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合作：现状、路径及全球治理的多元化*
张颖 汪心宇
内容提要： 三方合作是指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与第三方以分享关键的发展解决方案为主的合作方式。通过三方合作，充分利用各参与方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是将南南合作纳入南北援助框架的有效方式。三方合作模式使合作更加贴合东道国实际需求，更大程度上尊重与保证东道国的参与度与自主权。近年来，特别是2015年通过《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后，全球对三方合作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全球范围内的三方合作项目也呈高速增长的趋势。三方合作也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和重视。近年来，三方合作的范围、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当前，三方合作的路径主要包括区域内三方合作、跨区域三方合作和与国际组织在全球开展的三方合作三种。三方合作的不断兴起符合全球治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该模式有利于增加新兴援助国、发展中国家乃至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存在感和发言权，有利于实现公平和有效的全球治理。
关键词： 三方合作；发展援助；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多元化
三方合作是指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与第三方合作的伙伴关系，第三方主要是发达国家/传统捐助方、新兴经济体或多边组织，以分享关键的发展解决方案——知识、能力、专业技能、经验和良好实践、政策、技术和资源为主要的合作方式。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三方合作项目以及参与三方合作的主体不断增多，三方合作逐渐成为重要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之一。通过三方合作，充分利用各参与方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是将南南合作纳入南北援助框架的有效方式。三方合作模式使合作更加贴合东道国实际需求，更大程度上尊重与保证东道国的参与度与自主权，其模式本身就具有更大程度上的可持续性与包容性。
三方合作是落实《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机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三方合作称为一种“变革模式”。① Nadine Piefer,Jeets Hargovan,Rebecca McKimm and others:“Triangular Co-Operation in the Era of the 2030 Agenda:Sharing Evidence and Stories from the Field,”Global Partnership Initiative(GPI)on Effective Triangular Co-operation Draft Report ,2019,p.10.三方合作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南北合作和后来出现的南南合作，是一种更包容、更持续、参与主体更平等的发展合作模式。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169个具体目标，其中，三方合作被确立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手段之一。由此，在联合国范围内，将包容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文41次提到“包容”，193次提到“可持续”，并将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作为全球未来15年的发展目标，标志着全球范围内对于发展问题的关注重点向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转变。
自2014年以来，三方合作作为一种创新的发展合作形式，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和重视。②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Tr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Sharing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hrough Innovative Partnerships,”South-South Cooperation ,2016,p.5,https://www.oecd.org/dac/dac-global-relations/Discussion%20Paper_Trilateral%20Cooperation%20with%20China.pdf,访问日期：2019年7月15日。在《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中专门提到“为有效借鉴国际经验，提升援助效果，丰富援助方式，中国加强在发展援助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在尊重受援国意愿的前提下，与其他多双边援助方试点开展优势互补的三方合作。”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Tr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Sharing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hrough Innovative Partnerships,”South-South Cooperation ,2016,p5,https://www.oecd.org/dac/dac-global-relations/Discussion%20Paper_Trilateral%20Cooperation%20with%20China.pdf.访问日期：2019年7月15日。2016年4月22日中国外交部公布的《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表示要“稳妥开展三方合作”，以“优化发展伙伴关系”。② 外交部网站：《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2030kcxfzyc_686343/t1357699.shtml，2016-04-22，访 问日期：2019年7月15日。 当年发布的《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中则指出要在尊重受援国意愿的前提下，与其他多双边援助方一道稳妥推进优势互补的三方合作，丰富援助方式，提升援助效果。③ 外交部网站：《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第19页，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2030kcxfzyc_686343/P020161012715836816237.pdf，访问日期：2019年4月15日。 2015年9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指出，优化发展伙伴关系。发达国家应该及时兑现承诺、履行义务，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南北合作主渠道地位，深化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支持私营部门等利益攸关方在伙伴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④ 新华网：《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9/27/c_1116687809.htm，2015-09-27，访问日期：2019年5月2日。
