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陪读：农民家庭的教育策略与家庭秩序
苏运勋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 基于皖西农村的个案研究发现，在家庭经济理性与教育流动的双重驱动下，隔代陪读成为农民家庭的一种教育策略。隔代陪读兼顾了农民家庭经济积累和教育再生产，比较顺利地推动了家庭现代转型。与此同时，由隔代陪读所形塑的代际居住空间的分离与代际分工合力，不仅稀释家庭内部关系的政治性，同时还凸显陪读老人的社会价值。在这种教育策略安排下，隔代陪读强化了代际关系，调整了家庭权力结构与伦理秩序，减轻了农民家庭现代转型的阵痛。
[关键词] 隔代陪读 代际关系 家庭转型 家庭养老 分居
一、农村陪读研究及思考
陪读是当前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特别是农村“撤点并校”以后，陪读现象进一步凸显。陪读现象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既有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视角。
首先是从个体视角出发研究陪读现象。在个体视角下，学者主要是研究陪读家长在陪读过程中的心理行为特征。有学者认为，陪读一方面是年轻女性追求城市生活方式与享受赋闲的一种积极方式，[1]另一方面其实限制了陪读家长创造价值与自我价值，[2]他们会在社会大背景下沿着不同的生命轨迹演进。[3]还有个别学者关注隔代陪读中的老人，[4]不过对隔代陪读有问题化的嫌疑。其次是从关系视角分析陪读现象。在这种研究路径中，主要关注陪读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比如分析陪读与城镇化和家庭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5-6]再次是从制度视角探讨陪读现象。这种研究视角是把陪读放在整个教育制度当中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与城市教育相比，农村陪读仍然处在教育制度设计的底层位置，[7]陪读的变化是中国教育资源分配机制、社会发展机会提供机制、教育体制内外待遇差距的体现。[8]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既有研究为理解农村陪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丰富了对农村陪读现象的认识。但是对农村陪读的研究目前来看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分别从个体、关系和制度等视角研究农村陪读，但大多是把陪读作为理解和解释其他问题的工具，忽视了对陪读本身的深入解读，特别是忽视了从农民家庭的发展历程中进行深入研究。其次，在研究内容上，既有研究大多关注亲代陪读，也就是母亲陪读，而对于因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所形成的隔代陪读关注很少，仅有的研究也只是把隔代陪读问题化，对隔代陪读缺乏整体性的理解。作为农民家庭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人力安排，隔代陪读对整个家庭的发展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以皖西S村的调研资料为基础，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家庭的隔代陪读现象进行分析，试图呈现农村家庭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力安排，探讨隔代陪读对整个家庭发展的经济与社会意义，理解老人在家庭发展中的价值以及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2018年11月份，我们的研究团队一行4人在皖西D镇S村驻村调研20天，通过白天集体调研和夜晚专题讨论，形成对村庄社会的整体性认识。访谈对象主要是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乡镇干部、村干部、普通村民和村庄精英等，累计访谈各类对象34人次。调查方法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观察法，访谈内容主要有地方社会史、农民家庭发展史、家计模式、家庭劳动力安排、隔代陪读以及家庭养老等方面。此外通过吃住在农户家庭，可以近距离观察农民家庭日常生活细节以及情绪情感表达等。
二、农民家庭中的 隔代陪读及其特征
(一)田野介绍
S村位于皖西丘陵山区，处于江淮水系分界线上。S村有14个村民小组，人口304户共计1251人。S村有国土面积8200多亩，但人均耕地面积(水田加旱地)大约只有2亩，人地关系比较紧张，其中水田种植单季水稻，旱地主要种植玉米、芝麻、油茶和蔬菜等农作物。随着户籍管控制度的放松，S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了大规模外出务工潮，中青年劳动力主要流往江苏等地从事工匠和服装等行业。其中，男劳动力主要从事瓦匠、木匠等行业，女劳动力主要从事服装行业。留守村庄的以老人为主，他们大多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照看家庭和抚养孙子等。[9]总而言之，S村是一个典型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业型村庄。在这种代际分工模式下，当地农民家庭年收入普遍在8万-10万元。
