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学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基本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社会学问题。考察社会学基本问题，既有助于把握社会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也能够为社会学一般理论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从而推动社会学的理论创新，使社会学摆脱目前的理论上的危机状态。
一、社会学危机与社会学基本问题
1848年，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A.孔德创立了社会学。经过150多年的发展，社会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包含200多个分支学科的庞大学科。然而，在这种繁荣的表象之下，社会学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早在1970年，美国批判社会学家古尔德纳(A.W.Gouldner)即已指出，西方社会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Gouldner,A.W.,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New York,Basic Books,Inc.,1970)1994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杂志《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重提“社会学危机”问题，并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参见Sociological Forum,Vol.9,1994:No.2）。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学危机”？“社会学危机”的本质和内涵是什么？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参见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涵义》，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论社会学危机的内涵：社会学中的库恩主义思潮评述》，载《学海》2000年第2期；Gouldner,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Stephen Cole,1994:What's Wrong with Sociology?Sociological Forum,Vol.9,No.2;Stephen Cole,1994:Why Sociology Doesn't Make Progress Like the Natural Sciences，出处同上）其中有一点，却是社会学界普遍认同的，即社会学面临着严重的“智识危机”(intellectual crisis)。所谓“智识危机”，是指社会学在理论和知识上十分贫乏和苍白，未能取得理想中的知识进展。主要表现在缺乏统一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能有效地解释、预测和应对社会问题，等等。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学必须建立自己统一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正如社会学家M.沃特斯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学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毫无疑问属于一门学科……然而，真正确定这门学科的却是理论，因为正是理论，对社会学可以告诉其受众有关社会世界的种种内容作了总结性的概括”（［美］M.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1页，华夏出版社，2000）。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社会学内部流派繁多，没有一个统一的、整合完好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使各流派内部也没有什么足够抽象和普遍的理论命题。美国社会学家S.科尔(S.Cole)认为，知识可以分为两种：核心知识(core knowledge)和前沿知识(frontier knowledge)。核心知识是指那些具有真理性的，被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知识。前沿知识则是新近创造出来但尚未被认可和接受的知识。前沿知识中的绝大部分会被忽视或因错误而被抛弃，只有一小部分会通过真理性检验而转变为核心知识。核心知识是科学进步的基础。但社会学“实际上没有核心知识。社会学有十分发达的前沿知识，但前沿学术研究活动所产生的知识似乎没有一个进入核心知识。似乎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学工作被学术共同体的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真理性的和重要的”(Stephen Cole:Why Sociology Doesn't Make Progress Like the Natural Sciences)。社会学家每天都在“创造知识”，但这些知识的真理性却让人不敢恭维，以致经过实践的淘汰，鲜有知识能够留下，为人类的知识宝库添砖加瓦。这确实是对社会学智识危机的一个非常辛辣但却非常深刻的批判。
这种结局对社会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挫折。须知，孔德创立社会学的初衷，就是要摒弃以往蒙昧的、宗教的、思辨的社会研究方式，把社会学建设成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有用的、精确的、明晰的“实证科学”。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一直是社会学的两大核心理念之一（另一个核心理念是人文主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强势的美国社会学的推动下，实证主义更上升为社会学思潮的主流。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实证主义的高扬非但未能把社会学变成有用的、精确的、明晰的“实证科学”，反而导致了社会学知识的浅薄和破碎。
美国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亚历山大认为，实证主义应该对当前社会学的“智识危机”负责。他认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学中就有一种“实证主义偏执”。这种“实证主义偏执”“使社会学心安理得地放弃了真正的理论努力，也就此放弃了真正的智识努力”，结果，“使社会学在智识方面流于贫弱，实际上是拒绝履行一门学科所应发挥的特定贡献”，从而导致“实证主义的蛮荒状态”（转引自［美］M.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372～373页）。
