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新区工业城市一体化的新途径_产城融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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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10~30(7)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各级各类开发园区①蓬勃发展,我国新城新区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10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数量超过3000个(冯奎,2015)。从第一批国家级开发区设立开始,我国开发区发展至今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84~1990年的早期发展阶段;1990~2000年的全方位开发阶段;2000~2005年的调整反思阶段;2005年后的成熟阶段(向乔玉等,2014)。与此同时,大学城、行政中心、城郊居住区等多种新型城市空间不断涌现,并逐步在城市与区域发展中承担起推动器的作用。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开发区只偏重于产业、特别是工业发展,缺乏必要的城市功能设施配套,产生所谓的“孤岛经济”问题,既不利于开发区自身转型升级,也不利于与中心城区、周边地区形成合理联系,更不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随着全球产业升级及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主、强调对外出口、以外资为导向的传统开发区发展模式,逐渐被以产业集群集聚、高新科技与现代服务业相融合等新理念、新模式所取代,转向“工业新城”或“产业新城”;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又越来越呈现出区域化、群体化的趋势,城乡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大都市区”、“城市群”特征日益明显,对新城新区的内涵、目标定位及建设任务等方面均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国家实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背景下,研究城市新区产城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 新城新区产城融合发展问题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较早设立的大多数开发区已由原先单一功能的工业园区逐渐转向功能相对综合的新城区,同时新城新区的类型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与此相应,“产”与“城”的关系也由早期的产业结构、功能结构弊端转入越来越复杂的深层次、综合性矛盾。概括而言,我国新城新区发展普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对城市新区乃至整个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巨大障碍。

       1.1 区域功能单一

       早期设立的开发区几乎都是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定位,土地利用偏重于工业建设,工业化与城镇化存在先天性的不协调,公共服务配套滞后,城市功能不完善,特别是处在发展初期的那些开发区,工业生产更是具有绝对地位,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比重极大,而城市社区功能严重缺失,出现所谓的“有产无城”困境,对向新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不利。

       1.2 职住分离明显

       多数新城新区由于功能比较单一,加之老城区、片区、组团等空间单位功能结构不尽合理,通常情况下,清晨大量上班族人口流入,使老城成为“堵城”;而傍晚他们又回到老城休息,老城成了“睡城”,新城新区则成了“空城”、“鬼城”。这种候鸟式或钟摆式的人口流动,直接造成新城新区缺乏人气,并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通勤压力。

       1.3 公共服务不足

       许多新城新区存在生活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问题,导致从业人员、居住人口工作和生活失调,不能满足基本需求,购物、出行、教育、医疗等极为不便。同时,大多数开发区没有能够与大学、科研机构等形成紧密联系,无论是人才供给还是教育培训都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造成了资源要素的浪费或流失。

       1.4 产业支撑乏力

       对于开发区而言,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就业带动系数一般较低,提供就业岗位的层次和数量有限,制约了就业规模和人气聚集。同时,由于研发、物流、金融、信息、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难以吸引各类高端人才、非制造业资本和企业的非生产部门进入,阻碍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影响着基础支撑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大学城、行政中心、城郊居住区等新城区缺乏产业发展支撑,造成吸纳就业能力不足,陷入了“有城无产”困局,难以持续发展。

       1.5 社会治理缺失

       部分新城新区缺乏鲜明特色的文化环境,既不利于形成核心竞争力,也不利于培育从业人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之人口流动性大、社会保障不健全,很容易引发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产生矛盾纠纷,社会治理难度大,维稳成本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1.6 环保制约严重

       处于发展初期的开发区,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产业层次和技术含量不够高,能源和资源消耗比较大,环境污染问题还较为突出。已成规模、相对成熟的部分开发区,起初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在招商引资中对产业准入、环保准入门槛设置较低,特别是以重化工产业为主导的那些开发区,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冲突时有发生,所产生的“三废”及噪音对其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危害,并大大降低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新城新区发展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其根源在于产业与城市发展关系的不同步、不协调,即“产城分割”。早期设立的开发区普遍具有不断扩大产业功能而压缩城市功能的强烈激励机制,经过多年的调整转型,虽然绝大部分开发区的经济功能渐趋成熟,但城市功能发育仍不够充分,其服务配套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母城。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背景下设立的新城新区,不仅体现为相对于一般城区的特殊政策安排,还体现在与一般城区发展定位、规划思路、建设模式、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较大差异,与母城空间关系也相对疏远。这两种情形都影响了产业与城市的功能联系及空间关联,都导致新城新区在不同程度上的“产城分离”。

