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理性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理性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的能否持续以及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仅关系到经济增长速度快慢，而且直接决定其能否协调和可持续。
一、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内涵
多年来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很多，如速度型与效益型、速度型和结构型、数量型和质量型、外延型和内涵型、粗放型和节约型，还有的把经济增长方式归结为重型增长和轻型增长。各种提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是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的概括。发展经济学认为：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按照传统的生产要素划分，主要是指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比例及其组合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曾经进行过精辟的描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扩大再生产的解释，即“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由固定资本的本体上分离出来的、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引起的。”[1]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即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指在生产技术不变、生产效率不变的条件下，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则是指在生产要素数量不变的条件下，依靠提高技术水平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说来，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与经济增长方式具有相同的内涵：即都是研究运用什么方式，采用何种要素组合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生产要素的内容已不仅仅限于资本、土地与劳动，而且还要加入技术、信息以及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速度型和效益型、数量型和质量型、重型增长与轻型增长，不过是经济增长的形态与结果，而粗放型与集约型、外延型与内涵型这两组经济增长方式，则是着眼于生产要素的组合与使用，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要求。”[2]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粗放型就是外延型，集约型就是内涵型。前者指的是依靠生产要素的量的扩张实现的经济增长，后者指的是生产要素有机构成提高或生产要素效率提高实现的经济增长。采用何种要素组合方式，既受制于经济发展阶段，也取决于国内的资源禀赋。
二、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客观依据
1、经济增长方式选择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
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工业化早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积累，以及资本对劳动比例的提高。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及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增长方式的变化，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着眼于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相联系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带来了平均利润率和劳动就业率的逐年下降。马克思依据资本有机构成变动的规律提出了工人贫困化的著名定律。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服务业超过工业的迅猛发展，西方现行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按照霍夫曼当年预言的工业化后期阶段重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而是逐步表现出产业结构轻型化，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发生变化，增长不是靠物质资本积累，而是靠效率提高推动。
2、增长方式的选择应立足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
由于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在各国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以赫克歇尔—俄林 (HECKSCHER-OHLIN)模型为基础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3]国际贸易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达国家与经济落后国家之间有序地进行，也正是基于比较优势原则。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不仅要考虑一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所处的国际背景，更不能忽视本国的特殊国情和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确定本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3、增长方式选择的科学发展观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必须使全国各阶层、各行业、各地域的人民具有同等的发展机遇。这种公平的发展机遇，首先要给予更多的人以充足的就业岗位，使其在具有就业保障的前提下，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种就业岗位的保证，对增长方式的选择具有客观要求。那种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导的增长方式，不利于有效地保证更多劳动者的有效就业，不适于资本稀缺、能源、原材料有限、人力资源丰富的现实国情。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更加侧重于资本的使用效率和资本与劳动力的有机组合方式。
我国再次于“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非旧话重提，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不仅如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与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殊国情，对我国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路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责问
1、产能过剩提出的供需矛盾责问
计划经济的长期运行，形成了宏观上以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在微观层面不断争取项目投资的不同层面的盲目投资欲望。这种结果的成因，一方面来自于产权主体的责权不清，另一方面来自于干部业绩考核的GDP崇拜。盲目的投资冲动带来了产能过剩的直接恶果。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市场上供需平衡的产品微乎其微，供过于求的产品占80%以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整顿，重复建设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随着治理整顿后经济实现软着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疲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国家采取了投资启动需求的宏观调控措施，大规模的基建投资拉动、项目投资拉动，保证了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了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然而，2005年以来，某些行业前几年过度投资的不良后果开始显现，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造成相关产品价格的下降，库存上升，企业利润减少，亏损增加。[4]充分暴露出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种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弊端。不仅如此，我国的投资过度问题仍在继续，从各省份的“十一五”规划中充分暴露出过度投资仍有加剧的趋势（各省份制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均高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这种速度只能来自于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粗放型增长的支撑）。因此，产能过剩问题对新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2、经济增长与就业下降矛盾的责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增长一度保持两位数的水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进入90年代末，通过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措施，经济实现软着陆，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了一位数以内，但也始终保持在8%-9%左右。在国际经济范围内始终保持了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与此同时，城镇就业比率却没有实现同步增长，而是出现递减趋势。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十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 3%，年均净增就业人数1297万人。1991—1995年，年均GDP增长率为12%，就业增长率为1.2%，年均净增就业人数808万人。1996-2000年GDP年均增长8.3%，就业增长率只达到0.9%，年均净增就业人数575万人，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年均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44%。1997年GDP增长率为8.8%，就业增加了1.1%，1998年GDP增长了7.8%，就业仅增加 0.5%；1999年，GDP增长率为7.1%，就业增加了 0.9%：2000年，GDP增长率为8.0%，就业增加了 0.8%。[5]经济增长的持续高速与就业增长逐年下降的问题，向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新的责问：经济高速增长，是否必然保证就业增长？