想想看第一个食客尝了年糕，谁好意思先动螃蟹呢，一圈转下来，就这样年糕收获了无数的赞美声。至于毛蟹，一般要等主人家再让一轮的时候，才开始夹入盘中。吃蟹的时候说话不易，再加上夸耀之词已经用过一次，总得缓一缓想好新词，等上新菜的时候再用。如此这般，蟹的点赞数就陨落了。
(二)隔代陪读：发展历程及其特征
关于陪读，学界并没有对其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是对于农村地区逐步兴盛起来的陪读现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10]综合考量既有研究成果，以陪读家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作为划分依据，可以将陪读划分为亲代陪读和隔代陪读。所谓亲代陪读是指由父母陪同子女进入城镇或城市就读，隔代陪读是指由祖父母陪同孙子进入城镇或城市就读。
心房颤动(房颤)是心力衰竭、快速性心室心率失常及痴呆等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心房结构及电活动重构关系密切，而心血管不良功能状态是促进心房结构改变的重要原因[1-3]。胃饥饿素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短肽，在多种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但与房颤的关系并不明确[4]。本研究旨在探讨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治疗房颤的效果及对血清胃饥饿素表达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S村所在地区虽然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但是其附近的D镇具有比较悠久的教育传统。1939年日军侵入安徽省，安徽省第三临时中学搬迁到D镇，这对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80年代在教育和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当地形成了重视教育的社会氛围，D镇的教育水平也逐渐提高。目前D镇高中在全市高中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三，属于省级重点高中，最近三年的本科上线率均在70%以上。隔代陪读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并不普遍，随着90年代打工经济的兴起，当地逐渐形成了由祖父母照料和抚养孙子的现象。等孙子到了上初中和高中的年龄，祖父母一般会陪同其到所在学校附近(一般是乡镇)租房陪读。目前，全镇围绕D镇高中形成了1.5万人左右的陪读家长，其中一半以上属于隔代陪读，他们大多来自附近乡村。也就是说，隔代陪读在当地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隔代陪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隔代陪读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2006年D镇高中扩建并兴办往届生补习班，这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的陪读现象。二是隔代陪读是以祖父母陪读为主，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祖母(奶奶)陪读，爷爷留守在家，父母外出务工。三是从陪读的学历阶段来看，隔代陪读一般从初中开始且比较普遍。到了高中，部分父母考虑学生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就回来陪读，但总体而言，隔代陪读在高中阶段仍然占一半以上。四是从陪读内容上看，隔代陪读的主要内容是照料学生的饮食、起居等，一般并不涉及学业辅导。五是从陪读家庭的经济状况来看，当地不管贫富与否都会参与到陪读之中。
三、隔代陪读的家庭动力： 经济理性和教育流动
随着孩子进入学龄阶段，特别是进入初高中阶段，父母外出务工与子女教育就会发生矛盾。在这个背景下，隔代陪读在当地农民家庭中逐渐兴起并普及开来。从农民家庭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这恰恰是比较理性的配置，因为它兼顾了农民家庭经济积累和教育再生产这两大问题。也就是说，隔代陪读对于整个农民家庭而言，不仅保证了家庭劳动力相对充分的市场就业，还可以为子女接受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经济理性与隔代陪读的形成
在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家庭本位”赋予中国家庭很大的能动性和自主性。特别是在现代性进村的过程中，家庭不仅具有超越于家庭成员个体之上的价值，而且还具有相对独立于社会系统的自主性。[11]在伦理为本位的农民家庭经济组织中,农民家庭根据不同成员在家庭中的关系地位和身份角色安排家庭分工,普遍形成了比较理性的“半工半耕”家庭经济结构。[12]所谓“半工半耕”，一般是建立在代际分工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年轻子女外出务工经商，老人留守在家务农照看家庭等。[13]具体到S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最早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
