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观“词心”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观论文,词心论文,析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宋史》本传载，秦观“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但是，正如传中所言，“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著名的前辈欣赏的还是他的文学才能。苏轼赏其赋，王安石赏其诗，而秦观最擅者还是词。《四库全书总目·淮海词提要》认为：“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以秦词胜于苏词，虽未必皆得人人首肯，但秦本人的词胜于诗文，则并无争议。
秦观的词，颇负时誉。陈师道《后山诗话》在认为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同时，论定“当今词手，惟秦七黄九”。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曾对秦词的“本色”有所阐发，即“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因此能“元丰间盛行于淮楚”。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三更进而引晁补之语：“鲁直词不是当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并为之判断：“二公在当时，品题不同如此。”而《能改斋漫录》更引晁氏语：“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明确分出了秦、黄的高下。晁与陈师道同出苏门，有词集《晁氏琴趣外篇》，在作词上较陈氏内行，所说也更为“到位”。所以，秦观的词是真正“当行”“本色”之作。苏轼尽管以秦观词的气格为病，用“山抹微云秦学士”戏之，但从《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看，东坡以所作词示晁补之、张耒，曰：“何如少游？”就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秦观词的地位究竟如何了。
如果说苏门文士及宋代其他论家对秦观词的评价，还只是着眼于词的体性特点而肯定秦词；至清人所论，在充分肯定其词本色、婉美、辞情相称、含蓄、以韵胜，并以之为婉约词主要代表的同时，又有以寄托、沉郁言之者，且评价颇高。而在近代的评价中，有一说别具深意，但未见深入探讨者，此即对少游“词心”的独到发现。鉴于此，特为拈出并作阐发，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一
在所有对秦观词的评论中，我认为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词心”说最为重要，最能发秦词之秘。
《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
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注：《蒿庵论词》，《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论词·蒿庵论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0页。）
《白雨斋词话》卷六引冯煦所论：
乔笙巢云：“少游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诽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又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俊，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此与庄中白之言颇相合，淮海何幸，有此知己。（注：《白雨斋词话》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9页。）
卷八曰：
东坡、稼轩、白石、玉田，高者易见，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难见。而少游、美成尤难见。美成意余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领略。少游则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饮河，以为果腹矣，而不知沧海之外，更有河源也。乔笙巢谓：“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可谓卓识。（注：《白雨斋词话》卷八，第202页。承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博士，乔笙巢或冯煦书斋名，《白雨斋词话》第127页第56则“近时冯梦华（煦）所刻乔笙巢《宋六十一家词选》”可证。）
