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论文,形态论文,走向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文艺学研究不断地陷入一种理论的末路情绪之中。“理论的死亡”、“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种种“理论之后”的质疑性论断不绝于耳，“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见识。理论高峰的背影还未远去，理论低潮的暗流就开始蔓延。理论的危机正让文艺学研究经受新一轮的话语洗礼，也预示了当下文艺学研究正经历某种动荡，甚至是大的转折。但当前文艺学研究中对理论危机的解读和应答也是非常含糊的，特别是对“理论之后”问题更存在着多种理解方式和路向，各种阐释间隔和缝隙因此也暴露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对“理论盛宴”的额手相庆，还是对“理论危机”的悲观消沉，都体现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价值更替变幻多端的格局，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中的一种尴尬的处境，是一种理论融通的困难。在这种困难面前，新潮往往也意味着严重的滞后，仅仅触及某种理论生长语境的相关性，并非意味着一种合适在理论姿态已然生成，更不等于我们能够有效地介入理论发展的最新格局。所以，面对“理论之后”的种种猜想和臆断，需要我们做的仍然是审慎的理论把握。
一 “反理论”：学科互涉与理论融通的可能与困境
就像当初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学界迅速抢滩登陆、全面开花一样，中国当下理论生态和发展空间中“理论之后”情绪传播之快之广依然是空前的①。表面看来，“理论的死亡”、“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种种“理论之后”声音好像是与保罗·德曼、斯坦利·费什、特里·伊格尔顿等西方文学理论家的观点有关；他们曾不同程度地提出了类似的观念，如保罗·德曼在20世纪80年代曾发表了重要论文《对理论的抵抗》，斯坦利·费什则在他著名论文《这门课里有没有本文》中提出了“理论无用论”的宣言，特里·伊格尔顿则在2004年出版了《理论之后》。由于他们的某些宣言性的论断，我们往往把“理论的死亡”、“理论的终结”、“理论的抵抗”、“反理论”等预言和判断笼统地称为“理论之后”的问题，并将之视为一种文学理论层面上的变局。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依据，但也不排除其似是而非之处，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之后”问题的起源语境来看，还是从它本身所蕴含的问题性质来说，“理论之后”的问题都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声音，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理论话语，仅仅将“理论之后”视为一种关于文学理论研究的悲观预言更是不全面的。
首先，“理论之后”并非是一种“理论”，它不是一种稳定的、有明确思想指涉的理论观念，而是一种理论发展的趋向，预示了一种理论发展的转折。其次，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判断，“理论之后”仍然是一种西学话语，这种“西学话语”不但由来甚久，而且声音、面目、立场不一，其中不乏严肃认真的理性思考，当然更包含某些混乱的理论观点和立场。再次，作为一种“西学话语”，“理论之后”体现了一种元理论形态的思想情势，这种思想情势与当代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的发展现实相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体现了一种理论生产与更新层面上的“瓶颈”化困境，包孕着一定的思想策动的能量。从这三方面来讲，若想更深刻地把握“理论之后”问题的内涵，恐怕还需要我们认真做些思想整理和理论爬梳工作。
作为一种理论发展趋向，“理论之后”最开始并不具备文学研究上的普遍性，它并非是直接针对文学理论研究而言的。这并不是说它在理论上不成立或者说是一个“伪问题”，而是说它本身其实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意义指向。不但“理论之后”中的“理论”的含义非常广泛，而且“理论之后”中“之后”的说法其实也难以厘定其意指所在。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之后”说的并非仅仅是厌烦了某些凌空蹈虚的宏大理论，在理论已近黄昏之时而体现出的那种“欣快症”倾向。这种印象分析和情绪判断和“理论之后”的问题并非发生在同一层面。作为一种印象分析和情绪判断，我们尽可以发泄种种关于理论的不满，但作为一种理论发展转折的整体性判断，“理论之后”则涉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整个人文学科发展的某种隐蔽的思想情势变化，揭示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走向。这其实就上升到了理论生产与知识更新的高度。
