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雄 守其雌——中国国际地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际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关系剧烈变化对世界的冲击广泛而深远。与此相联系，中国也从美苏对峙的阴影中逐渐走到前台，中国正在发生的和所做的一切，对国际社会来说日益重要，甚至在一些政治家看来，“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如何调整彼此之间的实力和利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课题。”（注：Edited by Kim R.Holmes,James J.Przystup,Between Diplomacy and Deterrence:Strategies for U.S.Relations with China,The Heritage Foundation,1997,Foroword of McCain.）
如何认识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比较准确的判断可以有利于理清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脉络，有利于中国找到更为有效的战略途径，顺势而为，在争取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同时，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于中国的国际定位，以下分三个层次来探讨，即世界之中国、亚太之中国和中国之中国。
一、世界之中国
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有一些基础性因素决定了中国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素以泱泱大国著称；从地缘角度看，中国疆域辽阔，背倚欧亚大陆腹地、面向太平洋，具有广袤的领土和领海；从现有实力和发展潜力上看，中国是正在崛起中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激发出来了巨大活力，如果能够长时期保持下去，对世界原有的力量结构和秩序规范将带来很大的冲击。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无法不显其重要，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不同领域具有综合实力或潜力的国家之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中国在世界范围尤其在亚太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是未来多极世界的一极，是一个拥有可观前景的发展中大国。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要在未来保持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仍然面临着许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和困难，国际作用的发挥还存在很大的局限。中国在许多方面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这里姑且不论诸多内部因素的困扰，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也必须应对诸多的挑战。
冷战的剑拔驽张到最后虽没有引发大规模热战，但其后大国间的力量消长和关系变化却是剧烈的，并反映出国际关系固有的逻辑力量，其中包括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俄罗斯经历了急剧的衰退，欧盟的联合步伐加快，日本的超常发展几乎到了尽头，中国的综合国力增长较快，但是历史负担过重，薄弱的基础不可能迅速改观。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里，一超多强的战略格局仍将继续，美国等西方传统强国的主导地位还不可能动摇。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减少崛起过程中国际秩序固有惯性的束缚，则是对外战略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
世界历史的发展反复证明，每当一个落后大国的实力迅速上升时，几乎都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充满重大机遇和巨大危险的时代。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相互调整关系的过程中，如何能够多一些有益的合作而不是激烈的对抗，需要中国和其它相关国家运用极大的智慧和作出持续的努力，如此才能避免历史上伴随新兴大国的出现而出现的那种冲突。诸多迹象已经说明中国崛起的艰难，不用说冷战后中美关系多次大幅度的起伏和摇摆，乃至紧张程度的增强，即使是像李登辉、陈水扁一类绝非君子的人也试图在台湾问题上借机一搏。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必将在克服重重矛盾过程中才能实现。
当然，中国有能力克服和化解外部的束缚。历史上更为沉重的压力也没有压垮中国，何况中国的地位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确定的。历史毕竟在进步，国际关系新的现实已经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当前，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相互磨擦、相互冲突的复合关系已经基本取代了冷战时期那种“非友即敌”、“非合作即对抗”的比较简单的“零和”式的国家间关系。一个国家越来越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过于注重个别领域的共同性或者差异性，通过限制别国的生存发展空间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新世纪人类面临着新的任务，长期困扰我们的霸权主义已难以适应现实的国际关系，更不能代表未来的方向。
不可否认，在大国角逐中，中国将在较长时期里处于战略守势。对于一个弱势国家，即使是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基本不可能通过直线的和简单的方式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这是战略思考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由此决定了中国只能寻求相对间接的战略途径。一旦急于摆脱被动的地位，追求现有条件下难以企及的东西，就很可能过度使用自己的实力，结果反会适得其反，使国家陷入更不安全的状态。历史上一些国家曾有的教训是，在安全问题上经常做出简单化的选择：或者是对抗、或者是依附；或者倒向这个大国、或者倒向那个大国；或者只注重某个领域的安全而忽视了其它领域安全利益的平衡。这种思想的匮乏和无力，自然会遗患安全战略的谋划。
