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诗歌的标志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志性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冯至诗歌的评价，“独特”两字是必不可少的。正因其“独特”，他的诗歌没有被划归于中国现代诗歌的任何一个流派中。多年以来，对于冯至诗歌的研究，总是处于一种边缘的位置。这种“边缘”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冯至的地位虽然得到极高的评价，但总的说来是学者的光芒超于了诗人的光芒；二是指对其诗歌的评价，多重在诗艺的创新方面，却少有对其诗歌厚重的文化内涵的发掘。正如郑敏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我认为冯先生的十四行诗至今没有得到它应有的评价。他的十四行诗受到很多尊重，而真正理解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文字十分朴素，但是其中蕴含的深层的文化积淀，融合了西方的哲学和他所崇拜的杜甫的情操。他的诗是深厚的文化产物，达到了中国新诗的最高层次。”（注：郑敏：《遮蔽与差异——答伟明先生十二问》，载于《诗双月刊》（香港）第33期，1997年版，第46～47页。）这里谈冯至的标志性，主要是指《十四行集》的标志性，特别肯定这部诗集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光芒四射的中心位置。《十四行集》标志着诗与哲学的结合，标志着现实和艺术的结合，标志着中西文化观的结合，标志着中西诗艺的结合，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成熟。
一、诗与哲学的结合
《十四行集》是一部诗集，却真真切切地体现了一种生命哲学。在这部由二十七首十四行诗组成的诗集中，我们可以很深刻地领悟诗人对于生命的形而上的整体性的哲学思考。他在对于生命、生存、生死问题的认识上都达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但它们又的的确确是真正的诗，真正的好诗。让我们来仔细读读其中的第三首《有加利树》：
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
——是一片音乐在我耳旁
筑起一座严肃的庙堂，
让我小心翼翼地走入；
又是插入晴空的高塔
在我的面前高高耸起，
有如一个圣者的身体，
升华了全城市的喧哗。
你无时不脱你的躯壳，
凋零里只看着你生长；
在阡陌纵横的田野上
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
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
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注：冯至：《冯至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在这里，“有加利树”成为生命永恒的象征，诗人以此肯定人的生命的自觉有为，肯定生命的坚韧充实，表现了正视生命、超越生命的哲学态度。但全诗以“树”的形象展开，用朴素而贴切的语言形象化地描绘生命的庄重和永恒，没有任何一个抽象的哲学术语，却给人以深刻的哲学启迪。他把感觉与智力、诗情与哲理这些看似矛盾的力量有机地融合起来。这种诗与哲理的结合是既有悖于中国诗歌传统的，也是有悖于西方诗歌传统的。中国诗歌一向以“主情”为主，论诗必重其情感；虽宋诗以理入诗，但多为后世诗论家诟病，不算作诗之正道。在西方诗歌传统中，诗与理性思维也是相互对立的。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诗人可以看作人类的感官，哲学家可以看作人类的理智。哲学的功能是把心灵从感官那里拖走，而诗的功能却把全部心灵沉浸在感官里。（注：[意]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因此，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诗人，又是哲人。但西方诗歌发展到20世纪，诗与理性的传统对立开始打破，这就是以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开创的新时代。在中国新诗史上，较早把感性和理性、诗与哲理融合起来的诗人是卞之琳，但他的创作试验的成分较重。真正能与西方现代诗人一样开创新时代的当是冯至，他是一个“从敏锐的感觉出发，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出精微的哲理的诗人”（注：朱自清：《新诗杂话》，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第24页。），他写出了中国新诗史上以前未有的“沉思的诗”。
二、现实和艺术的结合
冯至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诗人，无论是从他本人的气质，还是从他的诗来看。但他从未忽视关注现实，特别在他创作《十四行集》的时代。他在回忆《十四行集》的创作经历时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整个中华民族经受严峻的考验，光荣与屈辱、崇高与卑污、英勇牺牲与荒淫无耻……等等对立的事迹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感到兴奋而又沮丧，欢欣鼓舞而又前途渺茫。我那时进入中年，过着艰苦穷困的生活，但思想活跃，精神旺盛，缅怀我崇敬的人物，观察草木的成长、鸟兽的活动，从书本里接受智慧，从现实中体会人生，致使往日的经验和眼前的感受常常融合在一起，交错在自己的头脑里。这种融合先是模糊不清，后来通过适当的语言安排，渐渐呈现为看得见、摸得到的形体。把这些形体略加修整，就成为一首又一首的十四行诗”（注：冯至：《文坛边缘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由此可见， 冯至并非是为了写诗而写诗，他正是因关注社会才有感而发。联想到他在西南联大七年的生活和工作历程：他与联大有进步思想的文艺社团冬青社联系密切，他经常参加联大师生举行的各种为抗战和民主而作的讲演，他在危险关头保护受到反动政府迫害的进步学生；他在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开始研究杜甫——“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在艰难中得到鼓舞”（注：冯至：《冯至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00页。 ）的爱国诗人杜甫，我们更能理解他在诗中表现的入世关怀精神。他在《杜甫和我们的时代》（1945年）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白：“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比杜甫的时代更艰难，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然没有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著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注：冯至：《冯至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在《十四行集》中第六首《原野的哭声》、第七首《我们来到郊外》、第九首《给一个战士》都是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的。而写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和梵诃的五首十四行诗，也都比较含蓄地表达了对现实的关注。冯至还写了有加利树、鼠曲草、驮马、初生的小狗，这些极平常的事物，在冯至的诗中却都有它们的超乎平凡的，永远而又普遍的含意。正如李广田的评价：“诗在日常生活中，在平常现象中，却不一定是在血与火里，泪与海里，或是爱与死亡里。那在平凡中发见了最深的东西的，是最好的诗人。”（注：李广田：《李广田文学评论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三、中西文化观的结合
