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生活世界(专题讨论)——失语的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杨学功
[主持人语]如果仿效文学界流行的一个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哲学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然而，曾几何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某种“远离”生活的“学院派”倾向；与此同时，20世纪为众多西方学者所阐扬的“生活世界”理论，却未能在学理的意义上得到深入的研究。有感于此，我们几位青年学人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策划组织了这期专题讨论，试图把对当前哲学研究现状的评论和马克思文本的重新解读以及当代西方学术资源的开掘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专长，从互不相同而又彼此相关的角度，共同切入“哲学与生活世界”这一主题。
有人说，哲学本来就是“贵族化”的学问，不必也不能“迎合”生活世界的旨趣，而应尽量与生活保持间距。但是，在这个“平民化”的时代，假如哲学只是生活中的“奢侈品”，它还会受到欢迎吗?李文阁博士显然对当前哲学研究的状况极为“不满”。在他看来，面对“SARS”之类的问题，中国哲学界的集体失语表明：哲学研究远离了生活。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哲学家们缺乏现实意识和价值关怀，而是由于现实意识的政 治化、功利化、非哲学化、方法论和整体化所致。他提出了“生活哲学”的概念，力图 对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作出一种哲学化的回答。
邹诗鹏教授似乎对问题抱着“留有余地”的态度。他肯定了“生活世界转向”的意义，认为它是当代哲学主题从抽象的理念世界到现实生活世界的转向，显示了当代哲学理性及信仰状况的双重转变；但同时又对生活世界问题的过分“课题化”表达了一种忧虑，认为这可能会模糊甚至遮蔽当代哲学的生活关怀，以至于越是强调生活世界，就越是缺乏生活气息。哲学有待于确立自觉的生活意识，但生活意识不能代替全部的哲学研究活动。
在中国哲学界，“世界观”无疑是人们最熟知的概念之一。然而，正是这一概念反思的缺席，制约着相关问题的学术研究的深化。杨学功博士对传统教科书中的“世界观”概念作了辨析，认为世界观不是“关于”世界的“知识”，而是一个人们借以“打量”和“观照”世界的不同于知识结构的独特精神世界。以此为视界，基于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重新解读，作者阐发了马克思“现实生活世界观”的基本要点，指出这种世界观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
与之呼应并互为补充，唐正东教授先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 活世界”理论与马克思的能动的“生活过程”理论作了对比性分析；又从理论源起、具 体内容及方法论意义等角度，阐明了上述两种理论的最大区别——能否剥开生活世界的 表面现象，深入到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层面解读生活世界本身。依他之见，马克思在“生 活过程”问题上的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晏辉博士独辟蹊径，从元理论层次以及价值论和伦理学的视角，对“生活世界”作了 带有明显个性化风格的拷问。他认为，生活世界首先表现为一种实存，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动的物理空间或边界。但是，生活世界更是一种意义世界。与其他的生命形式不同，人的意义世界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创造意义世界的过程是人的生命的展开形式，人的生命的量与质即表现为其生命的显现方式和显现业绩。然而，这决不意味着作为对象化活动之过程和结果的意义世界就是人的生命的丰富性本身。由意义世界向人的生命的丰富性的回归尚有诸多环节，其中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认同—反观—确认；对意义的感悟需求与感悟能力。人不只是存在者，更是追问存在的存在者。哲学揭示生活世界 真谛总是悲情的，它以揭示当下生活世界之无意义的方式而指向一个更有意义的可能的 生活世界。
邹兴明和李芳英博士似乎对这一话题不以为然。据他们说，目前“生活世界”的理论研究已步入“困境”，即对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陷入了类似经院哲学研究方式的怪圈。 “生活世界”之哲学研究要真正“回归生活世界”，必须克服概念化的研究“困境”。
很明显，上述各方论者在同一语题下并未形成相同的理论立场，而是展示了一个相互商谈和对话的讨论空间。这也是我们策划和组织这次专题讨论的初衷。
[中图分类号]B0；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2-0027-28
一
应不应该研究“SARS”(亦称“非典”)，应不应该就“SARS”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对于医学家、生物学家不是问题，对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也不成为问题，但对于哲学家特别是对于以服务于生活为己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而言，它的确成为了问题。这反映了这一学科目前的存在状况。