一个时期以来，在中国的战略研究和思考中，存在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一旦受到强权政治的欺负，就有人沉不住气，恨不得立即奋力反击拼命一搏；看到战后以来日本经济取得的进步，有人就探讨中国是否也存在搭世界领导者便车的可能；（注：莫德尔斯基的国际政治长周期规律较好地揭示了500年以来领导者、追随者和挑战者相互关系的演变轨迹，但是这一理论至少难以有效解释当代尤其冷战后的世界。可参见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1987，以及近年《战略与管理》等刊物进行的有关讨论。）国内经济实现了十几年的持续增长，有人就开始盘算何时能够超过日本，赶上美国。与此相关，不妨回忆一下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有关东亚经济发展的许多学术作品，充斥着盲目的乐观情绪。如同黑白对弈，将棋局导向复杂、漫长，在过程中寻求机会，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取胜的关键。逞一时之勇气，赌国家之命运，是当前中国对外战略的大忌。
中国要达到维护安全和发展的预定目标，必然需要开发更广泛的战略资源和更广阔的回旋空间，经过曲折的道路和较长时期的努力才可以达达到。并且，中国战略力量的增强不仅要通过提高实力来实现，还要依赖于经营其它战略支撑。当前的中国不能也不应自我孤立，应谨慎而积极地寻求与外部联系的途径。经营或融入到某种安全网络中去就是一种积极的方法。在一般情况下，与国际安全机制和国际体系联系的途径和“接触点”越多也就越安全。如果有人想把强权加在你的头上，面对的将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有背后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支持。如果没有非洲统一组织，非洲国家可能是一盘散沙；没有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的石油资源就可能继续廉价流失。
当然，处于战略守势并不意味着处处受到限制、处处要被动防范。对待外部强权，一味采取对抗的姿态不可取，而一味屈从追随也不可行。需要发挥力量时就要有足够的决心，而应该妥协时就要适度后退。在不同领域、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或合作、协调，或针锋相对、勇于斗争，相互配合，相互借助，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如同中药治病，需要十几味、几十味药放在一起煎，才能发挥效力。中国的战略运用需要足够的灵活性，具备应付化解各种威胁的能力，不能长期死守固定的模式不放。弱势地位决定了中国尤其需要借助机会和创造机会。战略没有灵活性就可能看不到也把握不住机会，最后造成安全利益的损失。
中国要在21世纪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不仅要在国际竞争和角逐的一般技巧上下工夫，更重要的是应及时认清国际政治发展大的趋势，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战略智慧，敏锐洞察未来世界可能的走势，及时消除自身不适合未来发展的种种弊端，维护国家安全，谋求社会全面的发展。
顺势而为才能占有更多的主动。强大的对手如果背离了历史发展的逻辑，也难以有多大的作为。美欧、美日关系并非没有缝隙，中美关系也绝非必然要向更为紧张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确立安全战略要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长远的观点，在变化的世界中谋求国家安全利益。
国家间联系日益紧密。与过去相比，国家间关系的复杂性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当然也处于这样的网络之中。中国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21世纪国家间战略关系的复杂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战略哲学思考，应着眼于如何有效因应国际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结构，为国家的发展寻求比较有利的条件，特别要防止自己成为复杂局势下矛盾的焦点。
复杂性的增强必将加强国际关系整体的作用，逐渐削弱大国的特殊性。不论是美国，还是其它大国，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当今世界充满如此多的问题，以至经受不起大的震荡，不论愿意不愿意，大国之间都必须进行更多更有效的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如果不那么确切，工作关系则必须保持。国际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任何复杂的巨系统一般都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融入某种特殊平衡的能力。只有到了其生命的结束阶段，这个系统才可能打破原有的平衡。这本身就是战略资源。中国从中可以借用许多东西。利用大国之间的相互牵制维护国家应有的利益并不是不可能的。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将给未来的国际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中国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在更加难以预见的未来发展自己，寻求更多的主动。有思想家已开始深入探讨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在充满未知的国际交系中，任何国家都不得不谨慎从事，彼此之间进行更多的协调，从而推动国家间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在过去的90年代，这样的趋势使国际局势在总体上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也曾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强权政治的发展。
复杂性增强的世界也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世界。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一些小的输入就可能带来大的输出。从中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局部性的危机，却在很久以后仍不能平复。危机产生的持久影响和广泛的波及范围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解决今天的国际问题，哪怕看来似乎是很小的问题，都需要注重一系列的变化过程。
直线和简化的思维方法已经越来越不管用了。强权政治终究也不能代表未来的方向。只要中国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国际关系复杂化的特点，正确处理国际关系中有形与无形、直接与间接、现实与长远、偶然与必然、状态与过程的辩证关系，就能更广泛地拓展不确定的战略空间，牵制住对手的手脚，为中国的现代化赢得更广泛的战略空间。
二、亚太之中国
