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典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典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一个有才能的报告文学家，也应该为读者创造出成功的典型形象。典型性应该是报告文学的“徽章”，只是报告文学的典型不属于虚构性典型，而是属于纪实性典型。报告文学只能依实选择，即以真实性为前提。这样，报告文学的典型就只能是一种原型典型。因此，作者首先要把握原型的共性意义。同时，报告文学的典型，除人物典型外，还有各式社会典型。典型是个性和共性的高度统一。作者确定了原型所有的共性之后，就要专注于其个性，其独特之处。因而报告文学的二度选择，更重要的工作是个性的选择。这种选择，主要表现在角度选择、主体截取和细节选择三个方面。
一、典型性：报告文学的“徽章”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说：“创作的新颖性——或者，勿宁说创造力本身——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即在于典型性；假如可以这样说，典型性就是作家的徽章，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①报告文学虽不同于小说，但对一个“真正有才能的”报告文学家来说，他也应该为读者创造出成功的典型形象。
何谓文学典型？通常的解释：“典型就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学形象……是根据生活的真实经过集中、概括、虚构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它‘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②据此，不少作家和学者将作品的纪实性与典型性对立起来，否认纪实作品中典型和典型化的存在。列夫·斯泰就断定：“……假如直接根据一个什么真人来描写，结果就根本成不了典型，只能得出某种个别的，例外的，没有意思的东西。”③国内研究报告文学的学者尹均生也坚持认为，写作报告文学“不允许搞艺术‘典型化’”。④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虚构是不是塑造典型的必要条件？纪实性作品能不能进行典型化的工作？这就涉及到典型的观念问题。从典型的功能考察，我们知道它通过独具个性的“这一个”，以揭示生活的丰富性和普遍规律，反映社会和时代某种本质和进程。虚构、想象、提炼、集中等是实现典型功能的基本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典型的塑造也是这样，并不是所有的典型都必须采用虚构变型的手段，那种反映真人真事的作品也有可能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因此，我以为按典型生成的不同方式，可以将它分成虚构性典型和纪实性典型。对纪实性典型，茅盾先生曾有过例说：“关于真人真事与典型性的问题，好多同志有这样的感觉，作品的人物又要真人真事，又要典型性，似乎不能两全似的……然则真人真事与典型果真有矛盾么？事实上并不如此。例如苏联的《铁流》、《夏伯阳》、《青年近卫军》等作品，其中主人公都是真人，写的也真有其事，但你能说人物的典型性不够吗？当然不能。所以写真人真事也可以有典型性，问题在于怎样写。”⑤茅盾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它反映了文学创作的实情。从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看，商品位的作品往往表现了生活中真实的个性鲜明的而又富有广泛概括力的文学形象。《包身工》、《谁是最可爱的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年颂》、《她的中国心》等作品的人物，就成为概括一个时代，一代人，一类人风貌品性的典型。这些形象极大地丰富了现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具有很高的认知价值、审美价值和教育意义。因此，纪实性作品（报告文学）不是不可以表现典型，也不是没有典型化的工作可做，只是报告文学的典型为纪实性典型，它自然有不同于小说等虚构性典型的独特性。这正是我们研究报告文学典型化课题的意义之所在。我以为作品有没有典型以及表现典型的成功程度，应是评估报告文学质量的主要尺寸。典型性，亦应是报告文学的“徽章”。
二、原型发现：共性意义的把握
报告文学的典型，是纪实性典型，它与小说典型生成方式的迥然相异之处，即在于小说可依据艺术真实的原则，或“杂取种种”化众为一，或基于原型再进行艺术虚构。而报告文学只能依实选择，不允许为了形象的典型性而牺牲它的真实性。真实性是典型性的前提。这种真实性并不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而是表现为定位真实（有人物事件的实体）、细节真实（排斥局部的虚构）和本质真实（正确地反映生活的某种规律）这三维合一的“全息真实”。这样报告文学的典型就是只能是一种原型典型。这正是报告文学典型构成显著的特点。而报告文学典型表现的最大难点也就在这里。