在当代西方人文学科整体发展中，最早在理论层面上显示出的知识生产与知识更新的某种隐蔽变化情势的，是所谓的“反理论”思潮。20世纪80年代，西方一批伦理学家，如威廉姆斯、泰勒、麦金太尔等，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伦理学的“反理论”运动。这场运动针对的是“现代道德理论”，反对的是伦理学研究中那种脱离文化和历史语境、对照单一标准以通约的道德理论的狭隘性。这场“反理论”运动曾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研究中产生重大影响，它对那种普适性的、对照单一标准以通约的元叙事理论合法性的怀疑，深深触动了人文学术理性的叙事逻辑，并因此影响了伦理学研究的理论走向。现在看来，它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理论之后”的问题，但无论是现代道德理论，还是文学与文化理论，那种脱离文化与历史语境的元叙事理论，都面临着来自文本与历史的质疑。正是因为如此，这场离我们现在“理论之后”研究并不久远的“反理论”运动不该被遗忘。无论是伦理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美学研究，在面对元叙事理论的合法性的层面上，它们的“问题性”都是一致的。
除了威廉姆斯等人的“反理论”运动之外，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哲学，其实也包含了某种“反理论”的意味。这要追溯到罗蒂和维特根斯坦。美国哲学家罗蒂曾经提出了一种明确的“反本质主义”哲学。罗蒂所谓的“本质”，是与哲学上那种非历史主义的终极真理观联系在一起的。在《后哲学文化》中，罗蒂将那种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哲学称为“大写的”哲学。他认为，所谓“后哲学文化”，就是这种“大写的”哲学消失的文化。因为“后哲学文化”不再相信终极实在的本质，在“后哲学文化”时代，“将不存在任何称作‘大写的’哲学家的人”；“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者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②。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哲学和美学上的“反本质主义”观念。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词与对象的对应指称关系并非语言的本质图像，语词的意义并不是由它与对象的指称关系确定的，而是通过它的“用法”确定的。维特根斯坦借这个观点指向了一种哲学上的困惑，那就是在哲学上，我们通常力图为每个名词寻找相应的实体。在他看来，这种实体的存在只是某类“语言游戏”的一种“用法”而已。他用“家族相似”的概念来说明这种“语言游戏”的实现规则。所谓“家族相似”，就是说，“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相互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③。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深刻地解构了语言分析的本质主义理论规则。正是因为词语在“语言游戏”中形成了一个“家族”，所以要寻找语词在逻辑上统一的“本质”是不可能的，它的意义只能存在于家族成员中的某种相似性。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认为美的本质研究也是如此。他提出“美”只是个形容词，并认为“美”的概念存在很多危害，美的本质、美的“理论”也只是一种用语言描述的东西。他甚至提出：“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思考中没有任何假说。我们远离一切的解释，而只是以描述来代替它。”④
罗蒂和维特根斯坦都曾是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风云人物，处于哲学理论研究的显著位置，他们的“反本质主义”观念引起了很大的思想震动。“反本质主义”挑动的是哲学的基础和哲学家的理性这个“旋转的木马”，最终撼动的是当代西方整个人文学科的知识基础与经验，同时也引起了文学理论研究与美学研究的体系性与本质性的建构危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哲学观念的“反本质主义”，其实铺设了哲学领域中的“反理论”之路，并为当代西方人文学科发展中“理论之后”问题的出场提供了潜在的思想支援。现在看来，这种支援也很重要，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反理论”以及“理论之后”的问题都指向理论研究的某种思维方式与理念逻辑上的话语转向，这种话语转向正是“反本质主义”哲学的思想能量所在。无论“反理论”与“理论之后”主动借力于这种思想能量，还是二者之间不约而同地走向理论范式上的雷同，它们之间或隐或显的关系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虽然罗蒂和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哲学并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理论范式的“反理论”转折，但正是在他们的思想策动下，“反理论”有了从伦理学、哲学到文学理论的思想互涉的可能。这也正说明了“理论之后”问题的缘发语境的特征，它有一种在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和思想逻辑中自由游走的自洽性。这既体现了当代西方人文学科知识生产过程中理论融通的方便，也造成了不同学科间的阐释悖论。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学科领域，这种自洽性的话语都可以被应用，但它又不是一种可以通约的理论形态，在伦理学研究中是如此，在哲学研究中是如此，在文学研究中仍然如此。
二、“理论的抵抗”：伦理学、哲学、美学向文学理论的转折与位移
