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化带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制约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结构论文,制约因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尽管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工业化，但是由于道路不同和模式不同，工业化对二元结构转型的带动作用也就不同，因而不同道路和模式的工业化具有不同的二元结构转型效果。对于我国的工业化与二元结构转型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是从批判分析我国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开始的，一般认为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形成了我国的工业体系，但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滞留在农村，排斥在了工业化进程之外，某种意义上强化了二元结构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工业化战略作了调整，例如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来的农村工业化，90年代后以迅速增长的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为标志的开放型工业化，都在相当程度上带动了二元结构的转型。实际上，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学者，对于要加速实现我国二元结构的转型都没有异议，但是对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看法却并不相同。例如，林毅夫等就从技术进步类型的选择与劳动雇用吸收的角度，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出过不同的看法。[1]
从加快二元结构转型的角度看，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呢？本文的目的就是以工业化道路与二元经济转型效果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在保留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扩展，来分析工业化带动二元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探索能够较快促进我国二元结构转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一、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与二元结构的转型
(一)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与劳动力转移
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是以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流动为中心，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二元结构转型的。如果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不能顺利得到实现，那么，高速经济增长也无从实现，二元结构的转型也就不能完成。通过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过程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核心。我们在分析工业化与二元结构转型的关系时，将继续沿用这个合理内核。
在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叙述中，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似乎只要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就可以很自然地经历这样的经济发展过程。但是，现实的世界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但是并没有实现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所描述的经济发展。因为，现实中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果劳动力不能实现由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部门的顺利转移，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所描述的经济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二元经济的发展也就很难到达转折点，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按照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只有在非农部门(现代部门)具有雇用吸收能力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未能得以顺利实现，大多因为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太小。因此，问题的本质就在于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在于其雇用吸收能力由什么来决定。
关于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G.Ranis和J.C.H.Fei提出了下列公式：[2]
首先，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可以带动其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效果是以工资水平不变为前提的。如果工资水平上升，单位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动力量就会减少。当资本积累增加的雇用不能弥补因为工资上升而减少的雇用时，非农部门的劳动雇用就会减少。在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型中，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主要靠部门本身的利润，因此，非农部门在资本积累上需要形成“利润增加→资本积累→劳动力流动→利润增加”这样一种良性循环。
其次，非农部门的技术进步直接影响非农部门的劳动雇用。技术进步越快，非农部门的劳动雇用也随之增加。在这个意义上，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具有同样的劳动雇用创出效果。但是，这里的技术进步是指中立性的技术进步，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性质，也就是与生产要素投入相关的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如果将技术进步的偏向性也考虑进去的话，技术进步并不一定会增加非农部门的劳动雇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本集约型从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可能不仅不会增加非农部门的劳动雇用，反而有可能降低其劳动雇用。
再次，保持较为稳定的低工资是非农部门增加雇用的条件。农业部门的发展是防止非农部门实际工资率上升的重要条件。这是因为，非农部门的工资由制度因素所决定时，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增加农产品供给，稳定价格，从而稳定非农部门的实际工资率。农业部门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时，在农业人口增加或劳动边际生产力不是零的阶段，农业劳动雇用的减少会使农业剩余总额有所减少，最后，非农部门的实际工资率就会上升，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雇用会减少。
(二)二元经济模型在我国的适用与假设条件的扩展
