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策略研究
张筱荣
（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
摘要： 微时代给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信息的碎片化解构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文化的世俗化消解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崇高性；谣言的裂变化降低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公信力；价值的多元化弱化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导向性。当前要采取积极措施，科学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一是树立网络微观执政理念，打造服务型政党新形象；二是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挖掘微民的个性化需求进行精准传播；三是关注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开展分众化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四是推动执政党意识形态进入各类微媒体，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微理论阵地建设；五是培育不同平台型网络意见领袖，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关键词： 微时代；传统大众传播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策略
现代传播学大师、加拿大著名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ida: the Extentions of Man）一书中曾经作出“媒介即讯息”[1]的论断。他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不仅会极大地影响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且还会触发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巨变，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当前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各类微媒体迅速兴起，微传播逐渐成为主流的传播方式，并将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无“微”不至的微时代。微时代是一个“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以数字通信技术为基础，通过新型的、便捷的移动智能终端，运用文字、语音、图像、视频等多种方式，进行简洁高效、即时互动的信息传播时代。”[2]随着微时代的来临，执政党意识形态传播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如何适应意识形态传播环境的变化，有效维护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是微时代亟需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微时代的主要特征
与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相比，微时代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网络的泛在化、信息的碎片化、传播的裂变化、文化的世俗化、价值的多元化、社会的扁平化上。
（一）网络的泛在化
在传统大众传播时代，让受众处于无所不在的网络之中、随时随地获取各类信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微时代，得益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MID等各类移动终端的发展，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会出现一个泛在化的网络，从而实现了受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网络与任何人、物进行信息交换的过程。从有效使用时间上看，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已经取代报纸、广播、电视、台式电脑等传统大众媒体成为第一媒体。在各类移动传播技术的推动下，受众突破了传统大众传播时代只有通过台式电脑才能上网的障碍，一些在过去没有时间和条件上网的群体如学生、外来务工人员等，现在也可以利用这些移动终端自由地与他人交往，随时随地地获取各类信息。
（二）信息的碎片化
在传统大众传播时代，媒体发布的信息大都是以线性叙事为主的能够体现整体性、逻辑性和连贯性的信息，受众能够在确定的时间里接受到一段完整的、富含逻辑性和连贯性的信息。但微时代的信息却是碎片化的，其基本特征便是零散化和间断性，它排斥整体性、逻辑性和连贯性等传播理论。微时代的信息尚简崇微，以微博为例，每次发布的字数一般都被控制在140字以内，信息发布方式是碎片化的，或现场直播、或灵光闪动、或情绪宣泄，微民只要具有可以上网的移动终端，就可以随时随地地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发布到自己的粉丝圈或朋友圈，引起围观。
我们在实际检测中，得到的是各制动车轮的制动力数值。国家标准要求左右轮制动力的合应达到某一数值，左右轮制动力的差应小于某一数值，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有这样的问题，汽车在制动试验台上制动力超标为不合格汽车，而在路试时却无跑偏现象，为此驾驶员不明白是何原因，其实，这是非同侧制动力偏差的原因，比如某车测的数据如下表：
（三）传播的裂变化
传统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是单向度权威式的、稳定有序的，媒体犹如过滤器一样对多样化的社会事件和思想进行筛选。而微媒体的信息传播则是多向度民主式的、裂变扩散的，媒体“把关人”作用迅速弱化。这种裂变式传播使得微媒体的信息传播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传统媒体，但同时也使得网络谣言问题比以往更加突出。据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6(2015)》显示，2014年传播较广、比较典型的92条假新闻中，首发于微博、网络媒体、微信的比例分别为59%、32%、7%。[7]微信平均每天拦截的“谣言”竟然高达210万次。[8]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微媒体现在已经成了网络谣言滋生的主要场所。谣言一旦通过微博、微信等微媒体发布上网后，出于粉丝间或朋友间的信任关系，很快便借助微媒体的裂变化传播力量迅速扩散，引起微民围观。由于微媒体的自由开放性，使得对这种网络行为的有效监管较为困难，同时也使得一些别有用心者通过发布网络谣言成为网络红人，甚至可能成为微民所追捧的“反腐英雄”“揭黑尖兵”。微时代的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同时也正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在这一特殊时期，网络谣言很容易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危害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一些经济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社会矛盾，如贫富差距、劳资纠纷、官员腐败等问题往往会成为网络关注焦点。