中国现有三方合作机制包括中-俄-蒙三方合作、中-俄-印三方合作等，并积极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多边国际机构合作开展三方合作。中国在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相对中立向积极探索的转变。中国领导人多次在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深化三方合作，并积极与多国元首共同探讨开展三方合作。中国开展三方合作，在政治上强调增进互信，打造命运共同体；在经济上强调对接各自发展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在人文上强调密切民众交流和联系，巩固三方合作社会基础；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强调加强协调和配合，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⑤ 人民网：《习近平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第二次会晤》，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710/c157278-27281158.html，2015-07-10，访问日期：2019年5月2日。
随着岁月的流逝，油田服务社涉及的老同志数量会越来越多，而且点多，线长，面广，情况复杂，我们服务社的管理人员少，资金有限，管理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进行科学化的、系统化的档案管理，很有必要。
一、三方合作产生的背景
(一)援助主体多元化
现有研究和调查中关于三方合作附加值具体情况的报告较少，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关于三方合作的附加值没有具体的限定且“附加值”难以进行定量评估；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现阶段对于三方合作项目的评估主要集中于项目的完成情况以及协议、预算的遵守情况等方面，缺乏基于三方合作成果的评估，特别是各参与方的联合评价。但不论是2015年OECD关于三方合作的调查，还是2016年里斯本会议和智利圣地亚哥发展合作对话，都达成了三方合作有明确的附加值的共识。虽然目前三方合作的附加值还无法被完整和系统地评估，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可以通过对比三方合作和包括双边合作在内的其他合作形式，以及分析各参与方参与三方合作的动机来探知。根据2015年的OECD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三方合作的动机中位列前三的是“响应伙伴国家支持南南合作的要求”、“利用南南合作的比较优势”和“与南南合作伙伴学习和分享经验”。从此次调查中可以看出，虽然三方合作能够有效分担合作费用、降低合作成本，但其并不是积极参与三方合作的各参与方的首要动机。2016年在里斯本举办的“关于三方合作:促进伙伴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会议，以及在智利圣地亚哥举办的关于三方合作的未来及其对于取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的LAC-DAC发展合作对话中，三方合作的附加值被概括为：通过三方合作，合作伙伴共享知识、共同学习、促进能力发展、合作并共同创造应对发展挑战的解决方案。①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riangular Cooperation-Evidence from the 2015 OECD Survey 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OECD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s ,2017,p.8,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a8b14341-en.pdf?expires=1563349913&id=id&accnam e=guest&checksum=44518A7A8CC9843347F0E2C966B69A21，访问日期：2019年3月21日。
PDCA循环也叫戴明循环，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质量管理的工具，它包括P（Plan，计划）、D（Do，执行）、C（Check，检查）、A（Action，行动或处置）共4个阶段，是一个循环的、持续向上的、永不停止的过程[1-2]。已有较多研究证实，该方法也适用于医疗行业，可用于提高临床用药质量、减少医疗差错[3-5]。
(二)传统援助模式中供给和需求不匹配
相比双边合作，三方合作的发展历史比较短，规划和实施机制还并不十分成熟，但这并不意味着三方合作没有可遵循的、明确的规划和实施机制。由于许多参与方将三方合作作为双边合作的补充形式或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延伸而来，因此在机制上，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双边合作的机制。从2015年OECD调查的结果来看，63%的受访者在三方合作上沿用双边合作的规划和实施机制。56%的受访者在三方合作中采用联合协议（包括谅解备忘录等）。现有三方合作规划和实施机制还包括成本分摊安排、操作指南、联合评价、基金机制/预算线、代理机制等。
(三)对传统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反思——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
基于援助有效性的讨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经历过两次石油危机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传统的援助有效性提出了质疑，有些接受了大量援助的国家经济依旧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除此之外，援助还助长了一些国家对援助的依赖性，一些国家出现贪污和腐败。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在其《援助的死亡》一书中提到，“1970—1998年，在对非洲的援助资金达到高峰时，非洲的贫困率从11%增长到了难以置信的66%，非洲约10亿人口当中的6亿陷入了贫困的沼泽。”④ ［赞比亚］丹比萨·莫约著：《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也有很多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对非援助长期以来只是助长了非洲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贫困。⑤ 王新影：《“发展援助危害论”及其评析》，载《国际论坛》，2016年第6期，第43—48页。 2005年签署的《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将援助有效性作为议题正式提出，并提出了衡量援助有效性的五项基本原则：自主性原则（发展中国家自己制定减贫、改善机构设置及解决腐败问题的相关战略）、联系原则（援助国的援助遵循受援国战略目标，并在援助过程中充分调动受援国当地系统）、协调原则（援助国负责协调、简化流程和信息共享，以此避免重复投入）、重成果原则（将重点转向受援国发展成果，使成果可评价）和相互问责制原则（援助国和受援国共同对发展成果负责）。