就笔者的观察，对于“SARS”，目前哲学界存在着两种值得关注的态度：第一，不屑于谈论。持这种态度的学者要么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式的哲学观，把哲学等同于对世界(外在于人的客观世界或以人为中心的生活世界)的最普遍、最一般规律的探讨；要么把哲学看作是“某种本体论”或者关于“形而上”的学问，认为哲学是对“在”、“此在”或人的生存等根本性问题的思考，而“SARS”只是一个突发性的、具体的历史事件，并非生活世界或人的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因而是一个非哲学化的问题，不在哲学思考的范围内。第二，不知该如何谈论。有些学者虽然意识到应该关注“SARS”，但对如何关注却一筹莫展。面对“SARS”，哲学家们“失语”了。除了《求是学刊》2003年第5期发表的郝永平、张立波等6位青年学者的一组有关“SARS”的文章和《哲学动 态》2003年第9期介绍的“清华大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沙龙”(第19次，吴彤教授主讲 )对“非典”问题的讨论外，笔者尚未见到其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
那么，对于“SARS”，哲学家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不妨看一看西方哲学家如何对待这类问题。“9·11”事件后，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很快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芝加哥大学的格瑞娜教授(Giovanna Borradori)写有一本书，题目就是《恐怖时刻的哲学——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对话》。面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和欧洲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在2003年5月31日法国的《解放报》、德国的《法兰克福报》上又联合发表了署名文章——《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文章指出，有两个日子是不能忘记的，一个是2003年1月31日，八个欧洲国家在报纸上发表忠于主战的美英两国的签名信；二是2003年2月15日，欧洲各大城市举行了千万人参与的反战集会。文章对欧洲的外交政策提出了震撼性观点，认为欧洲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应当寻找一种带动欧洲联合的共同价值观(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进行了激烈的反驳，说他们在宣扬欧洲中心主义，提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从“醉心”于解构和文字游戏的德里达对现实的态度可以看出(其实，自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解构哲学后，德里达就尝试着用他的解构理论来分析社会和政治实践，比如对大学建制和学科划分的批评，对核威慑骗术的揭露，对法律条文的签署的合法性的质疑，等等[1](P5))，西方的哲学大家们决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钻故纸堆的书呆子，他们对现实具有极强的参与意识，这也正是他们的哲学能够保持时代气息的根本原因。哲学来 源于生活，也应当回到生活。而生活并不仅仅是指科学发现、卫星上天，它既包括人们 日常的衣食住行，也包括美伊战争、“9·11”和“SARS”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如果哲 学家们不关注日常的生活和身边发生的“反常”事件，那么，哲学所回归的生活起码是 不全面的。
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SARS”只是众多“反常”事件中的一个普通事件，与“SARS”相比，还有许多重大的“反常”事件。比如自杀、艾滋病、精神病、青少年犯罪，等等，另外还有诸如下岗职工再就业、国企改革、生态环境的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事件或问题有的比“SARS”要“严重”得多，如自杀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因“SARS ”而死亡的人数，感染艾滋病的人也超过了感染“SARS”的人。既然有这么多的重大事 件，那么，第一，为什么单单在“SARS”后才提出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第二，如果 要求哲学家对此类事情都进行关注的话：今天讨论“SARS”，明天研究鼠疫，后天又就 出血热发表看法，这样一来，哲学家就会成为追赶“时髦”的杂家，就会成为“时事评 论员”或者是“救火专业户”，哲学就会成为粗浅的“时评”，因为哲学家不是百科全 书，不是全知的神，他既无精力也没有能力了解每一个事变。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想说的是，“SARS”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单纯从死亡数字和感染人数看，“SARS”远赶不上自杀和艾滋病；从直接的经济损失看，也不如腐败大。但是，由于它的突发性、偶然性、防不胜防和没有有效的判断和治疗方法等特点，“SARS”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所折射出来的问题、所带来的恐惧心理是很多其他事件所无法相比的。对此，哲学家们完全可以从时代特点、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政府行为、社会心理、危机意识、人文意识、民主意识等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对于哲学家而言，“SARS”是一个“典型事件”，是一个应该有话要说的事件，但面对这样一个事件，哲学家们却失语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当前的哲学研究方式的惊醒和反思。
