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3.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六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新中国论文,中国论文,六十年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著名的世界史学者雷海宗先生说过：“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到的一种知识。”①这一说法表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者的共识。正是这一共识决定了60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基本特点：世界史不被认为是“知识的堆积”，其研究指向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社会变迁息息相关，这种相关性既体现了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传统，也间接反映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治学心态。
现代中国的世界史并不是从中国史学传统中生发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史学科是“舶来品”，尽管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的世界史话语体系，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外来”的知识既然极具借鉴价值，国外史学、特别是世界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进展必然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我国的开放程度、政治环境、不同时期对外国学术成果的不同评价和取舍，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我国世界史的研究水平。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近年来，伴随对我国20世纪学术史的系统总结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已有不少列举我国世界史研究成果的文章发表，因此本文不拟重列成果清单。我国世界历史研究总是围绕一定的世界历史理念而展开，这种理念往往在宏观或中观的研究中体现出来，所以本文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世界通史编纂和世界史体系研究为轴心，回溯60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一、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实行了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外交政策，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中国必然与“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世界拉开距离和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加之国内百业待兴，因此，基础本来就薄弱的世界历史学科进展缓慢。1957年杨人楩曾呼吁：“我们的科学落后，当然不可能叫各门科学齐头并进，应当排排队，不妨把世界史排在末尾，只要不把它抛在外面。”其无奈之情溢于言表。②而且，世界史学科无论在教学方面，还是研究方面，都充斥着僵化的苏联模式。1961年中国世界史学界就建立新的世界史体系展开过一次讨论，最后形成两点决议，一是必须批判欧洲中心论，二是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③在这种形势下，当1962年教育部决定为高校编纂世界史教材时，以苏联版多卷本《世界通史》为蓝本便成为当时学术上唯一可行、“政治上唯一正确”的选择。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1962年开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20世纪上半叶的苏联学术，虽属“无产阶级新学”，但毕竟保留了俄罗斯学界自18世纪以来不断向西欧学习的痕迹。在世界历史方面，希腊古典时代即已形成的以探究社会演变“模式”为己任的传统、近代历史科学发源地普鲁士创立的以民族国家史为“正宗”的观念，以及西欧固有的“欧洲中心论”倾向都在苏联史学家头脑中留有很深的印记，而这些印记正好与他们欲以世界各国历史证实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正确的初衷相契合，因而导致苏联版多卷本《世界通史》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同时，教条地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套用于世界各地“削足适履”的倾向，并把世界史处理为各国社会发展史的叠加。对于这部通史的缺陷，苏联史学家并非没有认识。该书主编茹科夫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等同于“社会学的公式主义”，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都有其独特性，因此以五种社会形态为框架，将各国各阶段历史一一对位镶嵌进去的通史编纂方法具有“局限性”，因此该套通史只是“一次尝试”，仅“以科学通俗读物问世”，“不敢有使它成为创造性科学研究的奢望”。④其实，该套通史还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即编者所极力批评的“欧洲中心论”在编纂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克服，欧洲的经验依然是衡量其他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准。该书第1卷第4编标题将古代亚洲各文明统称为“古代东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⑤
周吴本《世界通史》对苏联版世界通史的剪裁是成功的，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史学的教学和研究起到奠基作用，⑥却对纠正苏联版的局限和缺陷无能为力。这是时代使然，我们不能苛责于编者。但是毋庸讳言的是，苏联学者在这套“通俗读物”中所阐发的观点来到中国后竟成为权威的“主流”话语。这与中国世界通史编纂一片空白有关，但也许更因为这套《世界通史》所主张的“历史的全部内容就是阶级斗争”的观点⑦与当时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现实高度一致。总之，学术上的苏联话语和中国政治上的革命话语相结合，决定了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的世界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主题和特征：各国各时期的革命史、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史、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成为世界历史研究的主要领域。
