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两种论文,化与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11-0095-06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在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时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传统，也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传统，因为不论是孔夫子还是孙中山，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似乎已成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但正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往往被遮蔽了：如何来理解中国哲学传统？换言之，如何来理解毛泽东所讲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正确的阐明，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大概是难以实现的。
一、中国哲学传统：一种还是两种
对于中国哲学传统，中国人近百年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具体地看，这些不同的看法可大致归纳为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从商周之际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哲学是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孔子开启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的主流，这就是中国哲学传统。至于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及哲学的大量传入中国，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哲学的蓬勃开展，则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冲击、破坏和背离。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只存在着一种传统。这种观点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早在新文化运动初始之时，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杜亚泉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一方面，他强调中国思想数千年来有着自成一系的传统：“我国先民，于思想之统整一方面，最为精神所集注。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后世大儒亦大都绍述前闻，未闻独创异说；即或耽黄老之学，究释氏之典，亦皆吸收其精义，与儒术醇化。故我国之有国是，乃经无数先民之经营缔造而成，此实先民精神上之产物，为吾国文化之结晶体。”②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引入西方思想来冲击和破坏中国思想传统：“吾人往时羡慕西洋人之富强，乃谓彼之主义主张，取其一即足以救济吾人，于是拾其一二断片，以击破己国固有之文明。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③这一观点，到今天仍为21世纪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认同和延续，以反对“西化”、反对“反传统”为旗帜，形成对新文化运动及20世纪中国哲学的否定性批判。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自鸦片战争起经历了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亦可称为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传统并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主张的一种传统，而实际上由于传统的变迁和转化，存在着两种传统。主张这一观点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④在这里，毛泽东是从总的文化变迁上立论，指出了中国学术和思想传统在鸦片战争后有一个更新问题。孙中山就不是中国学术和思想旧传统的代表，而是中国学术和思想新传统的代表。40年后，冯契在对近代中国的哲学历史进行反思时，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问题。他指出：“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⑤在这里，他明确地强调了中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着古代传统与近代传统，主张在重视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近代传统。冯契进而认为，伴随中国文化传统的转变，中国哲学传统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而近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他反复指出：“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⑥“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⑦他认为，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来说，这种近代传统比古代传统更为重要。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应以这一新传统作为直接的出发点。冯契所说的“中国哲学近代传统”，也就是笔者所说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或“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
这样一来，对中国哲学传统，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从产生根源上看，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文化及哲学大量传入中国，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的碰撞、交流、融合，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哲学的蓬勃开展。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首先面临一个在这两种观点中进行选择的问题。
二、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成立的根据
这两种观点，表现出鲜明的分歧，那么哪一种更具有合理性呢？这种合理性只能在历史中来确立。如果验之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哲学开展的实际历程，可以说只有后一种观点，才能够深刻地揭示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程的开展及其本质。
中国哲学中的现代性因素，早在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思潮中即已孕育，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些因素仍然因为受中国文化历史的限制而一直处于“难产”状态，未能从传统形态中国哲学中直接生长出近代形态中国哲学。只有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发生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大规模传入以及中西古今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中国哲学才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哲学的强烈影响下，由传统形态转为近代形态并继而转为现代形态。19世纪中后期的短短几十年，中国哲学经历了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而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中国哲学又由严复开其端而转向现代形态。严复引入西方近代经验主义传统和现代经验证实原则，在经验论的基础上解构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近代哲学中一直存在着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相结合、哲学与科学相杂糅的状况，以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框架建构起科学宇宙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哲学开始转入现代形态的开展。经过新文化运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进入了全面的发展时期，不仅通过科学与玄学论战，提出并探讨了科学与哲学、知识论与本体论诸关系问题，而且出现了一批分属不同思潮的中国哲学家，融会中西古今哲学资源，创造了具有个性特征的现代形态哲学体系。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生成，中国哲学现代性的确立，正是通过这些体系性建构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出来的。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对中国哲学传统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予以了深刻的改造，形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
这一新的哲学传统，从内容上看，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一些传统的文化因素、哲学因素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这一转型的实现。经世致用学风、公羊三世说、民本思想等，都曾在中国哲学的转型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些传统的因素，因其旺盛的生命力，继续成为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有机内容。另一个方面，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又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哲学的强烈影响下实现的。西方哲学中那些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内容，包括发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中国化过程，逐渐为中国思想世界所吸纳和融会，而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这些外来的因素，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与本土传统不相同的重要内容。第三个方面，20世纪中国哲学家在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条件下，吸取并综合中西古今哲学资源进行了新的创造，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现代形态哲学体系的建构，标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实现。在这些新哲学体系中，不仅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道论”，而且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如毛泽东的“实践论”、冯契的“智慧说”。这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既有对以往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以往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并不是脱离了几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大道的思想歧出。只是在这一传统中，传统的更新与传统的继承相比处于主要的位置，有着更多的内容和更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哲学传统的转换原因，李大钊自1919年起就开始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他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缘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⑧。他又说：“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⑨在这里，李大钊从中国人经济生活的历史性变化入手，揭示了中国哲学开展中旧传统的终结和新思想的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当时新哲学尚处于兴起之时，还未有融会中西古今哲学的新哲学体系出现，因而他不可能对新的中国哲学传统作出更深入的说明。又由于新文化运动对旧传统与新思想之间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他只看到了两者间断裂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两者间联系的一面。