       2 新城新区产城融合研究进展

       2.1 国外研究综述

       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城融合实践,与新城建设相伴相随,又与城市郊区化紧密相连。20世纪20至30年代,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城市郊区化现象。随着工业城市逐渐衰退和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型,特大城市工业纷纷迁往郊区新基地。20世纪40年代,英国开始建设卫星城,成为产城融合发展的雏形。之后,发达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在特大城市周围培育生活和工作平衡的独立新城,如日本筑波科学城和法国索菲亚·安蒂波里斯科学城,在规划建设之初就明确了产业新城的目标定位,围绕定位培育与完善功能,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市的人口、交通压力,并逐渐形成城市与区域的新增长极。一般而言,国外大城市郊区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即:人口居住郊区化——“卧城”发展阶段;工商业郊区化——半独立卫星城阶段;服务业和办公场所郊区化——边缘城市阶段。

       与实践相应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英国著名城市学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自此开始,到二战之后新城运动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逐渐兴起,其理论探索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专家学者们,围绕新城、新产业区、城市郊区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流动、劳动就业、社会治理、土地利用、生态建设、管理模式等诸多领域,从城市规划、地理、经济、社会、生态、管理等学科视角开展深入研究,形成了丰硕学术成果。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芝加哥学派先后提出同心圆、扇形、多核心等学说,成为城市地域结构的经典模式,为新城新区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虽然从城市产业系统、产业转型、产业布局等方面,探讨产业发展与新城建设问题始终存在,但直接研究新城新区产城融合的理论成果则相对较少。概括而言,国外学者关于产城融合或产城关系的代表性学术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2.1.1 关于产城互动的研究

       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902)在田园城市理论中提出“建立新城解决城市问题”的思想,并强调城市要为产业发展提供载体,城市也应该为居民提供田园般的生活环境。霍华德因此成为西方新城运动的创始人和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者,其田园城市理论也是产城融合理论的源头。

       2.1.2 关于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的研究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1)在研究城市空间经济中认为,产业集聚的规模效益推动了城市的产生,而城市的发展又促进了产业集聚,产业的空间集聚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扩张。这一研究反映了“产城互促,产城融合”的城市发展思想。

       2.1.3 关于以产促城的研究

       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认为,“产业新城”的发展要尽量避免城市产业的单一化问题,多种不同类型的产业可以为城市未来发展提供保障。同时,要注重人的教育投入在新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刘宝亮,2012)。

       2.2 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产城融合发展的关注一般认为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其时一些大型国企(主要是央企)自身兴建家属区、医院、学校等配套服务设施,具备产城一体的某些功能和形态,是我国最早的产城融合雏形。学术界对新城新区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近年来,针对新城新区建设中出现的“鬼城”、“空城”等问题,产城融合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最新数据检索,篇名中含有“新城新区”一词的文献59条,含有“城市新区”一词的文献735条,含有“产城融合”、“产城互动”、“产城一体化”三词的文献累计1603条,同时含有“新城新区”与“产城融合”两词的文献0条,同时含有“城市新区”与“产城融合”两词的文献9条。摘要中含有“新城新区”一词的文献87条,含有“城市新区”一词的文献1159条,含有“产城融合”一词的文献670条,同时含有“新城新区”与“产城融合”两词的文献3条,同时含有“城市新区”与“产城融合”两词的文献19条。关键词中含有“城市新区”一词的文献6条,含有“城市新区”一词的文献5461条,含有“产城融合”一词的文献207条,同时含有“新城新区”与“产城融合”两词的文献0条,同时含有“城市新区”与“产城融合”两词的文献15条。通过检索还发现,无论是篇名还是摘要、关键词,2015年以来含有新城新区、城市新区、产城融合、产城互动等词汇的文献都呈现迅速增长趋势,有的甚至增加2倍以上。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产城融合的内涵、评价测度和路径对策等研究方面。

