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献学研究的流变与境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遇论文,文献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文献学的成“学”是学界近百年来讨论不已的话题，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讨百年文献学的流变及其所依赖的现实语境等问题几乎阙如。而文献学研究又是“所有学科的最底层、最基础的学习，其学术高度也是所有学科的最顶端”。因此，本文基于现代学术史的研究角度，就文献学的发展流变及其所依赖的现实境遇作一探讨，以求对文献学研究的深化。
1 摆脱旧学时期的探索
文献学(Documentation)是以文献为直接研究对象，在文献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经历代学者们归纳、总结、升华而形成的一门独立的学科[1]。在我国古代，文献学是以“校雠学”为名、以考证典籍源流为核心内容的学问。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则被称之为“校雠学家”[2]。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探讨肇始于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文化碰撞，导致文献环境的改变，进而影响到一批学者广义地提出“文献学”这一概念。最早提出“文献学”一词的当属梁启超。他在1920年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1923年，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初史学之建设”中又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3]。他认为文献学的考察角度离不开从史学出发对其内容体系进行构建，而各类历史学研究方法也离不开对史料文献的菟集与鉴别、史书真伪之辨析。与他同时代的王国维、陈寅格与李济之等人在治史原则与方法重点上也都强调修史必以原始与最直接的史料文献为本，扩大文献的范围与种类，细心鉴别其真伪。他们认为探索文献史料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他们看来，对文献的校勘注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加深对文学、史学、哲学等著作利用的基础，而对文献的研究也只是为各学科提供一份材料，而非一门独立的学科[3]。
与上述学者不同的是，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在其著作《中国文献学概要》中对文献学的概念首次进行了厘定。他指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同时他进一步阐明：“结集而不施以审订，则无以取精而用宏，择要而弃微，故审订又次之。既审订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则结集、审订皆虚事，仍不能发扬其光辉，故讲习又次之。故结集表也，审订里也，讲习则表里相兼者也”[4]。通过对结集、审订与讲习三者关系的分析描述可以看出，郑鹤声认为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结集、审订和讲习，并且三者缺一不可。该著作由于没有廓清中国文献的结构内涵，有人认为实质上是中国文献的流布史，和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之后的50年该书遭遇学术界长期的冷落。值得注意的是，冷遇背后的主导逻辑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20世纪初叶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矛盾纠结的时期。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的传统惰性与西方现代化大趋势的对立冲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极为尖锐地表现出来。虽说“西人”早在汉代就已进入中国，但那时华夏文明的伟大之处表现为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即便是明代的天主教人华，也只是增加中西双方的互通与了解，所谓“以文会友”是宾主分明的。就中国一方而言，自己的文化主体地位并未发生动摇[5]。而20世纪初则不同。中国“大帝国”的意识和文化优越性在残酷的外敌压境的现实面前，被迫承认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所谓西洋“蛮夷”也有其文明，而且这种文明在中西对抗中显然已占据上风。更为重要的是科学技术的理念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衡量学术和思想的标准。与此相映衬的是中国开始有了在纯粹移植“西学”基础上的学科建制雏形。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成立的图书科，九年后发展为独立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便是典型的一例。该校当时所有的课程设置完全是美国的翻版，即使提出的校训——“智慧和服务”也隐约可见基督教的背景。这种学科建制“西化”的特征在机构层面也有所体现。由留美预科学校的清华学堂发展而来的清华大学，在1925年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其体制虽然具有中国传统书院特色，研究内容也偏重于国学，即所谓“整理国故”，但推崇的却是欧美大学东方学领域盛行的治学精神和“科学方法”[6]。在这样一个连学科建制都完全照搬西学模式的学术环境中，在今天看来属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范畴的目录学、校雠学、包括结集、编纂、审订、讲习的传统学科遭遇冷落是不难理解的。
