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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7年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也是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困难集中呈现的时期。映射着这种社会生活复杂性的社会问题在这一时期也显得相对集中和突出，有时甚至以相当激烈和引人注目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而这些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尤其值得探讨。
一、社会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
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构成的有机体，其中，经济无疑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从全球生产力发展水平看，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其制约，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人口、自然再生产能力也处在一种发展水平低下的状态，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经济再生产落后
1.经济发展起点低。
和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相比，中国直到1950年才真正步入现代经济发展时期，比前者晚了100～150年。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各工业化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约在200～250 美元，有的高达400～500美元；而中国1950年人均GNP不过50美元， 到1985年，也仅为310美元，远落后于发达国家11 810美元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巨大差距。1996年我国人均GNP为5 569元人民币，仍处于人均收入8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行列。1996 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也仅为瑞士的1.37%。总的来说，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十分低下，国民财富仍比较有限。
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对各项社会事业的投入不足，使一些社会矛盾的解决十分困难。目前，由于国家财力紧张，对公安事业的投资仅为国家各项投资的1%，低于发达国家3%～5%的平均水平， 治安的密度和司法强度已不能满足惩治犯罪的需要。对社会保障事业投入不够，降低了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脆弱群体对改革风险的承受力。1995年城市绝对贫困人口已达1 250万， 这实际上表明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事业亟待加强的现状。教育经费虽连年增长，但距社会发展的需要仍有较大差距，从而限制了国民素质的提高，成为社会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之一。
此外，不可忽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各因素的影响。制度的生长发育有其不可选择的历史前提，制度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在此过程中，出现漏洞在所难免。例如，民主法制建设的滞后，增加了中央政府协调控制社会的难度，使某些社会矛盾难于化解。在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能激起某种价值导向和社会情绪，如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使一些封建思想、小农意识仍有其滋生的现实基础；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期望往往超过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也容易导致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盛行。
2.发展不平衡日渐突出。
1979～1995的17年间，东、中、西三个经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之比为12.8∶9.3∶8.7。 速度差异的积累使地区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1995年各地区GDP之比为57.7∶27.2∶14， 其中东部为西部的4.12倍。地区间人均GDP差异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直接反应， 上海与贵州人均GDP之比已从1990年的7.3倍上升到了1993年的9.5倍。 与此同时， 城乡差距也日渐扩大， 1996 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4839元，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 926元的2.6倍。1985年以来，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不平等系数——锡尔（IO）指数从2.59上升到了1995年的6.65。考虑到城乡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社会保障、文教卫生各个方面的较大差距，城乡差别实际上比单纯的收入大得多。
1996年全国有592个贫困县中的82.3%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全国6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90%以上也分布于中西部地区， 这反映了发展不平衡严重程度的一个方面。
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社会后果不可忽视，首先是失业问题。目前较高的失业率和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本严重不足，劳动生产率低下，产业结构落后，无法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部分群众生活状况难以得到改善。1995年，北京登记失业人口率仅0.5%， 许多经济发展迅速的沿海城市则低于2%，而有些中西部省份则高达3.5%，某些边远地区或困难企业集中的地区已高达8%。其次是社会心理失衡。 当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超过一定限度时，人们的社会心理承受力就有可能失衡，他们对社会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甚至可能对社会主义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原则产生怀疑，从而为地方保护主义、短期行为，甚至犯罪行为等提供了内驱力。
（二）人口再生产失衡
1.人口数量过剩。
中国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人口再生产由第三阶段（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向第四阶段（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平衡，人口出现零增长）转变，人口增长进入有史以来基数最大、幅度最高、增长最快的阶段。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6年全国人口已达122 389 万，占世界人口数22%左右。人口数量大大超过了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合理承载量。