以冯煦之见，词心应本于才，却又高于才。他认为，秦观本具“绝尘之才”，贬谪的经历成就了他闲雅而情深、怨悱而不乱之词，使之所现的词心超越了他人的词才。其次，词心颇类于《庄子·天道》所说的“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其间”，是“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具有显著的独特性，能自悟而不能传人。我国古代以心为五脏之首，为人体器官之主宰。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所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而以“词心”论秦观，亦不妨以“生之本、神之变”相求，即淮海词的生命之本、神理之变，体现为特有的“词心”。冯煦认为，有此词心，秦观词高于苏轼、柳永。陈廷焯虽未许秦观为最高，而“义蕴言中，韵流弦外”二语，却可看作他在肯定冯煦词心说的同时，又依稀由外而内地道出了“词心”有待抉发之意。
其实，冯煦所说的词心，一在于真切的深情，二在于难以移易的独特性。“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是说秦观遭贬而使心灵大变，神情大损（旧题班固《汉武帝内传》云：“灵者，神也，宝者，精也”），而其词的“寄慨”、“有情思”、“一往而深”、“怨悱不乱”，且为“后主而后，一人而已”，都在于真情、深情。而“得之于内，不可以传”，则谓其词系内心真情的外现，无此情即无此词，非技巧之可传，才能之可养，具有鲜明的个性。
对于词心出于真情，况周颐有独到的体会。《蕙风词话》卷一论曰：
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而能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也。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也，非可强为，亦无庸强求。视吾心之酝酿何如耳。（注：《蕙风词话》卷一，《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
“词心”出于“万不得已”之情，可见况氏对于真情实感的强调。尽管我国历来重视文学的政教功能，但即使对于“诗言志”这一诗论“开山纲领”的阐释，任何论者都不能无视感情问题。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后汉何休《解诂》亦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分别强调的是“哀乐之心”和“有所怨恨”。后来唐人孔颖达为《诗大序》作《正义》，以情释“志”，表达了官方的权威意见：“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刘勰《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本，故以《原道》、《征圣》、《宗经》开头，但《征圣》有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宗经》亦云：“义既极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情采》篇更认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白居易的诗论以强调理性节制著称，其《与元九书》仍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且将诗定义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言志”之诗既如此，“缘情”的词当然更以情为本。
秦观的词，从宋人起，就颇多以情相取者。李清照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认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而秦观就属于“知之者”之一，但又认为：“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且不论她的评价高低如何，“专主情致，而少故实”，确实是抓住了根本的。秦词的“情”，同朝人已指出其性质，如楼钥《黄太史书少游海康诗题跋》有载：“祭酒芮公赋《莺花亭》诗，其中一绝云：‘人言多技亦多穷，随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尝诵而悲之……”（注：转引自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一生怀抱百忧中”七字，可谓很好的概括。当然，秦词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王灼《碧鸡漫志》卷二中所说：“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对秦词的“穷”“忧”，冯煦特地指出“一谪南荒，遽丧灵宝”，以至“所为词寄慨身世”，成就其特殊的“词心”。至于“专主情致”，则应包括那些屡被人道及的“艳语”。两者之中，尤其是前者，更应是“万不得已”者。
