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文坛论外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文坛论文,外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文学自清末开始大量输入中国，到民国初年，译介到中国的各国文学作品已达数百种。这些外国作品虽然名著不多，但在中国社会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变革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外国文学的输入，近代学者开始对域外文学进行初步的探讨。本文旨在考察民初文坛对外国文学的评介情况，以供研究早期中外文学关系的学者参考。
同清末评论家一样，民初的批评家们大多都充分肯定外国文学的输入有助于打破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闭塞状况，开阔国人的视野，增进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培养国民的世界意识。管达如说：“译本小说之所长，又在能以他国社会之情形，报告于我国国民。各国之社会，其组织皆互有不同，因之其内容亦极差异。以此国之人，适彼国之社会，睹其社会，竟有茫然不解者。语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生于今日，而无世界之智识，其将何以自存哉？”①论者将了解世界情势提到有关民族生存、国家兴亡的高度，代表了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即阅读外国小说，主要不在文学鉴赏，而在了解世界状况。须知“欲求世界之智识，其道多端，而多读译本小说，使外国社会之情状，不知不觉，而映入于吾人之意识区域中，实最便之方法也。盖小说者，本社会之反映，而其叙事又极详，故多读译本小说者，于外国社会之情状，必多有所知。因可以比较其异同，评价其得失……则译本小说，不徒可输入他国文学思想，抑可为觇国之盗矣。”②清末民初，外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著作已被大批介绍到中国，但由于我国国民文化素质较低，阅读和理解专业理论著作均感困难，所以它们一般只在知识分子中间流传。小说就不同了，它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有独具特色的异域风情，而且文化上的隔阂不会妨碍中国读者的欣赏。于是人们争相阅读各国小说。尽管有很多人读小说主要目的在猎奇解闷，然而在阅读过程中，他们毕竟或多或少地加深了对世界的认识，获取了许多新的知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评论家们才对译介外国小说多持赞成态度。
为了使域外文学更好地担负起输入新知、拓展视野的重任，评论家们还针对翻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比如当时各种文学刊物固然译载外国小说极多，但又有相当一部分翻译作品没有注明原著者及所属国度，从而影响了读者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把握。还有的刊物介绍外国文学，往往只限于少数几个国家。凡此种种，评论家们都及时提出改进办法。如许与澄在致《小说月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写道：“译本宜采用各国文字。贵报所采小说，撰、译得半。所译小说，出之何国，阅者无从知之。窃意风俗习尚，各国不同，苟能广采各国小说，译成华文，并于该国之风俗、政治，其特异他国者，略为注明，俾阅者了然于世界社会之情形，是又《月报》之赐也。”③
近代著名文学翻译家林纾还认为，译介外国小说，可以帮助国人树立良好的道德风貌。晚年，他曾不无自豪地说：“余笃老无事，日以译著自娱。……计自辛丑入都，至今十五年，所译稿已逾百种。然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瘅恶之言，余未尝著笔也。”④1916年，他在译本小说《鹰梯小豪杰》的叙言中写道：“此书无甚奇幻，亦不近于艳情。但蔼然孝弟之言，读之令人感动。”他撰写译序，“草数言弁诸简端”，其用意就在指明该书“想于风俗，不为无补。”只可惜林纾此时的思想已日趋保守，因而他对《鹰梯小豪杰》这部以宣扬孝道为中心的伦理小说颇为赞赏，错误地认为介绍这样的小说可以挽救日益衰亡的旧道德。