任何特定的经济模型都有其基本假设条件，不管是已经明示的还是暗含的。这些假设条件有时会对利用模型分析得到的结论产生重要的影响。二元经济模型也是如此。上面我们引述的二元经济模型的一些假设条件，已经不太符合我国的经济社会现实。所以，当我们要用上述模型来解释我国的工业化和二元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就必须对这样一些假设条件作适当的扩展。
首先，要考虑产品供求的格局变化，注重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
从产品供求的角度看，上述二元经济模型属于从供给的角度解释经济发展的模型。一般而言，在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供给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从供给角度解释经济发展的模型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在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仅仅从供给的角度考虑就会有问题。
一般认为，我国从1996年开始进入多数产品供过于求的阶段。在供过于求的格局下，仅仅从资源禀赋出发，机械地强调增加利用相对价格较低的生产要素而节约利用相对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而不看生产出的产品是否满足市场需求，那是不行的。因为，在这种格局下，只有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生产才能维系，经济发展才能够成为现实。上述二元经济模型因为属于供给方面的解释模型，实际上假定的是生产的产品不存在销售的问题。而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市场需求的导向要优先于资源禀赋的导向。应该是先确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根据资源禀赋条件选择生产要素组合。这样，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发展一些属于资本密集而劳动节约型的高新技术产业了。当然，这样的扩展并不会影响模型核心的解释力。从上述模型的角度看，重视市场需求导向的工业化道路选择，正是优先考虑了如何加快非农产业的资本积累，而这种资本积累正是促进其雇用吸收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
其次，要突破封闭经济的框架，分析经济开放的双向效果。
在上述二元经济模型中，虽然我们考虑过外资导入对非农部门技术进步类型的影响，但是，从本质看模型本身属于封闭经济模型。经济开放对我国工业化带动二元结构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研究中，研究者们较多地注意到了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对非农部门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由于引进的是适合发达国家资源禀赋条件的资金密集而劳动节约的技术和设备，所以，这样的技术进步会降低单位资本的雇用吸收能力，减少非农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影响二元结构的转型。[3] [4]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即使仍然沿用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那么经济开放除了可能引发上述的负面影响之外，还存在如下的正面效果：(1)外资的引进直接增加了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有利于增加非农部门的雇用需求；(2)出口贸易增加促进了产品的需求，使得非农部门可能增加利润，从而增加自身积累，有利于扩大雇用需求；(3)开放经济引进的技术和设备，具有技术扩散的效果，可能使得整个产业因为技术水平的提升而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利润和提高自身积累，有利于提高雇用吸收能力。
再次，要关注资源生态的容量，重视经济发展的环境影响。
与其他经济模型一样，二元经济模型并没有涉及资源环境问题。实际上工业化的进展，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工业化带动二元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资源环境问题引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结合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我们发现资源的过度利用或者环境恶化，一般情况下不利于工业化促进二元结构的转型。(1)资源利用的低效率或者资源浪费，将会降低非农部门利润水平，从而影响非农部门的自身资本积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减少其雇用吸收能力；(2)当所使用的资源为稀缺性资源时，将会限制非农部门的发展选择，与产品供过于求格局下的需要制约一样，影响非农部门的自身积累，降低雇用吸收能力；(3)如果环境恶化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则将使得保证原有生活质量水平的工资有所提高，而工资水平的提高，则会降低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4)生态环境的恶化，还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果粮食产量下降引起粮食价格上升，则由于工农产业间交易条件的变化，非农部门的工资水平将会上升，从而降低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
在这里，我们不想采取数理经济学的方式，根据上述三个方面假设条件的扩展来重新构建一个严格意义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而只是希望以原来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合理内核，结合以上三个方面的扩展，来构建一个可以用来分析工业化道路对二元结构转型的影响的思路性框架。在二元结构转型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劳动力转移是二元结构转型的主要标志。而根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则主要决定于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图1所示的工业化道路选择对二元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
二、我国工业化对二元结构转型的制约因素
(一)技术类型选择与二元结构的转型
技术类型是影响工业化带动二元结构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各个产业所用的技术类型的不同，不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所能够吸收的劳动力数量是不相同的。高德步、吕致文利用2002年的统计数据，计算了不同行业每创造一个劳动就业需要的增加值，结果如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1.62万元，劳动密集型产业为2.03万元，资本密集型产业为6.21万元，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8.97万元②。[5] 所以，由于选择了不同的技术类型或者采用不同技术类型的产业，即使GDP结构反映的工业化的进展相同，工业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也会完全不同。为了综合反映不同规模产业的总体雇用吸收能力，我们在产业雇用弹性系数[G(Li)/G(Yi)，G(Li)为i部门的就业增长率，G(Yi)为i部门的生产增长率]的基础上，用全部劳动力(L)中i部门劳动力(Li)所占的比重(Li/L)作为权重，计算了我国各个时期的加权雇用弹性系数(表1)。
首先，我国非农产业雇用吸收的主要部门已经从第二产业转变为第三产业。