“风雨江山外”，的“万不得已”者，即少游特殊的“词心”。冯煦认为秦观是“后主而后，一人而已”，就是着眼于“寄慨身世”，而对于真情的肯定，中西皆莫能外，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流亡文学》引言中曾说过，文学史就其深刻的意义来说，是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是人的感情和思想。我们也不妨将秦观的“词心”看作构成宋代词史感情和思想、灵魂的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冯煦、陈廷焯论秦观之以“词心”相取，应是对他“这一个”的肯定。
秦观的祖父曾在南康为官，叔秦定亦曾任会稽尉、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又知濠州，但因秦观十五岁就丧父，虽与母一起随祖、叔生活，衣食无虞，其感情深处却很难说没有留下丧父的阴影。由于宋代推行重文抑武政策，文人多有远大志向，秦观也不例外。尽管他熟读经史，又习兵书，长于为文，熙、丰间多次试进士，皆不中。熙宁末年，他谒苏轼于彭城，写《黄楼赋》，以文才见赏于苏。元丰二年，苏轼徙知湖州，恰因他赴会稽探望祖、叔，陪同苏轼行至吴兴，使苏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至苏轼坐乌台诗案，后贬黄州，他不避嫌疑，多有问候。元丰五年，他因苏轼之劝而再应试，不中。虽得苏轼向王安石推荐，并得王氏对其诗文的赞誉，却直到元丰八年，才考中进士，开始登上仕途。
秦观在淹留场屋几二十年之后，一旦为官，即卷入了党争之中。神宗死，年幼的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新党被逐出朝，旧党重新执政。可是，朝中很快就分为洛、蜀两党，秦观是苏门中人，自被目为蜀党，屡遭洛党排斥。后得范纯仁推荐，才得充馆职，次年进京，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不久，被任为秘书省正字，又因洛党人士反对，连带引起对苏轼兄弟的攻讦，被免去正字。至元祐八年，秦观再度被升为正字，继又充编修官，参与修《神宗实录》。不久，高太后死，哲宗亲政，重任新党，旧党失势。在秦观出为杭州通判的赴任途中，就因御史刘拯告其与黄庭坚增损《神宗实录》之罪，被贬为监处州酒税。在处州三年，虽无过失，仍以写佛书获罪，再贬郴州。在郴州一年，编管横州，然后再徙雷州。这样，他从浙江到湖南，再到广西，终至天涯之地。新继位的徽宗在元符三年下赦令，苏轼自海南量移廉州，与之见了一面。随即秦观也被放还，北行至藤州时，溘然逝于光化亭，终年仅五十二岁。
青少年时代的秦观，性格“豪隽”、“慷慨”、“强志盛气”，但二十年场屋之困，已使之英气渐销。登上仕途给了他希望，尽管如《王直方诗话》所载：“少游为黄本，钱穆父为户部，皆居于东华门之堆垛场。少游春日尝以诗遗穆父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穆父以米二石送之。”（注：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页。）但《诗话总龟》仍有此载：“秦少游晚出左掖门，有诗云：‘金雀觚棱转夕晖，飘飘宫叶堕秋衣。出门尘涨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识者以为少游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远到。”（注：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36页。）而这正说明了秦观此时的豪气尚存。《王直方诗话》对秦观意气盛衰的变化，曾举其所作诗以明之：
秦少游始作蔡州教授，意谓朝夕便当入馆，步青云之上，故作《东风解冻诗》云：“更作舟楫外，从此百川通。”已而久不召用，作《送张和叔》云：“大梁豪英海，故人满青云；为谢黄叔度，鬓毛今白纷。”谓山谷也。说者以为意气之盛衰一何容易。（注：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28页。）
从中可见秦观其人情绪的易于因境遇而涨落。
秦观有豪气，却由于受苏轼知遇之恩，他身不由主地被卷入了党争之中，非但是“久不召用”，而且接二连三的打击接踵而至，遂使性情大变。
被贬处州时，他作了《千秋岁》词，流露出很深的悲慨。再贬而过衡阳，将此词抄呈太守孔毅甫，孔以之过悲而恐其将不久于人世。大约作于绍圣四年春郴州旅舍的《踏莎行》是秦观的又一名作。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其四、五两句曰：“少游词境最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为凄厉矣。”这“凄厉”二字，实又点出了他情感世界的剧变。可当他尚未从“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那种类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内省中解脱时，他又遭遇了新事。《曲洧旧闻》有此载：“秦少游自郴州再编管横州，道过桂州秦城铺。有一举子，绍圣某年省试下第归，至此见少游南行事。遂题一诗于壁曰：‘我为无名抵死求，有名为累子还忧。南来处处佳山水，随分归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读之，涕泪雨集。”（注：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仇池笔记》（外十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有名为累”的感触，一经点醒，少游竟不能化解，反而触动伤心事，为之大恸，此时之性格、情绪确较早年大不相同，其递降的历程清晰可见。