S村作为一个边远山区农村，本地就业机会稀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生产“过密化”地区。随着农村户籍制度的开放，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他们试图通过非农就业获取经济收入，这构成了当地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内部驱动力。据当地某服装厂方老板(女)介绍，她16岁就已经到江苏省常熟市的乡镇企业服装厂打工，当时每年打工收入可达到2500元。[14]1994年方老板开始带班，管理村办服装厂三个车间共计800多人，这些人大多数来自于D镇以及附近农村。也就是说，S村所在地区具有比较早的外出务工传统。目前，S村的中青年女性大多依然到江苏服装厂上班，男性则陪同妻子从事瓦匠、石匠和木匠等带有一定手工技艺的工作。根据统计，目前女性劳动力每月工资平均在3000-6000元之间，男性劳动力每月工资收入不固定，平均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夫妻两人年收入加起来一般是在8万-10万元，这种收入水平在当地农民家庭中具有普遍性。为了维持这种收入水平，保证家庭生活的正常开支和原始经济积累，中青年夫妻基本上都要一起外出务工，而把抚养和照料子女的任务交给父母。
[3]陈锋,梁伟.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家长陪读经历及其影响研究——基于甘肃华县的实地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总而言之，在这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下，当地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教育的额外消费得以避免。以当地需要陪读的五口之家为例，[15]如果中青年夫妻同时外出务工，那么二人加起来的年收入一般是8万-10万元，全家人均年收入大约是2万元；如果年轻夫妻中一个人外出务工，另一个人(一般是妇女)留在家里陪读，那么全家务工年收入一般只有5万元左右，人均年收入大约只有1万元，这远远低于当地人均年收入水平，老人的价值在这个时候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也就是说，基于家庭经济理性的考虑，当地农民家庭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劳动力配置模式，年轻夫妻外出务工，老人留守在家里务农、看家以及照料和抚养孙子。随着孙子步入初中或高中阶段，老人(主要是女性老人)开始负责孙子的陪读问题，父母在外务工并以汇款的方式支持子女教育的开支。
(二)追求教育流动的隔代陪读
有研究表明，教育在获得职业以及改变命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是社会平衡的工具和社会地位的指标。[16]对于农村社会而言，教育还发挥着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重大作用。[17]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不管是基于地方文化传统还是现代理性考虑，他们都对子女教育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非常注重子女教育阶段的人力投入和经济投入。但教育毕竟是一项非常专业和系统的事业，农民家庭能做的就是通过陪读为子女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从而帮助子女顺利实现教育流动。[18]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父母为了家庭经济积累和日常生活开支大多外出务工就业，等子女进入到初高中阶段，祖父母就到学校附近租房陪读，为孙子学习提供保障。随着陪读逐渐成为当地的普遍现象，家长不去陪读反而会成为村庄社会的异类，面临来自村庄社会的舆论压力和个人内心的道德压力。[19]
其实不管是隔代陪读还是亲代陪读，家长陪读的具体内容和效果都是差不多的。[20]据S村何奶奶介绍，陪读其实就是照顾学生的饮食起居，为学生上学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至于学生的学习成绩与作业辅导等一般都是在学校内部完成的。从这个意义来讲由谁去陪读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有教学实力强的学校。而在D镇，隔代陪读就与当地发达的学校教育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学生学习成绩提高以及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以高中教育为例，D镇高中教学管理非常严格和周密，他们实行开放式办学，[21]精细化管理，学生的时间基本上都由学校安排得十分充实。[22]此外，D镇高中在教学管理中实行末位淘汰制和双向聘任制，[23]这极大地释放了教师的教学激情，对提高教学质量非常重要。