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转型时期人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编造蛊惑人心的各类谣言，执政党公信力建设正面临“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①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意思是说当政府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是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说假话、做坏事。 的严峻挑战。如2011年“7.23”甬温特大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秦志晖（网名“秦火火”）在微博上编造了原铁道部向外籍遇难旅客支付3000万欧元高额赔偿金的谣言，该微博被转发11000次，评论3300余次，引发大量微民对国家机关公信力的质疑，对事故善后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良影响。[9]该类事件表明，随着微民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他们不仅希望执政党在推进经济建设方面保持强劲表现，同时也希望执政党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有更加完美的表现。由于微民对执政党的过高期望与基层党员干部的实际作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加之少数微民在面对公共事件时欠缺理性的思考，这些都给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执政党公信力建设增添了不少困难。
4.4.2 分析：取燕子超市7小区CELLDT数据进行分析，发现PDSCH资源调度出现大量因资源分配失败(错误码41118,PDCCH资源调度失败)而导致PDSCH分配失败。结合终端话务模型，终端上电时初始集中接入。接入后，每10s一个心跳包，因此怀疑集中接入时导致资源拥塞，如下图所示：
（四）文化的世俗化
今年，沧州市实施学前教育普及民心工程，通过加大学前教育经费保障力度，新建、改扩建公办园，制定出台政府购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学前教育服务办法，努力提高全市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程度，确保到年底全市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2.72%。
在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由于“把关人”效应的存在，普通社会成员的世俗生活一般较难进入主流文化的传播过程之中。而在微时代，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不复存在，这使得社会成员的世俗生活开始进入主流文化的传播过程之中。而在微时代的网络环境中，微民们纷纷通过微博、微信、微视频等方式关注个体的世俗化生存，如当前以晒自拍、晒运动、晒休闲、晒娱乐为主要标志的“晒”文化活跃于各大微媒体平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种“晒文化”具有某种社会学意义，它成为身份识别的符号系统，承载着个体将自我与他人区别开来、确证自我存在和特殊性的重大功能。[3]“晒文化”改变了中国人表达自我的传统，微民们在网上无所不晒，目的就在于引起别人的关注，在展示自我个性的同时也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
（五）价值的多元化
微时代的价值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集体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几乎都可以在微空间里找到它们的身影，其中网络意见领袖对价值观传播活动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网络意见领袖一般都会拥有大量的粉丝，其价值观念会通过粉丝的围观和转发不断放大影响，微民意见表达的能力在微媒体平台上不断积聚，这使得微媒体具有了一种超越传统大众传播媒体权威的更大力量。通过无“微”不至的信息，微民的舆论逐渐汇聚，形成价值评判的话语洪流，能够将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更加全面地展示出来。这种情况表明在微时代的中国社会里，微民的精神生活不再是由单一的价值观所统领，而是由多种价值观共同发生作用的。
（六）社会的扁平化
随着微时代的不断发展，各种思想价值观念也出现了相互开放、相互交流的态势，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无疑促进了价值多元化的发展，但价值多元化同时也打乱了原有的社会价值秩序，使得社会价值呈现不确定的变化运动状态。西方国家借助微时代网络传播的便利，加紧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宣扬他们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整合社会的中心价值观念也不再具有支配性，偶像失去了光环，权威失去了威严，在市场经济中解放了的‘众神’迎来了狂欢的时代。”[10]可以看出，在微时代的网络环境中，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各种非主流价值将会借助微媒体不断放大自己的声音，企图在微民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在价值多元化的冲击下，一些西方社会思潮借助微媒体的自由传播，公开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宪政民主思潮无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视中国综合国力跻身世界前列的事实，无视中国各种制度的逐渐进步和完善，反而想推倒这一切，走西方政治模式之路。宪政民主思潮公开指责“中国有宪法无宪政” “共产党一党执政不具有合法性”“党大于法”等等，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些错误思潮在微空间的蔓延和扩散，使得微民对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统一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由认同转向迷惑和质疑，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导向性不断受到削弱。