在罗蒂和维特根斯坦提出“反本质主义”，以肢解哲学上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过程中，他们没有忽略为文学叙事的合理性留下空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都对文学葆有兴趣，更主要的是，文学语言的隐喻空间和文学叙事的开放视角本身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象征。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文学可以成为“后哲学文化”的基础。罗蒂和维特根斯坦虽然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反本质主义的，但他们不想将那种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念上升为一种基础性的、理性的“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反本质主义观念也蕴涵着深刻的“反理论”思想。在罗蒂那里，这种“反理论”思想是通过哲学研究来实现的；在维特根斯坦，则是通过美学和伦理学研究来实现的。
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罗蒂曾经提出，哲学家们常常把他们的学科看成是讨论某些经久不变的永恒性问题的领域，其中有些问题是关于人类存在物与其他存在物的区别的，另一些问题则关乎认知要求的合法性，即有关知识的“基础”问题。因此，在哲学家们看来，“哲学相对于文化的其他领域而言能够是基本性的，因为文化就是各种知识主张的总和，而哲学则为这些主张进行辩护”⑤。不难看出，在罗蒂的论述中包含着对哲学的深刻情感，他承认哲学能够根据认识和心灵的本质为人们的认识活动提供理解的基础，但也深藏着关于哲学的不解甚至疑惑。正像有的学者说的那样，罗蒂“从哲学史中受益匪浅”，但他也迫不及待地提醒人们，“哲学并不比文学或政治更有理由拥有一个本质”⑥。罗蒂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充分地认识到，作为人文学科知识基础的哲学，其实已经在认知要求的合法性过程中专业化和学科化了。所以，当罗蒂的“反本质主义”肢解了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认识来源之时，其实也是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作为一种“理论”的“哲学”的质疑：这正是作为哲学家的罗蒂的思想之超越性所在。在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中，哲学既是理论，同时又不是理论，至少哲学的魅力不在于本质的理论。目前，中国文学理论界大都把“反本质主义”作为质疑文学理论体系性建构与本质主义的知识生产的思想原点，其实就罗蒂的观念来看，“反本质主义”既不是解构文学理论的终点，当然更不是建构文学理论的起点，而是走向了对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的超越。在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中，一切认识都归于常识，理性、科学、理论不过是常识的叠加和复述，常识的普泛化其实也就使作为“常识的批判”的“理论”⑦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这也正是为什么罗蒂不同意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作为“后哲学文化”基础的原因。说白了，他是担心“文学”与“常识的批判”之间再度走向专业化和学科化的“理论”。
即使从一般的哲学理论着眼，罗蒂的担心也并非多余，这一点，同是作为“反本质主义”哲学家的维特根斯坦也有清醒的认识。维特根斯坦是通过伦理学和美学研究表达他的认识的。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曾认为；“伦理和美学是同一个东西”⑧，维特根斯坦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在他看来，伦理学和美学同属于那种被他称作“神秘的或不可说”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美和伦理一样，只显示自己，美的本质、语言的逻辑和意义、思想的形而上学主体都可以被语言的实际使用所代替。所以，维特根斯坦认为他根本没必要使用“理论”⑨。对于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明显的“反理论”倾向，他的老师罗素曾经颇为失望，但这不影响他的观点后来仍然被哲学界奉为圭臬。他的这种哲学理念，为后来的美学研究成功走出了“美是难的”的困扰，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维特根斯坦是在“语言批判”层面上展现他思想的超越性成分的，有的学者认为，“对于维特根斯坦而言，哲学就是‘语言的批判’”，而“净化一个人的语言，就是净化一个人的思想”⑩。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叙述风格的表现，更是一种深刻的美学精神。“语言批判”融合了他的美学和伦理学思考，最终从美学和伦理学让渡到了文学。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维特根斯坦的意义，正是在于对这种美学精神的显著影响，哲学研究中的反本质主义与文学研究中的“反理论”之间也有了“互文性”的渠道。保罗·德曼和斯坦利·费什的“理论的抵抗”观念，其实也与维特根斯坦的美学精神有某种“互文性”。