在第1时期，第二产业是我国雇用吸收的最主要产业，加权雇用弹性值为1.00。这种情况完全符合我国在这一时期实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而在第2时期，则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共同吸收劳动力的时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加权雇用弹性分别为0.49和0.64。从第3时期开始，第二产业的加权雇用弹性急剧下降，为0.18，第4时期进一步下降为0.03。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的加权雇用弹性则保持在0.95(第3时期)和0.39(第4时期)的相对高水平，成为吸收雇用的主要产业。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前述我国产品市场供求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产品供求转向供不应求的格局，第二产业开始升级换代，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放弃相对粗放的生产方式，所以出现了雇用吸收能力的显著下降。
其次，全行业的总体雇用吸收能力也有所下降。
全行业的加权雇用弹性系数从第2时期的0.49下降到第4时期的0.15。为了提高工业化的总体雇用吸收效果，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培育快速增长的劳动使用型产业具有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主要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增长。进入90年代之后，吸收农业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变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和建筑业。在需求和竞争压力下工业开始升级换代，城市服务业将是今后吸纳劳动力的一个关键产业。这一点，从第三产业加权雇用系数的变化中，也可得到同样的结论。
(二)需求扩展与二元结构的转型
上述分析表明，在需求压力下我国的工业结构向着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产品市场出现相对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由于企业间激烈竞争的存在，希望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企业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策。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对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第二和第三产业雇用劳动力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因素分解分析。
如表2所示，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其雇用劳动力数量的增长都不是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的结果。单位GDP雇用劳动力的增长率无论是哪个产业，无论是在哪个时期都是负增长。可见，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雇用劳动力增长完全依赖于其GDP的增长。这说明，从长远来看，根据市场需求的扩张，保持第二和第三产业GDP的相当速度的增长率，对于吸收劳动力是绝对必要的。没有相当速度的第二和第三产业GDP的增长，就形不成新增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就不可能促进二元结构的转型。
(三)资源环境制约与二元结构的转型
我国的人均资源并不十分丰富，工业化的进展将面临严峻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等问题。森林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全球为29.7％，我国仅为19.7％；人均淡水资源，全球为9537立方米，我国仅为2257立方米；石油消耗，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消费量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的25％左右，人均石油消费量达3.21吨，我国的石油人均消费量仅为0.16吨，但总消费量已经达到1.94亿吨。13亿人口的中国如果模仿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和能源消费模式，整个世界将难以承受。[6]
随着近几十年工业化的迅速进展，我国已经出现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首先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造成资源消耗剧增。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合计约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是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4％。按每1美元GDP的能耗计算，我国比发达国家能耗高4至5倍③。[7] 近几年中国的能源消耗系数一直大于1，能源瓶颈问题日趋严重。据统计，2002年中国能源需求增长了19.7％，远高于世界能源消费增长1％的水平。[8] 其次，迅速增长的工业化，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2004年，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210亿吨，工业废气排放量达到237696亿立方米，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为2255万吨；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和事件1441次，直接经济损失达到3.64亿元；同时，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地质和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④。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资源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这被称为环境库茨尼兹曲线。但是，资源消耗的降低和环境状况的好转一般要到人均GDP4000美元以后才会出现。而我国目前正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阶段，也就是如果不在工业化战略上特别关注资源环境问题，则资源环境问题还将继续恶化。因此，只有改变工业化的道路，才能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或者至少应该将资源环境的制约，控制在使增长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系的程度，才不会使二元结构的转型停止。
(四)外向型经济发展与二元结构的转型
我国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外国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在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1979年至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7453亿美元；2004年底，我国各类外商投资企业超过了24万户，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95539亿元，已经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国⑤。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对二元结构转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外国直接投资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国直接投资作为非农部门的投资积累所形成的雇用吸收能力。如图2所示，我国外资企业雇用的工人人数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到2004年已经超过的1000万人。但是，考虑到为外资企业提供原材料和配套零部件以及配套服务的雇用效果，其对我国二元结构转型的实际影响将要大得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更是在我国产品出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和辽宁等地存在的数量众多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吸收了我国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企业。可以预见，在新兴工业化道路中，继续发展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对于促进我国的二元结构转型，仍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主要结论：