①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 Declaration and Accra Agenda for Action,”http://www.oecd.org/dac/effectiveness/parisdeclarationandaccraagendaforaction.htm,访问日期：2019年2月16日。 其中得到最多关注的是自主性原则，即赋予受援国更多的自主权。2008年9月，第三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于阿克拉举行，通过了《阿克拉行动议程》，其主要内容为通过解决三大挑战来加快和深化援助有效性进程。事实上，要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必须经过援助国与受援国双方的努力，发展和合作的架构必须从为援助而援助的“自由主义”向促进受援国的“能力发展”的方向过渡，最终立足于以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基石的价值体系转变。② 宋海燕、赵越、李小云：《“阿克拉行动”评述》，载《国际发展援助——援助有效性和全球发展框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这也是有关援助有效性高级别会议会址从发达国家以及援助国集团的大本营巴黎转向发展中大陆、受援国最集中的非洲国家加纳首都阿克拉所传递出的信息。③ 贺文萍：《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 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9期，第122页。 《阿克拉行动议程》有四个主要改进领域：一是自主性：各国通过更广泛地参与发展政策制定、在援助协调方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以及更多地利用国家系统运送援助物资，以在发展进程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二是包容性伙伴关系：所有伙伴——包括传统DAC援助国和发展中国家、其他援助者、基金和民间组织——都充分参与。三是交付结果：援助聚焦于对发展产生实际和可衡量的影响。四是能力发展：建立国家管理自身未来的能力——也是《阿克拉行动议程》的核心。④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 Declaration and Accra Agenda for Action,”http://www.oecd.org/dac/effectiveness/parisdeclarationandaccraagendaforaction.htm,访问日期:2019年2月17日。 2011年第四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通过的《有关新的全球合作关系的釜山宣言》，将金砖国家和一些私营部门、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新的援助主体纳入其中，⑤ 钟玲、李小云：《<釜山宣言>及其最新进展评述》，《国际发展援助——援助有效性和全球发展框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在南北援助的基础上引入南南合作，标志着国际发展援助理念从“援助有效性”转变为“发展有效性”。《釜山宣言》提出了四项原则：第一，发展中国家对于优先发展事项的自主性：各国应明确自己想要实施的发展模式；第二，注重成果：具有可持续影响应该是发展政策制定方面的投资和努力背后的推动力；第三，发展合作关系：发展有赖于所有行动者的参与，并认识到其职能的多样性和互补性；第四，透明度和共同责任：发展合作必须透明，并对所有公民负责。①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The Busan Partnership for Effectiv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http://www.oecd.org/dac/effectiveness/busanpartnership.htm,访 问日期:2019年2月21日。 《釜山宣言》四项行动计划包括：深化、扩大并实施发展政策及进程的民主参与；加大取得具体而可持续成果的努力；加大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三方合作（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支持，使这些平行合作关系更加适合各国的国情及需要；支持发展中国家调动并利用各种发展资金及活动所付出的努力，同时确保这些不同形式的合作能够对发展产生催化剂一样的作用。② 钟玲、李小云：《<釜山宣言>及其最新进展评述》，载《国际发展援助——援助有效性和全球发展框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二、三方合作的现状
与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三方合作是实现三方合作的另一条重要路径。OECD统计数据显示，自2012年起，在OECD三方合作项目库收集的项目总数中，66%由政府提供，20%由国际组织提供，其余14%由政府和国际组织联合提供。② Nadine Piefer,Jeets Hargovan,Rebecca McKimm and others:“Triangular Co-Operation in the Era of the 2030 Agenda:Sharing Evidence and Stories from the Field,”Global Partnership Initiative(GPI)on Effective Triangular Co-operation Draft Report ,2019,p.16.国际组织已成为参与全球三方合作的重要主体。
(一)范围、规模和领域
图1 三方合作参与方类型①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riangular Cooperation-Evidence from the 2015 OECD Survey 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OECD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s ,2017,p.9,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a8b14341-en.pdf?expires=1563349913&id=id&accna me=guest&checksum=44518A7A8CC9843347F0E2C966B69A21，访问日期：2019年3月21日。
继续采取引育并举的措施，培育和引进行业龙头企业。一是加大龙头企业培育力度，对现有数字出版企业按产业链分类管理，采取“一企一策”分类扶持的措施，全产业链每个节点扶持1-2家龙头企业，3-5家骨干企业，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各环节企业相互支撑，相互融合。市级重点项目原则上由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牵头，中小企业参与；二是运用招商手段补充产业链缺少环节。根据完善产业链的需要，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国内行业领军企业来渝设立分部或迁入重庆，或根据重庆市产业发展需要设立相应机构。
图2 三方合作项目的区域分布⑤ Nadine Piefer,Jeets Hargovan,Rebecca McKimm and others:“Triangular Co-Operation in the Era of the 2030 Agenda:Sharing Evidence and Stories from the Field”,Global Partnership Initiative(GPI)on Effective Triangular Co-operation Draft Report ,2019,p.16.