相比哲学研究中的维特根斯坦和罗蒂，在美国文学理论家保罗·德曼那里，“反本质主义”哲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转折，这种转折用罗蒂的话说就是，“德曼把反本质主义哲学变成一种文学崇拜”(11)。罗蒂说德曼“在最后关头又推了本质主义一把”(12)，这话看似是对德曼的批评，其实不然。因为德曼与罗蒂在反本质主义研究的初衷不同。在反本质主义的问题上，德曼更多强调的是文学语言隐喻符号的反本质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推进了反本质主义在文学研究层面上的进程，这也正是他的“理论抵抗论”提出的哲学背景。“理论抵抗论”出于德曼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要论文《对理论的抵抗》。在文章中，德曼考察了美国文学教学和文学理论传授的深层次关系。他提出，作为文学研究方法证明的“理论”，一直以来都与文学教学和谐共存，但是，随着它内部不断出现的争议和辩论，希望凭借合理论说而演进的“理论”却在文学和语言教学中显露出某些危机征兆，从而暗示出“理论”和人们获取知识的方法与手段之间的不确定性，“理论”成了“学术的因而也是教学的障碍”(13)。在德曼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中把“理论”理解成了某种剥离了具体感觉的本质主义的普遍系统和方法概念，从而忽略了文学语言的隐喻传统和符号意义；而作为隐喻符号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拒斥那些作为“理论”的本质主义的普遍系统和方法概念的，这些概念既威胁文学教学的展开，也“在理论学科的严肃游戏中成了某种百搭牌的东西”(14)。与德曼坚持同样观点的是斯坦利·费什。费什干脆宣称“理论无济于事”(15)，认为理论不过是从它声称要超越的可变无常的实践世界、信仰、推测、观点中借用了某些术语和内容而已，“所谓理论是一件永远不可能企及的事”(16)。
保罗·德曼和斯坦利·费什的“理论抵抗论”是文学研究中反本质主义声音的重要代表。罗蒂说德曼把“反本质主义”变成一种文学崇拜，其实也从另一个维度上说明了反本质主义文学研究的影响与努力。正是基于这种影响，德曼和费什的“理论抵抗论”理应也被纳入到“理论之后”的视野中。“反理论”、“反本质主义”、“理论抵抗论”共同构成了“理论之后”问题的一个潜在的思想语境，都是“理论之后”问题的思想催发的原点。虽然“反理论”反对的是现代道德理论，“反本质主义”颠覆的是哲学上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观念，“理论抵抗论”抵抗的是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中的本质主义理论系统和方法概念，但它们都是对那种独断性、普遍性、体系性的“理论主义”的拒绝，从而体现了一种深刻的理论焦虑。这种理论焦虑，一方面与文学的现实处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与当代文学理论增殖与更新中某种隐蔽成规和体制转换相关。特别是德曼和费什，他们不但质疑“理论”的合法性，而且开始问及理论的僭妄对文学研究学科建制、学科壁垒与学科教学的影响与辐射问题，涉及了文学理论学科属性与学科建制层面上的实践反思。他们所起到的作用不是理论落潮的推波助澜，而是从理论发展的内部肢解了理论前行的动力。他们将那种普泛意义上的“反理论”观念，引向了对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局限的批判，真正地涉及了理论范式的转换和应用问题，从而将“理论之后”问题的探索引入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值得一提的是，德曼和费什的观念同样不是孤立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尼尔·路西也曾经发表了“反理论”的论文，题目就叫做《理论之死》。路西的观点指向的，是文学解释传统中的“元理论”观念，特别是对法国思想家利奥塔的思想进行呼应。他提出的观念是如何既能够在利奥塔与康德传统命题之间寻找破解文学稳定结构的理论招数，但同时又不影响“文学反思判断的规则”(17)。路西还发表了《批评之死》、《历史之死》，尽管观念还缺乏针对性，但也并非仅仅是一种零敲碎打的声音，他承续的正是后现代主义质疑宏大叙事、抗拒那种本质主义的、稳定不变的元叙事理论的批判精神，所以他的观点已经非常接近那种普遍意义上的“理论之后”观念了。
三 “理论之后”：批判理论的转折与伊格尔顿的矛盾
从当代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历程来看，“反理论”、“理论的抵抗”、“反本质主义”都有它独特的出场语境，更有它的意义指涉。这种意义指涉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性论断，而是体现了当代哲学与文化理论增殖与更新中的某种生产机制与表达机制的变化，它已经从那种情绪性、感受性以及印象式的转折变化上升为对理论发展惯性的批判，并突入到了某种时代与文化主潮变革的视野中。英国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广为人知的《理论之后》其实就是基于这种语境而发的。在众多关于“理论之后”的著述中，伊格尔顿的声音值得认真探讨。他在2004年出版的著作《理论之后》(After Theory)可以说是最近几年相对沉寂的文学理论界的一个“理论事件”。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提出，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随着一场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叙事的开始，以及所谓的反恐热，人们曾经熟悉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正在走向终结”(18)。