对于第二个疑问，笔者这里并不是要求哲学对所有的事件、也不是要求每一位哲学家对所有的事件都发表看法，这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笔者这里只是以“SARS”为例来强调哲学需要有关注此类事件的意识。因为，一方面，哲学是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关注来 把握自己的时代的；另一方面，哲学也要通过对这些事件的关注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承担它的社会责任，发挥它的社会功能。进言之，关注这些事件是哲学的存在方式， 既是哲学走入生活、影响大众的方式，也是哲学走出生活、超越生活的方式。如果哲学 家们普遍不屑于、也难于对社会生活中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正常”和“反常”的事件) 发表看法，如果哲学对于这些事件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只能意味着哲学家们并未真 正面向生活，意味着哲学并未真正把握住自己的时代。中国哲学界面对“SARS”的反应 说明，中国的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节了。
二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是中国学者的现实意识不强吗?似乎不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现实意识”从来就没有缺场。中国人历来讲究“学以致用”，不论是“为学”还是信仰，都带有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都是为了“生”或“现世”。“修身”(即为学)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以致用”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愈来愈紧密的过程。一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许多关于这方 面的论述，诸如“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 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 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P15、P61、P75)；等等。另一方面，实践也“逼迫”马克思 主义不断中国化。所以，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特 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其为中国的现实服务。这在哲学领域也是如此。即使是 在所谓“学术凸显”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有极强 的回归现实的意识，这主要表现在对西方生活世界理论的异乎寻常的兴趣、对马克思的 现实意识的一再指认以及对回归生活、服务现实的不遗余力地呼吁(注：这一方面说明 哲学界对回归现实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昭示出我们并未真正回到生活。)。
既然有关注现实的强烈意识，却又对重大的历史事件表现出“不屑”或“迟钝”，这意味着中国学者的“现实意识”出了问题。看来，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现实意识的口号式呼唤，而应该把我们的研究具体化，反思我们的现实意识本身。
在笔者看来，中国学者的“现实意识”存在以下问题：(1)“政治化倾向”。任何思想家都希望自己的思想对社会发生较大影响，而思想影响社会的最便捷、最有效、最迅速的一条途径当然是使思想成为统治者的思想，成为一种统治理论。所以，政治化是所有思想、特别社会责任感强烈的思想家的思想“潜含”的一种倾向。中国传统文人一直有很重的政治情结(汉朝初年就有儒、道、法互相争宠的先例)，这一方面与中国文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烈责任意识有关，另一方面则是为“学而优则仕”所驱动：做学问是为了入仕，而入仕就要使自己的学问被当权者赏识。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人 的政治情结里面带有非常重的功利心。这样一种政治情结在当今的部分学者身上仍然有 所表现：“禁区意识”较重，“迎合意识”很浓，“跟风意识”太过，哲学被等同于了 宣传。与此相应，哲学家的自由意识、自我意识或独立意识、解构意识、崇高意识等等 则相应减弱了。