从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将中国与亚太地区非常紧密地联系起来。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对亚太事务发挥影响的重要角色，其中在东亚地区尤其如此。增强与其它国家的相互信任，减少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努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由于适合地区的特点，这一系列原则和主张在亚太地区受到广泛欢迎，获得了许多国家的理解和接受。
过去一段时期里，亚太经济的快速发展曾是地区稳定的一个基本因素，其中中国经济在90年代以年均9%左右的速度稳步增长，对地区稳定更是直接做出了巨大贡献。在1997年东亚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之后，维护经济安全问题进一步突出。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不仅维持了港币继续与美元挂钩，而且对防止东亚国家经济进一步下滑和金融危机影响范围扩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维护经济合作的有效性方面，中国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APEC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组织，中国的主张是有影响的，在缓冲发达国家压力和要求方面往往能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实力增强，地区内对中国的猜测和怀疑也有所增加，比如，“中国威胁论”就有很大的市场。一些国家存在对中国的防范心理，美国有人更是把中国看作是可能对其领导者地位提出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对手，从而对中国采取接触加遏制的政策。
对此，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越是迅速，来自外部的反弹也将会有所增强。中国地位的上升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目前中国的实力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经济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1/9左右，日本的1/5左右，人均GDP和经济结构上的差距更是悬殊。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只注重中国在地区事务中受到许多束缚的一方面。否则，只能越来越放不开自己的手脚，甚至会有草木皆兵的紧张感。
实际上，在亚太当前及未来的形势发展中，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主宰地区事务。这有利于在维持力量平衡和相互制衡的基础上保持该地区的稳定。经过各国努力，实现地区战略关系的良性互动并非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是有现实的基础的。如何对差异性进行整合，如何防范差异性的扩大可能带来的剧烈动荡，是决定地区未来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冷战后，亚太地区对多边安全机制和经济合作机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取得了比较迅速的进展。只有在参与中求发展，在参与中求主动，中国才会有越来越大的作为。
中国不仅是太平洋国家，同时也处于亚洲心脏地区，是亚欧大陆上一个重要的国家。由于地域辽阔且实力上升，中国影响所及已经不仅限于太平洋方向，同时也逐渐作用到内陆方向。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就是很好的证明。到今天，不把中国放在更广阔一些的范围来考察，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在地区安全中所具有的分量。
随着北约东扩的影响直逼欧亚大陆腹地，随着俄罗斯“双头鹰”政策的实施，随着印巴核竞赛带来的紧张，以及当前美国对阿富汗进行的军事打击，亚太的范畴比以往更多地注入了中亚、南亚和俄罗斯的内容，大亚太的概念也更多地进入了战略家的思维之中。如界说中国在太平洋范围的作用比较多地体现在经济及其相关的政治领域，那么在扩大了的亚太范围内就不仅仅是这样，其中也包括对地区地缘战略关系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当前，在中国面对的太平洋西部边缘，带有冷战特点的东西方分界线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几个棘手的遗留问题，如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问题。美国等主要国家的战略视野以及战略实施范围早已越过了原有的局限，向大陆腹地延伸。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在地缘上的重要性无疑进一步加强。
另外，北约东扩西方势力东移、科索沃战争以及中东、中亚受到的地缘挤压，不仅使美国、欧盟和俄罗斯这一重要的三角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改变，同时也间接和直接地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在美欧俄三角关系的未来演变中，中国将越来越难以置身其外，并将在客观上成长为可以对美欧俄三角系统运作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亚太范围的扩大以及亚洲内陆一些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要求中国在重视太平洋方向的同时，也应适当注重内陆方向的战略协调。如果说太平洋构成中国对外关系的最重要方向，内陆方向至少可以成为推进对外关系强有力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地缘支撑。
在大亚太的背景下考察地区的力量结构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中国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种结构中得到具体的体现。目前大亚太逐步形成以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为主要角色，同时东盟以及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甚至包括欧盟等力量积极参与的战略格局。东西方对峙的解除以及不同国家实力地位的消长演变，使国家之间原有的传统关系受到了明显的挑战，几个大国更是都在争取扩大影响力，争取更大的主动，许多国家都在注重从多层次、多角度实施全方位外交。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安全各个领域的竞争和矛盾会越来越激烈，但协调和合作也将随之而发展，从而形成了多种力量相互借重制约、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局面。