关于现代性进村所带来的家庭伦理危机，大多数学者认为“孝道的衰落”[34](P207)“伦理的转向”以及“伦理的陷阱”等伦理危机，使得老人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处于经济上的底线生活和家庭权力的边缘地位。[35-36]也就是说，农民家庭的现代转型大多是以牺牲家庭老人作为代价的。S村的经验表明，老人不仅没有成为家庭转型的牺牲品，而且还以代际合力的方式促进了家庭现代转型，并在这一过程内形成了有益于老人的权力关系和伦理秩序，代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平衡过程之中。总结S村农民家庭的现代转型经验我们可以发现，平衡的代际关系始终贯穿S村农民家庭发展的全过程，在这种关系模式之下，既不会存在老人对子女的“无限责任”，也很少出现子女对老人“不孝”。现代性虽然迅猛，但是农民家庭依然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与现代性进行调试，最终形成一个属于农民自己的家庭发展秩序。
(三)隔代陪读与家庭现代转型
作为农民家庭子女教育与外出务工这一对矛盾调和的产物，隔代陪读广泛存在于S村及其所在地区。通过隔代陪读，当地农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可以外出务工，为家庭发展积累经济基础，祖父母陪读与发达的地方教育相互配合，实现了农民家庭教育再生产。应该说，隔代陪读对农民家庭发展而言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从农民家庭变迁的角度来说，隔代陪读也促进了当地农民家庭的现代转型。
家庭现代转型，是当前农村地区在现代性进村后面临的重要问题。一般认为，典型的“现代家庭”表现为家庭结构核心、儿童中心主义以及家庭的私密性。[24]国内学者也大体按照家庭现代化的理论脉络，从各自角度和层面对转型的中国家庭展开解读。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家庭现代化隐含着一元论和进化论的弊病。实际上，中国家庭作为一个超越个体之上又与社会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组织单元，不仅与现代性具有某种契合性，还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现代转型新模式，比如李永萍基于中国本土实践提出的功能性家庭。[11]功能性家庭强调现代化背景下农民家庭的内在调试和功能激活，或者说，现阶段中国农民家庭并非朝着某个理想的“现代家庭”转型，而是更加注重转型过程中实践各种各样的家庭形态。
《西行漫记》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完成的，它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1936年6月至10月期间，作者埃德加·斯诺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真实记录了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所见所闻。
S村农民家庭基本上也属于李永萍所概括的家庭转型形态“功能性家庭”，即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合力和阶段性目标的完成，使农民家庭逐渐嵌入到现代社会之中。隔代陪读就是农民家庭代际合力的重要表现形式。在S村，作为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阶段性目标——教育再生产，在父母外出务工的状态下，本应进入养老状态的老人被重新开发，他们需要帮助外出务工的子女去承担家庭教育再生产的任务，也就是通过陪读为孙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事实上，进入陪读阶段的农民家庭一般都是家庭经济积累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因为它不仅涉及农民家庭城镇化问题，还关系到孙子的教育流动问题，家庭内部的代际合力就比较妥当地处理了这两方面矛盾。从这个意义来说，隔代陪读本身即意味着农民家庭与现代社会的调试过程。从比较具体的经济角度来看隔代陪读，如果祖父母初中到高中全程陪读，那么在这6年的时间里，中青年夫妻至少可以多挣30万元，[25]这对于农民家庭而言是一笔很大的收入。而且隔代陪读能够避免家庭额外的教育开支，又为家庭经济积累省下了一笔资金，这些都构成了农民家庭城镇化的重要本金。除此以外，隔代陪读承担了年轻父母的教育责任，实现了家庭教育再生产，一定程度上还降低了农民家庭现代转型的成本。总而言之，隔代陪读为农民家庭现代转型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不仅兼顾了家庭转型过程中两项重要任务，更为重要的是它保持了家庭转型的连续性。
四、隔代陪读下的家庭权力结构 与伦理秩序
[2]罗曼.强化抑或禁锢——随迁型陪读现象的社会性别视角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生物保鲜剂是指从动植物、微生物中提取的天然的或利用生物工程技术改造而获得的对人体安全的保鲜剂。主要分为四大类，一是微生物代谢产物，包括乳酸链球菌素、ε-聚赖氨酸和枯草杆菌素等；二是生物酶，包括溶菌酶、葡萄糖氧化酶和谷氨酰胺转氨酶等；三是生物天然提取物，包括茶多酚、壳聚糖和鱼精蛋白等；四是以上述物质为主要成分的复合生物保鲜剂。
(一)分居、陪读与家庭权力结构