然而，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并非寂寞无声。周吴本《世界通史》编者之一吴于廑先生1964年在反思通史编纂工作时提出世界历史应包括“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内容”：“处于今天的时代，如果能产生这样一部世界历史，它既体现了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族历史发展规律是一致的，又体现世界历史怎样由不是整体的发展成为整体的，那么，这部世界历史就会打破过去这样或那样的中心主义，就会排除地区或种族的偏见，就会具有世界观点。”⑧周谷城先生从其倡导的“历史完型论”出发，也力主世界通史的完整性：“历史自身是复杂众多的统一整体，它的各部分互相联系着，互相依靠着，互相制约着”，“研究世界史，不能不利用国别史；但国别史之和，究竟与世界史不同；我们不能把国别史之和看成世界史”，⑨“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⑩吴、周两位先生的观点都极富见地，但这些观点是否如吴先生所说，与“西方资产阶级史家所制订的世界史体系”完全对立，却很值得商榷。在20世纪上半叶，包括阿克顿等著名史学家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也曾提出世界史不同于国别史之和的观点。(11)吴、周两位都是关注西学发展的学者，他们是否参照了西方学人的观点，现已无从查考，但他们的观点与西方的前沿理念不仅同步并有所超越，却是显然的。
最后不能不说一说雷海宗先生。雷先生早年接受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解放以后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从而能够更加批判性地看待世界历史。“越多看全世界的历史，越感到不敢轻下断语。各地各时的情形似乎很不一致。其中可能有规律可循，但规律仍待大家去寻。”(12)曾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的他，对西方人宣扬的“欧洲中心论”同样保持强烈的批评意识。对西方人提出的“古代东方说”、“地理大发现说”、“土耳其人阻塞东西方传统商路说”都提出严正的批判。他提醒中国历史学者，断不可重复西方人的错误，把雅典历史无端地推及希腊，更不能扩而大之，把所谓“希腊历史”推及全世界。(13)2002年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曾撰写《偷窃历史》一书，缕述西方学者文艺复兴以来为“彰显西欧中心”是如何把历史概念化，把本非源自西方的事物说成源于西方，把本非具有普世性的事物说成具有普世性的。(14)其对西学方法论的批判视角，与雷先生颇为类似，只是晚了近半个世纪。我们说，世界历史学科在我国是“舶来品”，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都需要借鉴国外的观点，但是不管这些观点来自何方，我们都必须保持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几代中国世界史学者期盼的“中国人写自己的世界史”的任务。在这方面，雷先生本可以发挥典范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错误，雷先生被边缘化，并失去了话语权。
二、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十年“文革”，中国文化遭到空前浩劫。“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政治与学术环境逐步改善，遭到破坏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开始恢复，学术研究与讨论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随着我国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世界史研究也开始转变为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这一目标。1979年陈之骅发表《世界史研究与四个现代化》一文，表达了中国世界史研究新的“致用”取向。作者在文中号召世界史工作者正确理解和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治学方法，解放思想、勇于实践，使世界史研究更好、更有效地为四化建设服务。(15)这样，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和以革命话语编纂的世界历史，逐渐让位于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线的世界历史。起初，由于“文革”造成学术断裂，而新的学术体系尚未建立起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世界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苏联体系”的语境下进行，1960年代的研究热点也得以继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资产阶级革命史、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在去除了一些政治口号的情况下，得到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到19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快速发展，高校的历史院系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新一代世界史工作者迅速成长起来，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呈几何级数增长，大量世界史专著问世。世界史研究的领域也大为扩展，除了以往的政治史外，经济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逐渐成长为新的研究领域。
改革开放政策对世界历史学科的直接推动来自实事求是、思想解放和广泛开展对外交流的政策。世界史研究者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走出国门，扩大交流，引进资料，学术视野大为拓展。教育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更引发了有关世界史的两大宏观思考。
首先，正常的高等教育恢复以后，需要重新编写世界历史教材。吴于廑教授在1978年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比较广阔，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相同的地方看到它是一，有特殊的地方看到它是多，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必须超越国别史和地区史，绝不是把国别史、地区史以一定的结构汇编在一起就是世界史了”。(16)随后，他从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出发，先后发表了数篇颇有影响的论文：《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1983)、《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1984)、《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1987)、《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1993)。这些成果所体现的宏观世界史观念，集中表述在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1990)撰写的“世界历史”词条中。他在此提出，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指各个地区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17)与此同时，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以及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等若干主张全球史观的西方名著也以中译本的形式问世，这些书中提出的理论与方法与吴于廑的思想有颇多暗合之处。由吴于廑和齐世荣先生主编，于1994年出版的6卷本《世界史》正是在这种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并注重纵横联系的思路指导下编纂的。