第一，根据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农业部门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而农业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又将主要取决于非农部门的雇用吸收能力。一般来说，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水平和性质、实质工资水平成为影响非农部门雇用吸收能力的直接因素。经典二元经济发展模型重视通过劳动力转移来说明工业化对二元结构转型的影响，对我国仍然适用。我们可以沿用经典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合理内核，但是必须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扩展。根据我国所处的经济环境和历史阶段，我们至少必须考虑市场需求导向、开放经济和资源环境容量等制约工业化道路选择因素对二元结构转型的影响。
第二，就工业化影响二元结构转型的效果看，技术类型的选择与国内市场的需求导向存在着矛盾。在国内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格局后，迫于市场的竞争压力，企业通过设备更新和技术引进等升级换代的趋势不可扭转，这正是1996年以后工业化带动二元结构转型效果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根据需求扩展，确保非农产业的相对速度的GDP增长，成为促进二元结构转型的更为主要的推动力。但是，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政府还是应该鼓励符合我国生产要素资源禀赋条件，具有劳动密集型性质的产业的发展。城市服务业将可能成为我国快速发展的劳动雇用吸收产业。同时，根据外向型经济在我国二元结构转型中的重要作用，发展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第三，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紧缺的国家，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将严重影响工业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很大，必须引起高度的警觉。由于资源环境恶化造成的经济发展减速和维持基本生活的费用增加，将会降低工业化促进二元结构转化的效果。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为了培育新的快速增长的劳动雇用吸收产业，要建立城市服务业专项发展促进计划。
在工业部门大多面临竞争压力而升级改造的情况下，其雇用吸收能力的降低将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服务业对于吸纳农业劳动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因此，建议选择发展前途较好的服务业，在税收、用地取得等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其快速发展。实际上，对于服务业的税收，本身就存在着难以准确严格征收的特点，建议采取更加简单而易于操作的方式，以支持服务业的发展。
第二，为了进一步鼓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建立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营销支持计划。
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是、将来也是我国吸收劳动力的重要产业。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迅速，但是也因为如此，反倾销等国际贸易摩擦和纠纷也开始出现。可以预见，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各种摩擦还将增多。造成这种现象，低成本的竞争固然是其主要原因，但是与销售国消费者和有关各方的沟通交流不够也密切相关。建议建立专项基金，用于资助有关企业或者行业协会为解决贸易摩擦和为防范贸易摩擦而进行的各种活动。
第三，为了解决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建立节约型技术研发推广资助计划。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资源高消耗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节约型技术采用后既可以为采用技术的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也可以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但是，节约型技术的研发需要大量先期投入，同时开始采用时设备更新和工艺流程改造等也需要大量的投入，单个企业往往很难有能力或者愿意来承担这个成本，建议新开征一部分资源税或者提高已征资源税的税率，并将由此获得的财政收入形成专项基金，对节约型技术的研发和推广进行资助。
注释：
①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多，较为系统的分析可以参看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而最近的文献可以参照武力：《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的历史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04，(4)。
②产业划分如下：资源密集型产业包括采掘业的6个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统计年鉴工业划分中从食品加工业到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的12个行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从石油加工及炼焦产业到金属制品业的10个行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从普通制造业到其他制造业的7个行业。在计算中作者还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对各个行业的职工人数作了修正。详见高德步，吕致文：《新型工业化对我国未来就业的影响》，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2)。
③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联合课题组：《我国走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战略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2005，(9)。
④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第305—307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⑤这里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包括了我国台湾地区和港澳地区的直接投资，在进出口中也包括我国台湾和港澳地区的部分。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第643、648、625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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