原本雄心勃勃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之所以最终走向反面，根本原因就在于其错误的方法论——“排斥形而上学”。在“排斥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它将一些重大的理论社会学问题也作为“形而上学”排除出去，从而大大降低了社会学的理论反思能力，使社会学陷入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困境。特别是在美国，经过实用主义哲学改造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只追求真理的“有用性”和“可操作性”，放弃追求真理的统一性、普遍性和整体性，更是加深了实证主义中本已存在的狭隘经验主义倾向。这样一来，实证主义的远大理想妙则妙矣，但循其所指示的方法论走下去，终会与自己的目标渐行渐远，出现理论上的“蛮荒状态”自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显然，为了挽救实证主义思潮所造成的“社会学危机”，就必须在社会学中找回那些被实证主义作为“形而上学”排斥出去的重大理论问题。社会学基本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我们必须首先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
二、“社会学基本问题”概念的内涵
要理解“社会学基本问题”这个概念的内涵，必须考察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我们通常所见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个由多个概念和命题构成的逻辑系统。研究者首先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用一个个概念将所要研究的社会现象及其属性标示出来，这些概念构成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要素。概念按照一定的规则和格式联结起来就形成命题，命题再按照一定的规则和格式组织起来就形成我们通常所见的理论。在社会学中，不同学者由于对社会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持不同的看法，理论陈述也呈现出不同的格式（参见［美］J.H.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一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然而，这种通常所见的理论形态，只是社会学理论系统的一个侧面。事实上，在通常所见的社会理论框架背后，还存在着一个隐秘的逻辑结构，即作者关于研究对象的一个基本信念、想象或假设。这个基本信念、想象或假设，在作者呈现给我们的理论框架中寻不到踪影，甚至作者自己也未明察，但它对作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概念和变量的选择、理论构造的格式等等，都有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曾有过深刻的论述。库恩认为，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始终受到“范式”的支配。这个“范式”不是别的，就是科学家共同体共同持有的某种信念。这个信念在科学家头脑中建立起某种“形而上学模型”和价值标准，从而从根本上确定了科学活动的方向。我们通常所见的井井有条的理论逻辑系统或符合系统是潜在地由“范式”决定的。在通常情况下，科学家会遵循既有的范式，只对范式框架内的问题进行研究，这是科学发展的常规时期；一旦已有的“范式”不足以应付新问题的挑战时，科学就会发生危机，最后导致以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科学革命”。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常规时期和革命时期相互交替的过程。（参见［美］T.库恩(Thomas S.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由此可见，任何社会学理论流派，不管是实证主义的还是人文主义的，是结构主义的还是功能主义的，是宏观社会学还是微观社会学，不管它们多么强调“客观性”和“价值中立”，其理论系统中俱已暗含着某种基本假设，即库恩所说的“范式”。这个基本假设或“范式”，显然属于实证主义认为应该排斥的“形而上学”问题，然而却是社会学不能排斥也不可能排斥的。相反，正如本文后面所要论述的，如果科学地认识和处理这个“形而上学”问题，就会推动社会学的发展；如果简单地排斥和抛弃，则会阻碍社会学的发展。
那么，社会学基本问题与这里所讨论的基本假设或范式有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所谓“社会学基本问题”，就是社会学基本假设或范式所指涉的问题；所谓社会学的基本假设或范式，就是不同社会学家和社会学流派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根本判断和信念。换句话说，“社会学基本问题”是任何社会学家和流派都必须涉及和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判断构成了该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假设；这个基本假设是该理论系统的逻辑出发点和归宿点，对整个理论体系有着根本的、决定性的影响。对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理论体系的基本格局和走向，决定着社会学内部各流派的分野。
三、社会学基本问题与社会学的发展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社会学基本问题”概念的提出表明了这样一种倾向：从科学哲学或元社会学的高度对社会学的发展进行反思。换句话说，社会学基本问题体现出的是一种哲学思维和倾向。对实证主义社会学来说，这是一种危险的“形而上学”倾向：宝贵的精力用于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会妨碍社会学成为“科学”的。事实真是这样的吗？不是的。事实是：如果按照实证主义的定义，“社会学基本问题”确实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但讨论这个“形而上学”问题不仅不会妨碍社会学的发展，反而会推动社会学的发展。
首先，社会学基本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所能做的是科学地认识它和利用它，而不是简单地排斥和抛弃它。
实证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以寻求科学、捍卫科学的面孔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它认为，知识只能限制在经验现象范围之内。所谓知识，就是对各种经验现象之间相关或相续关系的描述。一切知识都只能从经验现象的归纳中得来，也只有经过经验的检验才是有效的。企图解决经验现象之外的问题，企图在经验现象范围之外寻求知识，是“前科学”阶段的“形而上学”思维的特征。凡是不能用实证方法加以检验的问题都是“形而上学”问题，都应该摒诸“科学”研究范围之外。按照实证主义的标准，社会学基本问题确实属于无法用经验加以检验的“形而上学”问题。然而，社会学基本问题却是客观存在的，是无法拒绝和回避的。尽管实证主义社会学宣称它的社会学知识是从经验现象中归纳得来的，并且是经过经验检验的，但它的背后仍然隐藏着连它自己都未明察的先验假设。
比如，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的“自然主义”主张和“统一性”主张就是这样一个假设。实证主义深信，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规律是统一的，因此，关于自然的科学与关于社会的科学的目标和方法都是统一的，并且是统一于自然科学的。这样一个主张，仅仅是实证主义者的一个信仰而已，并不能用经验加以把握，也未用“实证方法”加以检验，但是它仍然被实证主义接受下来，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它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对研究方法和程序的选择。