与1960年代的周吴本相比，这套吴齐本教材取得以下几个突破。第一，基于对生产力进步是世界纵向与横向发展原动力的认识，赋予生产力进步以革命意义，引用了农业革命、科技革命等概念，颠覆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的理论。第二，将世界历史分为古代(1500年以前)、近代(1500-1900)和现代(1900年以后)三个时期，避免了以五种社会形态“格式化”全球史的倾向。第三，采用大区划排比叙述法，体现世界的一体性和时代的主流。全书一般章节的最小单位也是东亚、西亚、东欧、西欧、北美等地理区域，鲜见对某一国家的单独叙述。同时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文化世界、儒佛文化世界、游牧世界、农耕世界、工业世界、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社会主义工业世界、第三世界等大文化地理范畴则贯穿全书，为超越“国家本位”，可谓用心良苦。第四，将世界现代史和中国史纳入通史，而涵盖这两部分使该书更加充分地体现了“整体世界史”思想。但是，由于该书编写队伍庞大，作者并非全部透彻理解吴于廑先生的编纂思想，或者即使理解也囿于能力不逮而在写作中无法贯彻，该书的质量参差不齐，有关“横向发展”的描述十分薄弱。另外，由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学者研究重心均在少数发达国家，对亚非拉国家的历史缺乏了解，所以该书无论从设计架构上，还是从篇幅比例上都未能摆脱编者所极力试图避免的“欧洲中心”痕迹。(18)总之，吴齐本的成功之处与缺陷不足同样证明了吴于廑在该书总序中的断语：“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而非割裂的考察”在中国史学家面前仍是一个“方在开端”的任务。(19)
其次，经济建设引起的宏观世界史思考体现于“现代化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世界史研究者立即开始思考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问题。他们意识到，“阶级斗争史观”是最大的理论障碍，不排除这一障碍，一切都无从谈起。1980年初，罗荣渠教授发出第一声呐喊：“如果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生产力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动力；经济条件同阶级斗争一样，也是贯穿于全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条红线。”(20)十多年以后，面对史学由于种种原因陷于“边缘”的“危机”局面，他再次发出呼唤，“全中国正在进入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的大潮之中。在这个新形势下，历史这门古老的学科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在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伟大的理论思维。伟大的变革时代也必然引起并召唤学术思想与学科的大变革”。他说，当前国内外的中心话题都是“发展”，而我们的世界史学科“却远远落后于现实生活”，历史学要走出“危机”，首先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21)钱乘旦教授说得更直白：“我的观点很明确，历史学要走出‘危机’，就必须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框架。”(22)20世纪中叶，从美国发展社会学中分化出一个交叉学科——“现代化研究”，这一研究不管起初有多少理论破绽，也不管后来经历怎样的变化并收获多少褒贬不一的评价，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特殊环境里，她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罗荣渠教授首先把这一学说用于历史解读。他利用现代化理论分析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指出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具有多重复杂性，批评以斯大林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为简单、机械的“一元单线说”，既不符合马克思原意，也不符合人类历史实际。他提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采集—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历史阶段，而每一阶段都因生产力的大变革引起，都因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形态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形式，却独不与固定的社会形态一一对应，从而宏观地架构起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框架，颇具创造性地将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嫁接在中国特殊的学术语境中，打造了一个解读世界历史的新的理论工具。(23)一时间，“现代化史”成为中国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的“显学”。据统计，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8年的十多年时间里，在历史出版物极不景气的形势下，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国别史研究著作就出版了24部之多，涉及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荷兰、日本、美国、拉美、墨西哥、俄国(苏联)、韩国、新加坡、东亚、中东、伊朗等等。(24)有关各国、各地现代化的论文更是数不胜数。现代化研究还以其丰富的内涵，拓展了我国世界史的研究领域，文化史、社会史继政治史、经济史之后进入世界史研究者的视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现代化主题在“史学危机”的年代带领世界史学逐步走出“被遗忘的角落”。但是，“现代化史学”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催生一批科研成果，而在于其思想解放意义。“现代化体系”的初露端倪使替代“苏联体系”具备了现实可能，现代化理论的引入，是中国世界史学界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大胆借鉴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当然，我国的“现代化世界史学”也有“负面”影响。现代化研究偏重于对各国的个案分析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从而忽略国家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吴于廑先生所极力提倡的世界史横向研究尚在启动之中就被“现代化大潮”淹没。1997年，罗荣渠教授遽然去世。对中国的现代化史学乃至世界历史学而言，这都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及展望
进入新世纪，几乎是不知不觉地，世界历史体系和世界史观突然变成“热门”话题，并持续保持升温态势。翻检近年国内主要史学刊物，有关文章达数十篇之多，2007年在辽宁大学召开的“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研讨会”更堪称建国以来有关世界史体系的第三次大讨论。(25)