       2.2.1 关于产城融合内涵

       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对产城融合概念尚未取得共识,但核心思想比较一致,即谋求产业与城市的互动发展。张道刚(2011)认为要实现产业与城市的“双向融合”,实质就是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倡导将产业园区作为一个城镇来经营。刘瑾等(2012)将产城融合界定为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主张建设以生态环境为依托、以现代产业体系为驱动、生产性和生活服务融合、多元功能复合共生的城市发展模式。刘畅等(2012)强调产城融合的核心内涵是功能复合、配套完善与布局融合。李文彬等(2012)主张对产城融合的理解应该着眼于人本导向、功能融合和结构匹配。杜宝东(2014)从融合的阶段特征(时间维度)、融合的空间逻辑(空间维度)、融合的类型差异(类型维度)与融合的目标导向(人本维度)四个维度系统地建立起产城融合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认知体系。

       2.2.2 关于产城融合的评价测度

       随着产城融合理念的逐渐深化,对于产城融合的评判准则及评价方法研究也越来越重要起来。但总体上看,这方面研究文献还较少,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评价方法也是因人而异。王霞等(2013)以全国主要城市高新区为例,通过构建由城镇化指标、工业化指标及分离指标构成的产城融合测度体系,采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思路,测度其产城融合水平并进行等级分类。苏林等(2013)以上海张江高新区为例,从经济发展水平、园区配备、城市化水平4个方面构建了产城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价了其产城融合度。张开华等(2014)以湖北省为例,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园区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模型,对全省各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园区综合发展指数和系统协调度进行了定量评价。

       2.2.3 关于产城融合的路径对策

       这是产城融合研究文献中最为集中的一个方面。许多学者针对问题并结合案例,提出新城新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及实施策略。但总体上看,还显得比较零散,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研究结论也是因地因人而不一致。刘荣增等(2013)针对我国大多数城市新区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提出制定符合实际的产业引进和升级战略、加强社会化战略的规划与实施、强化有机成长和功能用地的适度混合使用、构建体系化的公共等级服务网络等对策与建议。潘斌等(2013)针对上海郊区新城的研究,强调整合的重要意义,认为加强功能整合、用地整合、设施整合以及必要的体制整合,是实现产城融合的主要策略。魏祖民(2013)针对浙江宁波实际进行研究,认为全面提升产城融合水平需要努力实现“五大促进”:促进城市与产业布局有效对接,促进城市与产业层次同步提升,促进城市与产业特色有机结合,促进产业与城市功能优化匹配,促进产业与城市发展目标统一。邹伟勇等(2014)结合湖北荆州开发区案例,针对开发区目前所处阶段面临的问题,强调促进开发区产城融合发展,应先判断开发区的发展阶段。对处于起步阶段的开发区,应以产城融合为发展目标,强调分时序的推进,否则容易发展成缺乏人气的“空城”。对于产业发展较为成熟,但配套发展严重滞后的地区,应强调完善面向就业人群的配套服务设施,形成产城融合的新城区。对于小城镇而言,王新涛(2011)通过产城融合理念下的中原经济区小城镇产业选择与培育研究,指出要做到“四个结合”:产业规划与总体发展规划相结合,产业集聚与人口集中相结合,产业培育与内生发展动力培育相结合,产业园区建设与提升综合承载能力相结合。

       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新城建设历史悠久,研究积累丰厚,为我国新城新区产城融合提供了诸多参考借鉴。但由于成果形成时间较早,除受一定的时代局限外,还与我国存在制度、文化等方面上的很大差异,不能机械照搬。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新城新区建设速度快、规模大、数量多,为开展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实践案例,但因产业、就业、社会、文化、土地、生态、管理等多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客观上增加了研究难度。归纳起来,目前城市新区产城融合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需求。在解决新城新区产城融合发展问题上,既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也缺乏行之有效的对策措施,与发展实际和需要相比,差距还很大。二是缺乏分门别类深入研究。表现在针对某类型、某级别新城新区产城融合的实证研究较多,但缺乏分门别类的深度研究成果,对于包含多种类型和级别、出现在不同等级规模城市中的新城新区产城融合,其研究则更为稀少。三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不够。新城新区产城融合研究涉及城乡规划、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但目前较多的还只是运用某些学科理论探讨新城新区产城融合问题,缺乏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不免失之简单甚至片面。四是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分析研究较少。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情景模拟等新技术新方法,比较适合新城新区产城融合分析,但目前用之甚少,因而缺乏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也使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大为降低。

