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相资本主义论”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307(2003)02-0040-05
把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归结为“变相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在海外的影响较大。笔者认为，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理解和坚持邓小平理论，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变相资本主义论”的提出及基本观点
早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学者张五常在其著《中国的前途》一书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国将会逐渐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1]。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看来不会失败，但中国走的却是商业共产主义的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义相距甚远，犹如两股道上的车子[2]。索林格(Dorothy J.Solinger)在其著《中国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社会主义的遗产和市场改革》一书中直接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认为，中国在80年代末实行的企业破产、企业兼并、股票和股票市场这些积累资金的措施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他把这些措施称之为“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措施”[3]。卡麦尔(Solomon M.Karmel)在《中国季刊》发表的论文的题目就是《证券市场在中国的出现：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指出：“中国刚刚出现的股票和红利市场已经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些市场的出现是很难理解的。”他认为，中国公私合营有限股份公司的发展，其“结果是一种缓慢的政府主导下的更多地朝向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和所有制方式，这种以合营方式建立的项目——这些公司的出现在所有制、管理方式和责任方面都具有公私二重性——或许是对中国出现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特征的概括。”[4](P1105)托尼·塞西(Tony Saich)在《中国季刊》发表的《党的十四大：一个权威统治的计划》的论文中，也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特有的资本主义”(“nomenclature capitalism”)[5](P1160)。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王浩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也认为，就目前中国改革的内容而言，“所提出的一切与其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实际上社会主义这顶帽子作为一个委婉之辞对于保持现有政治结构来说多少还是重要的。美国学者R·史密斯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之路》一文中也指出：“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私有经济成分迅速增长，而市场经济在改造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方面却陷入了失败。”“外国投资的迅速扩大对中国私有部门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这一趋势发展下去，非国有成分的经济力量将会超过国有经济，私人经济则会超过集体经济。”[6]东欧的一些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也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他们信奉自由的市场经济，认为中央计划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可改革性”，惟一的出路是走向资本主义[7]。
对于“变相资本主义论”观点，海外学者中是有分歧的，有一些学者还专门发表文章进行论争。香港《南极报》1992年发表的李玉的文章的题目就是《邓小平路线姓社不姓资》[8](P116)，俄罗斯学者杰柳辛在《今日亚非》1992年第2期也曾撰文指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未抛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是摆脱了僵死的教条主义的框框，并且能够灵活地推行各种政策。邓小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救星”[9](P941)。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也指出，“无论是谁，如果从此得出结论，以为中国农业看见了光明，要学我们的样子，即搞‘资本主义’了，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改革“不能称之为恢复资本主义，因为党和国家还是唱着、并且致力于集体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企业的自主权和更多的自由市场，如像农业中的责任制那样，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刺激力”，“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邓的改革”[10](P415,418,420)。
二、“变相资本主义论”的逻辑误区
笔者认为，“变相资本主义论”是一种错误观点，它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仍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来看待邓小平理论。
第一，它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动态发展，依然把“本本”作为评价邓小平理论的标准。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之中，“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1](P244)。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2](P87)“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12](P211)然而，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本”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并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逻辑设想简单化为“公有制 + 计划经济 + 按劳分配 + 激烈的阶级斗争”。邓小平同志讲，“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根据“本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3](P146)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13](P382)但是，海外某些人士、学者依然遵循着传统上那种从“本本”出发来衡量社会主义的思维模式，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由于他们发现邓小平讲的很多东西是马恩列斯毛的“本本”里找不到的，于是，就以为邓小平是在搞资本主义。
第二，它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多样性，以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单一的模式。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多样性的统一。从过去的历史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其表现形式都不尽相同。例如，罗马的奴隶制与希腊的奴隶制不同；西欧封建主义与东方封建主义不同；英国的资本主义与法国的资本主义不同，美国的资本主义与日本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作为未来新生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单一的模式。毛泽东曾经讲：“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4](P143)“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5](P273)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模式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然而，自苏联斯大林时期以来，人们却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多样性，以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而不管什么国家，不管国情如何。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 + 计划经济 + 按劳分配 + 激烈的阶级斗争”。邓小平同志讲：“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P2-3)海外坚持“变相资本主义论”的人不理解社会主义应有的多样性，因而也不能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观上的新水平。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只有一个模式，他们仍然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模式来衡量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自然要把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归结为“变相资本主义”。
第三，它忘记了社会主义的联系，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封闭的体系。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联系之中。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它不可避免地要和周围环境打交道，要和周围的资本主义打交道。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2](P89)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6](P167)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国际上形成了以前苏联和美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长期互相对峙、互相封锁的局面。长期对峙的局面造成了人们思想上凡资本主义的就是应该加以拒斥的错误认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典型例证。“四人帮”把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诬蔑为崇洋媚外。“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把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来抓。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恐惧。邓小平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7](P128)“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的。”[13](P64)“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本世纪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13](P117)然而，长期封闭排外的历史在人们思想上形成的错误认识并没有完全消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能有任何交往的思想还在作怪。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讲，“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13](P373)“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P64)虽然邓小平的上述讲话是针对国内一些“左”的教条主义者的，但他的论述事实上也击中了“变相资本主义论”的要害。“变相资本主义论”的错误正在于它不能把社会主义作为开放的体系来理解，仍然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封闭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
三、邓小平对待资本主义的辩证法
邓小平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和研究的。笔者认为，邓小平对待资本主义的辩证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本身并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1](P351)“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18](P264)。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7](P167)
第二，在坚持社会主义主体地位的同时，适当容纳少量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邓小平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13](P225)邓小平正是从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三个主体性”的原则，即在所有制问题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它形式为补充；在分配问题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形式为补充；在“一国两制”问题上，以大陆实行社会主义为主体，港澳台等小范围实行资本主义。这样做，有利于我国不同层次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祖国的和平统一。
第三，既要学习西方国家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好的经验，又要坚决反对资本主义。首先，西方国家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的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外国科研机构很注意更新科研队伍，经常补充年轻的、思想灵活的人进来。我们也要逐步实行科研人员的流动、更新的制度。要注意发现人才。现在有些人的成就外国人都公认，我们反而不了解，说明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17](P70)“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17](P225)“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比如军官，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到60岁退休。不过他们退休后可以在民间就业。文官，比如日本的外交官，就是65岁退休，有的年龄更小。看来，我们也需要有个年龄的限制。”[17](P387)要建立退休制度，大力选拔年轻的优秀人才到领导岗位上来。“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解决得也比较好。”[13](P92)其次，西方国家行政管理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通过不断探索更新，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减少管理环节，节约政府开支，克服官僚主义，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能适应现代行政管理的要求。邓小平指出：“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13](P240)再次，西方国家法制建设的有益做法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强调以法治国，法律制度较为健全，公民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的意识很强。相比之下，我国的法制建设还很落后。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17](P332)法制越不完备，破坏法制的现象就越严重。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7](P333)如果我们不能切实把法制建设搞好，“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17](P333)最后，西方国家反腐倡廉的有效措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要整好我们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3](P313)“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管得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3](P378)
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某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并不意味着全盘引进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邓小平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在国家主权问题上，邓小平认为：主权问题没有回旋的余地。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邓小平坚信：“不坚持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13](P370)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13](P195)，“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13](P364)。在思想上层建筑问题上，邓小平主张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13](P111)
可见，“变相资本主义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收稿日期：2003-01-12
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