不同的居住模式意味着不同的家庭权力结构。区别于中国传统家庭居住模式下的父权家长制，进入现代社会的农民家庭因为人口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时期的家庭权力结构。比如班涛认为年轻夫妇“两头走”的居住模式形成了男女双方父代家庭与年轻夫妇的三角平等结构。[26]对于S村大多数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夫妻而言，他们常年在外面打工，一般只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家居住几天，也就是说中青年夫妻大部分时间是与父母分开居住。分开居住虽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降低了农民家庭内部的情感互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家庭代际之间的生活矛盾和文化观念冲突。驻村调研时，房东家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因居住在一起而产生文化冲突的例子。房东胡大爷的儿媳妇开始是和老两口居住在一起，儿媳妇住在后院，老两口住在前院。但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儿媳妇总觉得公婆做饭不卫生，筷子也洗不干净，并把这种不满的情绪表现出来。胡大爷老两口对于儿媳妇的表现也有点不高兴，[27]于是关于卫生与清洁的观念差异在两代人之间产生了冲突。大约在一起居住2年后，胡大爷的儿媳妇就搬到D镇新买的婚房居住，家庭内部的观念冲突也开始逐渐减少。从这个角度来说，因子代外出务工形成的代际分居可以弱化或减少家庭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
Design and Experiment of EGR System with Venturi Tube for Sequential Turbocharged Diesel Engine
更为重要的是，老人在家照顾和抚养孙子，等孙子步入初高中阶段，他们还要到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替儿子儿媳照顾孙子的饮食起居。这不仅能够保证年轻夫妇外出务工挣钱，也替他们解决了子女教育问题，所以年轻夫妇对家里的老人有比较大的依赖度，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也会更尊重老人。当然，老人并不会过分放大自己在照料和抚养孙子中的作用，但是他们通过陪读在家庭内部产生了一种不可取代的形象优势。在这个过程中，隔代陪读的普遍化也形成了有助于老人的村庄社会舆论，一种平衡(甚至倾向于老人一方)的新型代际关系从此生成。[28]
Wu等[13-14]在HFLTS的基础上提出了PD-HFLTS。PD-HFLTS由两部分组成，即有序语言术语集和各语言术语的可能性，且各语言术语的可能性呈均匀分布。例如有序语言术语集如HS={sL,sL+1,,sU}⊆S，L≤U，则HS的可能性分布表示为P=(p0,,pl,,pτ)，其中
平衡的代际关系塑造了一种平衡的家庭权力结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老人依然掌握当家权。[29]老人当家权主要表现在处理家庭内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务以及维持家庭的社会交往。老人会以扩大化家庭的名义走人情，并在人情礼单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在家庭内部，有配套的象征符号系统维持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这突出表现在当地家庭生活中的座次上面。当地农民家庭的堂屋都是最神圣的场所，也是家庭议事和决策的地方。堂屋摆设八仙桌，其中上座默认是老人的座位，其他人不能随便僭越，这是老人当家权的重要体现。其次，老人当家但不做主。家庭发展过程中如果遇到关系整个家庭的重大事项，一般都是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很少存在独立决策的情况。比如S村二组姚大爷，他今年75岁，有3个儿子。2017年姚大爷宣布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干活了，于是把3个儿子聚集起来商量养老事宜。在姚大爷的主持下，最后商议每个儿子每年出资1600元作为姚大爷老两口的养老费用。至于生病等额外开销，扣除医保后由3个儿子平摊。总体来说，当地农民家庭内部的政治性比较弱，权力关系比较平衡。需要补充的是，代际之间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冲突一直存在，这构成了家庭政治的潜在威胁。根据参与式观察发现，农民家庭不管是父代还是子代都比较注重“说话”和“做事”，[30]也就是说他们有一套民间智慧去避免或者弱化家庭内部可能激化的矛盾。
(二)隔代陪读下的代际伦理再生产
