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分化和对策--福柯论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对策论文,理性论文,福柯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国哲学家大多关注社会问题，以知识分子或社会批评家著称。如果说伏尔泰等人是启蒙运动的“理性设计者”，萨特和福柯则是其批评者。本文旨在分析福柯关于现代性的有关看法。通过对合理话语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分析，福柯揭示了现代性的复杂内涵，并使现代社会对待非理性的各种策略及其虚伪性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与此同时，他向人们展示了理性批判的新策略。
一、现代性的界定
毫无疑问的是，福柯的所有作品都涉及现代性问题，但他很少使用“现代性”（Modernity）一词，也从未明确界定何为现代性， 他甚至声称不知道现代性的含义：“我不知道这一用词所意指的问题类别”。〔1〕或许是不愿意卷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缘故， 福柯才有了上述说法。
其实，福柯的作品表明，现代性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传统联系在一起，尤其与如下两种重要的思想倾向有关：一是启蒙运动的理性设计，一是康德以及其他人对启蒙运动的反思。一方面，我们可以把现代性与笛卡尔以来的理性潮流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也应当融入理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内容。前者主要体现为认知意志（The will to know）把理性确定为真假之标准，后者体现为人们对理性的批判意识。现代性与作为认知意志的理性是伴随始终的。
由于康德的反思，现代性表现为理性由他向批判过渡为自我批判，在《物的秩序》中，福柯这样写道：“康德的批判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始。”〔2〕他认为“康德显然创立了两种伟大的批判传统， 当代哲学因此而分化。”〔3〕一方面，康德的哲学继续着追求知识、 追求真理的启蒙理念，集中体现了现代人的认知意志。另一方面，通过把理性限制在经济范围之内，康德使理性不再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福柯认为，康德对理性的这一限制和批判，事实上开启了从黑格尔以来，经由马克斯·韦伯，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反思形式”，也即理性批判传统。他进而声称，自己也是在这一框架内工作。〔4〕康德的独特性表明，现代性不仅指向理性，而且包括理性的自我批判，进而包括理性的自我分化。
现代性意味着理性的全面渗透，在现代社会中，它渗入了知识、技术、政府管理以及艺术等领域。福柯表示，他不对理性的全面渗透作总体描述，而是致力于揭示理性的各种合理性形式及其作为问题的谱系。他尤其探讨了各个具体知识部门中的合理性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经验（如疯癫、疾病、违法、性欲、自我认同）、知识（如精神病学、医学、犯罪学、性学、心理学）和权力（如在精神病机构、刑法机构和其他涉及控制个人的机构中行使的权力）之间的关系。”〔5〕也即， 分析人的认知意志是如何确认知识和真理的，又是如何以真理的名义压制和排斥异已的。福柯进而把哲学理解为人们在争取自由和解放的过程中，用以实现区域性目标的工具。因此，福柯对现代性的关注就不可能是纯粹思辨的探讨、概念的演绎，而是一种理论实践：揭示妨碍自由的方式的真相（认知意志在获得具体知识的同时，如何限制了人的自由），经由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而提出理智对策。显然，这一“理论实践”体现了福柯本人所设想的认知意志和批判意识的完满结合，也即，福柯以自己的认知意志来揭示现代性的真相，并通过这一揭示而更新自己的批判策略：通过局部批判而获得具体的自由和解放。
二、现代性与认知意志的排斥性
福柯接受的最大影响来自尼采，尤其是尼采在1886年左右写成的著作，但他很少写文章研究尼采，除了一些演讲外，主要的回报形式是将自己的《性史》第一卷命名为“认知意志”。福柯的作品事实上一直关心现代人的“认知意志”，但在1970年向法兰西学院做的学术报告《话语的秩序》中，他才第一次明确地把认知意志作为一种“排斥规则”提出来，后来的作品则更为关心认知意志的生产性方面，至少认为它是排斥性和生产性的结合。他从考古学层次上分析人类的知识，事实上就是要像尼采一样，不看知识是否是真理，而是看它如何体现人的认知意志、真理意志。
福柯认为，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一直面对着知识问题。最初，人们追问知识的本性、真理的本性，并认为可能通过某种确定的道路通达真理。自尼采开始，问题开始转换，人们不再追问真理的本性，而是把它与偶然性联系在一起，要问的是：“真理走过的最碰运气的历程是什么？”这一转变显然对真理的客观性提出了疑问。但是，福柯并不打算据此否定真理和客观性，他只是悬搁了这一问题。G·Gutting在其《米歇尔·福柯的科学理性考古学》中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正确地理解，考古学是一种揭示一个学科如何发展了具有有效性和客观性规范的技巧，而不是对任何规范的可能性的怀疑……它被规定为是对一个学科的认识论主张的细致研究，而不是拒绝这些主张的前定工具。”〔6〕也即，福柯的确不关心某一学科是否是真理的反映，而是认为这些学科代表了人们的认知意志和真理意志。不管把知识和真理看作是确定的、必然的，还是看作是不确定的、偶然的，人们总是与知识和真理有着牵连，人们总是在发挥着自己的认知意志和真理意志。