2 特殊时代背景的沉寂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献学研究经历了萌芽阶段的探索之后，并没有在学术进化史观造设的线性序列上迈出向前发展的一步，而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受特殊的政治环境影响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阶段。不必讳言，在文献学研究方面，20世纪二三十年代虽然是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时期，但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却还可观。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陈彬和、查猛济的《中国书史》、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等，即便是“没有摆脱‘校雠学’之初理论的片面性和迷茫性”[7]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在对文献概念、文献价值和文献学体系的阐释中所展现出的开拓精神依然是值得肯定的。而40至70年代近四十年时间，文献学研究究竟发展了什么？恐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西方“文献工作”概念的引入了。
“文献工作”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05年伦敦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欧莱特作了一份题为《有关经济资料的情报文献工作的组织管理》的报告。而“文献工作”被公开使用则是在1908年第四次国际书目文献会议上。在当时的西方，“文献工作”和有关文献学研究已经被看做是一个专门的实践。之后的1920年，第一个国家意义的文献联合机构——荷兰文献登记研究所(NIDER)成立，1937年第一届世界文献大会在巴黎召开，会后在原有国际文献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际文献工作联合会”(FID)，1941年德国又成立了“文献学会”，1945年美国成立了军事技术情报局，后来改名为美国国际文献中心。这一系列文献机构的成立都是西方科学技术与文献研究联姻的产物，扩展了文献学的研究范围。如文献的分类及其内容、文献研究的方法、文献的传播、文献的再生产、文献的索引及索引服务的功能和效果等都囊括其中。美国学者洛特卡(lotka)提出的科学论文作者分布定律、美国哈佛大学语言学教授齐普夫(C.K.Zipf)提出的词频分布定律、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S.C.Bradford)提出的文献分散定律也都产生于该时期。受此影响，我国《图书馆》杂志开辟了“文献学”栏目。该栏目的开设为我国文献学研究脱离古典样态与西方“文献工作”走向融合的道路奠定了基础。1964年，袁翰青在《图书馆》的“文献学”专栏上发表了《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等几篇论文，分别论述了文献的级别、文献及文献工作概念的来源和定义、文献工作与图书馆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促进了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其基本论点和论据成为后来学者们讨论“文献学”时经常引用的经典资料[3]。1966年甚至出现了题为《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的论文。可惜还未引起共鸣，就开始了那场阴郁的浩劫。而在西方，文献学的发展并不比中国乐观。由于带有明显超前的技术倾向，与它同时期的以社会科学为导向的芝加哥学派渐行渐远，最终加速了文献学研究视野的转移，催生了以信息论和计算机科学为给养的情报科学。
再回到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20世纪初叶的许多学者视传统为敝屣，弃之唯恐不及，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是没有渐入人心。旧学已然褪去了光鲜，但它的理念形态依旧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并隐约唤起人们的脉脉温情。有着文人气息的学者不免回到历史的源头探个究竟。1963年张舜徽先生的《广校雠略》（中华书局版）出版了。该著作对文献典籍的著述体例、标题著者、引注、序列、注释、流布、校书方法、审订伪书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一定程度上为其在80年代的文献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文献史研究方面需要提及的还有杨寿清的《中国出版界简史》，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李文琦的《中国书籍演变论集》、昌彼得的《中国图书史略》，钱存训的《中国古代书史》等[8]。
3 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
1978年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春天，文献学研究相对沉寂的局面随着学术文化气氛的活跃逐渐得到改善。张舜徽先生《中国文献学》（1982年中州书画社版）的出版无疑具有开山之功。他对校雠学和文献学进行了比较之后，提出我们应“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的和已经发现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节约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2]。同时他还认为文献学的落脚点和最大目的在于“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编述为有系统、有剪裁的总结性的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2]。
这“新的体例、新的观点”引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欧美日的学术资源被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学界。不仅在材料和方法上，而且在眼界和观念上，重新塑造着中国文献学人的文风、方法和论证前提。此时最重要的学术使命之一就是尽可能地广泛引进和消化外来的思想文化，从而完成与西方学术界的对接之旅。文献传播学、文献社会学、文献计量学、文献保护学、文献目录学、文献信息学以及文献经济学、文献采访学都是在完成了对西学的比较和借鉴之后，容纳、消化并吸收的结果。代表性的著作有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文献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该书由倪波教授主编，勾勒了一个不拘泥于目录、版本、校雠的新的文献学科学体系。还有1986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文骏教授的《文献交流引论》。