他认为，在这个终结点上，当代西方各种文化理论在资本主义文化体制中被专业化和宰制化了，智识生活与日常生活之间不再有任何的缝隙，文化研究也失去了对当代生活最基本的呼应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之后’所意味的正是我们现在处于理论发展高潮之后的没落时期，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远离因阿尔都塞、巴特与德里达等思想家的洞见而展现的理论富饶的时代”(19)。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提出了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发展的悖谬现实，深刻地剖析了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的现实境遇与范式转换问题，并对理论如何进一步影响当代生活的问题有深度回应。他的批判分析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逆转与突变有非常重要的参照作用。20世纪西方文化理论发展到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化研究阶段，确实已经失去了整体性的活力和深度发展的动力，各种文化研究在不断强化的专业化和体制化过程中也体现出了真正融入日常生活的困难。特别是当文化研究越来越以商品化的方式演变成一种关于身体与政治的华丽表演之时，这意味着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文化研究举步维艰了。正像有的研究者所说那样，文化研究“我们对它谈得越多，越不清楚自己在谈什么”(20)。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一直以来的对“性”、“身体”、“政治”等文化研究关键问题的热情荡然无存，他的触觉是灵敏的，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化理论内在思想理路变迁的困境。所以，《理论之后》显露的并非仅仅是伊格尔顿包含讥讽与俏皮的论辩智慧，也不仅仅是冷峻犀利、入木三分的批判锋芒，而是那份理论研究的责任感，这是应该值得我们尊重的。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伊格尔顿这份理论责任感也有它独特的析出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包括文化理论在内的西方左派文化在西方学术机构和学术体制内的格局与地位的变化，从中也折射出了一种重要的理论心态。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说的“理论”其实就是指20世纪60年代后在西方兴起各种文化理论，包括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文化研究等，这些理论大部分与西方左派文化思潮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在西方，左派文化是一种特有的知识分子话语，它承续的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激进文化的思想传统，特别是感染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的激进情绪，具有那种把残余的激进理想演化为浓烈的学院政治的实践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左派文化其实已不单单是一种纯学术和纯理论的研究，而成了一种知识分子人文理念和政治关切的思想标示。当然，为此它也曾招致了很多批评。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曾经批判它们的空泛和花哨，认为现在英美的一些大学已经成了滋生左翼理论的温床，那些“文化左派”知识分子，“漫不经心地使用诸如‘晚期资本主义’等术语，仿佛我们只须等待资本主义垮台，而无须解决这个问题”(21)。罗蒂还指出，文化左派每年都能提出新名词，而且，“当代学院左派似乎认为，你的理论越抽象，就越能颠覆现有的秩序。你的概念工具越有气势、越新奇，你的批判就越激进”(22)。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也曾批判它们的虚伪和浮躁，批判“文化政治研究”成了一些批评理论家的重要的学术研究内容，甚至“意识形态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事业”(23)。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则更是指出了西方左派文化研究功利和投机的成分。雅各比说，那些左派学者逾越了学术与学院的限制，在资本主义文化体制与文化机构中走向了理论争斗的左右搏击，他们虽然质疑资本主义文化体制，反对学术权力和院校政治，但他们“不是院校权力的天生反对者，当有可能进入这些院校并或许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当仁不让了”(24)。这种批判虽然有些过火，但也指出了当代西方各类左派文化理论在面目上的复杂性。特别是如今，当各种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心甘情愿地做了资本主义全球叙事的注脚之时，其实也就意味着作为一种知识分子话语的左派文化出现了危机。西方左派文化既对资本主义文化体制存有不可以根本杜绝的依附性，但也绝对不愿意看到资本主义全球叙事的来临。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其实，伊格尔顿也是处于这个矛盾中的。