在早期，福柯看到的是认知意志的排斥性方面。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话语的生产（因而知识的生产）都依据于一定的步骤来控制、选择、组织和调整。这些步骤的作用就在于削弱话语或知识的异质力量和危险，在于应付偶然性，并因而使之符合理性的规范。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应当采取一些排斥规则：禁令（诸如禁止谈某些话题，禁止某些人谈之类），分化与拒绝（诸如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后者受到拒绝），认知意志（真与假的对立）。福柯尤其关注的是“认知意志”作为排斥规则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认知意志与前面两种排斥规则不同，似乎不是那么具有任意性和偶然性，把它作为一种排斥规则因而有些疑问，但实际上不是那样。福柯写道：“当然，作为一个命题，真与假的区分不是任意的、可修正的、制度化的、极端性的。然而，换个方式提问，问在我们整个话语中，那在我们历史上持续过如此多世纪的真理意志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或者如果我们问：在一般意义上，是哪一种分化主宰着我们的认知意志，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发展进程中的某种排斥系统的存在。”〔7〕首先，福柯认为认知意志是历史地分化和发展的， 因而不同时期的真假标准可能有不同，于是一个时期的真理在另一个时期则作为假的知识受到排斥。其次，认知意志也受到制度的支持，不同的制度会支持不同的真假标准。总之，“我认为如此依赖于制度支持和分配的认知意志倾向于对其他话语形式施加一种压力，一种限制的权力。 ”〔8〕人们都寻求把自己的话语建立在真实话语标准之上，而把其他话语作为虚假的话语排斥出去。
福柯认为，人们认为自己在追求客观真理，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受到认知意志的支配；由于把真理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意识不到权力意志的令人震惊的机制及其排斥的天职。”〔9〕他进而表示， 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对认知意志提出质疑，看到它的真理的名义所发挥的消极作用，也即它是如何限制主体的自由的。
我们可以把现代精神病学中体现的认知意志的排斥性作为一个例子。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现代时期对于疯癫有不同的认识。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将之看作是神秘体验和道德讽刺的结合，当此之时，非理性尚能与理性保持某种对话；古典时期则只剩下道德讽刺和道德评判，人们将其看作是非理性的，与理性是绝对对立的；现代社会（十九世纪以来）则从科学的立场把它看作为精神疾病。福柯发现，现代精神病学源自于人对自己的病态方面的认知，是人的认知意志得到加强的体现。从表面上看，疯人院是对疯癫进行科学研究和治疗的地方，医生也的确在对病人进行科学观察与治疗。然而医生更多地依据某种道德评判：疯子因其非理性而破坏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性秩序，医生的介入是为了治愈他们，以便让他们回到这一秩序中去。这样，问题的关键不是医生的医学知识，“医生在疯人院中拥有权威并非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具有智慧的人。如果疯人院需要医学知识，也并非从科学的名义出发，而是把它当作司法和道德上的保证而已。”〔10〕
精神分析学的情况也一样。与通常认为这一学科揭示了“性压抑”及其解脱方式的看法相反，福柯认为，这里仍不存在非理性与理性的对话。精神分析医生仍然是权威，“精神分析学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无法听到非理性的声音，也无法根据疯癫者自己的术语解释其症状。 ”〔11〕福柯认定，不管是精神病学，还是精神分析学， 都是以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名义对病人进行压制的。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让疯子自己说话，他发现疯癫在艺术作品中已经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尽管他在这方面没有费太多笔墨，但已经勾勒了抗拒现代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甚至心理学的某种倾向：疯癫力图“让世界在疯癫面前为自己辩护”。