与林纾的意见相反，有一部分评论家指出，民初的翻译小说不仅没有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反而助长了社会上的邪恶之风。翻译小说及其影响下的新小说，在清末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可是在辛亥革命后，新小说已走入歧途。正如梁启超所言：“十年前之旧社会，大半由旧小说之势力所铸成也。忧世之士，睹其险状，乃思执柯伐柯为补救之计，于是提倡小说之译著以跻诸文学之林，岂不日移风易俗之手段莫捷于是耶？今也其效不虚。”然今日之小说，“其什九则诲盗与诲淫而已”。“近十年来，社会风习，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⑤梁氏虽然主要针对创作小说而言，但实际上也包括了翻译小说。如果把这一批评移用于翻译文学界，也是较为恰当的。众所周知，梁启超于1902年发起“小说界革命”时，是希望借助文学来宣传维新思想，把小说当作启蒙新民之工具。最早的翻译文学以“政治小说”为主，就是一个证明。可是到了1908年左右，随着维新思潮的衰落，翻译文学中通俗作品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的译介呈泛滥之势。民国以后，此种情况愈演愈烈。受西方小说之影响，国内的小说创作也很快“商品化”，大量的黑幕小说、宫闱小说充斥书肆，鸳鸯蝴蝶派甚嚣尘上。“新小说”发展到这一步，的确是梁启超等人所始料未及的。这就难怪有一部分评论家要对外国小说发出责难之声了。
如果说民初的作家、批评家们对外国文学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作用的认识尚存在分歧的话，那么，对其艺术价值和表现技巧，则基本上持赞赏态度。对英美文学素有研究的孙毓修，在其外国文学专著《欧美小说丛谈》（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里，曾对许多英美名作家及其作品作了精到的评述。如他在《英国十七世纪间之小说家》一文中写道：“往往有英人极脍炙之书，我辈视之，味同嚼蜡。中西人嗜好各异如此。由此观之，非尔汀之书，只见誉于少数；立却特孙之书，仅驰誉于一时；惟有莎士比亚，则永远的of all ages，世界的of all nations，此所以赠之以玉，谥之为圣。虽未知与屈原、杜甫何如，欧美西洲，要无有抗颜行者矣。”⑥文中还介绍了古德密斯(OliverGoldsmith)的生平事略及名著《威克非尔牧师传》。
对法国文学评述较多的有曾朴、狄平子等人。著名小说家曾朴精通法文，翻译过雨果、莫里哀、左拉等名家的作品。他对雨果推崇备至，称赞“嚣俄（今译雨果）著书，从不空作，一部书有一部书的大主意，主意都为着世界。”他翻译了雨果的《九三年》，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人说《九十三年》是纪事文，我说《九十三年》是无韵诗。何以故？以处处都用比兴故。只看卷一第五、六章叙炮祸，卷四第一、二章述三童戏嬉，意何所指，不要被作者瞒过。《百科全书》评《九十三年》，谓为诗体之散文，是搔着痒处语。”“《九十三年》千言万语，其实只写得一句话曰：‘不失其赤子之心’。”“《九十三年》，当头捧也，当代伟人，不可不读。《九十三年》，亦导火线也，未来英雄，尤不可不读。”⑦狄平子则认为：“法国小说家，最享重名于世者，为大仲马与嚣俄二人。大仲马著作颇富，大都将法国史事，参以己意编成者居多。其文浩荡广博，能令阅者眉飞色舞。嚣俄生平著述只三部，无一不由千锤百炼而出，用意深刻，实应居世界小说家之第一席。”⑧这些论述虽然都较笼统，但总的来说，对外国名作家各自的美学风格把握得还是较为准确的。
日本文学作品在清末民初输入我国的也不少，但有关日本文学的评论却不多见。即便偶尔有人谈到，评价也并不高。侗生的观点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余不通日文，不知日本小说何若。以译就者论，《一捻红》、《银行之贼》、《母夜叉》诸书，均非上驷。”唯有《不如归》（德富健次郎著，林纾、魏易合译）甚佳⑨。对俄国、德国等其他国家的文学，评论界也很少论及。
在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评论家们最赞赏的是西方侦探小说。侦探小说自清末输入中国后，一直倍受欢迎。晚清文人徐念慈、周桂笙、孙宝瑄等，都竭力赞扬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民初文坛也不例外。如侗生称赞侦探小说“机警活泼”，说图书市场上“侦探小说最受欢迎，近年出版最多”⑩。刘半侬也指出：西方侦探小说“穿插变化之本领，实非他人所能及”(11)。由于评论界的一致推崇，中国作家们对侦探小说的兴趣更加浓厚，模仿、借鉴者与日俱增。不错，西方侦探小说里找不出一部世界名著，可它们对近代作家的影响，又实在远远超过了托尔斯泰、雨果等人。当然，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叙事技巧方面，特别是倒叙手法的运用。这与评论家们特别注重外国小说的倒叙结构亦不无关系。如有一位批评家在评述译本小说《红粉劫》时，就特别提到其倒叙手法。他说：《红粉劫》“以血案起，即无平铺直叙之嫌。外国小说，多怪异离奇之作，此书其尤也。”(12)可见评论家们之所以欣赏西方侦探小说，很大程度上是为其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悬念设置所吸引。