冯煦大概是能本着“了解之同情”作论世知人之语，其《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说：
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
后来王国维《人间词话》进一步比较秦、晏，认为“小山矜贵有余”，实际是看到了秦观这一“伤心人”毕竟不同于贵公子出身的晏几道。恐怕这也与李清照以秦观“终乏富贵态”之说暗合。
为什么只将“古之伤心人”许之于秦观，而同样因党争而被贬的苏轼、黄庭坚，为什么不当“伤心人”之称呢？这里恐怕有两个原因。
其一，就政治境遇造就的身世之感而言，由于秦观与苏黄思想素养的不同，进而影响了性格、感情，并扩大了差距，使其迁谪之词充满了哀情苦思。
其二，就个人经历的“艳情”而言，由于秦观久困场屋，非但不能同苏轼的早达相比，而且是“苏门四学士”中最晚中进士的，因此，他寄迹青楼，又颇为用情，故而在词中留下了不少伤心语。
这两者，使秦观具有难以移易的独特性，加之“一往而深”的感情，遂造就其特有的“词心”。
下面分而论之。
二
先论第一点。
苏轼少年得志，他《沁园春》词中的“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正是当时胸襟的写照。但除了嘉祐、治平间初入仕途时期外，他两次在朝，两次外任，后来一贬再贬。在他意气风发、积极从政之时，从治世的角度出发，他一心崇儒，攘斥佛老，曾在《韩非论》中斥老庄哲学为“猖狂浮游之说”，在《大悲阁记》中批评禅宗“废学而徒思”。但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他深尝了环境险恶、生活困顿的滋味，遂常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又去天庆观修道家养生术，自此对禅宗和老庄思想大感兴趣。在后来生活的种种坎坷中，他多能以佛道思想看穿忧患，以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作自我调节，应付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应该说，从苏轼三次被贬所作的《到黄州谢表》、《到惠州谢表》、《到昌化军谢表》来看，所表达的感情一次比一次沉痛、悲伤。但他确又是努力以庄禅思想来销释，这种自我调节、化解，在他的许多诗文中都可见之。所以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一有此说：“坡公海外笔力，益老健宏放，无忧患迁谪意。”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一则很有趣的记载：“吕周辅言：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注：《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13页。）以苏轼美食家的秉性，却如此能屈能伸，在他人恐怕是难以做到。
再看黄庭坚。黄庭坚一生中曾遭两次文字之祸：一是因修《神宗实录》事，同秦观一样获罪，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二是因作《承天院塔记》被诬以“幸灾谤国”，除名编管宜州。十年之中，一直在流放中度过。但据《黄山谷年谱》卷首的《豫章先生传》所载：当他听闻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后，“命下，左右皆泣，公色自若，投床大鼾”。至黔后，“以登阅文墨自娱，若无迁谪意”。而获宜州谪命，身向瘴乡之时，他还在《过洞庭、青草湖》一诗中写道：“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忆昔上岳阳，一饭从人讨。行矣勿迟留，蕉林追獦獠。”一方面想昔日，以自己的处境尚强于杜甫而自慰，另一方面想未来，并不因与土著相逐而烦恼。他的一首《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下片写道：“忧能损性休朝暮，忆我当筵醉时句，渡水穿云心已许。晚年光景，小轩南浦，同卷西山雨。”可见处境虽难仍不失乐观。之所以能够如此，与他的庄禅修养大有关系。黄庭坚不同于苏轼的以随遇而安的态度来自我抑制悲观情绪，化解矛盾，超越现实；而是以不变应万变，庄子《大宗师》“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的思想，禅宗“无念为宗，无住为本”的原则，真正化成了他的处世哲学。有此真正的庄禅修养，他才能以坦然的态度度过十年的流放生涯。
对秦观与苏、黄的比较，《冷斋夜话》有一段话说得极好：
