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维高让我进了看守所——郭光允详述反腐败艰险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让我论文,进了论文,看守所论文,艰险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他，曾掌管全市建筑工程大权，但他说：“我们不要捞钱，那是百姓的血汗。”他，对要把他带到省委书记那里、帮他当上省建委主任的人说：“我不干这种事！”他，向中央检举从顶头上司到省委书记一伙人的腐败行径，尽管由此引来无尽灾难，仍坚持不懈；他，在阳光下差点被打死，在大雨中险些遭撞死，在看守所里高烧几乎要咽气，在劳教所中两度被追杀；他，大学同学们惊奇地说：“全班念书最文静的同学，竟然受了这样的苦。”他，依然反腐，无怨无悔，终于迎来了“大蛀虫”程维高被开除党籍的这一天……
2003年8月9日，中纪委公布了给予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其中特别提到了因如实举报问题而遭打击报复的郭光允。从此，郭光允这个因揭发检举贪官污吏而挨整十几年，以至于九死一生的反腐败英雄，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他为什么要坚持揭发程维高，他是怎样几经生死考验的，他现在有何感想？他向记者详尽地回顾了整个过程。
我不是英雄，我完全是出于责任
我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不是英雄，我向上级反映情况，做这些工作完全是出于责任——他们这么捞钱，我看不惯。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这跟我的出身有一定的关系。
我出生在一个农村贫苦家庭，家里7个弟兄姐妹，我是老大。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很苦，最大的感受就是饥饿。老百姓不容易，汗水“掉在地上摔八瓣儿”。他们种点儿粮食真的不容易，现在有的地方农村也还很苦。我大学是在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读经济组织管理专业，1961年入学，1966年毕业。在同济大学读书我也像个叫花子。上学的5年中，因为没有路费，我一次家都没回过，我还得夏天到工厂打工，冬天到公共汽车上卖票，那时候叫勤工俭学。就这样维持了5年，生活确实相当困难。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北省荆州市工作，因为那时候“文革”刚刚开始，我们“臭老九”得劳动改造。其间曾去“五·七”干校劳动了两个月，然后又下放到农村落户当农民，一直干到1972年。劳动改造了几年，我就被人批斗了几年。因为我是学经济组织管理的，总感觉到老百姓太穷了。我当时说，搞“文革”得首先把经济搞上去，让老百姓们有饭吃，人家就说我反对“文革”，反对毛主席的“五·七”道路。因此我就成了重点批斗对象，每天挨斗，天天斗到晚上一两点钟。有好心人怕我自杀，还跟着我。我说不要紧，有碗饭吃我就能活着。有了这段经历“垫底”，后来的李山林、程维高等人整我十多年，我就感觉无所谓了。
我们负点儿责，但不能捞钱，那是百姓的血汗
1973年我调到石家庄市。1985年全国第一批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我的职务是工程处处长兼定额站站长，负责工程管理审批等，权力不小，但我跟大家说，我们负点儿责，不要捞钱，那是老百姓的血汗。
1986年4月市里组建新建委。靠关系从井陉维尼纶厂调到市里来的李山林当了建委副主任，负责开发、征地。他自己一个人越权批减免城建配套费，不经研究就把大片土地出卖，作风十分霸道，不可一世。2000年，李山林因经济问题被逮捕，后被判刑15年。