资料的欠缺，视野的狭窄，使评论家们对外国文学的一些评述往往失之片面、肤浅。如侗生断言：“西人所著小说虽多，巨构甚少，惟迭更司所著，多宏篇大文。”(13)实际上，西方小说中大部头作品颇多，而侗生得出上述结论，只能说明他对外国文学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从清末开始，我国翻译外国小说主要采用“意译”之法，大量删节的现象普遍存在。像苏曼殊翻译雨果的《悲惨参世界》，林纾翻译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等，均将厚重的原著译成薄薄的小册子，遂使评论家产生西方无长篇巨著之错觉。而迭更司之能幸免，主要因为林纾对他极为钦佩，翻译较为忠实，故删削相对较少。又如狄平子声称：雨果“生平著述只三部”，亦不合事实。即使是如陈独秀这样杰出的学者，当初对外国文学的认识也不是很深刻的。比如他曾将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看成“自然派”作家，称“王尔德以自然派文学驰声今世，其书写死与爱，可谓淋漓尽致矣。”(14)他对王尔德剧作《莎乐美》虽极推崇，但也没有作出细密的评析。
有的论者，则站在保守的立场上来看待西方小说的介绍及其所产生之影响。成之说道：“今有一等人，于文学及智识之本质，全未明晓，而专好创开通风气、输入智识等空论。于是论小说，则必主张科学小说、家庭小说，而排斥神怪小说、写情小说等；言戏剧，则必崇尚新剧，而排斥旧时之歌剧。”(15)如果这类批评是针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而言，那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在“五四”以前的民初文坛上，反传统的思潮并未形成较大的声势。相反，政治上、文化上的复辟之风却愈刮愈猛。在这种情况下，成之等人的观点，便很容易为封建文人所利用，借以反对和阻止新文化的输入和传播。因此，成之的观点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是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的。
与清末文坛相比，民初文坛涉及外国文学的文章，数量不多，影响亦小。专门论述外国文学的著作，更难寻觅。目前能看到的，只有孙毓修的专著《欧美小说丛谈》、周作人的专著《异域文谈》（1915年小说月报社出版），以及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周瘦鹃的《马克·吐温小传》、《阿尔芒斯桃苔氏小传》等少量文章。而且这些论著均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其原因主要是民国初年的文化氛围不同于清末。晚清时期，“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颇为盛行，加之有梁启超、林纾、鲁迅等人竭力宣传介绍，谈论西方文学和西方文化的文章大量出现，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到了民国初年，尊孔读经之风盛行，早年的维新思想家们大都表现出保守之倾向，故对域外文学的介绍大量减少。此外，当时译介到中国的外国文学作品多是言情、侦探类的通俗小说，品位不高，亦使一些评论家感到不满，不愿撰文去评述它们。即使有人介绍域外文学，也引不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在社会政治极端黑暗、专制统治极为残酷的民国初年，绝大多数读者已不再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而把阅读小说视为消闲解闷、远祸全身的方式。在此背景下，民初文坛的理论批评文章，自然难以产生清末文论的社会效应。
随着启蒙思潮的消退，文学的外部研究（如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逐渐减少，内部研究，亦即文学的本体研究日益增加。表现在评述外国文学的文章中，便是宏观研究减少，代之以具体作家作品的赏析。如周瘦鹃在其所译《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共三卷，中华书局1917年出版）中对每位西方作家的简要介绍。孙毓修的《欧美小说丛谈》里，不乏宏观评述之篇目，如《英国十七世纪间之小说家》、《神怪小说》、《寓言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等，但更多的是评介某一作家作品的，如《英国奇人约翰生》、《孝素之名作》、《欧文》、《沙罗》、《海底漫游记》等等。