比之于小说的典型塑造，由于报告文学典型的原型性，所以其艺术创造的区域大大地缩小了。作家只能“戴着镣铐跳舞”，只能在既定的笼中飞翔。在典型塑造中，小说家的功力主要显现在艺术创造上，而报告文学家的本领则主要在艺术选择中得到显露。而艺术选择的关键，首先在于作家能否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原型。如果原型本身包含着某种典型意义，那么只要经过作家精细的典型化处理，原型就会转化为典型；反之，如果原型本身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和概括力，那么，由于报告文学严格的生活真实的限制，先天不足的原型就不能 发育成为真正的文学典型。在创作中标有“报告文学”字样的作品成千上万，但真正品位高卓的创制为数甚少。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少作者不注意发现和选择报告对象的典型价值，常常网罗万象而菁芜不辨，有时还出现了题材上的“一窝蜂”。这样，就使报告文学的典型塑造失去了坚实的基础，使作者艺术选择的工程因“原材料”的内伤，而不能实现其优质的目标。正因为这样，所以有经验的报告文学家非常注意把好作品的选材关。黄宗英说：“我有几不选：1、大伙儿都嗡着去写的题材，再动人，我不选。……2、别人写过的，我一般不选……3、别人觉得重大，公众舆论也认为重大，而我实在找不到感性的桥梁、媒介可化为已有者”⑥不选。由于黄宗英坚持“几不选”，所以可能保证她创作时“进货”的基本质量。
文学典型是既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又具有深刻的概括意义的艺术形象。因此，作为报告文学典型构造直接而唯一的材料——生活的原型，就应该是寓共性于个性之中的原型。从创作的实际情况看，当作者还没有深入采访对象时，他当凭借独特的新闻敏感，首先把握原型的共性意义，把握进一步采访的价值尺度。这种把握对创作全程的影响至关重要。因而特别需要作者对事物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力。此外，原型共性意义的发现，还需要作者拥有宏观思维的习惯和能力，即作者应善于将一事物寓于它的宏大背景中进行观照和透视。如果就事论事，就对象观察对象，那么就很难发现对象背面蕴藏的深层意义。而这种深层意义，往往就是反映事物本质的典型意义。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应《人民文学》编辑部之约而写的。但当时作者的家人、朋友以及陈景润单位的一些同志都劝徐迟不要写，但作家还是坚持采写了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开山之作。作品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它表现了陈景润这样的典型形象。而作者当时之所以不顾他人的反对，采访有争议的人物，也是因为他慧眼识珠，将陈景润科研的成就置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加以考察，从而发现这个在当时还为人忽视的原型本身所禀持的典型意义。作者视陈景润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通过特定的人物概括出“中国牌”知识分子的共性：这就是虽境遇艰辛，却忠贞赤诚，潜心事业，矢志报国。同时，作者还洞察出原型中的批判功能。陈景润的事迹是对林彪四人帮攻击献身科学的知识分子是走白专道路谬论的彻底否定。《哥德巴赫猜想》采写于一九七七年九月，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开元。此年三月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联系这样的大背景，作者表现陈景润这样的人物就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了。
客观事物是一个立体，它的表现形式与内蕴十分丰富复杂，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视角，会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报告文学要把握对象的典型意义，就要努力破皮入里，去伪求真，正确理解对象的真谛，在事物的多义项中，寻找其内在的本质意义。乔迈的《三门李轶事》报道的事实是一个生产队在实行责任制的“分组”之夜，村里的“五个党员哪组都不要”，后来五个党员结合成的“党组”用双手、汗水与觉悟，重新树立起共产党人的真正形象，赢得了村民们的拥戴，村里的哪个组都争着抢党员。对这样的事件可作多向的解析：可理解为小生产者企图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或理解为党风受到严重的破坏，或将它说成是“信仰危机”等等。但这些理解都未得这一事件的“正果”。而作者乔迈以其过人的胆略和精卓的识见，从这个看似个别的事件中，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员必须身先士卒，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才能完成改革开放建设中华的历史使命。