既然“社会学基本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无法回避的，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科学地认识和利用它，而不是简单地排斥和抛弃它。
其次，由对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假设而引申出来的假设，对社会学在智识上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考察社会学基本问题对促进社会学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一个理论系统中假设的存在并不一定会损害理论系统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利用这些先验假设。
科学哲学的研究表明，社会学理论的形成并非像实证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单向的归纳过程，而是一个先验假设与经验材料相互作用的双向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先验假设对问题、变量、变量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选择和过滤作用；另一方面，经验事实又不断地挑战和质疑先验假设。一旦相悖的事实多到先验假设难以容纳和解释的地步，先验假设就会修正自己，以便使自己更加符合经验事实。正是在假设和经验事实的辩证运动过程中，社会学知识不断地取得进步。
在这里，假设虽然不像唯理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唯一可靠的知识来源，但也不像经验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完全是谬见。它是谬见和真知的杂糅。知识进步的过程。就是不断排除先验假设中的谬见，发现其中的真知的过程。在人类认知的每个历史阶段，每个具体的先验假设中固然免不了谬见，但它对人类知识的发展却具有正面的工具意义。这表现在，世界是无限的，而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的认知能力却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认知能力去把握无限的世界，必然涉及一个选择的问题。先验假设的功能就在于，它使我们的认知过程更为收敛，使我们有限的认知能力能够集中到更小的范围内，从而使认识过程更有效率。当然，先验假设的收敛（聚焦）功能亦不能绝对化。一旦人的认知能力提高到一定程度，先验假设就会成为一种束缚力量，就必须打破，否则就会阻碍知识的进步。简单地说，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人的认知能力与先验假设之间的关系，是辩证运动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个理论系统中可能同时并在多个先验假设，但这些假设并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有着某种因果关系的。在多种假设中，必定有一个最一般的基本假设。（参见［美］J.C.亚历山大：《社会学20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7～9页，华夏出版社，2000）这个基本假设对整个理论系统，包括另外一些假设起着根本性的定向作用。不同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尽管千差万别，甚至相互矛盾，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学基本问题。
既然先验假设是任何社会学者和社会学理论都拒绝不了的，既然先验假设与社会学知识的进步是一种辩证关系，既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只是自觉的认知和利用这些先验假设，充分发挥它的正功能，抑制它的负功能，而不是像实证主义那样简单地加以拒斥。如上所述，所有的先验假设都统率于基本假设，而基本假设又都指向社会学基本问题，因此，考察社会学理论中的先验假设也离不开考察社会学基本问题。只有自觉地认知社会学基本问题才能自觉地推动社会学知识的进步。如果像实证主义那样把社会学基本问题当作“形而上学”加以拒斥，将会导致社会学的浅薄和贫弱。
第三，要摆脱社会学在理论上的“蛮荒状态”，以社会学基本问题作为切入点，符合社会学知识进步的内在逻辑；以社会学基本问题作为切入点，能够最有效地推进社会学知识的创新。
社会学必须摆脱理论上的“蛮荒状态”已经成为国内外社会学界的共识。为此，首先必须对以往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进行清理。只有在对以往社会学研究的成败得失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才能更为有效地进行社会学的重建工作。经过150多年的发展，社会学的流派和观点已经蔚为大观，特别是在“核心知识”几乎为零，而“前沿知识”又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怎样把握社会学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脉络既十分重要，又非常困难。在这里，科学的思维方式非常重要。当年，恩格斯根据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规律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厘清了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现在，在分析社会学基本发展规律这个问题上，恩格斯的思维方法仍然是科学的，是可以为我们沿用的。
恩格斯抓“基本问题”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亦可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理论来佐证。根据库恩的理论，“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革命”，科学知识的演进是以“范式革命”为中心进行的。所谓“范式”，即是一组未加证明但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前提被接受下来的基本理论假设。“范式革命”，就是质疑这些假设，颠覆这些假设，在对原有的假设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如前所述，一个理论系统的基本假设所涉及的问题就是该理论的“基本问题”，科学的发展是以“范式革命”为中心进行的，实际上也可以说，一门科学的发展始终是围绕“基本问题”进行的。因此，要理清一个学科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该学科的“基本问题”，看该学科在发展过程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做过哪些基本假设，各基本假设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抓住了“基本问题”，就是抓住了学科发展史的关键。