四、科学发展观要求增长方式的理性回归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重要战略任务。但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市场需求，还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劳动力近乎于无限供给的特殊国情。因此，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
1、处理好结构转换与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的关系。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换的又一次浪潮。加入WTO、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必须拥有技术含量高的创新型产品。这一市场竞争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积极参与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正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利用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增长方式转变，是最好的选择。不可否认，产业结构升级，以高科技产业代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当今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题。但必须认识到：在生产要素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同时，难免出现马克思当年曾经预言过的“机器排挤工人”的严重问题，付出就业岗位不断减少的沉重代价。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下降相伴随的问题，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不仅如此，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整体下降，而这种下降与就业率的降低是相辅相成的。
按照2001年的世界劳工组织数据，全世界制造业的劳动力总人口大约1.6亿，其中中国8000万，其他35个主要制造业国家劳动力的总和为8000万，其中有一半在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就业机会十分珍贵。我们强调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目的是为了经济更加健康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意味着让各阶层、各群体的人民都能得到公平的发展，这种公平的发展机会，首先取决于公平就业机会的获得。就业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就业岗位的保证，更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在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必须保持就业岗位的基本稳定，决不能因此而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这是中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如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就业岗位的不断下降为代价，则是得不偿失，甚至是对人民的犯罪。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岗位的选择中，既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生产要素有机构成的提高而放弃宝贵的就业岗位，也不能为了保证就业岗位的基本稳定而放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兼顾两者，就应当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坚持以内涵集约型为主，外延粗放型为辅。产业选择应当包括劳动密集、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多层次产业结构。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兼顾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为高科技服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断拓展就业岗位，使得增长方式的转变不至于付出就业岗位急剧减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高昂代价。
2、处理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的更快增长。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增长并不是目的。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更多的能源与原材料消耗，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各种资源都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更是面临着将要耗竭的危险。因此，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更应当伴随着经济增长价值观的转变。经济效益，是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似乎经济效益越高，经济增长越快，生产的产品越多，就越接近经济增长的追求目标。但近年来兴起的经济伦理学，从价值观的角度对经济的高速增长进行评判，得出了经济增长并非越快越好的结论。也许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以消费拉动需求无可厚非，但从环境与资源永续利用的视角看问题，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人们的消费受到欲望的支配，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当人们具有相当程度的消费能力时，欲望将支配其不停地消费。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便开始奢侈性消费。近年来经常见诸报端的腐败分子的骄奢淫逸，大都是受到消费欲望的支配而做出的荒唐举动。因此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固然重要，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高度重视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对奢侈性消费的产业进行必要的限制，或者课以重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仍要崇尚节约，形成节约为荣的经济伦理观。
3、宏观微观结合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涉及到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的层面。要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需要宏观、微观的共同努力。在宏观层面上，要保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岗位的双重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从体制上革除产生盲目投资欲望的土壤，减少因过度投资造成的重复性建设、重复性生产，减少因过度投资造成的效率损失。使人们能够真正关心资本的使用效率，这就需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观，以损失浪费为耻，以节约高效为荣，逐步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另一方面，要不断开拓新的就业岗位。信息时代的到来，在淘汰了一大批技术落后的旧产业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这种新型就业岗位，需要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发现、不断挖掘。通过开拓新的就业渠道增加就业，不断提高更多人的生活水平，使更多的人获得更高层次的消费能力，不断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保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进行。在微观领域，特别是在企业组织层面，通过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企业的高效运行机制，减少因盲目投资造成的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损失。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利用微观组织的自组织能力，实现企业生产的高效有序进行。同时，还要鼓励各种经济成分的就业岗位的快速发展，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实现资本与劳动的有机组合。通过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投资主体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减少单纯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压力。
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既要考虑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也要兼顾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更要重视国内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后者在增长方式选择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既要不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以便获得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又要保留和不断开拓必要的劳动密集产业，以保证充分的就业岗位。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结果，既保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又兼顾和谐社会的公平要求。在目前的情况下，兼顾劳动密集产业与科技创新型产业的发展，是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理性回归。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192页。
②王积业：《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纵横》1995年第9期，第6页。
③华民：《国际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1页。
④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06春季经济形势分析》，《社会科学报》2006年5月11日。
⑤蔡昉等著：《农村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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