[16][美]珍妮·H.巴兰坦(Jeanne H. Ballantine)著，胡志勇译.教育学：一种系统分析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在某种程度上说，S村所在地区还保留着比较传统的代际伦理，即比较注重代际之间的伦理互动和均衡。隔代陪读虽然是农民家庭转型时期的一个新现象，但是其本质上还属于父代对子代(家庭)的支持，只不过这种支持超出了抚养子代的范畴。父代对子代的持续支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性对传统代际伦理的冲击，从而给子代反馈父代提供了空间。从这个意义来说，当地的代际伦理再生产没有跳出费孝通意义上的“反馈模式”，“父慈子孝”在当地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只不过这种代际伦理在表现形式上具有许多时代特征。这些具体的特征表现在父代对子代的理解、力所能及的支持等，以及子代对父代的尊敬、稳定的经济赡养等。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同样面临着转型的问题。在转型过程中，农民家庭如何在变动的环境中进行家庭决策以及进行劳动力配置，显示出农民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通过研究发现，家庭经济积累以及教育再生产构成S村农民家庭最为主要的两个目标，隔代陪读成为调和农民家庭转型矛盾的主要方式。在此过程中，老人的价值在家庭内部得到了凸显，代际关系进入到新一轮的动态平衡之中，并在家庭内部形成了一种比较平等的权利关系以及有序的伦理秩序。也就是说，隔代陪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家庭现代转型，且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家庭权力冲突和伦理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家庭在孩子教育上并不需要专人辅导，更不需要课外辅导班，只需要通过陪读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即可。从这个意义来讲，陪读只是农民家庭重视教育和投资教育的一种表现，也是当地普遍存在的社会风气。当这种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与学校教育相互配合，就会比较顺利地推动农民家庭的教育流动。据D中高三年级主任介绍，2017年高考全校本科过线率为78%，其中一本过线率高达30.2%。优秀的教学成绩在当地形成了正向的示范效应，并吸引大量外地学生来此就读，这又推动陪读的增长，学校与农民家庭进入到一个良性互动状态，共同推动教育流动。
注释：
[1]冯小.陪读:农村年轻女性进城与闲暇生活的隐性表达——基于晋西北小寨乡“进城陪读”现象的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7(12).
在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留守在家陪读的家计模式下，留守老人代替年轻父母抚养子女，老人的价值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得到凸显，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家庭权力结构和伦理关系。
Maya Angelou is a versatile and extraordinary black woman,always concerning about those people who have the same situation and encounters with her.Her works have encouraged many black girlsfromgeneration togeneration.
大多数农村老人因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而逐渐被正规劳动力市场淘汰，只能留守在村庄里生活，同时兼顾农业生产、维持家庭社会关系以及照料孙子等。虽说他们没有机会参加正规的市场就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生产能力。实际上，很多留守老人甚至到了70岁还能种地，此外还通过养鸡、养鸭和养鹅等形成了可观的“庭院经济”。比如在S村三组，70岁老人陈某在自家门前右边空地养殖了80只鹅，11月份是卖鹅的季节，陈某以20元每斤的价格卖掉了80只鹅，获得毛收入近1.3万元。S村一组的胡大爷，今年71岁，他在家里养殖鸡鸭鹅，仅仅依靠养殖家禽每年大概有4000元收入。纵然如此，“庭院经济”也并不会占用老人太多时间，甚至只需要一个老人(男性老人)就能承担，这就为隔代(女性老人)陪读提供了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隔代陪读不仅可以完全释放家庭劳动力，同时还能规避教育带来的额外消费。如一些农民家庭没有老人陪读，就需要通过市场托管的方式照顾孩子的生活，但这笔开支对农民家庭而言是一个很重的经济负担。据主管房屋租赁的副镇长介绍，D镇教育托管的市场价格是每位学生每年2.8万元，主要是为学生提供住宿、饮食以及部分功课辅导等。隔代陪读则节省了这笔教育开支。
取原位生物反应池进出水样进行分析，结果如图1～2所示。可以看出，原位处理池对于渗沥液氨氮的去除效果很好，最高能达到95%以上，总氮去除率大体上也在50%以上，COD去除效果在30%以上。但原位池内7月下旬和8月初COD有所增加且氨氮和总氮去除效果不够理想，结合上海7、8月的天气变化，推测为外界环境的影响，可能原因是气温骤降造成微生物的活性降低，呼吸作用和硝化作用效率减慢，导致去除效果下降。8月气温回暖后到中旬恢复较高的处理能力。
[4]苗涛.农村隔代家长的陪读困境及小组工作的介入[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6.
[5]胡俊生.农村教育城镇化:动因、目标及策略探讨[J].教育研究,2010(2).