       3 新城新区产城融合的实现路径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城新区的产城融合发展。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严格新城新区设立条件,防止城市边界无序蔓延。因中心城区功能过度叠加、人口密度过高或规避自然灾害等原因,确需规划建设新城新区,必须以人口密度、产出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与行政区划相协调,科学合理编制规划,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建设标准过度超前。统筹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商业区等功能区规划建设,推进功能混合和产城融合,在集聚产业的同时集聚人口,防止新城新区空心化。加强现有开发区城市功能改造,推动单一生产功能向城市综合功能转型,为促进人口集聚、发展服务经济拓展空间。2015年《关于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落实产城融合发展理念,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原则,科学规划空间发展布局,统筹规划包括产业集聚区、人口集聚区、综合服务区、生态保护区等在内的功能分区。针对当前我国新城新区产城融合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判定发展阶段、明确发展定位、实施科学规划、健全功能设施、聚合产业链群、优化空间布局等方面推动产城融合、促进新城新区健康发展。

       3.1 判定发展阶段

       无论是新城新区建设还是产城融合发展,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产业与城市的脱节到实现全面意义上的融合发展一般需要历经四个阶段,即:产城分离各自为政边缘融合产城融合(欧阳东等,2014)。开发区与城市互动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城区产业空间的产生和集聚;郊区产业空间的兴起;城区产业空间的更新迁移;郊区产业空间的发展壮大;城区与郊区互动发展(邹伟勇等,2014)。因此,推动产城融合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有序推进。首先应当认清新城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特征,把握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阶段性问题,从而明确其产城融合的趋向及重点任务。对于处在起步阶段的新城新区,应当以产城融合为发展目标,强调产业与城市同步发展、分时序推进,避免产生“鬼城”、“睡城”问题。对于产业发展比较成熟但公共服务相对缺乏的那些开发区,应当强调完善面向从业人员及其家庭的生活服务和公共服务功能,加强工业邻里型社区建设,完善公建配套设施,形成产城融合的产业新城。但应当强调是,必须杜绝借产城融合之名,行大规模新城新区建设之实的错误行为。对于那些新的行政中心、城郊大型居住区等新城新区,城市功能可能比较成熟,但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应当强调以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导向,增强生产功能,并注重生态建设,拓展就业空间,提升人气,避免出现“有城无产”的窘境。

       3.2 明确发展定位

       要跳出就新城新区看新城新区的局限,将其置于整个城市乃至区域发展中分析考量,确定新城新区的发展定位,从而明确其产城融合的特点、方向及主要内容。新城新区发展定位首先要考虑与其所依托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定位相衔接,并充分体现区域规划、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上位规划对新城新区发展的原则要求,确定新城新区的性质与功能、地位与作用。其次要根据新城新区自身发展定位,从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空间功能出发,细化确定其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特别是要合理选择与培养发展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的部门及行业,并在空间上加以落实,以促进产城互动发展。事实上,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新城新区,都需要有一定的产业作为支撑,关键是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归根结底不能偏离发展定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新城新区产城融合走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

       3.3 实施科学规划

       科学规划引领科学发展。在新城新区建设中,应当高度重视并切实发挥规划在推动产城融合中的龙头带动作用。既要科学编制好规划,又要依法实施好规划。一方面,新城新区规划必须符合区域规划、区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上位规划的规定要求,并深化细化其中;另一方面,各种上位规划也应当尽量考虑新城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及合理诉求。表现在产城融合上,首先要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把新城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与其功能结构、土地利用、人口分布、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规划切实统筹兼顾起来,并在空间上做到优化配置。其次要根据新型城镇化和“多规融合”的要求,将城市新区各专项规划纳入到城市规划区范围,尤其要重点加强产业发展、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中强制性内容的有机衔接,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合理设定产业进入门槛,科学划定城市生长边界、基本生态控制线以及蓝线、绿线、紫线、黄线等,以促进新城新区功能完善和合理发展。此外,还必须切实加强规划实施与监督,提高规划公众参与程度,杜绝一切违背规划行为发生。

       3.4 健全功能设施

       新城新区产城融合的落脚点是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功能的合理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他功能的复合式、一体化发展。为此,对于大多数开发区型新城新区,首先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大力发展研发、交通运输、批发、物流、金融、信息、租赁、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与此同时,积极发展房地产、零售、住餐、休闲娱乐、家政等生活(消费)性服务业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公益性服务业,加快推进由相对单一功能向多样化功能的根本转变。此外,还要切实关心和有效解决外来务工人群迫切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供给问题。对于一般公共服务设施,可以适度超前规划建设;对于重要基础设施,根据其性质可以“一步到位”或者为其改扩建留足发展空间。