至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面对中华民族的危机，探讨“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问题，强调立足于现时代的需要，对中西古今哲学作一种综合性的创新。他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⑩他进一步指出，创造新的中国哲学，至少需要满足四个具体条件：一是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二是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三是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四是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为满足这些条件，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具备四个特征：唯物的；理想的；对理的(即辩证的)；批评的。他说：“我觉得今日如欲创造新哲学，至少必能满足上述各条件，具有上述各性征，然后才能对于新中国之兴起有积极的作用；在现在中国才算有意义的哲学，才能有指导的力量。”(11)在这里，张岱年对于中国哲学的老传统、新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都已从理论上予以了论说。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所建构的第一个新形态哲学体系，因而引起了关于这一体系性质的长期讨论。一些学者认为，“新唯识论”只是传统形态中国哲学在20世纪中国的延伸；另一些学者则明确指出，“新唯识论”从形式上看虽类似传统形态中国哲学，但实际上是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创造。谢幼伟在1947年出版的《现代哲学名著述评》一书中，即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作为“现代哲学名著”。张岱年在20世纪80年代更指出：“我认为中国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的深沉渊奥绝不亚于海德格尔。”(12)冯友兰则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指出，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中国哲学自西汉董仲舒以来的经学时代宣告结束，进入了现代化的新时代。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时期，接着宋明道学讲的有理学和心学两大派别，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就是“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心学”(13)的代表。
因此，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哲学史根据，而不是主观性的构想。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最基本要求。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应当选择第二种中国哲学传统观，通过承继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来实现这一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本是一种外来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祥于19世纪中叶的西欧，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才开始传入中国的。而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之间并没有一种直接的联系和实质性的影响。马克思当然关注中国问题，但他更关注的是中国思想在鸦片战争后所出现的新变化。在他的划时代名著《资本论》中，只提到一位叫王茂荫的中国人。王茂荫面对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内忧外患的危机，于1854年向最高统治者上书，建议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这一新思想经过俄国传教士传到欧洲后，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引入《资本论》。因此，严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联系，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才建立的。而这个时候，中国哲学已经过了近代形态而转向现代形态了。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联系，实际是通过两条途径建立的：一条途径，是通过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有形与无形的熏陶影响，自然建立起这种联系；另一条途径，是通过对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反思，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相结合的不同形态，自觉建立起这种联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由于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总是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哲学的影响，因而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往往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在最初阶段即从自己的哲学传统出发来加以理解和接纳。1899年，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以中文出现在上海教会组织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中国学者蔡尔康合作编译的《大同学》是这样把马克思介绍给中国人的：“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思，主于资本者也。”(14)这里的“马客思”是当时马克思的中译名，这里的“主于资本者”指马克思的《资本论》，而这里的“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无疑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联系在一起了。以后，李大钊由民彝史观走向唯物史观，毛泽东在湖湘学风影响下重视实践，都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这种天然的联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逐渐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联系，更主要的不是在于这种自然的建立，而在于通过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的反思，实现自觉的建立。首先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明确揭示的，当推毛泽东。1937年，他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就已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一年以后，他又作了本文开篇所引录的那段经典性讲话。不久后，毛泽东就陈伯达的《墨子哲学思想》与《孔子的哲学思想》二文修改问题写了三封信，对孔子与墨子的哲学思想作了集中的论析，成为他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总结的代表性文献。
而在这方面，一些马克思主义专业学者作出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例如，吕振羽在李达指导下开展中国思想史研究，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于1937年出版。通过对以中国哲学通史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整理与阐释，他以其纵观全局的史家通识和明辨是非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哲学史中也同样发现了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所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前史”(15)，把李达所强调的“唯物辩证法是把人类的知识史——特别是哲学史——中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当作遗产继承下来并使其发展的东西”(16)，在中国哲学史中具体化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找到了哲学史上的根据。又如，侯外庐在周恩来指导下开展明清之际三百年来的哲学史及思想史研究，形成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史的梳理与说明，写出《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上下卷，分别于1944年和1945年出版。他对明清之际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潮的探寻，通过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哲学自身发展中近代性因素的发现，更为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的依据，更为具体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的历史可能性和历史合理性。后来，在他与赵纪彬、杜国庠等合著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又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作为最后一卷，从而确定了早期启蒙思想史在中国思想通史中的重要地位。再如，冯契曾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但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转而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完成《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二书，对从先秦至近代的中国哲学历史作了系统清理和阐发。在对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反思中，他不仅利用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范畴、命题和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力图通过概括和总结中国哲学史的提问和传统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解读，他提出哲学研究的四个主要问题：一是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二是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三是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四是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养？在他看来，前两个问题主要涉及的是知识问题，后两个问题主要涉及的是智慧问题。西方哲学对于前两个问题思考较多，而中国哲学对于后两个问题思考较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具有中国特色，就须突出智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位置，突出“人性”、“人格”、“个性自由”这些关于人的存在问题。冯契正是由此出发，建构了“智慧说”这一个性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以上两条途径相比较，后一途径无疑比前一途径更为重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相结合的主要途径。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人思维的特点、中国人表达的方式、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这两条途径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发掘出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活东西，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结合点，则主要依靠后一途径的探索。因此，只有后一途径，才能深刻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传统的结合。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联系，需要有一个通过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自觉反思的建立过程；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则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联系。