三方合作的预算金额和合作持续时间跨度极广，OECD在2019年的报告中显示，三方合作项目预算金额从小于10万美元到大于1000万美元不等，其中低于100万美元的合作项目占到了所有被报告项目的68%。合作持续时间也从几个月到十年以上广泛分布。在三方合作中，较长的项目并不一定等于较大的投资：只有4%的持续四年以上的三方合作项目预算在500万美元以上。① Nadine Piefer,Jeets Hargovan,Rebecca McKimm and others:“Triangular Co-Operation in the Era of the 2030 Agenda:Sharing Evidence and Stories from the Field,”Global Partnership Initiative(GPI)on Effective Triangular Co-operation Draft Report ,2019,p.20.
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创新意识不强，难以适应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学术社团作为一种自发组织的团体，带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5]。因此，高校教师要加以适当干预和引导。比如，由于学术型社团本身的特殊性，需要挑选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和创新才能的指导教师来引导学术社团。但由于指导教师的学术水平有限，再加上受到传统就业观的影响，多数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就业教育方面，导致有些学生具有创新创业意识，却无法得到家长和教师的有力支持，对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的培养造成负面影响[6]。
表1 三方合作活动和项目预算② Ibid.
表2 三方合作活动和项目的持续时间③ Ibid.
在区域内开展三方合作，在经济上有利于各合作参与方经济战略的对接，有利于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有利于各国产业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与共同发展，三方合作项目对于区域内相对落后国家能力建设的加强，有利于改善区域经济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的良性和可持续增长。在政治上有利于区域内的各国形成良好的国际关系，为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并且有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稳定。在文化上，三方合作给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利于区域内各国之间的文化繁荣共生以及民心相通。
图3 三方合作项目部门分布情况① Nadine Piefer,Jeets Hargovan,Rebecca McKimm and others:“Triangular Co-Operation in the Era of the 2030 Agenda:Sharing Evidence and Stories from the Field,”Global Partnership Initiative(GPI)on Effective Triangular Co-operation Draft Report ,2019,p.19.
(二)附加值
国际发展援助（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IDA）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之间的转移支付，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提供的无偿的或优惠的有偿货物或资金，用以解决受援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① 李小云、唐丽霞、武晋：《国际发展援助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一国经济获得发展，并通过国际援助来树立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几乎成为各国的共识。“二战”后，美国是最主要的援助主体，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重建，1948年杜鲁门总统签订资助计划。到1952年6月，美国共为欧洲的16个国家提供了133亿美元的援助，约为美国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1.5%。② 德怀特·H·波金斯、戴维·L·林道尔：《发展经济学》（第六版），彭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0—451页。 20世纪50年代，在“冷战”及两极格局的背景下，美、苏两国开始通过援助争夺势力范围，此时苏联成为了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主要援助国。20世纪60年代之前，虽然欧洲包括英法等国家在内的老牌殖民国家也存在一些对殖民地和原殖民地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但规模都相对较小。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洲国家开始成为新的援助国，从1960年到1980年期间，先后有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英国等17个欧洲国家加入援助国行列。③ 唐丽霞、李小云：《国际发展援助体系的演变与发展》，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7期，第47页。 20世纪70年代，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对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影响也急剧增加，④ 李小云、唐丽霞、武晋：《国际发展援助概论》，第31页。 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为组织内部及周边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包括巴西、南非、印度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提供小规模的对外援助。直到21世纪初，随着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开始逐渐成为提供国际援助的重要力量。2006年6月，八国集团与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联合举行“全球发展共同体中的新兴援助者”会议，会议强调，新兴援助国是国际社会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积极的、必不可少的因素。⑤ 李小云、唐丽霞、武晋：《国际发展援助概论》，第53页。 近年来，随着传统援助国经济增长乏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传统援助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比例进一步下降。
(三)规划和实施机制