我和李山林发生直接冲突是在1987年，那时候李山林还是副主任，并不分管工程招投标。谈固小区一个工程，突然有人来说，李主任说了不要招标了，我说李主任不主管这个，是不是让主管主任来说。后来我又说，那先让我看看手续吧，那人说手续没带来，我说你看你这个同志，那让我怎么办呀？我就没给办。
矛盾由此开始。李山林没完没了地整我，还成立整我的“指挥部”，架势可大了。我没什么问题，他却让人写了半个月的材料诬告我，把我告到市里有关部门。1991年初，李山林又伙同市监察局的一个人开始查我。
我不是个好斗的人，而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从来都是想跟领导搞好关系的人，只是碰上了李山林这样的“上司”，才不得不这样做。
石家庄的特大工程都包给南京二建，不公嘛
大约1987年，南京二建来到石家庄。有一次，有人来汇报说南京二建在亚太大酒店那里施工呢，问我怎么办。因为南京二建当时还没办入石家庄市手续，我说按规定让他们停工。后来公司补办了进市手续，这样我就认识了南京二建。1990年程维高调河北省后，他们就给程维高家装修房子。
南京二建驻石家庄第一任经理是我的校友，经常找我。那位经理几次跟我说，你都40多岁了，官太小，我要帮你飞黄腾达。把你带到程维高那里去，你说说我们房子的装修质量，品头论足，慢慢就能和老程接上头了。你名牌大学毕业，学历高，又是学组织管理的，有老程给你说话，你很快就能当上河北省建委主任。我说我不干，我当一辈子高级工程师我也不干这个，我不搞歪门邪道。
南京二建一直跟程维高那边联系，走程维高那个线，后来的新经理就不认我了。我对南京二建只是从政策规定范围内帮忙，该帮什么就帮什么，顶多是办事快一点儿。但是李山林却不经过招投标，就把工程大量批给他们，就是要讨程维高的好。东方购物中心，好几亿的工程，裕彤体育中心，两个多亿，都给了南京二建。石家庄1992年以后的特大工程，大多数都给了南京二建了。按规定，建筑公司每人每年承揽工程任务不能超过70平米，他们已超过很多了，达到了几百平米。我向组织反映，南京二建从进石家庄市后总共承揽了近30亿元的工程，石家庄市的特大工程都是通过李山林等人直接批给南京二建的。
李山林之所以违规批工程给南京二建，一是自己从中捞了几十万，另外就是讨好程维高，这我有证据，是南京二建一位副经理对我们说的。他到程维高家里聊天，程维高说，李山林把工程给了南京二建，说明李山林思想开放，我支持。本来这是违法的，他还支持。
李山林为什么能那么肆无忌惮，原因就是有人包庇他。尽管李山林被反映的问题非常多，但查他时只是走了走形式，最后宣布，李山林没什么问题。
如实举报问题。竟两次遭遇暗算
1993年市政府换届改选的时候，程维高不顾众多群众意见，批准李山林当副市长候选人，但人大选举时李山林没被选上。1994年，程维高把当时的省建委主任叫去，说李山林副市长没当选，我也要提拔他，让李山林在你那里兼任一个副主任，就成了副厅级了。不要省建委的工资，不要省建委的住房，不要省建委的工作，三不要，还在市里工作。当时石家庄市的一些领导都骂，因为这是非组织活动。省建委有人说，李山林一个疯疯癫癫的，一个荒唐鬼来管他们了。
这事我意见很大，立刻向有关领导反映。没想到如实举报问题，竟两次遭遇暗算。
有一次我挨打。是1995年3月，那天我骑自行车回家，路上突然有人袭击我。几个人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动手的有两个人。我问他们为什么打我这么狠，他们说我们都这样打人的，打脖子，一下要你的命。第三个人要动手的时候，被人制止了。
出这事以后的7月，我又出了次车祸。那天雨特别大，有辆汽车从后面撞我，把我一下子撞出去了15米。当时我一下子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在省二院抢救了一个月后出院。这次车祸造成我严重脑震荡，还有肾脏、肌肉等多处受伤，我当时的记忆力也明显不行了。
我先是写信劝程维高，后来被他逼得向中央检举他
作为当时管建筑市场这个事的人，我有责任、有义务把建筑市场整顿好，真正实行公平竞争原则。1989年开始，我向省、市各级领导反映李山林等人捞钱的问题。1994年，我先是写信劝程维高，不要再重用李山林，因为他不但捞好处，而且工作胡来，给国家造成了很大损失。但程维高不听大家的意见，后来，我被他逼得向中央检举他。
