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鲁格曼经济学的特色看当前经济理论发展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鲁论文,新趋势论文,经济学论文,特色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0）02—0039—07
一、经济学综合的历史轨迹与经济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
自1776年经济学的第一部集大成之作《国富论》出版算起，经济学已经走过了230多年的成长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综合性巨著一直肩负着传承经济学研究成果和阐明经济理论发展路径的重任。但“从1776年到1976年，只有5本书几乎不间断地、连续地支配了经济学：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原理》、穆勒（John Mill）的《原理》、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原理》以及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济学》。”。[1]其中，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对经济学代表性成果的三次伟大综合，每次综合完成后都对经济学的普及和经济理论的演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
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公认的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综合。[2]在该书中，他系统综合了古典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斯密、马尔萨斯（Malthus）、李嘉图、萨伊（Say）和穆勒的经济学理论成果。[1]
1871年，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Jevons）、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Menger），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Walras）分别阐述了边际分析原理，掀起了“边际革命”。[3]边际原理指明了探索理论上的最优位置或均衡的路径。在资源数量给定的框架内搜寻最优位置的思想向数学论证的模式开启了大门，从这种意义上讲，边际革命标志着现代经济分析的开始。到了19世纪最后十年，以穆勒的著作为样板的传统经济学再也站不住脚了，随着“边际革命”的推进，无论是经济学的结构还是它的方法都与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劳动价值论悄然淡出，而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借助边际原理获得统一。
1890年，马歇尔完成了对上述最新理论的整合。在经济理论上，马歇尔将当时经济学的一切研究成果，诸如供求论、节欲论、成本论等加以吸收和综合。[1]他的学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续和更新，被称为新古典学派。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后立即获得了广泛赞誉，成为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替代品和继承者。
20世纪初期，经济学发展逐渐突破了新古典学派的传统框架。1929—1933年的大萧条催生了着重于宏观分析的凯恩斯经济学，由此诞生了与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相对应的宏观经济学。尽管凯恩斯的著作广受争议，但因为它为当时传统经济学没有解决的许多极为严重的问题提供了答案，所以它的影响很快就扩展开了。
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使得经济学理论的再次整合和经济学总体框架的重构成为必然。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萨缪尔森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4]萨缪尔森把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同被称为新古典的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综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被称为新古典综合的经济学理论体系。[4]1948年，萨缪尔森发表了至今依旧长盛不衰的巨著《经济学》。该书一经出版即告脱销，至今已经修订了19版。该书从宏观经济学到微观经济学，从生产到消费，从经济思想史到经济制度都比前人有新的创见。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标志着和传统结构与科目的彻底决裂，不仅反映出凯恩斯思想的影响，而且对该书所介绍提出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建立与进一步发展大有促进作用。”[4]
二、从克鲁格曼经济学的特色看当前经济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经济理论的革命总是能催生伟大的经济学综合著作，经济学综合著作中也孕育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继萨缪尔森之后，斯蒂格利茨（Stiglitz）和曼昆（Mankiw）分别于1993年和1998年出版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原理》，对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作出了很大改进。[5][6][7]从他们的着力点可以看出，20世纪末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为日益重要的宏观经济理论构筑可靠的微观经济基础，实现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有机统一。正如斯蒂格利茨郑重指出的：“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原理结合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5]