通过对文献交流的产生、发展、功能、内容、渠道、方法和效果的分析，指出文献交流学是一门研究文献交流全过程的科学。关于文献交流与信息的关系，周文骏还在《中国图书馆学报》上发表了《文献学新论》一文并做了深入的探讨。几乎与此同时，黄宗忠的《文献信息学》（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和朱建亮的《文献信息学引论》（书目文献出版社）两部著作付梓出版。两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献信息学的基本理论和文献信息工作等方面的内容。1994年卿家康讨论文献与社会关系的著作《文献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周庆山对文献传播进行人文研究的著作《文献传播学》（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蒋永福的文章《文献之社会物理学思考》和叶鹰的文章《哲学文献与文献哲学论纲》分别提出了“文献物理学”和“文献哲学”的概念。
可以说改革开放带来的全球化不仅拓宽了文献学研究的疆域，且为文献学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学界一方面注意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多角度探讨文献学基础理论；另一方面也注意运用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挖掘某一学科的专门文献，其目的在于为该学科理论研究提供丰实的文献资料。因此对各专科文献的探讨日趋活跃地铺展开来。如黄存勋、刘文杰等人的《档案文献学》（四川大学出版社），王秀成和胡昌平、邱均平分别编撰的两部同名的《科技文献学》（吉林工业大学和武汉大学出版社），赖茂生、徐克敏的《科技文献检索》（北京大学出版社）等都比较系统地讨论了各个专科文献学新的研究内容、范围和任务。三部先后问世的同名《中国历史文献学》著作，即王余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张家潘、黄宝权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198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杨燕起、高国抗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张君炎的《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出版社），郭星寿《社会科学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谢灼华主编的《人文科学文献学》（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都是文献学研究步入专门化的产物。
不容置疑，改革开放不仅为文献学领域的迅速发展开平了道路，也为其他分支学科的建设提供了契机（篇幅所限，此处不做赘述）。在我们这个时代，改革开放这一公共语汇是个不难理解的褒义词，但仔细探究便会发现该词充其量只能表明政治上的正确，丝毫不意味着学术的发展和进步。对现代的开放恰恰意味着对传统的封闭，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推崇恰恰潜藏着对本国学术的低估。因此，我们并不能将文献学研究完全贴上“西学”的标签。所谓“温故而知新”也应是我们治学的态度。关于这一点，宗白华先生说的好：“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是伴随着向后一步的探本穷源……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追慕着希腊，19世纪的浪漫主义憧憬着中古……希腊哲人对人生指示说：‘认识你自己！’近代哲人对我们说：‘改造这世界！’为了改造世界，我们先得认识”[9]。当西学再次成为我国学界的主宰话语系统之时，也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自我之时。
上世纪80年代，吴枫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罗孟祯的《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出版）、王欣夫先生的《文献学讲义》（重庆出版社）相继出版，这是文献学走向探索自身学术方圆的路径典范。90年代，王余光的《中国文献史·第一卷》开创了以多卷本形式全面总结我国古典文献演变历史的先河，他的《中国文献学史要略》（广西人民出版社）以及孙钦善的《中国古文献学史·全二册》、张家潘、阎崇东主编的《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要籍解题》（杭州大学出版社）等著作都对文献学史、文献学家和著作等专门问题做了较深入地探讨，其中不乏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
把我国文献学当作一个可以产生它自身意义及价值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和讨论，在考察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时是可以的，但在考察我国当代的文献学时就值得商榷。因为20世纪的中国文献学发展如果完全脱离了西方语境就无法被理解。没有西方信息情报科学的冲击、刺激和影响，中国文献学研究的现代性根本无从谈起。这恰恰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看看新世纪九年来的文献学研究成果：理论上，笔者通过中国期刊网，以“文献学”为关键词搜索出该领域的研究论文为49篇，其中以情报科学为研究角度的论文9篇，占18%。实践上，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的《中国基本古籍库》于2001年3月正式启动，2005年10月全部完成。这一收录范围涵盖全部中国历史与文化典籍、内容含量相当于三部《四库全书》的古籍整理巨献，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工作最值得关注的成就。
4 结语
在一门学科日益成长壮大之时，对其发展流变及境遇做一冷静地回顾和反思是非常有意义的。对该学科传统的继承也罢，对西方情报科学技术的借鉴也罢，只要两者彼此交融、相互砥砺，就能够推动该学科领域的向前发展。应该看到，满足于对传统的回复，只能是一种时间上的倒退；而囿限于对西方情报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只能步入空间的错位。
收稿日期：2009-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