1995年8月出院后，我就开始写检举信，向中央反映程维高、李山林等人是破坏建筑市场公平原则的罪魁祸首。检举内容是完全负责任、实事求是的。我把信寄出去6封，寄给中纪委的几位领导。还有一封给河北省某公检法机关，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封落到了程维高的手里。才成了我受这么大委屈的源头。这封信是怎么落到他们手里的，目前我不得而知。
1995年，程维高调动公安力量调查这个事情，调查检举人。我每天被叫到石家庄军分区招待所去反省。他们反复地问我，写了匿名检举信没有。办案组还陆续叫了其他人，有些人被弄到几个饭店里去，分别交代问题。在军分区招待所，先后弄了我一个多月，是在9月到10月间。我当时就是不承认。
程维高让我进了看守所
那年11月21号，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他们把我从家里骗到建委，然后我失去了人身自由。程维高大搞打击报复，让我进了看守所。一进去，他们马上把我弄到提审室，一个穿着警服的人一拍桌子，说：“知道我是干吗的吗？我是公安！交代！写过匿名信没有？”我说：“没有。”就这一句话，他说：“立刻让他人号，罪加三等！”提审了我才一分多钟，就让我“罪加三等”。
我被安排在一个人住得很大的房间，但是号里有6个人监护，都是轻微的犯罪人员，外面还有4个特警。后来有人告诉我，我的事情只能让一个管理科长和看守所的一把手这俩人接触，其他任何人不能接触我，副所长都不许接触，说我特殊，是政治犯。我喜欢听新闻、看报纸，连死刑犯的屋子里都可以看电视，但他们不让我看。我的屋子里没有电视，连个报纸片儿都不给我，旧报纸这屋里都不能有。我憋得受不了。
我开始还坚持不承认任何事情，但一个月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他们天天提审我，刺激我。
一个派来的“经济诈骗犯”，让我供出了检举信
我一进去，在看护我的六个人中，有一个是“经济诈骗犯”。他天天说他伯伯是当时的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前3天我不理这茬儿，后来他天天说，老是冲着我说，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你伯伯怎么是刘善祥呢？他说：“我伯伯是抗美援朝的连长，我爸爸是抗美援朝的排长。在山头上，刘善祥受了重伤，快要牺牲了，我爸爸把他给背回来，救活了。因为救命之恩，刘善祥和我爸爸比亲哥们还亲，他比我亲伯伯还亲，每个礼拜都来看我。”他就这么骗我，说有什么事先给他说，比如捎衣服啊这些，等他伯伯来了跟他说，让他给捎来。正巧我家里主动给我捎来了些衣服，我还真以为是刘善祥同志给我捎来的呢。我慢慢地就相信了这个骗子。
后来他把我往政治上引，他说“我伯伯要管这个案子”。他说：“你什么问题也没有，都是省里一些领导鼓捣的，你把那些省里领导的事写下来，就放你出去，你还要立功呢。”我就写了封信交给他。他已经骗了我一封信了，第一封信我写的是家务事。这第二封信我写完了，封上口，他不知道我写的什么内容。我是给我家属写的，我说中纪委什么时候开的会，关于举报者的四条规定，怎么规定的，按照规定我不但没罪，反而要受到表扬。我说刘善祥的一个侄子在这里服刑，你们提他的名字去找刘善祥书记。
结果第二天我被提审时，他们冲我拍桌打板凳。“啪！”他们把信拿出来一拍，喊叫我，“你还搞什么小动作！”我一看，明白了。既然这样了，我说：“算了吧，我承认。我写过这样的匿名信。”但我光承认说我反映过李山林，说他们一帮子捞钱，喝人民的血。他们说，你不能说这个了，说主要的吧。我说，你们想听什么？想听程维高这封信？我说“那也是我写的”，我就这样承认了。
反复让我交代“反程维高集团的后台”，我哪有啊
接着一个干部提审我，持续了5个小时。他套我的话，说：“为什么把你抓进来？据我们了解你知道的情况最多了，因此先得把你抓起来，你得交代问题。”我说：“哪有什么反对程维高的团伙？如果真的有省委领导反对程维高，我也参加不进去呀。”他说：“不行，你得交待刘善祥是怎么给你布置的，某某是怎么给你布置的。”反复让我交代“反程维高集团的后台”，我哪有啊。他两次提审我时间总计达9个小时。程维高的目的不是整我，而是整其他省委领导。