少游调雷凄怆，有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鲁直谪宜，殊坦夷，作诗云：“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轻纱一幅巾，短簟六尺床。无客白日静，有风终夕凉。”少游钟情，故其诗酸楚；鲁直学道休歇，故其诗闲暇。至于东坡《南中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则英特迈往之气，不受梦幻折困，可畏而仰哉！（注：《仇池笔记》（外十八种）第251页。）
这里的对比可看出，苏轼虽经众多磨难，庄禅思想使他能看穿忧患，随缘自适，却未销尽其早年“奋厉有当世志”的“奋厉”本色，故能“有英特迈往之气”；黄庭坚安时处顺、无念无住的庄禅修养使他的诗自然流露出坦夷、闲暇的情调；而秦观却因难以摆脱现实中的诸多烦恼，“钟情”而所作诗“凄怆”“酸楚”。
在面对人生忧患时，秦观无疑不具备苏、黄豁达、泰然的态度，他的“考试成绩”差得很远。但是，正是这种“钟情”的资质、特性，使之成为“情种”，具备他人所难到的“词心”，从而也使他的词作能比苏、黄更见以情动人，且逾于同时代的其他词人。
我们不妨沿着他的被贬路线看看他的心路历程与灵魂悸动。
被汲古阁本《淮海词》题作《洛阳怀古》的《望海潮》，实非写洛阳，而是为汴京而写的感旧之作。此词作于绍圣元年(1094)春，系新党再起、旧党失势之时，秦观被贬而即将离京。词云：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溪，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起三句写初春景色，“暗换年华”四字，语带双关，兼及政局之变。从第四句到第十四句，上下片贯通，皆写旧游之欢，尤其西园夜饮的文酒之会，更为作者所恋恋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兰苑未空，行人渐老”，时空的飞跃、转换，带出“重来是事堪嗟”，今昔对照显然。最后的倚楼所见和归心之去，传递出的是无奈的情绪。无奈尽管无奈，毕竟此时尚未尝迁谪之苦，所以词中流露出的主要还是感慨和怅惘。
被贬处州时，他的《千秋岁》词在回忆当年欢会时，抒发了很深的感慨和忧愁，已从去年的惆怅转为悲怆：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当他再贬而经过衡阳时，呈此词给太守孔毅甫，孔深以其过悲而担忧，并为之劝解。《独醒杂志》记云：“秦少游谪古藤，意忽忽不乐。过衡阳，孔毅甫为守，与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饮于郡斋，少游作《千秋岁》词。毅甫览至‘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遂赓其韵以解之。居数日别去，毅甫送之于郊。复相语终日。归谓所亲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未几果卒。”（注：《独醒杂志》卷五，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清波杂志》（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按，这里的“作《千秋岁》词”，应是录处州之作。）以孔毅甫眼中所见，可看出秦观两遭贬谪后的身心变化。
待到再贬郴州，秦观作了《踏莎行》词，虽将《千秋岁》的直抒换为比兴，没有“愁如海”之类的字眼，内心深处却依然郁结难解。此词的上片营造出一个凄迷的暮春境界，而起头“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三句，连下“失”、“迷”、“无”三字，透出了词人心中的渺茫之感，黄苏《蓼园词选》认为：“雾失月迷，总是被谗写照。”可谓深获其心。至如王国维所说的从“凄婉”到“凄厉”，更是敏感地指出了他内心感情、精神境界的递降。
到郴州贬所约一年，又有《阮郎归》之作：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此词作于除夕之时，换头二句虽淡犹浓，令人想起迁谪者的形单影只与平常人合家守岁的强烈对比。且大雁南飞只至衡阳，郴州更在衡阳之南，连传书都不能。难怪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一仅以“伤心”二字评之。
当是作于哲宗元符三年(1100)在雷州贬所的《江城子》写道：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当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五月下赦令，迁谪者多内徙。苏轼量移廉州，过雷州，与秦观会面。少游作此词时，苏年六十四，秦年五十二，“两衰翁”之说，于苏或不为过，于己则可见贬谪岁月之摧残至深了。“别后悠悠”三句，堪称“大音希声”，而欲说还休的深衷，怕与多年来的罪人生涯不无关系，仅“惨愁容”三字就可见出作者这些年精神上所受之折磨了。