这样的理解，就深得“三门李轶事”的真意。这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警世之意。它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正因这样，《三门李轶事》荣获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与小说相比，报告文学典型的内涵更为丰富，外延更为放大。在小说中，典型的主体就是人物。巴尔扎克说：“‘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⑦作家刻意描写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其指归就在于塑造人物。而报告文学中的典型，除了人物典型外，还有各式社会典型。反映社会典型的作品，不以表现典型人物为务，而以典型事件、典型问题、典型物象等作为报道的重心。在六十年代初引起很大反响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就是一篇表现社会典型的纪事报告文学。作者以抢救平陆中毒民工事件为主线，运用时空交叉的叙事方式，反映了在新的时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这一事件反映出的时代精神，对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具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意义。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反映社会典型的报告文学在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象宏观型作品《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等通过报道重大的事件，重要的事变，真实而典型地反映了人民的伟力和时代的巨变。一些观点正确，立意警策的报告文学，以其反映问题的典型性、深刻性，而日益受到读者和社会的关注，发挥着独特的“参政”功能。
表现人物典型与表现社会典型的作品，其写作有着许多不同之处。表现人物典型的作品，作者在把握原型的共性意义后，他的全部工作就是发展、选择和表述原型的独特性。作者把观点投向单个人，其写作的重点在于刻画个性。作品的功能主要是通过个体微观去概括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主题。表现社会典型的作品其情状要复杂些。写作集纳式的宏观作品，作者在认识原型的社会价值后，他的视点并不投向独体的对象，而要根据写作的需要，在宏大的背景上，选取若干典型材料。这些材料往往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上强化作品选材和立意的典型程度。如《中国的“小皇帝”》，作者集纳不同家庭，不同人物在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上共同的观念和行为，以示这一问题并不是个别问题，而是成为值得各方重视的典型问题。那种通过纪事表现社会典型的作品，其写作往往偏重材料的新闻性和理性。作者十分注意读者对材料的关切程序，其时效性比表现人物典型的作品要求更高。作品理性成分的强化，可使之产生更为直接的宣传效果。但如果处理不当，也往往容易使报告文学性流失。
在社会主义时代，文艺的基本方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因此，报告文学作者应着力发现反映时代精神，有利于激励人民奋进的人生典型和社会典型，正面报告新时代具有典型意义的英模先进人物，不求闻达而无私奉献人生的普通劳动者和反映社会进程风貌的各种时事和物态。这是写作报告文学必须把握的一个基本方向。
三、二度选择：原型→典型
典型是个性和共性的高度统一。因此说把握共性是报告文学表现典型的前提，那么发现个性就是它的关键了。当作者认定了原型所具有的共性意义后，紧接着的工作，就是要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发现此一原型有别于彼一原型的独特之处。如果作者只注意到原型的共性，而忽视它的独特性，那么创作就会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流弊，原型就无法转化为典型。因此，个性的发现是报告文学写作的“主体工程”，是一项极其艰辛的工作。它有赖于作者对象深入细致的采访体察。报告文学写作是六分采访，三分想，一分写。这是成功的经验之谈。从一定意义上说，采访的效值直接决定了报告文学的质量。在采访时，作者应如美国新闻家卡尔·华伦所说的那样：“成功地扮演这样一些角色：到处窥探的侦探，出色的推销员，刺探心灵的精神病专家，老练的外交家，诚挚的朋友，审慎的律师和善提问题的问答节目主持人。”这种多角色的集合，意在为典型塑造寻得丰富独特的个性材料，为报告文学的艺术选择储备充足的“货源”。