当时，我发高烧20多天。我跟办案人员说：“你看我的脸色，我都成这样了，我到底犯没犯罪？”他们倒承认了，说我“没犯罪”。我说既然这样，得给我治病。如给我治病，我什么事都可以说；不给我治病，我死在这里怎么办？提审我的人才说：“我给你叫医生，让医生给你点儿好药。”我吃了药，但高烧老是好不了。
就这样，他们还要提审我。我不说，他们就吆喝：“你不说？你不说你站起来！”我就站起来。“立正！”我就立得倍儿直。这些人竟然用这种对付小流氓们的办法来对付我。他们又喊：“你把军大衣脱了！”我这么冷还要我脱了大衣，这帮人就这样折磨我。我坐的凳子特别重，好像石头凳子一样。他们一会儿说：“你过来，近点儿！”我就把凳子搬过来，靠近点儿。一会儿又嚷：“往后退！”这一伙子人就这么折腾人。
为什么他们这么折磨我？他们说一定是有后台给我交代过什么了，可我并没什么可说的。我背后没有所谓“反程维高集团”这个后台。
在看守所关押3个月后，我问看守所看管我的公安人员：“这么审我，我到底有没有问题？”他说：“你没问题，而且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专案组说的，经查你任何问题都没有。”我说，既然我任何问题都没有，马上该过春节了，该放我回家过年吧？
腊月29下午，我正躺着休息，干警喊我：“起来，到别处刮胡子去吧。”我还以为要放我出去了。出来一看，外面有两个干警等着我呢，说：“你被劳教了。”我说，不是说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吗？他们说，这是省领导要劳教你，我们也没办法。劳教通知书让我草看了一下，上面写了两条牵强附会的依据。让我签字，我拒绝签字，他们就折磨我逼我签字。他们不是说我诽谤罪吗，我写道：“我没有诽谤，我是如实举报。”把签字的地方占满了。他们也无奈，我就这样又进了劳教所。
出了看守所，又进了劳教所
在劳教所，我落下了腿疼的毛病，到2000年平反时，腿还是疼得迈不开步，20公分都迈不出，这都是在那些日子里晚上被风吹造成的。我当时是在地上睡的，倒有一个铺板，让我每天搬进搬出，但床板也紧挨着水泥地，不解决问题。我经常到晚上睡不着觉，腿疼了好几年。
有一天，我看到好多家属进来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管教说，劳教是人民内部矛盾，管得比较松，不像真正的犯人，过年了家属可以来陪着。我跟管教说，我得告诉家里人，他们还不知道我劳教呢。但结果是，不允许我的家属来探视，也不允许我打电话，更不允许写信。说我是“政治犯”，要特殊管教，是上面规定的。
我进劳教所“新班”被管教了一个半月，常常夜里两三点，我一醒就是一身汗。周围都是小偷小流氓，惟独我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是反对贪污，揭发腐败的人。我本来是揭发坏人，但现在却每天和坏人在一起，接受改造。劳教所给予我比小流氓还低下的待遇，让我感到很难过。新班结束了，就分班，新犯人就分到老班去。但说我是“政治犯”，不能再扩大影响。要是分到别的班里，人家就知道我的问题了，得单独关押。就把我弄到一间平房里关押着，有两个犯人看管我。我有什么形迹可疑的地方，他们就去报告。我去楼房里看一下电视有人就去报告。
我在里面算是年纪大的，身体又不好，所以重活干不了。别人都干到半夜，干到天亮，我没办法就坐到天亮，白天让我抄黑板报。
我在劳教所里没流过泪，没有泪可流。但有一次吃过晚饭后，我感觉到病危了。那天看护我的两个人说，你今天不对，平时你脸黄，怎么今天脸色这么通红呀。过一会儿我就感觉不行了，我那时候觉得有可能是脑溢血，我就感觉好像要死了一样，特别难受，他们就赶紧找医生。过了一个多小时，到晚上10点钟大夫才来，态度十分恶劣。劳教所的大队长跟他说了我的情况，大夫才客气些。这时候我要求见家属，因为从我被抓进来关押后4个多月还没有见到我的家属。要是我死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这几个月是怎么受罪的。此时，我的眼里含泪了。