通过对疯癫经验的考古学探源，福柯发现了不同时代对疯癫的不同体验和认知。这实际上表现为对它的不同的权力控制，表现为权力采取的不同策略。也就是说，由于只看到认知意志的排斥功能，福柯把现代性等同于唯一合理性对非理性的压制。疯癫被纳入现代认知范畴，但它只是批判的对象而已。他后来回顾说，《物的秩序》是过渡时期的作品，“直到那时，我似乎仍然接受了把权力本质上看作一种司法机制的传统观念：它制定律令，它禁止，它拒绝，并且产生一系列否定效果：排斥、拒绝、否定、阻止、掩饰等等。”〔12〕也即，福柯在此时认为，理性对非理性采取的是绝对排斥的方针。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旗帜而反叛宗教神学，目标是自由和解放。然而，一旦理性自己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就开始压制和排斥异己了。不过，福柯认为，理性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构造，它是偶然地占据中心地位的，它没有绝对权威，应当把那些非理性的东西从它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甚至确定它们的中心地位。这样，福柯的早期思想实际上陷入了他后来所说的“理性批判的讹诈”中：要么接受合理性，要么就成为非理性的牺牲品。〔13〕也即，理性仿佛只有一种合理性形式，批判理性及其体现的认知意志，就意味着倒向非理性方面。基于对抗理性的立场，福柯站在了非理性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指责他全盘否定现代性是有根据的。但是，这不是福柯的一以贯之的立场，在他后期思想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三、现代性与认知意志的生产性
福柯的早期观点源自于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传统，说其是反现代性的，因为它认为理性已经走得太过头了，应该给受到现代性排斥的、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的非理性以地盘；说其是现代性的，因为它的批判和反抗策略仍然囿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的主宰-对抗模式之中，因而中了现代性关于合法性的圈套。后来，他认识到，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压制性的权力关系，而是压制与生产相结合，表现为权力实施和知识生产的一系列复杂关系。这一时期，福柯实现了由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转变，《规训与惩罚》、《性史》等作品采取了不同于早期的理性批判策略，具有明显的后现代倾向。
现代性意味着理性向各个领域渗透，意味着非理性服从理性，接受理性的规训。但是，福柯发现，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源自于人对自己的一种认知意志。也就是说，人的认知意志把疯癫、疾病、犯罪和性欲之类经验作为人的另一面加以认知，让其更好地道出人自身的真相。福柯这样写道：“病态主体的真理如何能够被讲述？这是我前两本书（《疯癫与文明》和《诊所的诞生》）的实质……我在犯罪和惩罚的系统内继续提出同样的问题：就一个人可能是犯罪主体而言，如何陈述他的真理？我对性欲做同样的工作，只是追溯得更远：就其作为享乐的主体而言，主体如何真实地谈论自己？”〔14〕显然，压制、规训不是目的，而是通过压制、规训而指向对人自身的真相的揭示，这是现代性的一个策略。
这一点在关于性欲的观念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福柯认为，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性欲进入了自我掩饰状态，人们必须对之三缄其口。于是，“压抑假说”提出了，“性欲的历史应该被看作是压抑越来越严重的编年史。”〔15〕人们普遍认为，压抑自古以来就是权力、知识和性欲三者的基本环节，要想摆脱压抑就必须逾越法规、解除禁忌并且放纵谈性。福柯认为，这种假说限制了人们的思路，它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消极的压抑与积极的刺激实际上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性的话语一直呈增长态势。
福柯发现，在对待性欲方面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矛盾：一方面是让性欲成为一种禁忌，另一方面却不断地让人们没完没了地谈论它，使性欲说话，因而是通过禁忌的方式来谈论性欲，其结果反而是性欲话语的不断增生。福柯认为，如果我们改变思路，就不难破解这一矛盾：性压抑实际上是认知意志的一种策略。也就是说，性欲是一种手段，透过它权力得以实施，但权力并不想压制它（至少压制不是目的），而是指向真理。这是因为，关涉性欲的真理过分让人尴尬，赤裸裸得让人无法接受，于是，人们便不直接去揭示它，而是以反性错乱的方式去揭示它的真理。在后期思想中，福柯感兴趣的正是透过压抑机制的产生发现事情的真相。在西方，性爱艺术向性科学的演进表明，权力并不以压制性欲为目的，而是通过作用于性欲并利用之来生产知识，增殖话语。总之，我们有正当理由“要求性欲讲真话，我们要求它将我们的真相告诉我们，或者说，要求它说出我们认为在直接意识中拥有的、深藏着的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理。”〔16〕
现代性及其认知意志尤其在科学的膨胀中体现出来。科学本来只是“真理之内的有限物”，但“现在变得如此普遍化以至成为一切文明的一般规则”。〔17〕福柯对这一普遍认同的事实并不感兴趣，他是要探究某一具体知识类别、某一具体科学观念是如何体现人的认知意志的，是如何揭示人的真理的。福柯更多地从Savoir（知识）的角度，而不是从Connaissance（科学知识）的角度来考察认知意志，“考古学力图描述的不是科学的特殊结构， 而是知识的不同领域。 ”〔18〕也即， Connaissance只是知识的一个有限部分，为了更好地把握和认识人的真相，应当从Savoir这种一般的知识出发。