传统的援助体系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其代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援助资金则单向地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一般认为，国际发展援助的目标包括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和人道主义目标。① 李小云、唐丽霞、武晋：《国际发展援助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除人道主义目标外，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简称 DAC）框架下大部分的援助所出于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都是从援助国角度出发的，其援助模式是供应驱动型的，受援国在其中缺乏自主性。传统供应驱动型的DAC援助导致了援助国提供的援助和受援国具体需求不匹配。这种不匹配一方面源于援助国对受援国具体情况的不了解，从而无法对受援国的具体问题进行识别定位；另一方面，即使援助国能够识别和定位受援国的问题，由于对于受援国的国情和环境缺乏了解，其援助方案往往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错，但实际上可行性不高或施行效果不佳。② Deborah B.L.Farias,“Triangular Cooperation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Canada and Brazil as ‘Co-donors’,”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No.21,2015,p.3.20世纪80年代之后，受“善治”理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援助有效性的关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认同援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良好的治理，对潜在受援国进行选择性援助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共识。③ 刘靖：《全球援助治理困境下重塑国际发展合作的新范式》，载《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4期，第34页。 出于对受援国治理情况的关注，DAC援助国一方面更加倾向于将援助提供给具备良好治理体系的国家，而不是治理体系不完善的最不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为“帮助”受援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DAC援助国更多地将援助投入受援国的政府治理、公民社会的发展、民主等“软件”领域，同时往往附带涉及经济、政治领域的附加条款。由于受援国大多为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实现增长往往是其第一要务。德怀特·H·波金斯在其《发展经济学》中将大部分的对外援助概括为四种广泛目标，但并非所有的援助都以增加受援国投资和经济增长为目的，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如发生自然灾害或人道主义危机时）提供的援助中大部分支持的是基础消费而不是增长，促进健康、教育和环境的援助大部分增加了消费而不是投资，在经济波动后为稳定经济而提供的援助主要帮助受援国调节汇率压力，而只有修建基础设施以及支持受援国生产部门的援助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帮助受援国实现增加投资和经济增长。① 德怀特·H·波金斯、戴维·L·林道尔：《发展经济学》（第六版），彭刚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466页。 由于南方援助国大多是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历过与受援国相似的发展阶段，深知发展是贫困国家的第一要务，因此，基于历史情况的相似性，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援助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贸易、技术转移等经济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并且，出于对受援国的理解以及自身追求国际形象、地位与话语权的要求，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援助很少附加政治条件，反对通过援助进行干涉是南南合作的一大特点。② 徐佳利、梁晓君：《联合国南南合作创新：结构、理念和模式》，载《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年第4期，第23—52页。 但同时，南南合作机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特别是缺乏规范性与透明度，这可以在三方合作中由具有丰富经验与完善制度的传统援助国加以补足。在现阶段，南方援助国援助过程中的透明度也在不断提高。以中国为例，从2011年开始，中国发布了首个对外援助白皮书，商务部还逐步完善对外援助的数据统计、汇编和分析工作。③ 刘靖：《全球援助治理困境下重塑国际发展合作的新范式》，载《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4期，第41页。
图4 三方合作的规划和实施机制①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riangular Cooperation-Evidence from the 2015 OECD Survey 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OECD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s ,2017,p.25,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a8b14341-en.pdf?expires=1563349913&id=id&accna me=guest&checksum=44518A7A8CC9843347F0E2C966B69A21，访问日期：2019年3月21日。
在合作形式上，目前的三方合作大多采取项目式合作，以项目为中心开展合作。项目式合作的突出特点是针对性强，援助国提供的援助资金被替代（被用于其他目标）的可能性小，且规划、实施的各流程都针对项目进行，能够提高合作的有效性。除项目式合作之外，调查显示的合作形式还包括独立技术援助、派遣专家等。合作的形式通常会与合作期限形成对应，以项目为中心的项目式合作通常持续时间较长，而技术援助和专家派遣形式的合作相比之下持续时间较短。
图5 用于三方合作的发展合作类型②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riangular Cooperation-Evidence from the 2015 OECD Survey 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OECD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s ,2017,p.29,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a8b14341-en.pdf?expires=1563349913&id=id&accna me=guest&checksum=44518A7A8CC9843347F0E2C966B69A21，访问日期：2019年3月21日。
三、三方合作路径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16年的一份讨论文件中指出，全球范围内的三方伙伴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1）各方提供补充性技术和资金捐助；（2）传统DAC国家或多边发展机构为项目活动提供资金，而一个新兴援助国则提供从其自身经验中获得的发展专门知识和诀窍；（3）在涉及两个以上发展合作提供者的情况下，一些提供者可能仅提供资金支持，而另一些提供者仅提供技术专长。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Tr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Sharing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through Innovative Partnerships,”South-South Cooperation ,2016,p.3,https://www.oecd.org/dac/dac-global-relations/Discussion%20Paper_Trilateral%20Cooperation%20with%20China.pdf,访 问日期：2019年7月15日。OECD在2017年的一份政策文件中指出，根据收入水平划分，三方伙伴关系主要有四种模式：（1）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与国际组织；（2）高收入国家或国际组织、中等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3）国际组织、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4）高收入国家或国际组织和两个或更多的低收入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②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riangular Cooperation-Evidence from the 2015 OECD Survey 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OECD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s ,2017,p.12,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a8b14341-en.pdf?expires=1563349913&id=id&accna me=guest&checksum=44518A7A8CC9843347F0E2C966B69A21，访问日期：2019年3月21日。而从合作方的选择上来看，三方合作的实现可以通过在区域内开展三方合作、跨区域开展三方合作以及与国际组织在全球开展三方合作三条路径。