伊格尔顿的思想向来具有明显左派文化情感，虽然伊格尔顿也批判文化左派的“自由悲观主义”(25)，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同西方整体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样都面临着文化转向的巨大挑战：他既要在哲学和理智的层面上践行“文化左派”的实践精神，同时又要在思想层面上为文化左派迎战自由主义的挑战廓清理论和现实障碍。面对文化左派不断被边缘化的命运，伊格尔顿也显得不那么从容了。所以，在《理论之后》中，他在感叹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理论困境之时，也包含着对那种知识分子话语坍塌的惋惜。当我们看到他说，“不能用理论判断你的生活方式，因为理论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并不是从生活中分离出来的某种东西”(26)。“许多理论的批评者是细心的读者，但是他们也是一些没有理论的人。”(27)“我们永远不会处于‘理论之后’，也就是说没有理论便不会有反思性的人类生活。”(28)他已经在提出“理论之后”的同时走向了再度的理论期望。伊格尔顿不满意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现实功效，但不是说，在伊格尔顿那里，作为一种整体的理性思考的“理论”不需要了。伊格尔顿痛恨所谓的“资本主义全球叙事时代的来临”，从表面来看，颇有些对理论的失望情绪，但他并没有认为理论已经终结，也没有真的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处于“理论之后”，而充其量是对理论的“不满”，他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之后”与那种通常意义上的“‘理论’之后”观念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在西方学界影响也很大，中国学者更是争相引述。英国学者戴维·洛奇在书评中同样用了醒目的题名：“向这一切说再见”，并认为：“《理论之后》是作为理论实践者与捍卫者的伊格尔顿之间的对话”(29)。无论伊格尔顿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的观念都是对西方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的“反理论”思潮的一种强力助推。但是面对理论研究中的“后理论”、“反理论”、“理论的抵抗”乃至弥漫甚久的“理论危机论”，仅着眼于伊格尔顿一人的观念，单是从伊格尔顿这样一部著作就提出所谓的“后理论时代”，那还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伊格尔顿，我认为，我们该重视的并非是他说了什么，而更应该强调的是他那种关于理论的文化价值批判的思想高度，以及那种审慎的态度。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如果我们仅仅流于印象与情绪层面上的分析，仅仅满足于对某种理论阐释新说法的介绍和转述，或是仅仅呈现了作为一种现象、话语、思潮层面上的“理论之后”的观点，那我们仍然是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跟风阐释上的，仍然是在描述作为一种“理论”的“理论之后”观念，因此也就意味着仍然没有对“理论之后”的命题，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理论发展脉象和思想裂变现实做深入研究，特别是那种理论范式意义上的深入考察仍然是缺位的。
四 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思考
目前而言，关于“理论之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伊格尔顿、德曼、费什、罗蒂、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身上，他们面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最新趋势发出了各种声音，虽然有的声音发生在文学研究疆界之外，但最终都在文学研究范围内借尸还魂。相应地，尽管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份和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文学理论研究界还是更多将他们的观念视为一种文学研究的突出情势，他们在文化、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发言与著述也一直以来被当作文学阐释的理论依据。这既是一种有效的学术融合与交叉阐释的视野，但也不排除某种思想形态与思维观念上的理论误用。有时他们在文化、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观念，并非直接针对某种文学的历史与现实，抛却地域疆界和文化差异等因素，他们的观念并非对于文学研究具有直接应有的效力。作为一种“西学话语”，“理论之后”的问题具有浓郁的语境色彩，既有独特的思想指涉，但论域又太过宽泛。如果我们忽略了它的语境特征和论域范围而生硬地移植、转述进而指向一种明确的理论方向，有时就会造成双向伤害。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没有把握它真正的含义，在移植和转述中失却了对其思想语境的具体分析，另一方面，在理论接受与本土应用中，没有经过理论生态的认真考察而消弭了它的借鉴和参照价值，这是很遗憾的。