二、微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网络微观执政理念是相对于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的宏观执政理念而言的。在传统大众传播时代，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具有明显的宏观性特征，执政活动更多关注的是国际局势、国家和社会发展、执政党和政府建设等宏观层面的问题。而微时代却是一个个人价值得到确认、尊重甚至推崇的时代，人们在世俗生活中日益发现“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更加注重从微观层面来表达自己的权利意识和政治诉求。因此，执政党应密切关注微时代的这种变化，树立起网络微观执政理念，善于从微观的层面把握个体思想和行为活动的特点，进而对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为活动作出准确的研判，从而切实有效地维护微时代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在网络微观执政模式下，执政党不应再单方面地强调其手中所掌握的国家权力的作用，而应在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进一步优化公共决策程序的基础上，把微媒体的技术特点、使用方式、发展现状、未来趋势等都放到网络微观执政体系中进行考察和评价，认真研究微民群体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以及交往方式，重视微民群体的主体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再给予适当的利益关照，既兼顾微民群体的眼前利益，又要考虑微民群体的长远利益。此外还要在尊重网络民意的基础上，及时发出正面客观的声音，合理地引导网络舆论。因此，微时代执政党的网络微观执政，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意树立自上而下的政党指导与自下而上的微民参与相结合的观念，以实现执政党的宏观指导与微民的微观网络参与之间的良性互动。此外，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问题，带头学习和运用各种微传播技术，积极践行网络群众路线，把各种微媒体当成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打造微时代服务型政党的新形象。执政党的各级组织也要创新党建工作，利用微时代移动智能终端便携性、网络泛在性的特点，探索建设“指尖上的党支部”，开设“在线学习”“流动课堂”“微型党课”等栏目，将党支部由过去的被动服务、单一服务转为主动服务、多元服务，实现由传统服务到智能服务的工作创新，让党员能够随时随地地接受教育，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党员队伍的理论素养和党性素养，不断夯实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一）信息的碎片化解构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信息的碎片化是微时代的典型特征。作为微时代的技术产品，微媒体与大众传播媒体有着明显的不同。大众传播媒体传播的大多是以线性叙事为主的完整的信息，受众习惯了接受一段完整的信息，进而认识事物的全部。但在微媒体上却并非如此，微媒体传播的大都是以非线性叙事为主的片段、碎片的信息。如Twitter刚开始上线时对发布的内容设置了140个字符的限制，这个原本是针对手机的特性而设置的。因为手机短信一次最多只能发送140个字符。这种信息发布规则在微媒体上受到微民的追捧，因为这种碎片化的信息使得信息的发布方和接受方都节省了很多时间。对信息内容长度的限制，使得信息发布方在传播信息时往往注重内容的简洁性和时效性，力图用最短的文字表达最核心的信息，而非全部的信息。信息的接受方在阅读信息时，也会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最核心的信息。但这种碎片化的信息使得微民难以获得对事物的整体认知，这给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微媒体受到信息内容长度的限制，一般很难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理论体系表达完整、清楚，更多的是简单的、感性化的评价，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的评价，微民在关注碎片化的信息内容时往往无法把握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内容。此外，微民在微时代的环境中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评论和转发信息，使得微媒体信息传播呈现出“渠道多样，却无中心；信息海量，却无权威”的特点。不同国家、政党和阶层的意识形态在微时代的环境中同时并存，相互交流与交锋，给微民创造了一个真伪难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在这种碎片化的信息海洋中，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受到严重挤压，传统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逐渐消解，执政党意识形态对网民群体的整合作用开始弱化。
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11]微时代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维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国家和执政党建设的方方面面和各个领域。以下主要从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有效维护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要求角度，对微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策略作一探讨。
（二）文化的世俗化消解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崇高性
微时代的文化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一方面，微媒体传播的内容注重世俗生活，微民在微媒体上所发的信息大多是世俗生活中所见所闻。另一方面，微媒体传播的话语形式贴近世俗生活，世俗生活中所使用的俚语、方言和俏皮话都可以在微媒体上找到它的踪影，而且这种世俗话语明显比书面话语更易受到微民的欢迎。这种世俗化倾向肯定微民的个体正当的物质利益需求，支持微民正常的情感表达，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微民对物质生活享受的过分追求和自我展示的极度迷恋，微时代的网络发展存在明显的“泛娱乐化”倾向。微媒体平台上的娱乐类内容明显过多，同质化现象明显，一些严肃的政治新闻也往往被微媒体刻意地用娱乐化的方式解读，消解了信息原有的精神内涵。更有甚者，一些微媒体为了迎合娱乐化的需求，刻意在微空间发布一些低俗、庸俗信息，使得微空间出现了颠覆传统、解构崇高的趋向，当前在各类微媒体上层出不穷的网络恶搞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如孔子被恶搞成“丧家犬”，岳飞被恶搞成“大地主”，黄继光被恶搞成“摔倒堵枪眼”，雷锋被恶搞成“过劳死”，赖宁被恶搞成“官二代”……。网络恶搞在本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即通过反讽现实、调侃英雄的方式来消解执政党意识形态，使得人们对民族历史、革命先烈、领袖人物的敬畏与崇敬之情失去赖以存在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就成了一场荒诞不经的游戏。恶搞的群体在获得情绪上的宣泄快感的同时也面临着信仰缺失的危机。隐藏在商业运作和文化产品消费之后的是人们精神家园的失落。当人们都沉浸在这种恶搞中的愉悦时，说明社会正在经历着道德上的滑坡和精神上的沦落。躲避崇高并不是现代人缓解压力的有效方式，消解一切深度和价值可能会导致没有价值是可信的和值得人们追求的，势必会引起人们的精神恐慌。
（三）谣言的裂变化降低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公信力
微时代的出现使得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生产模式被颠覆，信息传播生态也由此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美国软件设计专家埃里克·S·雷德蒙（Eric S. Raymond）在《大教堂与集市》一书中曾经指出，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信息传播是一种“大教堂式”的“少对多”的传播，而微媒体的信息传播则可看作是一种“集市式”的“多对多”的传播。由此也可以看出，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信息传播实际上是一种单向权威式的传播，传播秩序也是稳定的，媒体可以充分发挥“把关人”作用对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而微媒体的信息传播则是多向交互式的、裂变扩散的，媒体“把关人”作用迅速弱化。如微信、微博、微视频等微媒体利用个体间的“强关系”和“弱关系”，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人际互动平台。微传播的速度比传统大众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也更为持久。