“艺术不能提供原物。”⑧作为艺术的报告文学，不能原封不动地将原型呈现给读者。报告文学如果“完全要符合于那真人的一切生活，而不善于找出他生活上最典型的特征，并加以灵活的处理，那么结果，有了真人，而典型性就差些了。”⑨因此，对选择的原型再作选择（二度选择），是报告文学进行典型化处理的基本工作，是报告文学艺术的主要特质之一。对报告文学的艺术选择，老作家徐迟作了形象的譬说：“女孩子的服装，上海的就是好看此，武汉的好象赶不上。怎么把姑娘的身条的曲线美表现出来，这就有一个剪裁问题。料子来了，根据姑娘的身材，进行剪裁，有的部位多剪一点，有的部位少留一些，还需要加花边，加衬，做出来的服装才符合美观的要求……料子来了，不剪不裁不加工，就缠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姑娘身上，倒是符合料子的‘真实’，但一上街，人家可能就要笑了。”⑩报告文学的典型化似与服装制作的原理相类。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决定了它同虚构“绝缘”。它只能根据真实的材料，对原型进行剪裁和选择。这种剪裁和选择并不是随意的。它既要恪守作品真实性的原则，又要遵循报告文学艺术美的创造规律，做到真实性与典型性的统一。
报告文学典型化的过程，包含着个性化与概括化这两个紧密关联的方面。个性化中贯穿着概括化的理性观照，即对象的个性应既是独特的，又是具有普遍概括力的；概括化又不是脱离感性材料的抽象概括，而是以生动形象的个性为基础的。由于报告文学的特异性，作者概括化的工作起始于原型发现阶段，并在此显示出重要的意义。由此，可把握原型的共性意义。但这一工作并非于此完结，它与典型化的全程相始终，只不过它由显形转至隐形，即概括化蕴含于个性化之中了。报告文学的二度选择，其更直接的工作是个性的选择。姚雪垠在谈到典型问题时曾说：“……典型体现着共性，但不等于共性。个性出典型。……有经验的作家更明白要立足于写好个性，同时照顾典型性这样才能通过写好个性，将个性写深，写丰富，才容易达到塑造典型性格的目的。”(11)报告文学的典型表现也是这样。作者不仅要注意表现对象所属类的“大性格”——基本性格，而且更要重视凸现只属于特定对象的“小性格”——独特个性。(12)只有这样，表现的原型才能成为独具审美价值的文学典型。因此，报告文学作者在对原型进行典型化处理时，应十分注意对象独特个性的精心选择。
这种选择，主要有三个方面：角度选择，主体截取和细节选择。
（一）角度选择。观察事物，如果尽取同一视角，那么就不容易获得新的发现。雷同，为文学创作之大忌，更是典型塑造所力戒之事。不可重复性，成为典型的重要特性。新时期有相当数量的文体报告文学，以写各式影视明星，文化名人和运动员精英为主。但由于许多作者往往取同一角度观察人物，结果，这些人物中不少缺乏生动具体的个性特点，给读者以千人一面，模式化的感觉。因此，作者要获取对象的新材料，使之能够给读者新感觉，就要注意别辟蹊径，另选视角表现对象。杨匡满的《为了下一个早晨》，所写人物为学界泰斗季羡林。但这篇报告文学没有“名人作品”的流弊。作者并没有叙写人物作为“大家”的大事，而着力选择名人的寻常琐事，以此掘挖出人物异于其他名人的精神气质。张胜友等采写的《世界冠军的母亲》也是一篇人物角度选得好的佳作。作者原想报道世界乒乓球冠军李振恃，采访时也获得了大量的生动素材。但通过进一步的采访，作者为世界冠军母亲的人格所打动。于是聪明的作者就改变原拟的写作角度，将选择的镜头对准了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作者这种选择角度的改变，实际上是典型意识的自觉。如果人云亦云地报道世界冠军，那么就很难表现人物的典型性了。
（二）主体截取。作者在优选写作的角度后，他还必须考虑对原型素材的选择。因为并不是原型的整体都具有典型性，只有当作者剔除了原型的部分素材，截取其富有意味特征的原型主体，这样原型才能成为典型。有些报告文学向“巨型”扩张，虽然表面看来体大势壮，但由于作者未曾精选素材，而致作品材料菁芜杂陈，这样就严重削弱了报告文学的典型性，降低了创作的品格。这从反面提示作者应重视对于报告主体的截取。这种截取，要求作者对素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提炼工作。其中“去伪存真”是前提。报告文学典型的基石是真实。如果材料是虚假的，那么也就无从谈报告文学了。“去粗取精”是报告文学典型化的主要工序。“粗”者，即是浅表的、琐屑的。陈旧的、缺乏概括意义的材料，对此，作者应予淘汰。要精选那些独特的而又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材料。穆青等采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作者并没有纵写老劳模吴吉昌的一生，而只选择人物牢记嘱托，同恶势力抗争，终于取得科研成果的事迹。作者这样的选择，突出了人物最具典型特征的品格，也反映了人民热爱周总理的典型情感。再如《谁是最可爱的人》，初稿《自豪吧，祖国》写了二十多个生动例子，但给别人一看便觉得不好。后改写为《谁是最可爱的人》，只选了五个例子，到修定时又删掉了两个，只采用了松骨峰战斗第三个典型材料。作者魏巍在谈创作体会时说：“事实告诉我，用最能代表一般的典型例子，来说明本质的东西，给人的印象是清楚明白的，也会是突出的。”(13)《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创作实例，为报告文学的典型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操作方法。