据OECD最新数据显示，参与三方合作项目最多的国家依次为德国（174项）、智利（145项）、墨西哥（132项）、危地马拉（109项）、西班牙（102项）、日本（90项）、巴西（84项）、哥伦比亚（79项）和哥斯达黎加（78项）。②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Triangular co-operation repository of projects,”https://www.oecd.org/dac/dac-global-relations/triangular-co-operation-repository.htm,访问日期：2019年7月13日。 据OECD最新报告《2030议程时代的三方合作》，根据2012年以来自愿报告的三方合作项目数据来看，参与三方合作最积极的国际组织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发展基金（OPEC Fund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OFID）、欧盟、伊斯兰开发银行（Islamic Development Bank ，IsDB）和泛美卫生组织（Pan-American Health Organisation，PAHO）。这些国际组织报告的三方合作项目数量为19—41项。③ Nadine Piefer,Jeets Hargovan,Rebecca McKimm and others:“Triangular Co-Operation in the Era of the 2030 Agenda:Sharing Evidence and Stories from the Field,”Global Partnership Initiative(GPI)on Effective Triangular Co-operation Draft Report ,2019,p.16.三方合作最主要的参与主体为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其余主体包括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公民社会、媒体和基金、私人部门等。其中，学术界对于三方合作的参与主要体现在提供具体的专业知识、交换专家或参与对伙伴国家专家的专业培训。①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riangular Cooperation-Evidence from the 2015 OECD Survey 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OECD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s ,2017,pp.9-10,,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a8b14341-en.pdf?expires=1563349913&id=id&ac cname=guest&checksum=44518A7A8CC9843347F0E2C966B69A21，访问日期：2019年3月21日。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全球最多的三方合作项目分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LAC），占到所有被报告三方合作项目的49%，其次分别是非洲（16%）、亚太（12%）、中东和北非地区（3%）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2%）。跨区域的三方合作项目占所有被报告项目的18%。② Nadine Piefer,Jeets Hargovan,Rebecca McKimm and others:“Triangular Co-Operation in the Era of the 2030 Agenda:Sharing Evidence and Stories from the Field,”Global Partnership Initiative(GPI)on Effective Triangular Co-operation Draft Report ,2019,p.16.与传统的南北援助相比，三方合作项目在区域选择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更加关注最不发达地区，在2015年OECD开展的针对三方合作的调查中，所报告三方伙伴关系中涉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占39%，③ 根据 OECD 发展政策文件“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riangular Co-operation-Evidence from the 2015 OECD Survey 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第 13 页图表数据计算。 相比之下，2012年DAC援助国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双边ODA占全球ODA总额的20.7%。④ 齐顾波：《DAC成员国与非DAC国家对外援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国际发展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
(一)区域内三方合作
OECD在其2017年的政策报告③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riangular Cooperation-Evidence from the 2015 OECD Survey 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OECD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s ,2017,p.11,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a8b14341-en.pdf?expires=1563349913&id=id&accna me=guest&checksum=44518A7A8CC9843347F0E2C966B69A21，访问日期：2019年3月21日。中指出，同一地区国家之间的三方合作依然是最常见的。同区域内的国家开展三方合作，具有某些先天优势，相近的地缘优势使得其更容易通过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促进彼此之间的互联互通。除此之外，语言和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是重要的因素。比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大部分三方合作项目都在区域内展开，就这些国家在非洲或亚太的合作而言，大多数三方合作也都包括葡萄牙语国家。①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riangular Cooperation-Evidence from the 2015 OECD Survey 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OECD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s ,2017,p.11,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a8b14341-en.pdf?expires=1563349913&id=id&accna me=guest&checksum=44518A7A8CC9843347F0E2C966B69A21，访问日期：2019年3月21日。与此同时，区域内开展三方合作也面临一定的挑战，比如同一区域内的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具有相似性，难以形成互补，如南太岛国之间；② 张颖：《试论“一带一路”倡议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实施路径》，载《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期，第93—104页。 某些区域内部普遍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缺乏三方合作开展所必要的资金支持，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区域内部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或历史遗留问题，难以达成合作等。