（四）价值的多元化弱化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导向性
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相比，社交性和互动性是微媒体的显著特点，它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在微空间隐匿自己的姓名、年龄、职业等身份信息，以一种符号化的形式生存于微空间之中。“文字与图像以光速穿梭，其繁殖之快令人难以驾驭……他们不是按树型方式繁殖，如在中心化的工厂中那样，而是按照根型方式在任何一个非中心化地点繁殖。”[4]在微空间里，时间、空间被割裂，人的身份、地位，甚至身体本身被消解，社会关系的金字塔结构被打破，一种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昨日黄花。[5]在微时代扁平化的社会结构模式下，人们过去那种只能在大众传播媒体面前充当消极的受众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拥有了高度的信息自主权，信息可以不经记者、编辑等传统“把关人”的过滤而直接传播出去。这就改变了传统大众传播时代信息发布者地位远远高于信息接受者地位的不平等状况，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从上述中长期的浪形划分来看，上证指数自2449点即开始运行了C4浪的周线级别的反弹，即C4-C的运行。同时，笔者定义C4-C结束于2019年春节前后。
三、微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的实施策略
系统治理是新时期治水方针的重要一环，应贯彻于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系统治理应包含几方面内涵：一是山水林田湖草、水-土-气各自然要素的系统保护；二是城市水系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水域陆域的流域统筹；三是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等综合功能的提升；四是水利、环保、农业、市政、交通等多部门的联合行动；五是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的联合运用。
（一）树立网络微观执政理念，打造服务型政党新形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已经成为执政党长期执政所要面对的“最大变量”。“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6]微时代在促进信息传播、丰富微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同时，也给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二）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挖掘微民的个性化需求进行精准传播
微时代是一个信息自由传播的时代，传播技术的优劣无疑会对执政党意识形态传播的实际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先进的传播技术会极大地提升执政党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反之，则会减损执政党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是微时代网络技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方向。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每一时代的进步都需要有技术的推动力。当前，无论是“互联网+”还是“中国制造2025”，其背后主要推动力都是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网络技术。这种网络技术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精准，传播效果更佳。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我们可以对移动智能终端用户的偏好和需求进行精准分析，科学预测执政党意识形态在传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根据微民的个性化需求进行信息的精准投送。2016年12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明确指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建立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支持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这为更好地发挥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在执政党意识形态传播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微时代的来临使得信息传播领域正在发生着“三重转变”：一是信息传播的客体正在由“读者”向“用户”转变；二是信息传播的方式正在由“被动接受”向“主动选择”转变；三是信息传播的内容正在从“内容为王”向“平台为王”“数据为王”“智慧为王”“关系为王”转变。执政党意识形态作为人类先进思想文化的结晶，不应是抽象思辨的书斋哲学，而应是来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的哲学，通过对时代最为关注、最为敏感问题的科学解答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不仅要将执政党的理论主张和思想原则传播出去，更加要注意“找对人、说对话”，避免“对牛弹琴”。所谓“找对人”，就是要准确界定执政党意识形态所要传播的特定对象；所谓“说对话”就是要用微民易于接受的形象化、通俗化语言，说出能够打动微民心灵的话。这就需要深入研究信息传播领域正在发生的“三重转变”，科学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来发现微民的关注点、趣味点和兴奋点，抓住有普遍感召力的热点焦点话题，抓住最佳传播时机，有针对性地开展意识形态传播工作。