在人口增长的惯性运动下，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生产发展过剩的矛盾开始尖锐起来。有限的固定资产规模已不足以满足吸纳劳动力的增长的需要。预计“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将新增劳动力5 400万以上， 而同期社会生产增长仅能安排3 800万人就业，尚有1 600万人的工作没有着落。到2000年末，农村新增劳动力和现有剩余劳动力总量将达2.14亿。据劳动部估计，五年中城市可消化7 700万人， 到本世纪末全国城乡总失业率将达21.4%。
2.人口素质低下。
人口素质低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制约因素。在瑞士国际开发管理学院和世界经济论坛组织1996年所作的国家国际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人口素质在参评的46个主要国家中仅列第35位，已成为中国国际竞争力（第26位）最大的负项。
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在6岁以上人口中， 男性受教育平均年限为7.18年，女性为5.58年；在15岁以上人口中，小学文化水平占37.1%，初中文化水平占23.3%，高中文化水平占8.0%， 而大学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仅占总人口1.4%，远低于美国31.9%，加拿大37.4%， 也低于菲律宾15.2%的水平，列世界倒数第二位。1995年，我国15岁以上文盲人口为1.5亿，成人文盲率为16.48%。到1996年，全国文盲率已下降到12%。全国文盲人口不断减少，公民文化素质有了普遍提高。然而，和发达国家已基本消灭文盲的情况相比，数以亿计的文盲半文盲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科学的发展仍是重大障碍。
人口素质低下已引起严重的社会劳动问题，我国职工队伍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择业竞争上岗能力不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据调查，全国产业工人中仅有1.3%左右具有技师职称。另据四川省对24 025 名失业人员的调查，失业人员再就业困难，因技术水平低的占57.9%，因文化水平低的占25.8%，两者相加竟达到83.7%。南京市每年有90 000职工下岗、失业，另外，技工的缺口大，该市劳动局在1997年组织的几次大型劳动力交流会上，加工工业需要的技术工人成交率最低。劳动力资源结构呈畸形发展，使其数量优势得不到转化，职工下岗、失业和城镇居民贫困问题难以缓解。从长远来看，这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人口文化素质低下，制约了道德素质的提高，从而使整个国民素质处在一种较低的发展水平。国民素质低下是民族精神不振、社会道德滑坡、低级文化流行、社会丑恶现象滋生的又一重要原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查，国有企业职工努力程度仅为0.548分， 显然其能力发挥水平较差。一些行业、部门、群体职业道德太差，是导致不正之风、行业垄断、不正当竞争、甚至集体腐化堕落的重要原因。犯罪学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人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和其犯罪行为成反比，受教育程度低下的国民易堕落成违法犯罪分子。
（三）自然再生产出现危机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状况是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基本限制因素之一。
中国属于资源大国，但人均占有量却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贫困线之下：我国人均矿产资源、耕地面积、水资源、森林蓄积量分别为世界人均占有水平的1／2、1／5、1／4、1／10，且在不断下降。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1988年我国土地资源生产力的合理承载人口为9.5亿，超载1.5亿；2000年土地资源生产力合理承载人口为11.6亿，超载约1.4亿。
此外，有限的资源分布也极不平衡，地区间土地生产力和资源承载力差异很大，其中条件较好的东部为225人／平方公里， 而贫瘠的西部仅为12人／平方公里。甘肃省的面积有两个江苏省大，然而绿地仅占该省的总面积4%，生存环境恶劣只能养活相当于江苏省1／10的人口。
自然条件恶劣和当地落后的经济再生产、人口再生产交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是某些中西部地区贫困落后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青海省由于环境恶劣，是全国的贫困地区之一，全省每年财政收入只有20亿元，许多地区干部工资不能按时支付，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据调查，这些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自然条件极为恶劣；人均占有耕地少，且质量差；缺少在非农业产业的就业机会；各项社会事业极度匮乏；人们文化程度低，缺少求生技能等。因此，单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很难尽快摆脱贫困，同时，这些地区往往也是社会问题多发地区。
二、社会问题产生的体制根源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制度的意义上说，是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制度控制由行政控制占主导地位向法律控制占主导地位转化的时期。制度控制无论是在控制方式、控制范围还是控制环节、控制力度上都发生着重大变化。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制度变迁是在一个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现行的制度体系为条件的，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制度变迁的时序性差异：第一，从个体上看，某些制度设置在抽象理论层次上是有利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配套措施的缺乏使得正确的决策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或者在达到预期目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没有意料到的负面影响；第二，从总体上看，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同时存在，行政控制和法律控制势均力敌，双重模式、双重准则的相互制约往往导致制度主体的功能紊乱。基于以上原因，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整合失调、控制失灵的现象，并成为诸多社会问题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社会问题产生的政治体制根源
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社会主义行政现代化和民主法制的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然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仍处在探索过程中，新旧体制间的“真空”或结合部的断层，成为某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干部腐败、经济犯罪得以滋生蔓延的一个便利条件。
当前政治体制中还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1.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严重滞后。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国政治结构发生了广泛的分权现象：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离、行政分权，所有这些使得高度集中的传统政治结构正在被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新结构所代替。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渐进式改革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潜伏着危机。