另一方面，库恩的理论也提示我们，科学创新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抓住一个理论系统的基本假设，对该基本假设进行新的更为合理的再诠释。如果不从基本假设入手，只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下功夫，虽然也能做出一些创新，但那仍然处在科学发展的“常规时期”，而不会带来“科学革命”。当然，科学的进步是有客观规律的，“科学革命”不是可以随时随地人为创造的。但具体到社会学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迫切需要一次“革命”的时候。因此，现在抓住“社会学基本问题”，推进社会学的“科学革命”，不仅不是空想，而且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不仅不会让社会学走向所谓“形而上学”的歧途，反而是社会学知识创新的最佳途径。
要之，紧紧抓住“社会学基本问题”，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是历史解释，即为理解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为揭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发展规律和线索提供一个基本的概念工具；二是理论建构，即为建构统一的一般社会学理论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它是推动社会学知识创新，促进社会学大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而且是首要的步骤。
四、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
上面分析了“社会学基本问题”这个概念的含义以及考察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那么，到底什么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呢？社会学界对此有多种观点。本文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参见郑杭生：《社会学概念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也谈社会学基本问题——兼答对我的社会学观点的某些批评》，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所谓“个人与社会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人”和“社会”的本质各是什么？第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这实际上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其所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可以从历史与理论两个方面来考察。从理论上说，首先，社会学的基本流派——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区分是以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准绳的。实证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认为人与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一样，是客观的、是可以测量的、可以控制的，社会是个人活动的产物，因而它也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因此，自然科学所采用的那一整套方法是可以移用于社会学研究的。相反，人文主义则强调，人有着一个独特的心灵世界或意义世界，这个世界是能动的、理解性的、反思性的，与僵死的、客观的自然事物有本质的不同。社会也不是客观的“社会事实”，而是一个想象性的“集体表象”。有鉴于此，社会学研究主要应采用内省和理解的方法。
其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划分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的标尺。“所有理论家对于微观社会学和宏观社会学的研究都可以浓缩到一个问题上，即个人和社会互动的性质与社会结构的性质之间的关系问题。”（［美］J.H.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369页）一般来说，微观社会学更注重个人能动性和反思性的一面，认为社会不过是个体行动的总和而已，只要理解了个体的行动，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解释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它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个体方面。而宏观社会学则认为，社会固然是个人行动的产物，但它具有突生性质，不但不可还原为个体的行动，反而对个体行为具有外在强制作用。因此，社会学应将焦点放在社会层面。
从社会学史来看，大大小小的社会学理论莫不是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三位卓有成就的社会学史家的论述。
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认为，“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了解还是不了解，社会学家都要根据预先确定的假设来组织自己的研究，社会学的特点就是依赖于这些假设，并随这些假设的变化而变化。要探讨社会学的特点，要了解社会学是什么，就要求我们去辨认那更深一层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假设。正因如此，我的方法不是如何理解社会学的特点，而是理解关于人和社会的假设。”对此，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M.波洛玛表示赞同，她说：“虽然谁也没有正式地宣布过，但众所周知，任何社会学理论都依赖于一些关于人和社会性质的假设。正是些假设，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理论观点得以建立于其上的基础。”（［美］M.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1页，华夏出版社，1989）
当代在美国社会学理论界影响最大的J.C.亚历山大认为：“关于社会的研究总是围绕着自由与秩序问题展开”，“正是自由和秩序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为社会学提供了知识的和道德的理论基础。”（［美］J.C.亚历山大：《社会学20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11～12页）在这里，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实际上只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另一种说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当前，我们必须抓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社会学基本问题，理清社会学内部各流派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判断，才能抓住社会学知识发展的逻辑和线索，也才能为社会学知识的发展提供坚实的逻辑切入点和逻辑出发点。这是社会学走出困境、蓬勃发展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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