回顾共和国建立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史，世界史体系方面的讨论往往在通力编纂大部头通史的前后展开，而近年来并没有这等大规模的工程，(26)那么世界史观问题为什么突然变“热”了呢？其原因首先还得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去寻找。世纪之交，国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二三十年的历史，不无骄傲地看到，中国人自己选择的、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一两个世纪以来备受挫伤的自信，又回到国人心中。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都高擎“创新”的旗帜主打“中国品牌”，世界历史学科又怎能落后？大声疾呼首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行政领导层。他们说，值此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国人民都需要看到一部体现中国人独到视角的《世界历史》，因此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眼光”，“写出当代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新看法”；(27)而当前“我们的世界史学科已经具备了在新世纪进一步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那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话，写我们自己的书，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流派——中国学派”。(28)世界史学者自身也展示了对时代使命的充分自觉。他们或从当今世界多元构成、资源紧缺、“普世行为准则”尚未建立等特征出发，提醒世界史研究者关注“当代背景”，(29)或从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中受到启发，为世界史研究提出新的“命题”。(30)所有这些呼吁与认识都表达了对繁荣中国世界史学的期盼，而期盼愈殷切，“当前史学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理论思维贫乏的趋势”(31)愈发突显。
有关“全球史观”的讨论也是触发“体系热”的一个原因。有学者通过对源自美国的“全球史观”的认真考察，指出对“全球史观”的理解不应停留或仅限于对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一书的理解，全球史观的基本立场也不像“站在月球之上”那样简单，甚至“世界横向联系”也不能代表全球史观的全部。他们认为，全球史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在全球范围产生广泛影响，其理论外延不断拓展而且至今仍在进行，全球史观将“互动”视为人类社会发展机制基本要素的理念，对“欧洲中心论”的颠覆，将气候、环境、一切生物和微生物统一纳入人类“生态圈”来考察的尝试，以及其高度交叉的学科性质，还留给我们许多认识的空间。(32)2004年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的“世界通史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250余名学者，足见大家对“全球史观”的浓厚兴趣。
另一个“触媒”，是一些卓有成就的学者在长期从事微观、中观研究之后开始进行宏观思考，近年来比较集中地发表了他们的思考结果。齐世荣教授在回顾中外世界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世界史不仅应该编写而且可以编写，但只要编写世界史，就“不能不建立一个体系”，尽管构建体系殊非易事，但他鼓励中国学者“知难而进”。(33)马克垚教授则精辟分析了中外各种世界史观的得失，然后指出，迄今为止，世界史的话语系统是西方独家创立的，所以对中国世界史学者来说，“我们还只有一种历史理论，这种理论是来源于西方的”，再加上我们对非欧洲国家的历史还研究得很不充分，所以“我们现在写出来的世界史，可以说还是一种准世界史”，真正克服“欧洲中心论”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34)彭树智教授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总结文明交往的历史”，因而推出别具一格的“文明交往史”体系。(35)钱乘旦教授提出，既然现代化是近现代所有国家都卷入其中的一大潮流，既然现代化研究最符合中国目前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既然“体系是筛选历史的标准”，我们就应该“以现代化为主线建立世界近现代史体系”。(36)而俞金尧教授则坚持认为“从唯物史观来看，世界历史其实并不深奥”，“人类历史首要和基本的过程就是一个生产的过程，而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进行”，所以应该按照生产方式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来建设体系，“世界近代史”的准确定位仍然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37)
仅最近一年，中国几家最有影响的史学刊物就相继刊出讨论世界史体系的综述文章。(38)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各种不同意见都得到比较充分的表达，而同时也都遇到不同程度的质疑。这说明，一个真正的学术争鸣氛围正在形成，这是在我国历史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颇为难得的局面。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为了维持好这一局面，并且逐渐把讨论引向深入，以便为最终建立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体系打好基础，我们认为以下几点是应该值得注意的。
第一，要真正贯彻思想解放的方针。我国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史已经表明，只有思想解放，理论才能有所进步，只有理论创新才能整体推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第二，要坚持对宏观世界史的理论思考。宏观理论不仅影响我国世界史研究走向，而且在我国教育体制下，还将影响今后几代人的世界史理念，影响至为深远。第三，宏观研究要建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并且具有跨学科的视野。美国的全球史发展历程表明，若没有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生态学、女性学等多种社会科学学科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若不是历史学家进行跨学科研究，若没有广泛的区域研究做基础，全球史观是不可能形成的。第四，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必须加强中国史修养，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没有雷海宗那样的国学功底就会在西学的冲击下失去辨别力；没有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就失去了对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不了解中国特色，如何追求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体系呢？
注释：
①雷海宗：《伯伦史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3页。
②杨人楩：《要重视世界史》，《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
③吴廷璆：《建立世界史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齐思和：《要重视世界史研究》，《人民日报》1961年1月17日。
④茹科夫：《论“世界通史”的编写原则》，《学习译丛》1958年第1期，第29—30页。