（1）权力下放过程中，由于相应的监督机制没有跟上， 从而导致了权力运行失调的现象。首先，权力集中不够，中央政府对社会宏观管理和协调控制的能力明显减弱，削弱了中央权威；其次，某些领域高度集权和某些领域过度分权的现象交织在一起。目前，腐败现象主要来自一些手中有实权的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对私利的追逐。这些部门利用手中权力去达到法定组织行为以外的所谓“创收”目的，当外界又缺少对这种权力的监督时，必定造成行业不正之风、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产生。
（2）权力运用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约束机制。 行政法规体系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矛盾仍较突出，特别是各级权力主体，在如何运用自己权力问题上没有科学的界定和明确的约束，对于行政系统中的具体环节缺乏责任机制。另外，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不配套，当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推出时，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这为某些机关部门和专业市场中滥用职权、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提供了空间。
（3）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体系尚待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体系包括立法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等几个方面。受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各项民主制度还不完善，其功能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受到不合理干扰。
立法监督主要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当前，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支出的监督不力，各项具体制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政党监督主要来自党内监督。当前党内监督存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在经济转轨时期，一批新建的临时性机构，像开发办、土地办、房改办、驻外埠办事处及新建企业和实体，没有建立党组织，或隶属关系不明，无上级主管部门监督。第二，监督体制本身功效不足，监督难以到位。各级纪检部门一般采用双重领导机制，即在接受上级主管部门指挥的同时，也服从同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同级党委监督往往不力，而上级机关对下属班子的思想又不可能完全做到及时和准确地了解，从而形成了党内监督的某些空白。
社会监督是通过各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组织的监督体现出来的。此外，公民的个人监督行为和公共舆论的监督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政务公开制度尚在逐步推行的过程中，社会监督的渠道还不够通畅，仍缺乏制度上的保障。
2.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亟待改革。
为政之本在于人。我国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起步较晚，国家公务员制度刚刚建立，与党政职能分开，体现平等、公平、竞争、择优、注重效率、依法管理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不利于一个优化、精干、廉洁的政府行政队伍的形成。
有些部门对干部选拔、考察、任命缺乏透明度，不能广泛征求基层党组织、纪检部门的意见，考察不实、不准，把关不严，使一些思想不纯、品德不良分子混进了干部队伍。更为严重的是，一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大搞关系网的丑恶现象仍然存在，以至某些“跑官、要官、买官、骗官”的严重现象是利用现行干部人事制度上的弊端，成为目前腐败问题的一个焦点。
3.基层政权建设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政权从原来经济、行政、社会组织三种功能的复合体，转变为协调农业生产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行政组织。这一组织结构功能的转变，由于缺少配套的组织化、规范化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一些农村基层政权处于瘫痪、半瘫疾状态，导致部分农村地区从严密控制到放任自流，引发了当地社会秩序混乱的现象。
（二）社会问题产生的经济体制根源
我国目前正处于特定的市场经济转型期，既非传统的计划经济，又非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经济过渡时期。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难免有制度缺陷，这是社会问题发生的又一重要原因。
1.传统经济体制及其影响仍然存在。
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虽然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传统体制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得到改变，但是，权力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在某些领域中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国际上通常把用权力获取个人经济利益的行为称作“寻租活动”。由于寻租活动的存在，腐败不外乎两种形式，即以政治权力换取经济利益，或以经济力量贿赂政治权力。
现阶段我国“寻租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是利用价格双轨制，以价格差（计划与计划内价格差，市场与官方价格差）寻租，最突出的是银行贷款利率双轨制，土地批租的价格差，这是金融证券、房地产、基建、土地批租等领域发案率较高，大案要案较多，腐败、经济犯罪十分猖獗的主要原因；二是利用经济特权和垄断权寻租，通过某种手段获得垄断经营权，独家占有市场，可获得丰厚的“租金”，这就是“电霸”、“水霸”、“路霸”等行业不正之风的根本原因；三是政策寻租，优惠政策本身具有很高的含金量，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权，因此能带来巨额收益。
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可供分配的资源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腐败、“灰色收入”导致贫富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必然使一部分人收入低下，趋于贫困。国际上一般以基尼系数来测算贫富差距程度，并规定在0.3～0.4间为中等不均，0.4以上为高度不均。 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1994年以城市家庭户收入为单位计算的基尼系数已从1986年的0.16上升到0.377，有的文章认为该年基尼系数实际上已高达0.445。
2.现有企业制度存在重大缺陷。