（三）关注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开展分众化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12]微时代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微民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日益影响着微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模式等方方面面。这无疑给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积极利用微媒体开展分众化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是微时代做好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必然趋势。所谓分众化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是指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资讯的日益丰富以及微民生存方式的圈群化，微民对意识形态信息的需求逐渐呈现分化状态，网络意识形态教育者在向微民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教育时，必须要根据不同微民群体的具体特征和特定需求开展教育。分众化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需要关注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当前尤其要关注领导干部、青年学生、普通党员和群众等群体的差异，并针对这些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开展教育，把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工作落细落小落实。如对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利用网络手段加强党的宗旨教育、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和党规党纪教育，当前尤其要加强对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教育，不断增强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的纪律意识、规矩意识。对于大、中、小学生，特别是青年学生，注意用与时俱进的理论回答他们在上网时遇到的各种思想困惑，增强网络意识形态教育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对于普通党员要注意加强网络实践教育，在网络实践中提高思想认识，在网络实践中增强党性，明确肩负的重任，真正发挥中国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于群众要注意网络教育语言的通俗化，以群众需求为目标，用通俗易懂的网络语言向群众讲清楚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使意识形态更好地深入群众、走进群众、引领群众。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党和国家意识形态总体工作的需要，微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教育工作应注意突出重点，注意抓好领导干部和青年学生这两类群体的教育。
（四）推动执政党意识形态进入各类微媒体，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微理论阵地建设
微时代的核心特点是“微”，以“微”见大，以“微”见真，以“微”见深，以“微”映照网络空间。“微”是精华，是对理论的认真提炼，它使得微时代的执政党意识形态理论不断朝着精致化的方向发展。囿于字数或屏幕的限制，在微媒体平台上用简洁生动的形式把执政党意识形态的一个观点或方法阐释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也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精致化的必修课。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常态的战略判断。对于这个新常态就需要进行精致化的阐释，同时还要进行通俗化的解读。新常态首先是以经济发展上的“中高速”“调结构”“新动力”和“促内需”等特征体现出来的，所以很多人将其理解为经济范畴。但仅仅将新常态理解为经济范畴是远远不够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状况会影响并最终决定社会其它领域的状况。新常态实际上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阶段性特征精致而又通俗的描述。微媒体的发展也使得执政党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大众化、平民化、通俗化的阶段。执政党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的特权，受众不再限于青年学生，而应该是微空间中的所有人，所有微民都有可能成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坚持和巩固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宣传、党管媒体，是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也是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根本原则和根本要求。”[13]微民由于各自知识结构、文化背景、社会阅历、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对执政党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使得执政党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真正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从而为执政党意识形态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值得注意的是，现实社会中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和微空间中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在表现形式上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是系统化的，后者则是碎片化的，尽管这些碎片化的执政党意识形态理论包含了精华，但还不能说它已包含执政党意识形态理论的全部。因此，要正确处理好执政党意识形态理论系统化与碎片化的关系。系统化是碎片化的前提，不能以碎片化的形式割裂执政党意识形态系统化的理论，而碎片化则是系统化的精髓。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促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积极推动执政党意识形态进微博、进微信、进微视频等，充分发挥微媒体无“微”不至的优势，共同维护微时代的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
（五）培育不同平台型网络意见领袖，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的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等人在《人民的选择》（The People's Choice）一书中提出，主要是指那些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们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14]当微民面对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无法有效核实信息真伪时，他们就迫切需要一种网络意见领袖来为自己解疑答惑。微时代的网络意见领袖一般都会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他们所发布出来的信息，可以迅速为粉丝所知晓。而基于微媒体的“关注”和“围观”功能，每一个粉丝又可以成为新的信息发布中心。这种信息的裂变扩散模式使得微时代的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传统大众传播时代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微时代要注意根据不同微媒体平台的特点，培育专门的网络意见领袖，“让他们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15]。下面以微博与微信为例说明不同平台型网络意见领袖的培育特点。