秦观的迁谪之词，多系自己“万不得已”之情的倾诉，这确与苏轼有很大的不同。苏轼被贬，固然也发出“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的感叹，但毕竟能以任天而动的态度对待忧患，从“门前流水尚能西”悟出“谁道人生无再少”的哲理，将自己的精神境界作了“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的提升；又能从大自然的风雨中作出对人生挫折的了悟，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自勉。他还借王巩的歌女之语，写下“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在赞美歌女性格的同时，也表现出自己旷达的情怀。苏轼并非短于情，而是善于以理化情，使自己得到解脱。这样的以词表达理趣与哲思，可见苏轼开阔的心胸，也可使读者得到教益，况且哲学的境界也差可看成文学的最高层次；但是，就词“缘情”的本位而言，就文学作品所具备的兴发感动之力而言，秦观的迁谪之词，却能以其特有的“词心”之真情发露，得到了特有的认可，冯煦等人所论，足以证之。
三
再论第二点。
苏轼兄弟嘉祐进士，黄庭坚治平进士，张耒熙宁进士，均当二十多岁，晁补之元丰初进士，亦仅二十七岁。只有秦观久困场屋，直到元丰八年三十七岁时才中了进士。这一个十年以上的“时间差”，不仅在秦观心中留下了仕途蹭蹬的隐隐伤痕，而且一如词坛先辈温庭筠、柳永那样，他也有不少因失意而寄迹青楼的“艳迹”。
秦观自己在《送刘贡父舍人》诗中说：“观也本诸生，早与世参商。方枘不量凿，交亲指为狂。”这一“狂”字，应是秦观很准确的自画像。据《侯鲭录》载：“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闻而笑之。”（注：四库笔记小说丛书《龙川杂志》（外十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2页。）可见苏、秦都并不讳言自己的“风流”，而实际上当然秦观更甚。《王直方诗话》有云：“参寥言旧有一诗寄少游。少游和云：‘楼阁过朝雨，参差动霁光。衣冠分禁路，云气绕宫墙。乱絮迷春阔，嫣花困日长。平康何处是？十里带垂杨。’孙莘老读此诗至句末，云：‘这小子又贱相发也。’”（注：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34页。）可见时人对他的“贱相”颇为了解。《侯鲭录》又载：“少游《题大年小景》四首：‘本自江湖客，宦游何苦心。因君小平远，还我旧登临。’又云：‘公子歌钟里，何曾识渺茫。唯应斗帐梦，曾入水云乡。’又云：‘晓浦烟笼树，晴江水拍空。烦君添小艇，画我作渔翁。’又云：‘岛外云峰晚，沙边水树明。想当挥洒就，侍女一时惊。’”（注：《龙川杂志》（外十七种）第367页。）从中颇见他的山水情、江湖心。而实际上，他是很迷恋城市生活的，与妓女的交往应是重要的原因。其词《梦扬州》自称“酬妙舞清歌”，不少作品都是奇迹青楼，与歌妓相恋的自况，足可证之。《苕溪渔隐丛话》对陶渊明及秦观的自作挽辞有所比较，并发表了不同于苏轼的见解：“渊明自作挽辞，秦太虚亦效之。余谓渊明之辞了达，太虚之辞哀怨。……东坡谓太虚‘齐死生，了物我，戏出此语’，其言过矣。此言惟渊明可以当之；若太虚者，情钟世味，意恋生理，一经迁谪，不能自释，遂挟忿而作此辞。”（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1页。）这“情钟世味，意恋生理”八字，可谓知人之言。而这人世之味、生活之理，是应包括城市生活、青楼情味在内的。
陈师道所撰的《淮海居士字序》曾记秦观语：“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乃与意合，谓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明人张綖《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认为，他的策论“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而实际上，只能是书生空论，他无法实现宏伟的志向，只能得杜牧“赢得青楼薄幸名”一面。他的《满庭芳》（晓色云开）下片：“多情，行乐处，珠钿翠盖，玉辔红缨。渐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头旧恨，十年梦、屈指堪惊。”就是这种杜牧式扬州生活的自我写照。
今传《淮海词》中约有一半属爱情题材。其中如《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逝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辛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都可见感情真挚、萦念甚深的特色。前者先写独倚危亭思念离别已久的女子，回忆分手时的情景，“怆然暗惊”一句，陡然回到现实，使别恨骤增。换头三句写当时与“娉婷”的欢情，可惜好景不长，“素弦声断”数句，不是直接言情，却得幽约怨悱之致，而飞花、残雨，是凄迷的心绪化为形象，结尾情从景出，悠然不尽。词中的“恨”、“念”、“怆然”、“惊”、“怎奈”、“那堪”诸语，可见出这是“万不得已”的情感自然、真实的流露，不是“词心”，又是什么？后者的“蓬莱旧事”指与一歌妓相恋之事，对这一恋情，少游实难忘怀。《草堂诗余隽》卷四眉批写道：“回首处斜阳远眺，情何殷也！伤情处黄昏独坐，情难遣矣！”很准确地道出了少游内心情感的殷切、伤痛、难以排遣。又评曰：“少游叙旧事有寒鸦流水之语，已令人赏目赏心。至下襟袖啼痕，只为秦楼薄幸，情思迫切。”“赏目赏心”是言其美感作用，“情思迫切”四字则又是落在情上，而这些感情倘非“万不得已”，又何必作此倾诉？这不是“词心”的自然流露又是什么？