而后几种意识的弱化，就使得一些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不敢、不愿涉足眼 前发生的事件，因为言语“不慎”有可能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2)功利化倾向。这里 的功利化一是指个人功利，二是指试图把哲学的作用量化、经济化、“短距离化”。就 前者而言，在人类的生存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条件下，哲学活动的谋生性质势难避免， 要求哲学家以完全非功利化的态度对待哲学并不现实。但是，哲学并不仅仅是手段，它 也是目的本身，是哲学家的存在方式或价值实现方式。即是说，在现阶段，哲学兼具手 段和目的两重性质。而现在有些哲学从业者却把哲学当作纯粹的手段，这样一种态度使 得哲学家既不去研究现实问题，也耐不住寂寞，一旦有其他更好的手段，就会弃哲学如 敝屣。就后者来说，试图以一种“经济的指标”来衡量哲学主要是从外面看哲学的人所 持有的观念：把哲学活动看作一种经济行为，要求哲学活动立刻兑换成货币或“某项指 数”。而一些不甘于哲学被边缘化的哲学工作者也为这种“经济化倾向”所“感染”， 急于让哲学在现实中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似乎哲学能够立刻创造经济效益、掀起社会 运动、挽救人的生命。这样一种心态实际是由于哲学被边缘化而产生的对哲学的功能、 作用的怀疑，是对自身存在状况的焦虑(注：有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这种怀疑和焦虑 ：现在，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很少希望、更不要说鼓励自己的子女从事哲学研究了。这既 是哲学无用论观念(实际是指经济上无用)的反映，也是把哲学只看作手段想法的写照： 哲学既不足以谋生，又对社会无用，自己已“误入歧途”，再不能把子女往此路上引了 。也就是说，在焦虑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对哲学的手段化理解。)。为这种心态所支配 的哲学家虽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识”，但由于这种意识太强烈、太急迫，其结果是使 哲学流于肤浅和庸俗，哲学家要么成为媚俗的变色龙，要么一旦被边缘化就沦落为愤世 嫉俗的批判者。(3)非哲学化倾向。所谓非哲学化，一是指不用哲学化的方式来关注具 体问题，或者说不把具体问题提升到哲学层次来讨论，使得讨论混同于其他方式的讨论 ，缺乏应有的深度和新意；二是指不从或无法从具体问题中提出哲学问题；三是指陷入 具体问题中不能自拔，甚至是“放弃”了自己的哲学家的身份，不愿(有时是不能)再回 到哲学领域中来(此与西方哲学家形成鲜明对照，西方的哲学大家们对现实问题的研究 并不影响他们还是哲学家)。造成非哲学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直接原因是无“理论 根基”，在时代把握上并没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因而也就没有自己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 ，笔者把它称之为“学术上的匮乏”；而非哲学化的根本原因则是政治化和功利化，这 使得哲学工作者“无暇”咀嚼马克思的文本，更不要说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的文本， 也无心进行哲学之思。(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真的有所谓的哲学的层次吗?这种要求是 否仍然是传统的，即把哲学置于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位置?笔者当然并不是要求为了 保住哲学学科或者为了显示与其他学者的不同而要求哲学化，而是在于非哲学化的结果 是，失去了深刻性，失去了关注现实的哲学维度。人类需要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思自己的 行为活动，对于同一事件，不同学科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探索，才能使问题走向深入。 )(4)“方法论化倾向”和“整体化倾向”。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把哲学与现实看 作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已经发现的永恒真理，哲学家要做 的就是将其具体化，于是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运而生。虽然现在学术界 很少有人再编各种各样的方法论教材，但方法论化的思维依然存在，且不说政治哲学、 讲坛哲学和应用哲学领域是如此，即使是在论坛哲学领域也没有完全摆脱此种方法论化 的影响：一些学者仍然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理论与 应用的关系，把哲学研究与对现实、对历史事件的关注机械地分开。与此种“方法论化 倾向”两极相对的是“整体化倾向”，此种倾向也把哲学研究与现实关注两分。不过， 与“方法论化倾向”不同的是，此种倾向把哲学研究或专业哲学家的工作等同于基础理 论的研究，把哲学对现实的关注视为哲学的应用，因此，“SARS”之类的事件就不在专 业哲学家的研究范围内，那是非哲学专业的人或在哲学基础理论方面难有作为的“应用 哲学家”讨论的问题。
看来，一方面是学术上的匮乏，一方面是现实意识的政治化、功利化、非哲学化、方 法论化和整体化，这就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状况。