继斯蒂格利茨和曼昆之后，克鲁格曼（Krugman）成为20世纪末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领域最受瞩目的新秀。他在国际经济学方面的权威地位以及他对主流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使得他有机会对时至今日的经济理论体系进行梳理和阐释。2005年，他以一部体系新颖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开始尝试在经济学的底层构建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8][9]克鲁格曼经济学的理论原创性、视野国际化和思想前瞻性特征以及他作为主流经济学派继承者的特殊地位，使得其著作中蕴含着当前经济学发展的一些新趋势。
（一）思想体系的多元化趋势
从外部来看，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混乱的学科，有人戏称经济学家是最喜欢内斗的一群人，萧伯纳说：“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接，他们也够不着一个结论。”[9]事实上，宏观经济学的框架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框架。对于基本问题中的共识反映了各流派作为宏观经济学学科组成部分的统一性特征；对于基本问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各流派的不同理论指向和政策主张（见表1）。宏观经济学既是围绕着“问题”框架论争、扩张（形成学派），也是围绕着“问题”框架浓缩、收敛（达成共识），宏观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问题”框架中螺旋式发展。对宏观经济学的多元性，以及以多元性为基础的统一性的阐释，是理顺宏观经济学思想体系的关键；而宏观经济学思想体系与其微观基础的对接和统一是完成现代经济学综合的关键。
对于第一个“统一”，克鲁格曼的看法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史是一个短期和长期话题谁更重要的争论史。先是关注长期的古典学派让位于关注短期的凯恩斯经济学。随后研究的重心又转向长期，再后来又转向短期。”[8]尽管在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上长期存在着激烈争论，但这些争论并不影响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和多元思想的统一性。在这一点上，凯恩斯说得好：“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可直接用于政策的无可争议的结论。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教条，它是一种思维工具，可以帮助掌握了这种工具的人得出正确结论。”[9]因此，有必要集中讨论公众激烈争论的宏观经济学话题，而不是因害怕争论而对这些话题不予重视。克鲁格曼认为，要把这个“问题”导向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阐释清楚，核心是处理好两个话题：一是对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阐述孰先孰后，二是古典学派有关充分就业条件下的价格水平分析与商业周期理论孰先孰后。克鲁格曼的“处方”是，先分析长期增长理论，因为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商业周期理论是围绕一个向上的发展趋势发生波动，而后论述供给和需求冲击带来的短期效应，最后讨论古典模型。
对于第二个“统一”，克鲁格曼的做法是，以个人选择作为逻辑起点。传统的经济学框架通常是从供给和需求出发，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但是，最近几年来，经济学家发现，供给和需求可能并不是经济学的最佳起点。相反，由于供给和需求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基础上的，一旦将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建立在个人选择上，许多看似无关的现象就具备了内在统一的逻辑架构，从而可以用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在个人选择的逻辑基础上，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出宏观经济学中的实际不完全性，即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竞争。通过把名义不完全和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预期假说、自然失业率假说结合在一起，可以推证出名义总需求的波动如何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实际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出政策可以稳定经济，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并非无效的结论。