[6]庞晓鹏,龙文进,董晓媛等.农村小学生家长租房陪读与家庭经济条件——学校布局调整后农村小学教育不公平的新特征[J].中国农村观察,2017(1).
[7]雷望红.阶层流动竞争与教育风险投资——对甘肃宁县“陪读”现象的解读[J].中国青年研究,2018(12).
[8]王文龙.中国陪读现象的流变及其社会学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12(10).
[9]当地不管是孙女还是孙子统称为孙子，文章也沿用这一说法。
变频调速器的价格相对于电动机来说是比较贵的，因此在保持安全可靠运行的前提F，合理地降低变频调速器的容量．对节省费用是很必要的。一般变频调速器生产厂家要求选用变频器功率应大于或等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1.1倍。从设计角度结合文践中测得的自关数据显不，这一规定不符合石化企、IP的具体情况，留有的余量太大。
[10]王晓慧.农村中小学陪读现象的类型、成因及解决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8).
[11]李永萍.功能性家庭: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12]张建雷.家庭伦理、家庭分工与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进程[J].伦理学研究,2017(6).
近日，武汉市武昌区一所小学几个低年级家长找到副校长要求老师给学生布置书面作业，原因是一二年级不留作业学习会落后。还有家长组建“校际作业群”，把各学校作业汇总到群里，让家长们各取所需布置给孩子。而在山东某地，四年级一个班的二十几位家长要求换掉语文老师，其中一个理由竟然是“课文不讲，光讲外面的（拓展知识），我们只要成绩，只讲课文中的就行”。
[13]贺雪峰.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14]据方老板介绍，当时这笔收入比当地乡长的工资收入还要高。
刘涛和韩建侠（2015）认为要取得最佳教学效果,应该使教师进行合作教学。有学者认为合作教学最常见的形式是两位教师同时出现在课堂中（Buckley,1999转引自刘涛和韩建侠2015）,Maroney提出了五种合作教学模式，也基本上是基于教师同时出现在课堂中。笔者认为，在中国比较可行的还是两类老师共同在课前及课后进行合作。
[15]五口之家是笔者基于当地实际情况建构的一个理想类型，它包含两位老人、儿子儿媳和需要陪读的孙子。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义当慈，子义当孝……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义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31](P78)费孝通直接指出中国传统代际关系为“反馈模式”，也就是甲代抚养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养丙代，丙代赡养乙代……如此循环往复，均衡互惠。[32]综合来说，传统家庭内部的代际伦理是一种互动的平衡的伦理关系，如果这种伦理关系失衡，就意味着家庭发展秩序的紊乱。在S村，年老的父母体恤年轻子女外出打工不易，而且还要承担家庭现代转型的压力，就主动承担了家庭教育再生产的任务，甚至不要求子女赡养自己，认为“他们负担重，尽量不花他们的钱”，[33]这构成现代化背景下父辈对子代的伦理关系。父代对子代的付出同样也会得到子代的回馈，这突出表现在子代对父代的赡养上。据统计，S村(包括附近村落)近年来没有一例虐待老人或者老人自杀的案例发生，虽然子女常年在外，他们也会给年老父母充足的零花钱。进入养老阶段，儿子会主动跟父母协商养老的相关事情，保障父母养老的生活开支、医药开支等。
[17]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关于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分析[J].社会科学战线,2004(4).
