
三、我国“十五”时期的战略选择：总体上应指向竞争力优势，区域实施差别选择
在阐述本文主张之前，还得先讨论一下“竞争力优势”范畴。因为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竞争力优势”概念带有浓厚的政策功利倾向，而“竞争力优势”与“比较优势”两者又容易混淆。
在经济范畴中，竞争一般来说是指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争取有利的生产条件和销售条件以获得最大利益的争夺。竞争力简单地说即竞争能力，竞争力优势顺理也就是在这种“能力”格局中的地位。另外，当我们在这里讨论国家战略，参与国际竞争时，我们所说的竞争力优势，指的当然是“国家竞争力优势”。即指我国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从全局的角度，根据国际市场发展趋势集合本国范围内可调度资源，并以最终在国际市场上确立我国产品市场占有率为目的的竞争能力。
按照上述定义，其竞争力从来源说，比较优势当属竞争力范畴，但当我们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时，我们当然倾向于不考虑比较优势，而特指由“后天”创造而非“先天因素”（自然资源禀赋）形成的竞争能力。因为当我们将战略选择指向“竞争力优势”时，这里的竞争力，首先指的是能在国际竞争中打败对手的能力，其次才是争取获得最大利益。显然发挥比较优势指向的只能是比较利益。虽然打败对手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争取最大的份额，但打败对手时可能暂时不仅没有获利，甚至会付出代价。从争夺方式来看，创造和发挥竞争力优势，更多地是表现为正面交锋，主动迎战，发挥比较优势则更多地表现为侧面性、被动性，争夺方式更多地表现为避实就虚。从“力”的来源上看，竞争力优势的形成，主要靠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组织方式创新，比较优势更多的是资源依赖。强调国际竞争时，竞争力的创造首先就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因为国际竞争不仅仅是单独的企业行为，而是涉及到国家方方面面的行为，需要动员国家各个领域的力量和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主张总体战略指向竞争力优势，还基于下面的背景分析：
经济全球化因素。全球化是一种视野，全球化的含义已改变了对经济地理的理解。在全球化经济中，新的国际分工不再以国家，而是以竞争力来进行。跨国公司的发展，R&D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使得全球的要素资源越来越隐去国别色彩。信息化、知识化因素使竞争优势的含义完全有别于传统概念。衡量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不是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和低廉劳动成本，而在于智力资源和生产经营的集合能力和系统管理能力。从研究开发、产品设计、产品出厂销售到售后服务、信息反馈全过程，直至经济过程的外部因素，像政府能力和绩效。对国内企业来说，我国加入WTO之后，企业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自身的“体质”，“生”和“死”，“兴”与“衰”，取决于与对手的合作能力、对对手的打击能力和自身的“抗击打”能力。更深入一点说，用比较优势概念，已无法准确把握战后国际竞争力的实质与趋势，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有利于制定国际竞争战略的概念。这是因为与劳动力便宜等资源优势相比较，“科技投入”这个媒介的作用更为重要。没有科技投入这个媒介，单纯的资源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没有太大意义。只强调“比较优势”，已不能准确理解现时和未来国际竞争中竞争优势确立的途径。还有，仅仅使用比较优势，极易使国家和政府麻痹自己应承担的角色。因为像“科技投入”，整体上资源调度，优势的集合、组合，都是企业无法完成的。
有必要指出，本文强调的“十五”时期的战略指向，是就国家的总体战略而言。鉴于我国各级政府的惯性思维，我们补充强调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就区域和省域战略而言，应实施差别选择。我国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成梯次递进。从发展水平和现实可能看，东部沿海地区应将增强“竞争力优势”作为主要目标。其理由：
一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历史责任。东西部地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东部沿海地区2亿多人口创造的国民收入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由东部沿海地区提供。国家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又要以东部沿海地区的支持能力为基础。这种支持要求不单单是物质上的，而是包括了让出市场在内的全方位概念。沿海地区必须谋求更快的发展，方能承担。
二是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目标。国家提出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是一个比较客观可行的战略部署，中国的地区差异大，不可能齐头并进。沿海地区实现现代化，首先得以经济现代化、产业现代化为基础。限于我国的基础条件，要加快推进经济现代化、产业化，必须寻求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现在这种合作所基于的已不是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是竞争能力。甚至可以说，竞争力本身越来越成一种强劲的对外吸引力，一种投资环境。例如：随着货币贬值，印尼的劳动力报酬比中国降得更低，每月人均国民生产性劳动报酬仅为16美元，中国约62美元，但更多的投资者愿意选择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尼。
三是沿海地区国际化程度已相当高。国际市场对沿海地区来说已无国境屏障，东部沿海地区已处在国际市场环境之中。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沿海地区将先于中西部，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市场体系之中。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沿海地区竞争力不强的弱点又相当明显，经济实力不强，产业结构水平低，高级管理人才缺乏，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国外市场不稳定。国际市场的竞争原则也可以说是弱肉强食，要赢得良好的发展环境，得到竞争对手的尊重，最好的办法是打败竞争对手。
四是沿海地区具备了相应条件。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而且社会发展整体水平已具备相当基础，个别地区更为突出。按照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标(HDI)衡量，上海市和北京市已分别达到0.8651和0.861，高于韩国和新加坡水平。沿海地区产业现代化已得到积累，沿海12省市区拥有各类高校数量达485所，占全国总数的47%，专业人才数量占全国的40%以上。另外在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微电子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海洋技术等高科技领域，不仅国内领先，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席之地。
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环境的多种因素，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目前人均GDP仅为东部沿海地区的50%略强。部分地区至今还处在脱困的努力之中。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差，产业储备、制度储备、人才储备尚未完成。经济发展总体上尚处在数量型扩张阶段，且地区内差异性很大。因此，我们认为“十五”时期，中西部地区总体上仍以资源比较优势为主。依托资源，在资源型发展中增加经济总量，改善资源禀赋构成。特别是西部地区，要借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机遇，极大地改善基础设施供给能力，通过制度创新、观念更新改善投资环境。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产业接口，提高产业吸收能力，为国际特别是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创造良好条件，以加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