又如《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的下片，写别后情怀：“玉佩丁冬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由别后想重逢，又为因追逐名利、与心上人分别而矛盾、痛苦，不堪回首往事，终又移情于当时的明月。只要我们以心灵贴近心灵，就不难体会他“古之伤心人”的情怀。秦观写此词时，系由蔡州教授任调入京供职秘书省，为功名利禄而不得不与情人分手，词中真实地表现了难分难舍的情感，谁能不是感动多于责备呢？
在词史上，往往将柳永与秦观并称，但倘对照二人，秦观确无柳永所作的那种色情意味和“词语尘下”的面貌。即如涉及对女性作正面描写的，也并非仅止外貌、体态，不是只重自己的观感，而常是设为对方之想，仍重在思念之情。如《南歌子》：
香墨弯弯画，燕脂淡淡匀。揉蓝衫子杏黄裙，独倚玉阑无语点绛唇。 人去空流水，花飞半掩门。乱山何处觅行云？又是一钩新月照黄昏。
另一首《南歌子》：
玉漏迢迢尽，银潢淡淡横。梦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邻鸡催起怕天明。 臂上妆犹在，襟间泪尚盈。水边灯火渐人行，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
写与情人的离别，兼及自己与对方，己之伤离见之于“怕天明”而厌鸡声，而换头二句的妆印与啼痕，又传递出对方更大的痛苦，最后的以景结情使离情别绪摇漾不绝。就写离别的词而言，后来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周邦彦的《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了。由于他能“以我心换你心”，故而“始知相忆深”，颇能为对方设想，表现女子的相思之情。如《减字木兰花》：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 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
这种想对方之所想的立场移易，又见出特别的体贴，“代言”的意味流露出“词心”的推己及人。
秦观的不少爱情词，常如周济所说，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二者酝酿交融，感人尤深。如《风流子》（东风吹碧草），作于由汴京贬往杭州之时。上片有云：“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表现出离京欲行时纷乱的心情。下片写道：
青门同携手，前欢记、浑似梦里扬州。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搂。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拟待倩人说与，生怕人愁。
宦游的失意既如此，被贬南行，又不得不与情人分手，“回首西楼”之时，自是生出绵绵长恨，难怪见春色而情烦恼、寸心乱了。黄苏《蓼园词选》虽以寄托说错认词旨为“念京中旧友”，却又能很正确地指出其“情致浓深，声调清越”的特点，并认为“真能奕奕动人者矣”。至如绍圣三年(1096)自处州贬徙郴州、途经潇湘时所作的《阮郎归》，论者以为可能是抒发与长沙义妓分别之情。词云：
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棹孤。红妆饮罢少踟躇，有人偷向隅。 挥玉箸，洒真珠，梨花春雨余。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
下片先写女子的悲伤，最后关合自己，断肠而又无肠可断，其意翻进而折转，将迁谪之人身不由己的痛苦，既失去自由又失去爱情的强烈感受，表现得非常动人。诚如明人杨慎批《草堂诗余》所说：“此等情绪，煞甚伤心。秦七太深刻矣！”
陈师道《淮海居士字序》曾记秦观将己字从太虚改为少游之由：他原期望自己能“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流声无穷，为计不朽，岂不伟哉？”“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但后来发生了变化：“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识吾过。”（注：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第267页。）这种由进而退、由平天下而归乡里的变化，实际上表明了秦观已从少不更事到了解世情，可是他终因党争之累，连归老邑里的愿望都未能实现。我们可以不必认真对待他关于军政大事的策论，而那些“多出一时之兴，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注：明刊《淮海集》张綖跋语，见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第268页。）的词作，却留下了“古之伤心人”心理、灵魂的记录。对他“万不得已”的“词心”，我们应以“了解之同情”去熨帖之，才不会满足于孰为高低、何当取舍的简单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