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与台湾问题的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问题论文,一国论文,在香港论文,两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A849.1；D676.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1 —6201（1999）—06—0008—04
香港回归祖国至今已两年的时间了。两年来，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已在香港的实践中经受了全面的检验。回归后的香港继续保持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运转正常。“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不仅为香港未来的发展开辟了现实性的道路，而且为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实践基础，为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关于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构想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香港回归两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在政治上，香港回归后，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按照“一国两制”原则制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提供了充分的政治和法律保证。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的过程中，邓小平就一直给予高度关注，认为“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主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基本法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央人民政府统辖下的一个地方政府。这一条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内容，即坚持“一个中国”，它是“两制”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基本法规定，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后，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经济关系基本不变。从而把“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除上述“三个不变”之外，“两制”还体现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方面。对此，基本法明确规定，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其余均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管理；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为充分发扬民主，维护香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也为香港特区政府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在“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人民150 多年来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以主人翁的姿态描绘香港未来的美好蓝图。同时，他们还与全国人民一起，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誉。
其次，在经济上，自回归祖国以来，香港继续保持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特别是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香港回归的这一年，刚好遇上亚洲金融风波，香港也难以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和冲击。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一系列坚决而有力的措施，纾缓银行资金短缺及信贷萎缩，刺激经济增长，打击国际金融炒家的投击活动，从而以较周边国家和地区小得多的损失， 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波的一次次冲击，在总体上保持了香港金融和经济的稳定。这一成就的取得，当然应首先归功于以董建华先生为首的香港特区政府领导有方，措施得当。但同时，这也是和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当亚洲金融风波袭击香港时，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是对因受亚洲金融风波影响而暂时遇到困难的香港特区的大力支持。事实有力地证明：伟大的祖国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第三，在对外关系上，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香港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更加广阔。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香港回归后与外国经济、文化关系继续保持不变，并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对世界经济发展继续发挥重要的影响。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以祖国大家庭一员的身分，广泛开展对外交往和有关国际活动，进一步发展了香港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关系。香港回归后，美、英、日等世界主要国家，都相继表示香港特区护照与回归前一样，可以畅通无阻。迄今为止，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已广泛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在回归后不久，香港即成功地举办了像世界银行年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这样大型的国际会议。1997年11月，董建华先生参加了在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议。香港在该组织中作为“地区经济”，具有正式会员的资格，以与别的参加者平等的地位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活动，在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和建立区域贸易及投资自由化体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香港回归以来，董建华先生和香港特区政府的其他官员多次出访亚、美、欧诸国，所到之处受到了各国政府与当地人民的热情欢迎与接待。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国际活动空间的广阔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二、“一国两制”可同样适用于台湾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树立了榜样。本来，“一国两制”构想就是邓小平针对台湾问题而率先提出的，只是由于历史的机缘而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但是，台湾有些人却认为，由于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的性质不同，因而“一国两制”不适用于台湾。
应该说，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确实是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并且台湾与香港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不能一成不变地套用于台湾。但是，“一国两制”既然有适用于香港的“香港模式”，也一定会产生适合台湾的“台湾模式”。这是因为：
首先，台湾和香港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处于与大陆的分离状态，都存在着与祖国大陆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用“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从实际出发，充分照顾到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维持两种不同制度并存的现状，保持台湾的社会稳定和既有的经济地位不变。1983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关于统一后台湾的地位和自主权问题，邓小平强调：“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邓小平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是十分实际和非常合理的。也正是考虑到台湾与香港具体情况的不同，这个方案比“香港模式”的条件更加宽松。