中纪委出面调查，我才暂时保外就医
本来判我劳教两年，应到1997年的11月出来，是中纪委出面调查，才让我暂时保外就医。中纪委来调查以后，说先把我放出来。
从1995年11月21日到1996年11月30日，我先后被关押了一年零9天。出来之后，有人让我在开除我党籍的报告上签字，我就写上了：“我还要继续检举程维高的问题，我没罪，我也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我向组织反映的情况绝对是事实。”他们一看就都怕了。过了几天，他们又给我制了个表，表上给我签字的地方弄了那么一丁点儿，呵呵，叫我重新签字，我说我绝对不签，我已经签过了。直到那次让我签字时，我才知道程维高这次调动司法力量打击报复检举人一案叫做“9·26专案”。这个专案成了专门保护程维高的亲信、家人等犯罪分子，专门压制检举人的专案。
1997年后，我继续上访，反映程维高一伙人的问题。我到北京上访不下100次，发特快专递就花了1000多元。
2000年1月13日，恢复我党籍的时候，通知上有这么一句话：“”给予郭光允党内警告处分。”前头没有写原因，没有定语。我问他们：“现在为什么还给我处分？”他们回答我：“没有原因。”“为什么给我党内警告处分？我有什么错误？”“你没有错误。”这很可笑。什么错都没有，为什么又处分我呀，他们不吭声了。就这样，什么原因都没有，硬是又处分了我。所以我还继续给中央写信。党内警告对别人也许不是个很严重的处分，但对我来说是制造了新的冤假错案，我必须讨回我合法的政治权利。
我坚持斗争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反腐败希望
今年8月9日，中纪委通报处理程维高的决定后，我和大家、全省人民一样都很高兴。但因为我这些年的经历，我没有特别的激动。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的，只是对提我的名字有点儿意外。
我今年61岁了。本来我不是追求名利的人，我是个搞学问的人，搞业务管理、搞工程技术的人，只是碍着了人家的事。人家想捞，我妨碍人家捞，人家就这么整我。我那几年曾经听从了一些同志的劝说：“你到李山林家里去求求情，他就不那么整你了。”可我去了李家，他当面说我：“你任何问题都没有，你要是有问题，我早让公安局把你抓起来了。”他当面说这个，接着就不断地整我。
程维高也很霸道的，他是省委书记，我一个老百姓，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何苦这么狠地整人呀？我受这冤枉以后迟早会有人说话的，因为历史是人民写的。所以他当时不管怎么摧残我，劳教我，我也是很平静坦然的。
16年挨整，我总算坚持下来了，没有被整死，没有妥协，没有退让，最关键的我有个信念，他们肯定有问题——我一直深信这一帮子人的问题非常严重。捞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老百姓过日子这么苦，他们还这么捞，我有责任去反映他们。我们这一代人受了不少苦，但也过来了，我是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我还是那句话，我什么都不在乎，只要有碗饭吃，我就非常满足了。他们整我，只要我活着，我就一定要坚持到底。我最多是个死。我觉得我是责任驱使，特别是建筑市场混乱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责任整顿好建筑市场。当我没有工作，被免职以后，市场越来越乱，不少人都去捞，领导也去插手。我反映他们侵吞人民的血汗，他们就必然整我，因为他们是坏人。越是这样我就越是要坚持到底。我觉得我反映的问题百分之百是事实，我首先要相信自己反映的问题百分之百是事实，我迟早要把这问题说清楚。我坚持斗争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反腐败希望，加快民主法制的建设进程，没有什么太深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