[18]本文对教育流动的界定，仅仅是指学生考入大学，也就是升学率层面的流动，对大学毕业后的就业情况暂不考虑。
[21]当地学校之所以实行开放式办学，也考虑到家长陪读的情况。如果实行寄宿式封闭办学，也就不存在陪读了。
[20]很多陪读妈妈在照顾孩子生活起居之余，也会去当地服装厂上班。一般情况下陪读妈妈会在上午7∶30到10∶30，下午12∶50-16∶30，晚饭后到21∶30分在附近的服装厂上班。但是吃饭时间都会回到出租房给孩子做饭，“小孩在，她们就在，小孩去学校了，她们就去服装厂”。
坡地土壤全样的采样点是选择在一块垄作坡耕地和一块开挖复垦的循坡耕地，坡度变化为5°～20°。垄作坡耕地具有横向的垄沟，纵向间隔30 cm，垄沟深15～20 cm。在坡地中上位、坡中、坡下位等不同位置，循坡面按照顺坡采样点间的距离为3 m、带间距离为2 m的平行双条带剖面进行定点采样，每个样带各采集3个土壤样。采用直径15 cm，厚度3 cm的环刀采样器，采样深度为3 cm。采样时间分别是在玉米幼苗期(5月)、玉米结穗生长盛期(8月)。
[19]如果自己家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家长也没有去陪读，那么家长就会把孩子的落考看作是自己没有陪读导致的，从而形成一种道德层面的压力。
[22]一般情况下，学生早上6∶20进班，早读到7∶15分结束，其后有半个小时的早饭时间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7∶55分上第一节课，上午共计有四节课，一直上课到11∶30分。其后学生有50分钟的午饭时间，12∶20分学生进班休息和做作业。14∶30分开始下午第一节课，一直持续到17∶05分。其后有35分钟的晚饭时间。17∶40分学生进班自习，一直持续到22∶50分，其中有三节夜自习课。
[23]所谓双向聘任制，是指学校从教师中聘任班主任，班主任再从全校教师中选择任课老师，然后组成教学团队跟班负责一个班级的所有课程。所谓末位淘汰制，是指以班主任为主的教学团队在年度年级考试排名中排在最后两位，那么该教学团队就要解散。一般情况下，只有教学比较好的老师被聘任的机会比较多(一个老师可以给不超过3个班级带课)，而带课越多意味着收入越高(每节课课时费为70元)，那些教学成绩比较差的老师会被淘汰出教学岗位，只能领取微薄的基本工资。
[24]唐灿.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J].社会学研究,2010(3).
[25]一般情况下，当地青年外出务工每人每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6年时间累积收入就可以达到30万元。
[26]班涛.年轻夫妇“两头走”——乡村家庭权力结构变迁的新现象[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27]这是胡大爷老伴说的原话，说的过程中她表示出了对儿媳妇的不满情绪。
[28]需要说明的是，隔代陪读是维持农民家庭代际关系平衡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
[29]文中所说的当家权是指扩大化家庭的当家权，而非子代小家庭的当家权。
(1)地震。该区所在的沙湾县区域上地处北天山地震带边缘，属多震区。多年来，一直被国家地震局列为重点地震监测区。据记录，该地区发生了12次以上的Ms4.0级地震，造成了塌方、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等灾害。
[30]笔者在山东某村调研，听到一句关于家庭内部说话做事的民间俚语“好儿子不如好媳妇，好女儿不如好女婿”，其中蕴含了农民家庭内部代际整合的智慧，这在S村也有相应的表现。
[3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2]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3).
[33]S村杨家组的杨大爷，今年80岁，有4个孩子(1儿3女)。当问到子女如何养老的时候，他说了“他们负担重，尽量不花他们的钱”这句话。
[34]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
[35]狄金华,郑丹丹.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J].社会,2016(1).
[36]李永萍.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当前农村老年人危机的一种阐释路径[J].中国农村观察,2018(2).
Accompaniment by Grandparents :the Education Strategy and the Order of Peasant Family
SU Yun-xu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ase studies from rural areas in western Anhui, the paper finds that accompaniment by grandparents has become an educational strategy for peasant families driven by the duality of family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education flow. Accompaniment by grandparents has taken into accounts the peasant family economic accumulation and educational reproduction, and promot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smoothly. At the same time, the separ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living space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hich are shaped from accompaniment by grandparents, not only dilute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family’s internal relations, but also highlight the social value of the elderly. Under this kind of educational strategy arrangement, accompaniment by grandparents has strengthen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djusted the family power structure and ethical order, and weakened the pain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asant family.
Keywords :accompaniment by grandparent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family pension; family transformation; separation
[中图分类号] G626;G636;C913.1
[文章编号] 1002- 3054(2019)09-0066-1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907
[收稿日期] 2019-04-24
[作者简介] 苏运勋(1992-)，男，河南商城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婚姻价值变迁视角下的转型期农村离婚问题研究”(14CRK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