其次，台湾与香港一样，也是要通过谈判来解决与大陆统一问题的。中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经验，已为海峡两岸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虽然香港问题是英国殖民者攫取中国主权的结果，台湾问题则是中国内战所造成，但二者的核心都是祖国统一问题。既然中英两国政府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为什么两岸的中国人不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呢？近几十年来，台湾、香港在经济上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说明那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适应各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此，以“一国两制”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是保持台湾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佳方案，也是符合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利益的最佳选择。
第三，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是炎黄子孙，都怀着振兴中华的美好愿望。这是海峡两岸携手合作、达成统一的重要基础。而“一国两制”构想正是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而提出的。它撇开两岸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以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为目的，并且把海峡两岸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国之内和平共处看成是实现中华民族繁荣振兴的重要方式和途径，这就为两岸商谈祖国统一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前提。至于两岸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则完全可以在两岸的政治谈判中协商解决。事实上，中央人民政府已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1995年1月30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新春茶话会上提出了关于两岸关系的“八项看法和主张”。他特别提议说：“作为第一步，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1997年9月，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再次重申了这个主张。应该说，这种关于祖国统一“分两步走”的主张，是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我们相信，只要两岸双方能够坐下来，真正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谈判，就没有中国人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对台湾问题的启示
香港回归两年来，随着“一国两制”在实践中的影响不断扩大，相信“一国两制”也适用于台湾的人正越来越多。“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所取得的成功，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和示范作用。
第一，“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有助于加深台湾同胞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和理解，为两岸和平统一提供新的动力。
自香港回归以来，根据“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充分享有基本法规定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祖国大陆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干预特区政府的内部事务。香港原有的法律大部分予以保留。两年来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香港的“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炒”，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一切照旧。香港同胞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状况普遍感到满意。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现实生活，对台湾同胞无疑是很大的教益和鼓舞。如果说，在此之前，不少台湾同胞对“一国两制”还有这样或那样的误解和疑虑，那么，“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将有助于他们减少疑虑，加深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和理解。台湾同胞将会从事实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祖国和平统一不仅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且还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的实践，必将进一步增强广大台湾同胞对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激发他们的民族感情。邓小平在谈到台湾为什么要同大陆统一的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香港回归祖国一雪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增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弘扬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香港回归的大好形势下，台湾同胞的民族自豪感一旦被激发出来，必将为祖国统一增添新的巨大力量，从而推动台湾当局放弃阻碍祖国统一的立场，使两岸关系能够早日突破目前的政治僵局，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
第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为提升两岸经贸关系，实现两岸全面“三通”创造了有利条件。
香港作为国际经贸中心，在两岸经贸交往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根据“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在回归后继续保持了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同时，香港利用回归后的有利条件，发挥内地在资源、市场、劳动力以及科技力量等方面的腹地作用，提升香港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这种优势在抵御亚洲金融风波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预见，在现阶段两岸尚未直接“三通”的情况下，香港将进一步发挥其在两岸经贸交往中的独特功能。实际上，由于台湾和大陆在经济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台湾的经济发展也和大陆息息相关。台湾“监察院长”王作荣先生曾撰文指出：“我们有一个大陆市场作为我们调节经济的吞吐港，这一点十分重要。自从大陆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后，台湾经济便很少有严重衰退局面出现，这是因为为大陆所吸收了。”（注：台湾《联合报》，1998年9月1日。）这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再次凸现出来。因此，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台湾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稳定繁荣，不仅符合香港的自身利益，而且也符合两岸的共同利益。目前，台湾各界要求开放“三通”、发展与大陆经贸往来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所采取的“戒急用忍”、阻碍“三通”的政策已难以为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的效应必将扩展到两岸关系的各个层面，在经贸方面则会有助于打破目前两岸经贸交往中单向、间接的现状，进一步提升两岸经贸关系，加速两岸直接“三通”局面的到来。
总之，“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良好开端。继香港回归两年后，澳门也将于年底回归祖国。香港、澳门问题完全解决后，剩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要将一个什么样的两岸关系带入21世纪，值得海峡两岸的每一个中国人认真思考。希望台湾当局从民族大义出发，回到“一个中国”的政策上来，早日与大陆进行政治谈判，使海峡两岸真正“把力量合在一起”（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共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收稿日期：1999—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