       3.5 聚合产业链群

       多年以来,我国大多数开发园区普遍采取积极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主导产业集群化”的产业发展思路,这是值得肯定的。顺应产城融合的新趋势和新要求,还应当遵循产业链和价值链发展规律,积极引导产业结构向两端延伸——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品牌培育,加快经济服务化步伐,特别要着力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并进,不断提高服务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新的行政中心、城郊大型社区或居民点来说,也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民生服务业,并形成一定的产业支撑,增强就业吸纳能力。通过强化产业园区的社区化功能以及城市社区的产业化功能,大幅提升不同类型新城新区的产城融合发展水平。同时,要把产业链条化与企业集群化有机结合起来,构建合纵连横的产业链群,并强化其在空间上的集聚和集约,以推动产业园区的社区化和行政中心、居住区的产业化,进而形成产城融合、功能完善的新城区。此外,还需要充分考虑新城新区中原先农民的生活特点和生产专长,适当发展都市农业,以完善产业体系,并扩大就业创业渠道。

       3.6 优化空间布局

       新城新区往往选址于城市边缘地带,处在城市与农村的结合部,有的甚至以“孤岛”或“飞地”形式出现。多年来,通过强化主导功能和大规模土地开发,实现了比老城区及周边地区更为快速的扩张型发展。但在相对单一功能极化效应作用下,产生了严重的产城空间分离弊端。因此,推动新城新区产城融合,首先必须将其置于所在城市空间系统中,尤其要充分发挥新城、老城的各自特点及优势,加强相互之间的功能互补和空间缝合。其次,要强化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衔接,利用交通轴线优化城市生长方向,合理建设产城连绵区,促进城市空间形态的优化布局。第三,要注重发挥山体、水系、森林、草地等自然要素的作用,坚持“生态优先”,切实保护好特色自然景观资源,根据生态适宜性和敏感性构建新城新区内外部的生态安全格局,实现空间生态化的“软缝合”。第四,要按照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不同功能空间的要求,细化各空间单元的功能定位,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及布局,促进新城新区与中心城区联动发展,并带动周边地区协调发展。

       4 结语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城市结构与功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产城关系也面临着新的调整变动。产城融合是新城新区产业与城市相互关联和作用的必然要求。顺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产城融合,才能促进新城新区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在分析我国新城新区发展主要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产城融合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从判定发展阶段、明确发展定位、实施科学规划、健全功能设施、聚合产业链群和优化空间布局等六个方面,提出实现新城新区产城融合的基本路径,不仅有利于切实解决新城市新区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矛盾,而且有利于有序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我国新城新区面广量大,或因所处不同发展阶段,或因所属不同功能类型,其产城融合的路径选择必然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类而异。实施差别化的产城融合路径及策略,能够有效避免新城新区走入“硬融合”的误区,防止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圈地”、“造城”运动。从类型上看,以开发园区为依托的新城新区,应当注重产业转型,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和公益性服务业,完善必要的城市社区功能;以行政中心为依托的新城新区,应当突出公共服务功能,完善必要的生活和生态功能,适当发展商务服务、信息咨询等战略性新型产业;以大学城为依托的新城新区,应当发挥教育、科技和文化优势,着力发展科技服务、文化体育等现代服务业,完善必要的生活和生态功能;以城郊大型居住区为依托的新城新区,应当强化生活和生态功能,着力发展具有较强吸纳就业能力的生活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从发展阶段上看,对于处在产城脱节、各自为政状态的新城新区,应当加强内外部联系,以产业群链和“退二进三”为重要抓手,着力优化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对于边缘融合、产城紧密的新城新区,以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为关键举措,着力强化与老城区、周边地区之间的统筹协调,促进形成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空间一体的现代化城市片区。

       注释:

       ①我国拥有各级各类开发区。其中,各级主要指国家和地方(又包括省级、省辖市级等)设立的开发区;各类主要指国家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台商投资区和地方设立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本文将之统称为开发区。我国第一批开发区一般认为是1984年在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设立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放区,但也有主张是1980年5月在深圳成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

       ②本文研究的新城新区包括开发园区、行政新区、大学城、居住新区等多种新型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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