⑤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47页。
⑥参见钱乘旦：《现代化与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34页。
⑦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第13—14页。
⑧吴于廑：《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江汉论坛》1964年第7期。
⑨周谷城：《史学上的全局观念》，《学术月刊》1959年第12期。
⑩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
(11)Lord Acton,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London:MacMillan,1906,p.317; Patric Manning,Navigating World Hist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pp.37-53.
(12)雷海宗：《伯伦史学集》，第395页。
(13)雷海宗：《伯伦史学集》，第393页。
(14)参见杰克·古迪：《偷窃历史》，张正萍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15)陈之骅：《世界史研究与四个现代化》，《世界历史》1979年第5期。
(16)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78年第5期。
(17)吴于廑：《世界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第1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1—5页。
(18)徐洛：《评近年来世界通史编撰中的“欧洲中心”倾向——兼介绍西方学者对“早期近代世界”的一种诠释》，《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
(19)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6卷本，“总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9页。
(20)罗荣渠：《浅谈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关于世界历史教材体系的一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第4页。
(21)罗荣渠：《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第1、3页。
(22)钱乘旦：《跳出老框架，走向新天地》，《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第5页。
(2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3—80页。
(24)林被甸、董正华：《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157—158页。
(25)前两次大讨论分别发生在1961年和1984年，因讨论内容多与周吴本和吴齐本的编纂相关，所以此处不赘述，详见刘新成：《我国〈世界通史〉编纂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历史学年鉴·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8—21页。
(26)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牵头，集合国内世界史学者编纂的40卷本《世界通史》，交给出版社，由于种种原因，迄今尚未面世，颇为遗憾。
(27)李铁映：《撰写一部中国人的高质量〈世界历史〉》，《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第2页。
(28)武寅：《世界史的学科定位与发展方向》，《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第7页。
(29)陈志强：《世界史研究的当代背景》，《史学集刊》2004年第3期，第89—94页。
(30)向荣：《世界史与和谐世界》，《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41—45页。
(31)高翔研究员语。参见韩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争辩与思考——“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研讨会”学术观点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99页。
(32)参见刘新成：《值得关注的全球史》，《光明日报》2006年6月26日，第11版；《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的编纂》，《世界历史》2006年第1期，第39—46页；《新全球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序言”，第5—11页。本特利、曼宁、徐洛、刘新成：《在互动中建构世界历史》，《光明日报》2009年2月17日，第12版。
(33)齐世荣：《世界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第224、225页。
(34)马克垚：《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22页。
(35)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第5—18页。
(36)参见钱乘旦：《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历史教学》2001年第2期，第510页；《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第2—11页；《现代化研究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第108—116页；《现代化与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34—36页。钱乘旦、王宇博：《换个角度看历史：现代化与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37)俞金尧：《什么是“世界历史”及如何构建世界史体系》，《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31—33页；《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世界历史》2000年第6期，第95—104页。
(38)韩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争辩与思考——“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研讨会”学术观点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99—203页；俞金尧、钱乘旦、李世安、陈志强、向荣、包伟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31—48页；陈晓律、于文杰：《谈构建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第121—128页；张海鹏：《世界历史与世界史理论体系》，《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75—77页；其他综述文章还有毛锐、李洪峰：《21世纪我国学术界对世界史体系问题的反思》，《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2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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