现行的活血止痛胶囊说明书“不良反应”项下描述为“尚不明确”。一是历史原因，过去上市前研究要求不高；二是企业有所顾虑，若将药品不良反应描述过多，会影响药品的销售和经济利益。现应开展调查研究、根据临床用药实际和汇总不良反应病例，实事求是地修改完善药品说明书。
根据OECD在2019年发布的最新报告《2030议程时代的三方合作》，三方合作的重点部门和领域包括政府和公民社会领域（24%）、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16%）、健康领域（11%）、环境保护领域（9%）、能源领域（7%）、商业和其他服务领域（6%）等。可以看出，三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为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经济基础设施和服务领域。
(二)跨区域三方合作
跨区域开展三方合作包括与同一区域内的合作伙伴在其他区域开展三方合作，以及与不在同一区域内的合作伙伴开展三方合作。
在OECD的2018年发展合作报告的配套报告——《不让任何一个掉队的案例研究》中，包括了玻利维亚—阿根廷—德国关于加强玻利维亚先天性心脏病治疗的三方合作案例。③ OECD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Case Studies on Leaving No One Behind:A Companion Volume to th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 2018,”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9789264309333-en.pdf?expires=156335108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7CFD3F46FDFAF957D906C02475EEC960，访问日期：2019年1月21日。 这一合作针对玻利维亚境内无医疗保障的贫困人群，旨在通过分享阿根廷在检测和治疗心脏病方面的专业知识，加强玻利维亚在儿科心脏病学的医疗网络和分散医疗服务来降低玻利维亚婴儿死亡率。玻利维亚作为该三方合作的受援国，是拉丁美洲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平均每1000个婴儿中就有24个在1岁前死亡。① OECD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Case Studies on Leaving No One Behind:A Companion Volume to th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 2018,”p.109,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9789264309333-en.pdf?expires=156335108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7CFD3F46FDFAF95 7D906C02475EEC960，访问日期：2019年1月21日。 降低婴儿死亡率是玻利维亚2016—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部门健康计划的优先事项。阿根廷作为新兴援助国，拥有领先整个拉美地区的心脏病发现和治疗技术，并有丰富的心脏病治疗经验。德国作为传统DAC援助国，在此前和玻利维亚存在双边合作关系，合作领域涉及治理、权力下放和卫生问题等，该项目属于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设立的拉丁美洲三方合作区域基金的框架。该合作项目包括相关领域医疗基础设施的强化和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训等内容。涉及该合作的三方各机构积极参与，特别是玻利维亚从卫生部到部门和市政一级的卫生组织，在三方合作中充分发挥了作为受援国参与者的自主性，该项目获得比较显著的成效。
从作用看，跨区域开展三方合作，有利于拓展合作关系，与更多国家构建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拓展投资目标市场；在开展合作的过程中，还可以利用合作方的“协调者”和中介作用及其在目标区域的良好关系基础，保证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
(三)与国际组织在全球开展三方合作
近年来，特别是2015年联合国通过《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后，全球对三方合作的关注持续上升，全球范围内的三方合作项目也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2015年以来，涉及三方合作的国际发展议程包括2016年11月到12月举行的“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第二次高级别会议”、2017年9月举行的“发展合作论坛：阿根廷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高级别专题讨论会”、2019年3月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二届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等。③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Triangular Co-oper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da,”https://www.oecd.org/dac/dac-global-relations/triangular-cooperation.htm,访问日期：2019年7月13日。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5年针对三方合作开展的调查中，报告的三方合作活动总数为466个，④ 根据 OECD 发展政策文件“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riangular Co-operation-Evidence from the 2015 OECD Survey on Triangular Co-operation,”第 11 页图表数据计算。 而截至目前，OECD三方合作数据库中报告的项目数达到838个，⑤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Triangular co-operation repository of projects,”https://www.oecd.org/dac/dac-global-relations/triangular-co-operation-repository.htm,访问日期：2019年7月14日。 增幅超过80%。
国际组织作为多边机构，本身具有在多国开展援助及合作项目的经验，并在多国设有分支机构，对当地的情况较为了解，且国际组织项目的开展往往涉及一个或多个专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专业领域相关知识和经验，如粮农组织在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等。此外，国际组织具有更加中立的形象，没有国家主义色彩，有利于合作关系的顺利构建与发展。与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开展三方合作，更有针对性，使得参与方能够在合作过程中学习国际组织的专业经验和项目管理经验。同时，国际组织在三方合作中也可以充当中介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这有利于参与合作的各方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在长远意义上促进各参与方之间的双边、三方和多边合作。
目前，与中国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三方合作项目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