（三）细节选择。如果说角度选择是为典型表现定向，主体截取是为典型表现构筑框架，那么，真实而又典型的细节的选择，就是为典型表现输送血肉了。可以这样认为，报告文学典型化的最后完成关键在于作者对于最具有个性意义的细节的选择和运用。报告文学家肖复兴就这样认为：“文学的细胞就是细节，报告文学所要描摹的真人和真事，也只有靠细节才能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否则就会干巴巴只剩下所谓的‘事迹’，象风干的鱼，而失去生命力。”(14)
每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都是独特的，而典型的独特性又往往通过独特的细节表现出来的。同为知识分子的典型，陈景润有着自己独特的举止和语式。见着关心自己的人忙不迭地说：“很高兴，李书记，我很高兴，李书记，很高兴。”陈景润的独特中具有童稚般的纯真和成人的执着，更多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可爱的“迂”劲；而陈祖芬《中国牌知识分子》中的程渊如则另具个性。她“把别人的资历一个个了解了，却唯独填在自己的表时，不知道自己是哪年当的讲师。”作者精选人物的这种细枝末节，以小见大地表现出主人公不求索取，淡泊名利的可敬人格。
细节的选择有一个质量问题。我们选择的细节应是典型细节，即是对象所独有的形态微细而又能显形传神的言行情状。有一篇题为《探访“数学怪人”陈景润》的作品，是这样描写人物的：“他的中山装上衣很短，大概比一般的短了2、3寸，鞋子上没有鞋带，衣服上个别钮扣也不曾扣好……还有一顶灰布帽子，皱得象咸菜一样……随随便便地放在头上，倒象是一个盘子放在西瓜上一样。”这段描写虽生动细致，细节也很独特，但它没有表现出人物的气韵特质，因而不是典型细节。
报告文学的典型化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不同类型的报告文学有其不同的要求。表现人物典型的报告文学，典型化的重心是刻画出人物的典型性格，发掘人物生活的特征；而表现社会典型的作品，典型化的关键在于求取材料本身的典型性。但不管是哪一类作品，基本的操作方法还是优选视角，巧切主体，精取细节。其终极目标在于表现出寓普遍性于独特性之中的文学形象。
注释：
①《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短篇小说》，见《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20页。
②《文学理论基础》第10-1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③《同作家莫欣的谈话》，见《俄国文学史》下卷第1092页，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④《报告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型的独立的文学样式》，载《武汉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
⑤《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见《鼓吹集》第11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⑥《与人物共命运》，见《报告文学及其写作》第419页－420页，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⑦《（一桩无头公案）初版序言》，《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0册第137页。
⑧雨果《克伦威尔》序言，见《西方文论》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⑨《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见《茅盾鼓吹集》第11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
⑩转引自王楚《扣响千百万读者的心弦——访著名报告文学家徐迟》，见《报告文学及其写作》第295页，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11)《关于典型问题的一封信》，《北京文艺》1979年第5期。
(12)“大性格”、“小性格”为焦菊隐语。
(13)《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见《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14)《采访的艺术》，见《文学报》编《作家谈创作》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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