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正确认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当我们即将步入新世纪的时候，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回顾改革开放20年的风风雨雨以及改革理论不断发展的历程，将有助于我们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念和方向，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一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究竟如何巩固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上，毛泽东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他纠正了斯大林关于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苏联社会发展动力的错误观点，在1956年就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方法就是改革，或者说革命。改革就是改掉那些“搞得不对头”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然而遗憾的是，他当时没有明确究竟什么是需要改革的“搞得不对头”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后来又把马恩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作为“不对头”的参照系，随意拔高生产关系，又把反对这种“改革”的人视为“右倾”、“党内资产阶级”，终于导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重错误。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党痛定思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再次举起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旗。会议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段论述改革问题的文字虽不多，但是联系会议公报的其他内容不难看出，它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
首先，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种“革命式”的改革、以阶级斗争来推动的改革。公报援引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基本结束后对我国社会矛盾的分析，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就把改革这种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同以往那种混淆不同性质矛盾、破坏安定团结的所谓“革命”作出了严格的区分。
其次，对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进行了反思。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人们普遍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今后向何处去，思想认识并不统一。有不少人认为，恢复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和秩序，就意味着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中去。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公报指出，“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和坚持了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两个“新的”东西就包含了对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的经济措施、管理体制的反思。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则说得更为明确，他在谈到管理方法中的问题时指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等官僚主义现象，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1页。）这里说的“过去”显然包括了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
第三，把改革同发展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会议公报把改革问题放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加以阐述，强调改革是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公报第一部分指出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第四部分又说要“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就明确无误地点明了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否需要改革，判断的标准是看其能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样就对改革的目的、范围、评价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同“文化大革命”那种所谓实行两个“彻底决裂”、“消除旧社会的痕迹”、“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式的改革划清了界限，使改革的内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对改革的范围已经说得十分明确，那就是一切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在改革之列。然而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人们的思想并不那么统一，即使是三中全会本身也还在坚持人民公社制度，而此时安徽凤阳小冈村的农民已立下了分田到户的契约。邓小平对改革问题则是始终一贯地十分明确，那就是任何一种措施、体制、制度，只要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就必须加以改革，不管这些措施、体制、制度看起来多么合理、多么符合革命导师的设想、多么“社会主义”。
早在1962年，“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就支持农村的包产到户。“文化大革命”中的1975年，邓小平顶着巨大的压力，不顾个人得失，在“四人帮”引经据典，大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的声浪中，着手进行全面整顿，恢复生产。三中全会前的1978年秋，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向中央提出搞包产到户，这在当时被视为要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但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
邓小平之所以敢于多次向“正统的社会主义”发起挑战，关键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透彻的理解和把握，在建国后曾两次被打倒，对“左”的东西、教条主义的东西深恶痛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则有着十分明晰的思路和观点。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针对存在的种种思想禁锢和理论误区，多次从反面提出问题，抨击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纠正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曲解和误解。
至于究竟什么才是社会主义，他反复提出要搞清楚，指出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认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力，没有什么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优越”的社会主义。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不遗余力地推动改革的进程。
1989年后的两三年，面对国际国内风云变幻，对改革开放的非议又冒了出来，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标准，一时间形成了许多新的禁区，改革开放大有中断之势。在这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带领我们进行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再次指出必须用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衡量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他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他还把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多年思考作了理论上的归结，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同生产力、同改革紧密联系的一贯思路，纠正了静止地僵化地看待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观点，冲破了脱离生产力谈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唯心主义观点，体现了生产力同生产关系、效率和公平、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将社会主义视为一个动态的辩证的发展过程，从而实现了社会主义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
对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党的十五大给予了高度评价。十五大还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有关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所有制结构、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等重要问题上作出了新的解释。所有这些新的解释都不是从书本出发、从抽角的标准出发，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出发，从而再次冲破了束缚人们的许多禁锢，实现了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三
同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相伴而生的，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难以分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认识资本主义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但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特别是会议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许多曲折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资本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往往是从前人的个别结论出发，既没有对资本主义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又忘记了中国的国情，还把一些本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归于资本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是坏的，凡同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都是资本主义的，凡同资本主义沾上边的都属拒绝、批判、专政之列，必须搞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自有其另外的逻辑。他指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出于这种全面的辩证的观点，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论述了从多方面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从而推动了我国在各个领域的对外开放以及改革的不断深入。
关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邓小平做过多次论述，总的精神都是强调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说，向外国学习科学技术容易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强调要加强同外国的文化交流，学习西方精神文明中除了科技以外的优秀成果，则反映了邓小平作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求实精神和博大胸怀。他曾指出：“西方社会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页。）对于一些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他也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要求学习它们的长处。他曾称赞新加坡对社会秩序的管理，认为值得我们借鉴。他还要求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它们。这对于认为我们的精神文明在各方面都远优于资本主义的某些人来说，不啻是一副清醒剂。
邓小平历来反对照搬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但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也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曾说：“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事实上，邓小平关于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中，就包含了向西方借鉴的成分。
在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在于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中剥离出来，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说，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伟大创举。恰恰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思想受到的怀疑、责难、攻击最大最激烈。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此后到1990年，他又多次论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直至1991年，市场经济受到了最为激烈的抨击。
在改革开放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关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针锋相对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他还再次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这次谈话后不久，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认同和支持，改革开放又迈开了新的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姓“公”姓“私”说又冒了出来，其要害仍是姓“资”姓“社”问题。作为对种种责难的回答，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强调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重大决策。
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问题上不断开拓前进，使我们的思想认识不断进入新的境界。今后，只要我们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在改革中推进社会主义，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的判断标准，使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上奋勇向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充满活力，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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