多种力量汇集亚太。但是，其中影响未来亚太战略形势的最主要国家基本上仍将是美、日、俄、中四国。这四个国家自身实力的消长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战略组合关系。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的力量急剧收缩，美日中三国在亚太战略格局中曾成为最核心部分。但已有迹象表明，美日中主导亚太的时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目前甚至已经接近尾声。美俄中三国的利益碰撞已经培育和强化了三角关系的内在机制，其影响力逐渐增强，并将对大亚太地区形势的发展和走向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人们或许容易认可中国有维持实力稳定增长的较大可能性，以及美国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对“轻视日本”并将俄罗斯的作用提到如此之高，也许会存在疑问。日本当然是重要国家，但其重要性毕竟更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和太平洋范围，并不具备地缘强国的综合实力。何况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日本遇到的经济困难不仅仅是其自身经济模式老化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对它过去经济超常发展和咄咄逼人姿态的自动调整和反击，日本经济的超常规快速发展的特殊性已经不复存在。另外，冷战后日本的战略选择也暴露出犹豫和无奈的一面，难以在继续跟随美国，还是回归亚洲方面作出明确的选择。日本这种“东西方不分”的模糊地位还将持续下去，从而使得日本与中、美等国家关系中矛盾与协调的两重性比较突出，并将强化其对外战略中原来就存在的较强的不定性。
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不如日本。但对于历史上具有大国意识和传统的俄罗斯来讲，苏联解体后的困苦时期正在过去，俄似乎已经找出解决衰退的办法，其固有的国民素质、资源等优势终究会发挥出来。俄罗斯在很多方面仍有着日本及许多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由于地跨欧亚大陆，与几乎所有的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都有地缘上的直接联系，俄罗斯今天在国际关系中依然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尤其俄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现实和潜在的力量都不可忽视的。
中国和美国、俄罗斯是决定大亚太地缘政治发展的三个主要大国，并且，三国在对外政策上又保持着各自非常明显的独特性，牵动着地区战略关系的变化。未来美俄中三角关系最有可能循着这样的模式发展：在保持三国利益总体协调的前提下，矛盾和摩擦不会间断，在个别条件下甚至还可能激化；如果美国对俄、中加大限制和压力，则会促使中俄双方为改善各自的战略地位寻求较为密切的战略配合。这一模式在中亚地区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中得到了验证。
美俄中三角关系是地区力量结构的一个重要框架，当然不是唯一的框架。如果中国能将美俄中三角关系与地区安全机制，与双边关系等其它形式的国家间关系组合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协调配合，就能获得空前广阔的回旋余地。如，在对待日本问题上，就可以摆脱一些不必要的担心，采取更灵活积极的步骤，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如果完全倒向美国属于不智，而中国如果把日本推离亚洲则是无谋。
三、中国之中国
不论世界之中国，还是亚太之中国，都是中国之中国的逻辑延伸，都离不开中国之中国这一基础。
当今世界，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国家的内部利益与外部利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个国家要想有效地实现其国家目标，就必须平衡和协调国内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面对多变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做到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从封闭到开放，加入世界的发展大潮，是我国推进现代化不可逾越的步骤，是时代的要求。然而中国不可能主要靠借助外力实现现代化。现实要求我们在融入到世界体系中去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民族的自主性，否则就会失去立足世界的根本。
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应该首先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国内范围，不断改善国内经济政治结构，推动社会的变革。虽然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与外部的关系之中，国家安全受到来自外部的种种威胁，但比较而言，内部问题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外部问题在更多时候只是条件。
也就是说，国内利益要重于外部利益，内部安全重于外部安全。一方面，当前中国获取外部利益的能力毕竟有限，国家利益的基本需求必须要在国内实现，有限的资源需要用来应付国内的矛盾和危机。另一方面，外部所有的威胁最终都必将通过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没有纠缠不清的历史性矛盾，外部力量很难肢解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内部经济体制的种种隐患，国际投机资本也就难以寻找到机会；如果没有国家战略选择的严重失误，外部势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步伐。自强之外，无胜人之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走过的历程已经足以说明，中国有能力以开放的姿态博采众长，也有能力发掘自身丰富的文化资源，并将两者较为有效地结合起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几近8%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并且克服了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社会发展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只是面对空前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中国对仍然比较落后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进行积极的调整，当前还远远不到松口气的时候。