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本来就是通过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及哲学大量传入中国，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哲学的蓬勃开展，而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从西方传入的哲学思想之一，由于它所具有的实践性和批判性，最能满足20世纪先进中国人救国救民的需要，在中国思想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一方面经历了外来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进程，因而成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开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那些对中国思想世界和中国文化历史产生积极作用的内容，特别是那些对塑造中国人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产生深刻影响的内容，在百年来已积淀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重要组成因素，直接参与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建构。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这些内容在这一传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一方面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开展带来了崭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注入了最富于实践性格和批判精神的内容，并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革命实践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另一方面则以自己的思想对其他哲学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为其他哲学思潮所吸取。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塑造中国人的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产生了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作用和影响，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层面问题上鲜明地体现出来。
在最抽象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和凸显了“实践”在哲学中的重要意义，李达提出“实践的唯物论”，毛泽东创立“实践论”，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些都使得“实践”在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中获得了空前重要的位置。后来，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也把自己建构的“道德的形上学”称之为“实践的形上学”。牟宗三讲的“实践”，固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而是儒学意义上的道德践履，但他对“实践”如此看重，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实践”在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性，而这一重要性首先正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赋予的。
在居其中的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上，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毛泽东即在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7)，而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又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强调：“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18)可见唯物史观对重新塑造现代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初步掌握唯物史观后，即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文化问题，解答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和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又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前期冯友兰的历史哲学、晚年梁漱溟的文化哲学，都曾吸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
在最具体的政治哲学问题上，环绕着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解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相激互融的复杂格局。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正是在与这些思潮相论争相比较中显示出自身的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相结合，重新塑造了现代中国，把“社会主义”、“革命”、“改革”、“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国家统一”、“多民族团结”诸多富有实践性的政治哲学内容赋予了现代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对塑造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外在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而是积极参与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建构。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联系，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而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就不再是没有共同传统的外来哲学，而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获得了共同的传统。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应当并且必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参与建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结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才能深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人自己哲学的根据，而不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上发生片面的理解。
五、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新理解
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来看毛泽东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可以看到，这一提法已经隐然涉及到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问题。这里的“孔夫子”，可以视为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代表；这里的“孙中山”，可以视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代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并非只是指中国哲学古代传统，而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哲学古代传统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不仅是要求总结和承继中国哲学古代传统，而且还包括总结和承继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因为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实现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并进入到这一传统中去，而成为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了共同的传统后，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由此看来，毛泽东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意味深长，值得作一番重新体会和思考！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③《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308、311-312页。
④(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1515页。
⑤⑦《冯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608页。
⑥《冯契文集》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
⑧⑨《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147页。
⑩(11)《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241-242页。
(12)《张岱年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页。
(13)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14)《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20页。
(15)(16)《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69页。
(17)《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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