从克鲁格曼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到，现代主流经济学倾向于构建一个思想多元化的综合理论体系，在该体系下，不同学派理论和不同的论述视角得以融合和相互促进，既保有了不同学派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又增强了经济学总体对于现实世界经济现象的解释力。自凯恩斯革命以来，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和争论成为经济学发展中最受关注的部分。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开创了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认为市场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获得最大产出，在出现产出缺口时，政府干预是有效的，因而倡导需求管理。但凯恩斯主义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缺少微观基础；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货币因素对经济影响的分析、对供给因素重要性的认识相对较弱；只是假定价格刚性或黏性，而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理论。”[10]围绕着凯恩斯主义的成果或缺陷，或者继承发展，或者修正重构，或者针锋相对，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相继兴起。
学派林立并没有带来“经济帝国”的“分裂”，相反却造就了经济学的大综合，不同学派不断借鉴和吸收对方的某些观点，出现了学派理论架构相互融合的趋势。“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分歧正在缩小，一个流派区别于另一个流派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11]但这种融合并非机械的堆砌，也非简单的趋同，综合在一起的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囊括了多元化思想的总体架构，在不同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下，对同样的经济现象，各学派仍然保持不同的解释判断和政策建议。这些多样化的学派观点，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失去了学科统一性和解释力，相反“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于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了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环境变了，结论自然而然就要相应改变，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好’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绝不是不同的经济学。”[12]
（二）关注主题的实践性趋势
克鲁格曼是一个“好动”型的经济学家，他担任过华盛顿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也曾经为克林顿和奥巴马竞选总统举行过经济演说，他在《纽约时报》开设专栏，谈论的话题几乎覆盖所有的经济热点问题。有人把克鲁格曼比喻为经济学中的“吹警哨者”，因为他“相信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条理清晰地看待世界的角度，这为推动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提供了非常实际的准则。”[8]这种性格和履历使得克鲁格曼的经济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他不遗余力地将这种特征渗透到一切理论研究中去，他认为，“经济学之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而非在写作中体现经济学的技巧。”[8]
在克鲁格曼的著作中，从现实中提炼经济学理论，或者应用经济学理论解释现实现象，或者通过考察真实世界来实证富有争议的论点，这些内容占据着相当可观的篇幅。比如，对于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问题，克鲁格曼认为，从真实世界来看，“尽管并非全部，宏观经济衰退主要是由需求冲击所致。但是当负向供给冲击出现时，导致的衰退结果也非常严重。”[8]毕竟，美国的9次已有定论的衰退其中有7次是由需求冲击而非供给冲击所导致。又如，在交通规则上，各国是不同的，有的右行，有的左行，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选择呢？或许大家认为那是法律规定，但克鲁格曼认为，“在它成为法律之前很长时间，它已经是一种均衡了”。[9]他进一步分析到，行人在美国右行，而到了日本则会乖乖地左行，因为与“均衡”作对只会使自己的“福利”变差。“均衡”使得人们对现实中的现象有了经济学原理上的认识。
克鲁格曼希望人们“已经理解寻常生活中的商务活动实际上非常博大精深，这可以引导我们提出一些非常有趣和重要的问题。”[8]比如，黑市中的倒票问题。人们为了得到某种票需要付给“黄牛”佣金，但是人们还需要再付出票的市场价格。这种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人们“在黑市上买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购买商品的权利——即在黑市上买到票证的人为了获得消费者剩余而付出了金钱。”[8]
现实性是经济学的基础，经济理论来源于现实经济环境，同时也需要经济运行的实践检验。从克鲁格曼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实践性的强调越来越成为经济理论发展的主导力量。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从新古典宏观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主流理论交替占据上风的驱动力来源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更迭。
（三）分析视野的全球化趋势