四、三方合作与全球治理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发表的报告《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 ）中系统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是个人和机构、公共和私人管理一系列共同事务方式的总和，它是一种可以持续调和冲突或多样利益诉求并采取合作行为的过程，包括具有强制力的正式制度与机制，以及无论个人还是机构都在自身利益上同意或认可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安排”。① 蔡拓、杨雪冬、吴志成：《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chapter 1.“二战”后，特别是进入“冷战”之后，为遏制苏联的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主要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途径，② 谢来辉：《从“扭曲的全球治理”到“真正的全球治理”——全球发展治理的转变》，载《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2期，第5页。 由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为全球治理格局的主导，这一全球治理体系本身就具有扭曲性，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不具有公平意义。进入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全球发展的指导思想。“华盛顿共识”由新自由主义发展观作为支撑，在“华盛顿共识”下，西方发达国家将以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获得援助的前提条件，完全忽略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现实条件及发展需求。③ 李小云、唐丽霞、武晋：《国际发展援助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这一阶段的全球治理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正如亨克·奥弗比克所认为的，“在过去20年里，所谓的全球治理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服务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的自由。”④ [荷]亨克·奥弗比克：《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全球治理：走向成熟还是衰落？》，来辉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1期，第25—26页。 进入21世纪以来，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合法性机构，在全球发展治理中的核心地位逐渐得到彰显，2000年联合国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在2002年联合国蒙特雷发展融资峰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首次以成员的身份参与，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① 谢来辉：《从“扭曲的全球治理”到“真正的全球治理”——全球发展治理的转变》，载《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2期，第7页。 至此，联合国逐渐取得了全球发展治理的主导权。联合国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核心机构，也意味着全球发展治理进入一个主体更加多元、治理更加公平的时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正在形成。② 蔡拓、杨雪冬、吴志成：《全球治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页。
三方合作背后蕴含的全球治理逻辑是多元性的。不同于传统的DAC框架下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善治”的发展援助治理理念，三方合作的治理理念更多受到南南合作的影响。南南合作遵循尊重国家主权、国家拥有和独立、平等、无条件、不干涉内政和互惠的原则。③ 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015》第56 款，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9/313&Lang=C，2015-07-27，访问日期：2019年3月2日。 而三方合作则将自主性作为其遵循的首要原则，强调在发展合作中受援国的自主性和发言权，三方合作项目围绕受援国实际需求展开。三方合作通过赋予小国自主权，使其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据OECD统计，现有超过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到三方合作之中。④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Triangular co-operation repository of projects,”https://www.oecd.org/dac/dac-global-relations/triangular-co-operation-repository.htm,访问日期：2019年7月14日。 三方合作的不断兴起符合全球治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三方合作模式有利于增加新兴援助国、发展中国家乃至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存在感和发言权，有利于实现公平和有效的全球治理。
招考模式还是相对注重学业，虽然政策和考试形式不断改革，但是学业成绩比重依旧很大，学生成绩是能否进入优秀学校的重要考核指标。而学校又背负着能否培养出优秀学生的压力，成绩就成为了学校的追求。同时，学生升入重点初中的比例影响到学校招生和生源，所以学生的成绩又影响到教师个人的考核，这种种原因就造成了为了提升学生成绩，学生课业越来越重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的新型全球治理观，回答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重大问题，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开放包容和公平公正，旨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⑤ 秦亚青、魏玲：《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2期，第1页。 这与三方合作背后关于全球治理的逻辑理念不谋而合，也为中国积极参与三方合作提供了逻辑关系和理论基础。可以预见，三方合作在中国未来的援助和对外发展中的比重将越来越重，有关方面的研究也必将进一步拓展。
战略视角的组织合法性研究认为，组织在面对制度要求时的力量与能动性应得到关注，合法性是可以操控的资源。对组织的可能应对策略做分类归纳，可能的方案包括默守或遵守、适应、选择、控制等，不同的组织策略都是由制度建构的。在社区治理的特定制度情境下，社会组织如何选择策略方案以及具体的行动策略如何？通过LL参与天翔社区治理的过程，我们试图理解和分析这些问题。
作者简介： 张颖，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论坛》编辑部副主任，《区域与全球发展》编辑部主任，太平洋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首脑外交；汪心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合作、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北京，100089）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2096-4536(2019)06-0075-19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首脑外交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7ZGA00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也获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资助。
（责任编辑：史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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