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核心就是“放权让利”，刺激企业活力，然而在经营决策权的下放过程中，政府对企业的外部监督与管理和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与制约机制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制度保证。有专家指出，企业领导人权力的过度膨胀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即企业内部人员凭借各种途径取得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
3.体制转轨所带来的阵痛。
（1）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的不适应。面对固定资产老化、 债务沉重、社会义务不平等、政策环境不公、国家税赋过高、外资实力雄厚等因素，国有企业在从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时往往处于劣势。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计算，1996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比上年上升48%，利润总额下降35%，企业亏损面近60%。
（2）市场经济使失业现象不可避免。长期以来，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旧的“统包统配”、“低工资多就业”的方针和采取行政手段配置社会劳动力的方式，造成大量冗员滞存于企业内部。我国的改革目标已定位于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并以市场机制为动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的转变，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技术进步必然造成结构性失业。
三、社会问题产生的价值观根源
社会转型时期，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旧有价值观体系逐渐瓦解、重组，并将最终让位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价值观体系。然而，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于社会发展、暂时混乱、局部失序的情况，从而加剧了社会转型中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产生和蔓延。
（一）社会转型期价值观体系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强调社会整体利益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基石，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定性之一。改革开放之前，由于种种原因，在一定程度上社会个体利益和社会个体的主观能动作用被淡化和忽视。与此同时，社会整体“公”与“私”对立统一关系的实质未能被正确地把握。
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以“利益”为杠杆来发展生产力的一种经济体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旧有价值观体系和现实的矛盾、冲突开始以一种明显甚至激烈的形式呈现出来。首先，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这和旧有价值观体系对社会个体利益的贬斥是矛盾的；其次，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实施，为社会注入了新的价值观要求；再次，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必然导致个体利益多元化和利益群体的产生。从社会整体协调运行的角度看，要求用法制去规范社会个体追求利益的行为，协调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这使旧有价值观体系不足以整合现阶段利益冲突的矛盾。
（二）当前价值观体系建设中暂时混乱、局部失序的现象
从整体上看，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上层建筑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刚刚建立这个具体历史阶段，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价值观体系尚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另一方面，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颓废传统势力的干扰、市场经济自身消极因素的影响都延缓了新价值观体系的形成。一般而言，转型期的社会价值观体系往往存在两种倾向：旧有价值观体系严重阻碍改革，新的价值观体系极不规范。这种矛盾使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控制功能不可能正常发挥作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公众的生活，社会丑恶现象得不到严厉的谴责，产生了严重社会后果。
1.某些消极的旧价值观念使部分社会公众产生了不适应市场经济生活的现象。首先，由于长期受封闭落后自然经济的影响，等级特权、家长作风、裙带关系等封建道德观念仍然有所残存，这成为当前某些政府部门的个别领导为政不廉、以权压法、任人唯亲的思想根源；其次，因循守旧、不求进取的平均主义的思想与市场经济自主、自强、创业、竞争等新道德要求产生了尖锐矛盾。
2.价值观体系建设中出现错位，其消极影响不可忽视。为了使个人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创造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同时，个人完全自由、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也泛滥起来。
其表现之一是价值取向极端欲化。在极端个人主义的作用下，“金钱万能论”、商品拜物教使某些人走上了重利轻义的极端。在一切社会活动中以个人利益为尺度，必然导致道德沦丧。此外，一些人在对私欲、物欲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变为疯狂的犯罪动机。腐败现象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公权私化，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严重的价值错位和道德堕落。
其表现之二是价值取向无责任化。极端个人主义把个人的私利看得高于一切，并藐视社会整体利益。这种思想的滋生必然导致集体主义思想的退化，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失落，使部分社会成员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有的人甚至直接参与损坏社会整体利益的活动。据统计，1986年1月至1994年12月， 全国各地见死不救的事件就有1 000起以上。另外，由于社会责任感的沦丧， 全国因集体渎职、官僚主义使国有资产流失达4 000亿元以上。个别地方、 个别领导不尽忠职守，不关心群众疾苦，对社会丑恶现象不闻不问，对治理社会问题消极对待，纵容包庇，甚至同流合污，已成为部分地区社会发展无法良性运行的重要原因。究其原因，正是极端个人主义和由此放大产生的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严重践踏了社会整体利益高于社会个体利益的基本原则，导致了社会责任感的失落。
其表现之三是价值取向粗俗化。在极端个人主义的作用下，一种以嘲弄文明进步，认同庸俗下流的价值观开始在社会上有所蔓延。在这种错误价值观的影响下，某些人放纵个人欲望，崇尚感官享乐，把吃喝玩乐的享受主义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为各种不文明的东西编造“神圣”的理由。
因此，高度重视和有效控制社会问题的蔓延，寻找一些能够有效地解决或减少社会问题的过渡性办法，提升国民的精神境界，已迫在眉睫。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1996～1997）——走上两个文明全面发展轨道的中国社会》的分报告，本刊发表时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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