微博侧重于大众传播，传播对象是不确定的陌生人，传播内容主要以公共性话题为主，信息具有公开性，社会性传播效果较强。作为一种典型的微媒体，微博通过社会正义、良知、道德、理性等力量建构了一种公共话语和公共性，这种公共性消解了传统大众传播时代的中心式话语，强化了网络“民间舆论场”的功能定位。微博的营销策略采用明星策略，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一般来自于现实社会各个行业内的明星，并且多以实名制出现。好奇心是人们对新鲜事物和活动产生兴趣和注意的心理倾向，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是个体遇到新鲜事物和活动的自然反应。微博的一大特点便是可以自由关注陌生人的生活动态，这可以充分满足微民对明星的好奇心理。因此，信息传播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职务、地位等信息对微博意见领袖的形成至关重要，而普通人物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影响力，一般难以成为微博平台上的意见领袖。所以在选择微博意见领袖培育对象时，应该优先考虑那些已经在现实社会中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人物，而不是有着专业文化知识或技能的人。当前的微博实名认证制度更是放大了这种名人效应。
关于鲁迅的短篇小说《药》，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影响研究的层面探讨了俄苏作家，如果戈理、契诃夫、屠格涅夫、安特莱夫等对鲁迅的影响。老师可以选取一二篇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让学生阅读，并体会影响研究的方法和步骤。
微信则侧重于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私密性较强。微信与微博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微博上的信息是开放的，微民可以看到所关注用户的所有信息；而微信上的信息则是相对封闭的，微民要想浏览某个微信用户的信息，必须要在其朋友圈内，否则便无法看到该用户的信息。微信的信息传播具有明显的隐蔽性，它是微时代联系人际关系的一条私密纽带，信息传播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微信上进行信息交流的双方，有着良好的信任关系，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和交互性明显增强。朋友圈的这种关系，使得微信上的意见领袖很可能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意见领袖。与微博相比，微信意见领袖的观点被接受的程度更高。因此，微信意见领袖的培育人选应该来自原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圈，如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等，需要有较高的信任度，而不一定需要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33．
[2]张筱荣, 王习胜． “微时代 ”背景下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探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 2016 (4)：52．
[3]闫方洁． 自媒体语境下的“晒文化”与当代青年自我认同的新范式[J]． 中国青年研究,2016 (6)：84．
[4][美 ]马克·波斯特 ． 第二媒介时代 [M]． 范静晔 , 译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00：41．
[5][美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 数字化生存 [M]． 胡泳 , 范海燕 , 译 ． 海口 ： 海南出版社 ,1996：270．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421．
[7]林卓颖, 何桂林, 刘自然, 等． 新媒体时代的“假新闻”现象与治理对策研究[C]//唐绪军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No．6(2015)．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5：67-68．
[8]何凌南, 张志安, 李姝慧, 等． 微信公众号“谣言”传播研究报告[C]//唐绪军．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No．6(2015)．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5： 52．
[9]周斌 ． “秦火火”一审获刑三年 [N]． 法制日报 , 2014-04-18 (01)．
[10]孟繁华 ． 众神狂欢 ： 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 [M]． 北京 ： 今日中国出版社 , 1997： 13．
[11]习近平．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 [N]． 人民日报 , 2018-08-23 (01)．
[12]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2017-10-28 (01-05)．
[13]高巍翔．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理论和基本经验的新时代镜鉴[J]．河南社会科学，2018（11）：8-12．
[14]郭庆光 ． 传播学教程 [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99： 209．
[15]习近平．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 人民日报 , 2015-05-21 (01)．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160（2019）02-0081-10
收稿日期： 2018-11-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微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控制研究”（项目编号：17YJC710111）；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攻关课题“微时代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7CX003）；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大数据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精准治理研究”（项目编号：AHSKF2018D29）；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大数据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精准治理研究”（项目编号：AHSKQ2018D44）。
作者简介： 张筱荣，男，安徽无为人，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
责任编辑：谭桔华
标签：微时代论文; 传统大众传播时代论文; 执政党论文; 意识形态安全论文; 策略论文; 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