周作人的《异域文谈》，也是分别评述古希腊小说、诗歌的。在论述作家作品时，固然仍以思想内容的阐发为主，但艺术品评也占了较大之比重。如孙毓修就十分注重外国文学的艺术鉴赏和美学评价，其论大多持平公允，能较为准确地抓住欧美小说家各自创作的基本特征。他说：司各特之书“主于历史”，狄更斯之书“主于社会”，两位作家“各造其极，未易轩轾”(16)。对班扬、笛福、斯威夫特、理查生、菲尔丁等英国作家的评论，也比较中肯。周作人在《希腊之小说》、《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等文中，也颇重视艺术分析。成之的《小说丛话》，亦侧重于中西小说艺术特征的比较和小说审美属性的探讨。这种强调艺术品评之倾向，在清末就很少见到。那时，人们谈论文学，多受梁启超的影响，注重文学的教诲功能，轻视文学的审美鉴赏，实际上是借讨论文学来宣传维新思想。民国时期，评论家不再热衷于文学功利目的的阐发，开始较多地注意探讨文学自身的特点。于是，在评介外国文学时，艺术分析的内容就有了较大的增加。
从评述对象看，民初文坛在谈论外国文学时，也与清末一样，主要分析小说。原因是“近十年来，我国译学界，风起云涌，东西各国之名著，经翻译而接触于吾人之眼帘者，殆不下数百千种。顾率多科学书，文学书则绝少，良由我国民竟注意于实学，无暇驰鹜空想，亦由此种书籍之移译，倍难于他种也。其中惟小说一种，译述者颇多，是乌可不一论其得矣？”(17)管达如的这段话，说明了评论家何以对外国小说论述甚多之缘由。的确，从清末到民初，我国译介的外国文学作品多为小说。截至1916年，翻译各国小说已达800余种。而同期译介到中国的其他体裁的外国文学作品，却凤毛麟角，现在可以举出的只有苏曼殊译介的《拜轮诗选》、《文学因缘》（译诗集），马君武译著的《马君武诗稿》（内收歌德、席勒、拜伦等人的诗38首）等少数几种。外国剧本的翻译始于辛亥革命前夕，1910年，陈冷血翻译了法国柴尔的《祖国》，天笑、卓呆翻译了雨果的《牺牲》（即《狄四娘》）。以后，根据外国剧本意译改编的改良新剧本大批出现，如《女律师》、《美人心》、《弱女救兄记》等等。但小说翻译在民国初年仍占绝对优势，因而评论家多以小说为讨论对象。就是一些本不属于小说的，评论家也把它们看成是小说。如孙毓修在《欧美小说丛谈》一书中，就有一些篇章是谈论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的。只有极少数学者（如陈独秀等），超越小说的范围，从文艺思潮、流派等较广的方面去评介外国文学。
总的来说，民初文坛对外国文学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入的。在论述外国文学的思想影响方面，一部分人沿袭清末梁启超的观点，认为外国文学可开阔国人的视野，改变其思想观念，具有启蒙新民之作用。另一部分人则持不同意见。就是前者的论述，也不及清末那样普遍和有力。但在艺术评论方面，民初理论批评家却有自己的独特贡献。清末论者多致力于阐述外国文学的功利性，较少作深入的艺术品评。只有黄摩西、徐念慈等个别批评家，注意到了艺术性问题。民初的社会文化背景，既然不利于学者们去进行文学的外部研究，必然促使他们较多地着眼于艺术分析。孙毓修、周作人等人的文章，都显示出这一变化。虽然民初评论家们的艺术品评还不是很深刻、细致的，但比起清末文坛来，毕竟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注释：
①②(17)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第3卷，1912年。
③许与澄：《致〈小说月报〉编者书》，《小说月报》第6卷第12号，1915年。
④林纾：《鹰梯小豪杰·叙》，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⑤梁启超：《告小说家》，《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1期，1915年。
⑥(16)孙毓修：《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⑦东亚病夫：《九十三年·评语》，《九十三年》，上海有正书局1913年版。
⑧狄平子：《小说新语》，《小说月报》第9期，1911年。
⑨⑩(13)侗生：《小说丛话》，《小说月报》第2年第3期，1911年。
(11)半侬：《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中华书局1916年版。
(12)红女史：《红粉劫·评语》，上海国华书局1914年版。
(14)陈独秀：《绛纱记·序》，《甲寅》第1卷第7号，1915年。
(15)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第1年第3--8期，19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