“理论之后”的问题毕竟在理论研究的台面上凸显了，也预示了当前文学研究的某种理论策动和变局。一向处于理论研究前线的文学理论，敏感地在此番理论策动中嗅到了某种变革的路径，但对于“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等说法，我们也不能笼统地混为一谈。无论保罗·德曼、斯坦利·费什，还是维特根斯坦、罗蒂、伊格尔顿，他们谈论的“理论之后”，不排除指向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各种思想指涉仍然还有差别。“反理论”、“理论的抵抗”在某种层面上接近所谓的“理论危机论”，但“理论之后”则没有这个意味。有的学者认为：“‘理论之后’也就是后现代理论范式之后的理论”，“就是韦勒克所说的‘大理论’(the grand theory)死亡之后的理论”。所谓的“后理论”就是“告别‘大理论’，不再雄心勃勃地创造某种解释一切的大叙事，转而进人了各种可能的‘小理论’探索”(30)。有的学者提出，人们都在谈论“理论之后”，那是因为文学理论已经没有期待，没有什么大的思潮，没有什么大的转向，从而滋生了人们对理论的失望，甚至理论的疲劳(31)；也有的学者试图从理论范式变化的角度来尝试解答理论的接受和抵抗现象，并试图通过分析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变化来解决文学研究方法上的分歧(32)。这些意见都很中肯，不乏真知灼见。但在我看来，我们对“理论之后”的分析恐怕还是应该从多种层面上着眼，应该深入探索“理论之后”问题所带来的理论研究的深层次动荡以及影响，努力把握“理论”、“理论之中”以及“理论之后”的文学研究的生态变化，特别是能够从批判反思的角度着眼理论变革的路向。
理论危机的声音已经此起彼伏，抵抗理论的呼声也愈来愈烈，连绵不绝的“理论之后”的声音，不但让理论显得黯淡，同时也让文学理论研究变得凄惶。在理论呈现颓废之势的当口，种种预言和判断令人应接不暇。但是，人为地助长理论的末路情绪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更加混淆视听。面对“理论之后”的种种预言与判断，首先，我们该思考，“理论之后”说明了什么？美国学者华勒斯坦曾说：“无论人们是怎样真诚地追求普遍性，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普遍性的期待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33)“理论之后”正说明了那种普遍性的理论努力的破产，无论是那种普泛意义上的“理论危机论”，还是具有明显的对立情绪的“理论抵抗论”，以及理论范式意义上的“理论之后”观念，其实都预示了理论的现实入口与出路的瓶颈化困境，理论在现实的裂隙中出现了价值和信任危机。这一点，无论是在文学教学，还是理论研究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美国学者卡勒感叹：“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各种著作。”(34)有的研究者也提出，当学生“不满为什么课堂里阿尔都塞要比莎士比亚更重要：他们怀疑那些眼花缭乱的理论课程不过是陈旧货色的新包装”(35)。在这种情形下，理论确实在自身的发展中显露出某些危机征兆，但是，理论的危机有时也不全是“理论”本身的问题，说白了，是一种理论的限度问题。也就是说理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它的极限，所以才会出现更生的阻力，才有了那种集体性的理论焦虑。无论我们对这种焦虑如何认识，我们得承认，当我们不断地将这种焦虑归结为消费、商业、意识形态、传播媒介和形式等等新问题之时，其实已经说明了理论对象化现实的弱势。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不仅已经告别自己辉煌的过去，还要失去自己的将来”(36)。这种看法虽然过于极端，但也是一种警示之言。
或许，当我们呼吁理论的危机，感慨理论的过剩，宣告“后理论时代”来临之时，我们该思考的是，我们曾经真正地拥有一个“理论之前”或者一个“理论”的时代吗？在所谓的“后理论时代”，我们是被“理论”抛弃了，还是在“理论”面前失败了？我们曾有过对理论推崇备至，顶礼膜拜的时期，但好像是突然之间，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的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理论也不需要了。伊瑟尔说：“我们目前谈论理论的衰落，指的是我们对理论的误读，而不是理论本身的过时。”(37)“理论之后”的声音之所以连绵不绝，固然像卡勒说的“理论的不可控制性”(38)是一个主要原因，但也不能排除我们在对理论的接受，特别是理解与应用中，仍然存在着盲目甚至功利性的滥用，而在某种程度上，那种真正的理论又是缺失的。在西方，风光无限的各类理论家曾经缔造了一种以理论为业的知识分子的共同事业，它支撑着无数学院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姿态。在以往的岁月，文学理论家不单单代称了一种职业，而且代表了一种荣耀、一种地位，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姿态，他们曾经引起了一群生活在“格林威治村”的文学信徒和时尚青年的无限崇拜和追求。但在今天，“在理论上有所发现的英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39)。随着文学研究的日益边缘化和人文理念的日益弱化，在“格林威治村”渐渐远去之后，理论正面临着角色转换和地位转换的尴尬和痛楚，但这并非意味着理论真的走向末路，而是理论在一个新的文化生态中展现出的新的价值诉求，它所蕴涵着的更深层次的理论期望正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
注释：