三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的上述判断，笔者提出了“生活哲学”这个概念。生活哲学并不代表哲学的一种新形态，也无意成为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是对哲学的元问题的研究，隶属于元哲学。它所提出的是对哲学活动、哲学知识的态度。它起因于哲学与生活关系的“断裂”，并把重新理解“生活”这个概念作为它的逻辑起点，把处理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作为它的主要内容，所以名之为“生活哲学”。
生活“原本”是一个日常概念，也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模糊概念。人们一般只是从范围上来界定它，指日常的衣食住行、闲谈杂聊等活动，但同时又有政治生活、宗教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甚至是生产生活(马克思语)等说法。透过对生活概念的这些不同使用不难看出，生活其实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它涵盖了人的一切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日常的和非日常的、私人的和社会的，等等；而它的内涵就是指人的自我生成的过程。因为，若翻开人类历史的画卷，人的一切活动最终指向的就是人的生成和完善，就是人的丰富个性和全面的人。正是在对生活作上述理解的基础上，笔者把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分解为两个方面：哲学与哲学家的生活的关系，哲学与类生活或生活世界的关系。就前者而言，哲学与哲学家的生活的关系本质上是哲学家与他(她)的存在方式的关系，换言之，哲学就是哲学家的生活，是他(她)的生命、存在方式或价值实现方式。这样一种哲学观就与神化哲学的倾向(作为万能的指导者)和庸俗化哲学的倾向(政治化、功利化)区别开来。因为，既然哲学是哲学家的生活，那么，哲学活动就不能超然于生活世界之外，它所产生的知识的就不是什么绝对真理；既然哲学是哲学家的生命和存在方式，那么，它就不只是手段(异化的表现)，而是目的本身。
就后一种关系来说，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哲学与生活世界总体的关系，哲学与“SARS”之类的具体历史事件的关系。哲学所把握的当然是生活世界的总体性或根本性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笔者把这种把握所获得的知识称为“哲学的基础理论”)，但哲学是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关注来把握自己的时代的，也是经由对具体事件的关注来履行其功能、发挥其作用、展示自己的存在的：哲学的存在根本上不是知识性存在，而首先是活动性存在、功能性存在(指对社会或人的生 活的影响)。哲学并不只是知识，哲学首先是一种活动；哲学研究活动不只是对具体科 学的反思，而且是对生活的参与、体验和感悟，这里当然包括对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事 件的关注。把哲学只看作反思其实是一种知识论的哲学观。进言之，“哲学的基础理论 ”与生活的关系和哲学与生活或哲学家与生活的关系是不同的，后一种关系所涵盖的内 容比前一种要丰富得多、完整得多，也更为现实或符合哲学的实际。只在前一种意义上 来讨论“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实际是把哲学活动的一个“环节”当作了哲学的整体。 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的基础理论(诸如《纯粹理性批判》、《精神现 象学》、《存在与时间》、《真理与方法》、《声音与现象》、《哲学和自然之镜》等 等)或许会遭到冷落或被边缘化，因为它们抽象、晦涩，一般人没有兴趣，也无法完全 读懂(这需要一定的哲学训练)；但哲学家却可以不被边缘化，因为哲学家既不应该“抽 象”、也不应该“晦涩”，他(她)应该是现实生活的参与者，是“SARS”之类历史事件 的关注者，他(她)离非哲学专业人士并不“遥远”(只有作为基础理论的创造者时才“ 遥远”)。因此，若是在一个社会中哲学家被边缘化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哲学家自身 的问题，而不是社会的问题。自然地，若是一个哲学家没有被边缘化，那么他的思想也 就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关注一个人，自然会关注他(她)的思想。
可以看出，对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的讨论所针对的就是哲学研究中的非哲学化倾向和方法论化倾向：总体性要求就是对哲学研究的哲学化和学术性的要求，哲学就是要达至对生活世界的总体性研究，就是要对生活世界的根本性问题进行回答，而学术性是总体性的保证，如果不能与已有的哲学家进行对话，如果不是在与已有的哲学家相同的水平上进行思维，哲学研究就无法达到总体性。而把对具体问题的关注作为哲学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根除哲学研究与现实关注(所谓的应用)截然对立的观念，这样的哲学与生活 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哲学家关注现实也就不再被怀疑为不务正业 ，“SARS”之类的问题自然也就进入了哲学家的视野了。
收稿日期：2004-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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