文化对人的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而言，有两种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一种是中国古典文化，这些作家如蜜饯似的在其中熏陶、浸泡；另一种是西方文化，大部分作家是直接而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文学、艺术和哲学，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冯至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把中西文化结合得较好的一个。他的特色在于：第一，他突破了传统的权威，引进了部分的西方文化，并引领中国诗歌向世界开放。第二，他坚持在与传统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因而他的创新既有世界性，也有民族性，并给传统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三，他以此种文化结合的视野写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诗集《十四行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至今无法企及的高峰。为中国新诗开拓了一条道路，指明了一个方向。
关于冯至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关系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周棉在《冯至传》中具体分析了冯至在德国接受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尔斯等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影响，并探讨了《十四行集》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关系。解志熙在《生命的沉思与存在的决断》的长篇论文中，从生死观、相互关情和存在的决断等方面集中论述了冯至的创作与存在主义的关系。冯至接受歌德和里尔克等人的影响也有很多重要的分析。这里只想指出关键的一点：冯至以独到的眼光发现了西方文化中具有现代性和生命力的部分，并以之与中国传统文化沟通、交流，从而达到一种融合发展，这种融合就像一个聚焦镜，聚合了中西两种文化“射线”，折射出的却是一种新的光线。就《十四行集》而言，从传统文化上主要表现为明显的道家思想及儒者之风，对精神生命的重视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从西方文化来看，主要从个体生命体验出发，思索人类命运与宇宙的关系，表现为对个体存在的极大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以《十四行集》诠释了这种“新的光线”，影响了整整一代诗人的文化选择，40年代一大批现代主义诗人们，特别是西南联大的一群学子们是深深得益于这种“新的光线”的，这不仅仅是文学层面的贡献，而且是文化层面上的贡献。
四、中西诗艺的结合
冯至的《十四行集》一方面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也达到了中西诗艺的完美结合。朱自清在《新诗杂话》中评价说：“这集子（指《十四行集》）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十四行的基础，使得向来怀疑这诗体的人也相信它可以在中国诗里活下去。”（注：朱自清：《新诗杂话》，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第102页。 ）冯至的十四行诗成熟的标志有三个方面：第一，这是中国新诗史上唯一一部全由十四行诗组成的具有整体性意义的现代主义诗集。第二，这是中国十四行诗由模仿吸收而至创新发展成功的标志。中国早期的十四行诗，是模仿大于创作。二三十年代闻一多模仿其结构，孙大雨模仿其音组，戴望舒模仿其段式，总的说来是颇有些幼稚和生硬的。到了三四十年代梁宗岱、卞之琳等人的十四行诗，虽然已脱离了模仿阶段，但却没有使之中国化，像梁宗岱十四行中的大量的欧化式语言，卞之琳诗中过于朦胧的意象等等都影响了对他们的十四行诗的接受。冯至的《十四行集》由模仿吸收到创新发展，在自由和限制中寻求统一，从而使十四行诗具有中国化的特色，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第三，这是中国古典律诗与西方格律体诗融合发展的标志。中国古典律诗与十四行诗在结构和用意上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律诗，十分讲究构思布局，它的首颔颈尾四联，构成一个起承转合的统一体，这使得诗歌显得层次分明，委婉曲折，回味无穷。十四行诗，“它的结构大都是有起有落，有张有弛，有期待有回答， 有前题有后果”（注：冯至：《文坛边缘随笔》，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这种体式也有着类似的起承转合的结构；但相比较中国律诗而言，十四行体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它没有平仄对仗讲究，音数和音步都可根据内容需要自由掌握，用韵也比较灵活，比较适宜表达现代复杂的生活内容。因而，冯至承认：“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注：冯至：《冯至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57页。 ）相比较新诗史上其他诗人的十四行诗，他比较好地调和了西方体式和中国语言的关系。在他的《十四行集》中，抒情方式是中国式的，没有特别突兀的跨句跨段；语言也都是现代口语，没有过于欧化的语言；并且融汇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象和境界。
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冯至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诗人。他的重要性正可以通过以下一段评价来体现：“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先生以巨大的耐力和勇气，对人类和我们民族的内在生活领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先生对于时代‘介入’而超越的沉思，对宇宙、自然充满神启的感悟，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探寻，使他成为中国现代诗歌传统荜路蓝缕的开创者，成为真正的诗歌和思想的巨擘。先生对于诗歌艺术的严谨态度，对于苦难人生的关注，以及对于宇宙大真理和万物之美的向往，铸就了一种真正的尺度，这一尺度对于当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对于我们面对未来的新世纪，都是至关重要的。”（注：周棉：《冯至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52页。）
* 本文于1999年1月6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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