由于关心人的命运，由于关注启蒙理性，福柯较少分析自然科学知识，他集中探讨人文科学中体现的人的认知意志。严格地讲，人文科学是“非科学的”，更具有Savoir的性质。福柯也不是要从总体上把握人文科学，“我从来没有打算研究人文科学的一般历史。”〔19〕他发现，现代人文科学主要有三个领域，分别体现了人文科学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的关系，三门实证的经验科学构成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模式和基础。从表面上看，上述三门学科谈论的是生活的人、生产的人、说话的人，实际上关心的是生命、劳动和语言，“人被生命、劳动和语言主宰，他在这些方面发现其具体存在的限定……他是一种有生命之物，是生产的一种工具，是先于他之前而存在的语言的一种载体。”〔20〕也即，人力图借助相关的经验科学来认识自己，结果发现了自己的有限存在。或者说，人的有限性在经验科学中得以揭示，“我们知道人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知道大脑的解剖结构、生产成本的机制以及印欧语言的同源系统。”〔21〕
康德的限定理性的立场无疑是人文科学在哲学上的总结。福柯之所以重视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这一时期，并把它看作是现代性的真正来临，正是因为康德哲学集中表达了作为理性主体的人对自己的认知意志，证明了人的有限性。康德从真、善、美各个角度探讨人，提出了其批判哲学的三大问题：“人所能知者为何？”“人所应为者为何？”“人所能期望者为何？”归而言之，即“人是什么？”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表明：人是有限的。康德对问题的回答意味着让人从超越的领域中回归到经验的、实证的领域，意味着以人的有限性为一切知识的基础，也即，人的有限性使得知识受到局限，而“认识的局限为认识的可能性提供了积极的基础”。〔22〕人的有限性正是理性有限的集中表达。
现代性实际上意味着人对自己的有限性和反常方面的认识。也就是说，现代人的认知意志力图发现自己的真相，要么发现自己的有限存在（有生命之物，生产的工具，语言的载体），要么发现自己的反常存在（病态主体、犯罪主体、性错乱的人）。这两种情况可以合并在有限性这一概念中。从前，人们设定在一个上帝，事实上是虚幻地渴望自己全知、全能，是一个无限物。现在，人们不再自卑于自己的有限，并且以自己的有限性取代了上帝的位置，而有限性则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当有限性在与自己的永无止境的关联中被设定时，我们的文化就跨入了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现代性的门槛。”〔23〕不是压制人的反常和有限方面，而是让它道出人的真相，这就是现代性的生产性之所在。
四、现代性与理性批判
我们在前面探讨了福柯前后期关于现代性的不同看法。这种立场的改变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启发。福柯后来谈到，“很显然，如果我当时就熟悉法兰克福学派，如果我当时懂得它，我就不会谈那么多愚蠢的东西，我会避开我在寻找自己的道路时走过的弯路（而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开辟了大道）。”〔24〕在此，他实际上承认“批判理论”比他的早期批判观更有道理，因此在后期思想中接受了它的一些观点。
启蒙运动要求把一切都拆诸于理性的裁决，康德开始了理性的自我批判，然而，只有法兰克福学派才认识到了：不存在决定一切的唯一理性，理性也是分化的。福柯写道：“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问题在于把描述为主宰者、被赋予唯一理性地位的合理性形式分离出来，并证明它只是可能的理性形式之一。”〔25〕这样一来，现代性就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应当追踪“现代性作为问题的谱系”。〔26〕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反思启蒙运动的“理性设计”，应当像康德一样追问：“何为启蒙？”这一追问不是出于理论兴趣，而是为了追问者的“现在”。康德的“现在”与理性共命运，他要问“现在”的过去是什么，它现在如何，它将来会怎么样。当福柯重提“何为启蒙？”这一问题时，他是要反思自己的角色，反思自己的时代处境，“我的现在是什么？这一现在的含义如何？当我谈论这一现在时，我正在做什么？在我看来，这就是对现代性进行新的质疑的意味。”〔27〕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启蒙运动是开启了欧洲现代性的一个历史事件，又要看到它在与不同的“现在”的关联中产生着变化。
福柯认为，我们既不应该简单地认为理性代表着进步，也不应该认为理性的专断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就其承认理性的分化，而不是简单地树立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是有价值的；问题在于，它只承认一次分化，实际上却应该有多样的不断的分化。正是由于理性的分化，便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历史时期，理性在其间已经成熟，已经自律；或者理性在其间堕落了，走向非理性了。我们追问启蒙，实际上是在追问合理性不断分化的历程，否认一个奠基行为确定了理性的成熟或堕落。
福柯认为，理性不可能停留在一种合理性形式中，因为“理性是自我创造的”。〔28〕现代人总是尝试着把各种不同的合理性形式运用于自身，而不会受制于某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这样，我们应当“分析合理性的各种形式：各种合理性在不同的基础、不同的创造、不同的修正中彼此产生、彼此对立和彼此纠缠”。〔29〕因此之故，我们无法“审判”现代性，无法“审判”现代性。现代性包含着多种合理性形式，我们应当分别地、具体地对待。