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是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也是发挥国际影响的先决条件。只要中国能够继续保持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不断推动社会机制的良性运转，那么，中国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包括来自外部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就都有了解决问题的最重要基础，同时也必将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更有效的作用。一个稳定、繁荣、强大的中国必将继续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注：周振甫：《周易译注》，262页，中华书局，1991。）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中国设置障碍，只能使中国人民保持更高度的警惕。在这一点上美国也是一样，只有善于与进步中的中国打交道，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
台湾问题在一些人那里被认为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死结。其实远非如此。只要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中断，不发生大的社会震荡，不犯不可挽回的错误，中国对亚太的稳定繁荣就是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因素，台独势力就失去了兴风作浪的最重要条件。台湾问题的背后有美国因素。但是，就连美国有远见的战略家也承认，“是美中关系本身的演变将在很大程度决定远东地区，乃至欧亚大陆稳定或者不稳定的程度。台湾问题确实影响甚至决定着美中关系的发展，但是它并非是关键性的国际问题。”（注：Zbigniew Brzezinski,Living With China,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0,p.12.）实际上，正是看到了台湾问题对中国的至关重要性，美国才会把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的局面作为其长期对台政策。除非美国想与中国公开决裂，否则美国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走得太远。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应该注重战略交锋，而不要拘泥于战术上的纠缠，不与任何企图拿台湾问题谋取私利的国家作周而复始的讨价还价，这样就可以使台独及其背后支持势力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战术行动失效。
一个民族的崛起，如果没有自身内部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是难以想象的。英国的强盛时期是从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开始的，美国是在北美印地安人的废墟上并摆脱英国的统治后才发展起来的，而日本成为发达国家则始于近代的明治维新。社会变革是后进国家进入先进行列的一个必要条件。未来中国的发展也将继续依赖于伟大的社会变革。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应该是协调的，不同领域之间不能出现严重的脱节。否则，即使一个领域取得惊人的进步，最终也有可能被相关领域的落后而断送。“发展作为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依赖于新技术的不断注入，以及产生和吸收技术变革的能力。并且经济发展不单纯是经济现象，而是在所有各阶段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相互作用的”，“发展必须包括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深刻的改造。”（注：阿·凯恩克劳斯：《经济学和经济政策》，140、141页，商务印书馆，1990。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争取世界的生存》，4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
如果单纯从国民收入上讲，中东一些国家甚至比发达国家还高出去许多。但是财富的增长并不完全等同于发展。中东由于蕴藏的大量石油与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石油美元也给它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在其中一些国家，由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滞后，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国家安全的主动性甚至也丧失掉了，自己解决不了本地区的问题，受制于外部强权。国家依靠石油变得富裕了，但并没有因此就有了发展，社会体制也没有革新。财富不能转换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条件，不能转换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国家的前途仍然充满凶险。这种情况的发生令人深思。
在中国久远的历史传统中，有积极的东西，但也有很多消极的惰性。目前中国仍存在着许多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加上人口负担过重、资源相对缺乏、市场经济机制不完善、教育水平低、社会问题突出等因素交织其中，现代化任务十分繁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如何挣脱历史的羁绊，同时对传统又不妄自菲薄，必须在两者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否则就可能会作出灾难性的极端选择。中国只有清醒地面对现实，才能积极主动地去逐步克服历史和传统的负面影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实现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大国优势。中国当前具有的综合实力有更大的可能使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更有效地发挥出来。如果中国的发展获得成功，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更具借鉴意义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只有中国模式的成功，才能促使世界格局真正地实现向多极化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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