克鲁格曼是一位研究国际经济学成名的经济学家，他在这方面的深厚理论积淀使得他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具有超越单一经济体的视野。克鲁格曼之所以钟情于在全球化视野下分析问题，是因为这样做有几个显著的益处。首先，通过对比不同的经济体，可以更透彻、清晰地阐述经济理论。比如，克鲁格曼通过对韩国、阿根廷和加纳1960—2003年经济增长的对比，形象地说明了不同经济增长模式的显著差异。“韩国令人称奇的增长是东亚经济奇迹的一部分。阿根廷实际人均GDP的停滞多多少少象征着拉丁美洲国家的失落状况。而加纳不幸的故事——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恢复，实际人均GDP仍低于1960年的水平——恰好代表着非洲国家的遭遇。”[9]其次，全球化视角可以为经济分析提供更多的证据或者反例。比如说，对于长期视角下的货币中性问题，单个经济体是没有说服力的，克鲁格曼利用几十个国家1970—2000年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数据就很好地说明了长期来看货币是中性的含义。[9]再次，全球化视角可以更好地说明经济理论成立的前提或限制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因素，有利于发现不同的制度或机制的绩效。比如说，对于失业率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的失业率都普遍低于美国，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的失业率却普遍高于美国，对此现象的解释是“欧洲硬化症”，即欧洲持续的高失业是政府试图推行帮助工人政策的结果。[9]
尽管这种“全球化视角”有时候仅仅是在全球范围内“找证据”、“选例子”，或者探讨同一经济理论在不同经济体的绩效差异，但全球化视野是经济学实践性的内在要求。克鲁格曼的经济言论“炙手可热”的很大原因就在于他喜欢在全球化视野下探讨问题。他一直在跟随经济社会的变迁把握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脉搏，而这样的经济学才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才是真正具有实践性和生命力的经济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诸多经济现象无法从孤立经济体内找到合理解释，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探讨无法在忽略外部环境的情况下进行，更重要的是，考察的对象、关注的问题、寻找的证据，再也不能囿于某个经济体内部，而应该树立起从全球化视野下研究经济学问题的意识。毕竟，全球共享一套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不是各国有自己的“某国经济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视野的全球化将成为经济理论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
（四）观点表述的案例化趋势
克鲁格曼经济学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强调举例的精准风趣、用词的洗练洒脱、行文的清晰流畅。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如果你写的第三句话还没有把读者吸引住，那你就失败了。”[8]事实上，克鲁格曼对案例的运用十分精妙独到。比如，在阐释消费者选择理论时，克鲁格曼认为，尽管消费者选择理论没有表现出绝大部分消费者作出消费决策的真正过程，但这一理论背后的真正问题是“消费者是不是有理性的行动”。克鲁格曼分析了一个老鼠面临“预算约束”在水和食物之间进行选择的例子，结论是老鼠们的选择符合理性选择规则。克鲁格曼借此“狡黠”地指出：“如果老鼠们都是理性的，我们人能落在它们后面吗?”[8]
在论述“效用”时，克鲁格曼用了一个“牡蛎vs.鸡肉”的例子。[8]在两个世纪以前，鸡肉是菜单中最昂贵的菜品，直到1928年，胡佛（Hoover）竞选总统的口号还是“每顿都有鸡肉吃”。[8]而牡蛎是非常便宜的穷人食物，在狄更斯（Dickens）的《匹克威克外传》中就有“贫穷和牡蛎看起来总是联系在一起”[8]的说法。而在如今的美国，事情却发生了反转，由于技术进步，鸡肉变得稀松平常，牡蛎却由于生存环境被污染，数量大幅减少，结果变成了比主餐还贵的开胃菜。克鲁格曼以此案例生动地阐述了边际效用在转变人们“食物观”中的作用。
又比如，关于预期的通货膨胀是否对实体经济有影响的问题，在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克鲁格曼认为，如果以实体经济运行状况为出发点来看的话，预期的通货膨胀也会造成实际的损害。他给出的得力证据有“皮鞋成本”、“菜单成本”等。对于“皮鞋成本”，他给出了很漂亮的论述。他认为，面对通货膨胀，人们做出的一种典型反应是对同样数量的产品和劳务进行多次购买。对此，他举了以色列1984—1985年高通货膨胀、德国20世纪20年代初超级通货膨胀以及巴西超级通货膨胀的例子。“在德国超级通货膨胀期间，商人雇用了多名善跑之人，一天中多次到银行把钱存进生息账户或转成更为稳定的外国货币”。“银行交易业务剧增，所以银行雇员（数量）几乎翻了两番——从1913年的大约100 000人增加到1923年的375 000人。”[9]通货膨胀引起的交易成本的增加就是所谓的“皮鞋成本”，这一说法是对人们为了尽可能避免持有货币而四处跑动造成的皮鞋磨损的精彩引申。
克鲁格曼所取得的“案例效应”并非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代表了一种发展趋势。事实上，案例化的论述风格有着广泛的现实基础。比如，人们在描述标准的或者规范的产品时，称之为“香草”；在指代非主流或“在野”的事物时，冠以“山寨”；在分析廉价而非必要的消费品在经济萧条时却受到欢迎时，称为“口红效应”。出于对案例化表述的认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著作在阐述观点时热衷于使用这种生动且充满深邃洞见的论述形式。
三、结论
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经济学的经典综合著作一直肩负着传承经济学研究成果和阐明经济理论发展路径的重任，经济学综合著作中通常也孕育着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趋势。在新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和经济地理学三大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克鲁格曼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学理论具有综合性和原创性的典型特征。通过对克鲁格曼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析，我们发现当前经济学发展呈现出思想体系多元化、关注主题实践性、分析视野全球化以及观点表述案例化等新趋势。WWXXCK
［收稿日期］ 200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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