福柯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不把合理性看作一整体，而是分析合理性在各个领域内的进程，比如疯癫、疾病、死亡、犯罪、性欲是如何纳入合理性秩序的。其次，对合理性这一概念保持警惕，当人们力图让某种事物合理化时，我们不是去考察它是否符合合理性原则，而是要发现人们运用了哪一种合理性形式。第三，启蒙运动对我们的现代性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要理解我们为何处在目前状况中，还应当追寻更遥远的进程。第一、第二两点表明，福柯力求在每一具体知识领域内寻找合理性的进程，并区别性地对待不同形式的合理性。由于认识到了理性对待不同异己的不同策略，也就可以采取各个击破的批判策略，并因此获得具体的自由。第三点表明，现代性是一个过程，启蒙是一个过程，只有从发展的眼光才能够看到我们的“现在”是由于理性的不断分化造成的，这种分化并且会不断地延续下去，斗争策略因此也得不断地改变。
由于对现代性的分化的认识，福柯对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产生了新的看法。他提出了“普遍”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的区分。“普遍”知识分子以真理、正义和普遍性的代言人自居，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意识或良心。他们为人们描述了与异化的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美好社会的蓝图，为人们提供了总体上的斗争策略，并监护人们去实施。福柯认为，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改变，“知识分子要求扮演如此角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一种新模式已经建立。”〔30〕知识分子仍然从事理论活动，但他们不再进行抽象的思辨活动，而是深入到了具体的实践领域。由于具体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知识分子面对的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问题。作为“特殊”知识分子，他们只就自己的感受对现代性提出质疑并寻找解决方案，因此产生的是更具体的斗争意识和策略。过去的知识分子（“普遍”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作为自由职业者，他们与服务于政府的文职官员、教师、工程师是对立的。后者似乎是现代性的认同者、推进者，而他们正是现代性的批评者。福柯认为，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作家已经消失，而文职官员、教师、工程师们已经通过对各自的领域的反思而参与到知识分子政治化的进程中去。也即，社会不再只是依靠几颗良心，而是需要专家们的广泛介入，以便在各个具体的领域内对现代性提出质疑。
福柯认同“特殊”知识分子。他广泛地探讨了现代性在各个知识部门中面临的问题，也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斗争策略，但他从不以人民的导师自居，他自我评价说，他“在大多数分析中，没有告诉人们应当成为什么，应当做什么，应当相信和思考什么。这些分析要做的只不过是阐明直到目前为止的社会机制是如何运转的，压制和限制的各种形式是如何展开的，然后，在我看来，应当让人民自己去做出决定：根据这些分析去选择自己的生存。”〔31〕“特殊”知识分子结合自己的感受进行理论思考，可以认识到某些领域内所体现的现代性的真相，人们根据其分析，可以产生他们自己关于现代性的认识，从而形成自己的评判，并因此决定认同还是对抗现代性；认同哪种现代性，反对哪种现代性；采取这种还是那种反抗策略；等等。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后现代主义的倾向，他是一个“后革命”人物。
注释：
〔1〕〔3〕〔4〕〔5〕〔13〕〔14〕〔24〕〔25〕〔26〕〔27〕〔28〕〔29〕〔31〕M·Foucault,Politis,Philosophy,Culture:Interviewsand Other Writing,1974-1984,Routledge,1990,P34.P95.P95.P71.P27.P30.P26.P27.P89.P89.P28.P59.P50.
〔2〕〔20〕〔21〕〔22〕〔23〕M·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Vintage Books,1973,P242,P313,PP313-314.P317.P318.
〔6〕G·Gutting,Michel Foucault's Archaeology of ScientificReas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XI.
〔7〕〔8〕〔9〕〔18〕M·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 Books,1972,P218.P219.P220.P195.
〔10〕〔11〕M·Foucault,Madness and Civilization,Vintage Books,1988,P270.P278.
〔12〕〔19〕〔17〕〔30〕M·Foucault,Power/Knowledge,Selected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The Harvester PressLimited,1980,P183.P66.P65.P126.
〔15〕〔16〕米歇尔·福柯：《性史》，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第5页，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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