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界开始有针对性地关注“理论过剩”、“理论终结”甚至“理论死亡”的问题，主要是反思理论生产、理论传播与理论接受中的时代、地域、语境与文化疆界问题。2004年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出版后，中国文学理论界关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理论之后”的研究与反思不断扩大，迅速地从关于理论生产的反思上升到理论的合法性、有效性等问题的研究，“理论之后”的情绪也迅速扩张。具体研究见《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1日高建平、金惠敏、刘方喜等人关于“文学理论死了”的专题讨论文章；《文艺研究》2005年第11期关于“理论过剩”的一组讨论文章及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姚文放《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盛宁《“理论热”的消退与文学理论研究的出路》，《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顾明栋《后理论时代对理论的抵抗及范式构成》，《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阎嘉《“理论之后”的理论与文学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周启超《在反思中深化文学理论研究——“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②(11)(12)[美]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42、152页。
③④[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8、71页。
⑤[美]理查德·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⑥[美]理查德·鲁玛纳：《罗蒂》，刘清平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5页。
⑦(34)(38)[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7页。
⑧[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2页。
⑨[奥]维特根斯坦：《美学讲演录》，见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魏育青等译，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534页。
⑩[美]贾可·辛提卡：《维特根斯坦》，方旭东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1页。
(13)(14)[美]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4、99页。
(15)(16)[美]斯坦利·费什：《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100页。
(17)[澳]尼尔·路西：《理论之死》，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页。
(18)(19)(26)(27)(28)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P.221,P.2,P.54,P.221,P.221.London:AllenLane,2004.
(20)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21)(22)[美]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黄宗英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6、68页。
(23)[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
(24)[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
(25)[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页。
(29)[英]戴维·洛奇：《向这一切说再见》，《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1期。
(30)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31)周启超：《在反思中深化文学理论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32)顾明栋：《后理论时代对理论的抵抗及范式构成》，《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
(33)[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3页。
(35)(36)张箭飞：《文化理论在西方的死亡》，《学术研究》2005年第9期。
(37)[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39)[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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