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环节的衍生与再整合影响因素研究——以国产手机产业价值链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链论文,为例论文,国产手机论文,环节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全球化过程的不断深入，产业活动基于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整合现象，似乎日益在不同空间尺度中上演。然而，目前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活动基于价值链垂直分离的一面。如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国际生产分割(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国际生产分散化(International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全球生产分享(Global Production Sharing)、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价值链切片(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Grossman & Helpman，2002；Hummels & Kei-Mu，Yi，2001；Humphery & Schmitz，2004；卢锋，2004；李黎旭，2004；华德亚，董有德，2007；曾铮，王鹏，2007)。尽管这些术语的定义略有区别，但其基本涵义一致，都是描述价值链环节不断衍生的过程。然而，学术界对此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却似乎鲜有探讨。在“垂直分离”成为产业发展主流模式的同时，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价值链环节的衍生？对于具体产业而言，衍生的价值链环节是否会“重新整合”？如果有，影响其重新整合的因素又是什么？本文试图以国产手机产业为案例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理论假设
分工历来对于经济发展和组织演进有着重要作用。今天，国际生产分工已经从产业间分工模式(Inter-industry Specialization)和产业内分工(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模式，深化为产品内分工模式(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即基于价值链的分工(曾铮，王鹏，2007；李黎旭，2004)。基于产品内分工的深化，意味着价值链环节的衍生；而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减弱，意味着价值链环节的重新整合。通过大量文献梳理，笔者假定价值链环节的衍生与再整合主要受以下两个因素影响。
1.市场规模
亚当·斯密(1997)最早提出了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继亚当·斯密之后，阿林·杨格关于分工的思想被总结为杨格定理：市场规模扩大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又引致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演进过程(杨格，1996)。沿着同一思路，施蒂格勒也认为，企业之所以不把报酬递增的功能交给专业化企业(产业)来承担，是因为“也许在给定的时期，这些功能市场规模太小，不足以支持一个专业化的企业或产业”(杨蕙馨，纪玉俊，吕萍，2007)。
基于以上理论，笔者提出第一个假设：市场规模的大小与价值链衍生程度成正相关，与价值链整合程度成反相关。市场规模扩大，能够推动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导致价值链的衍生：而市场规模大幅度的萎缩，不能继续支持过于细分的专业化，因此会导致价值链环节的重新整合。
2.交易成本
与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不同，贝克尔与墨菲认为交易费用的多少，对分工程度影响重大。只有在不存在交易成本或者交易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Becker and Murphy，1992)。几乎是同时期，新兴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杨小凯更是系统地探讨了分工的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并由此指出，交易成本对分工水平和生产力的发展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杨小凯，张永生，2003)。
以此理论为基础，笔者提出第二个假设：交易成本的高低与价值链环节的衍生程度成反相关，而与价值链环节的整合程度正相关。如果交易费用下降、交易效率提高时，产品内分工带来的好处将大大高于交易费用的增长，经济系统就会从自给自足的垂直一体化向完全分工演进，价值链就会相应衍生新的环节。而在交易费用增高，交易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分工的好处会低于交易费用提高所造成的损失，这时经济系统就会选择减少交易费用，进而降低分工水平，分离的价值链各个环节就会重新出现整合。
二、价值链环节——方案设计公司的衍生
1.手机产品基本价值链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使作为便携式电子产品的手机具有了两维属性：功能多样性和时尚性。功能多样性指手机作为手持通信终端所日益增加的各类功能：视频电话、文字和多媒体短信、地图导航、照相与录像、个人资料管理、办公工具、游戏、音乐播放、信息存储等。时尚特性指手机作为个人随身消费品所表现的外部审美特性，包括形状、铃声，颜色、质地等。手机产品的两重特性决定了它在人们生活中，逐渐由耐用消费品转变为快速消费品，其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生命周期日益缩短。
为了灵活地应对竞争的需要，目前全球手机生产的主要模式是价值链环节的垂直分离，不同的企业立足自身特有的竞争优势，占据价值链的某个环节(见图1)。而原来的纵向一体化模式，由于需要耗费大量资金，承担巨大的风险，只有少数几家跨国公司有此实力，如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等公司能够从上游的生产设备、芯片、材料零组件到下游的手机及通路一手全包。但是当产业逐渐成熟之后，为了缩短开发周期、灵活应对市场需求变化，这些公司也大量外包中间环节。如摩托罗拉很多中端市场定位的手机，往往从芯片设计公司德州仪器TI定制芯片，从华通等外围元器件企业购买标准化的PCB板，然后委托给世界第一大OEM厂家中国台湾的“伟创力”为其代工生产。手机产业逐渐由一体化生产模式转化为基于价值链垂直分离的彼此分工合作模式。
图1 手机价值链的垂直分离
手机由软件和硬件构成。粗略的说来硬件包含外观机壳、外围零部件、芯片等；软件分为协议层软件、应用软件，手机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技术由难到易大致分为三层：底层的芯片、中间层协议软件，以及表层的外形和应用软件。对于手机核心层芯片技术，世界上只有德州仪器、飞思卡、英特尔、高通、飞利浦等少数几家专业IC设计厂商掌握；完全拥有手机模块和协议层软件技术的企业也不多，主要被摩托罗拉、索爱、三星等手机系统巨头控制；第三层是手机人机界面技术(MMI：Man-Machine Interface)和相关应用软件设计，近年来日、韩、中国台湾以及中国内地企业大多精于该层次的技术。
2.巨大的市场规模和相对低廉的交易成本
20世纪末，移动跨国巨头纷纷寻找机会，采取各种办法进入中国市场。如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西门子、飞利浦纷纷关掉本国的工厂，意图把生产转移到中国。跨国公司的进入催生了中国的手机企业。国内的家电和通信企业纷纷筹备上马手机项目。由于通信行业的特殊性质，为了防止外资大量涌入对本土弱小企业的冲击，以及避免本土企业盲目的重复投资，国家决定严格监管手机生产企业。1998年，国务院5号文件规定，任何厂商须持有信息产业部发放的“许可证”方可在中国境内生产手机。这被业界俗称为“手机牌照制度”。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保护下，我国拥有牌照的手机生产企业从1997年的东方通信、厦华电子、科建电子、TCL移动、波导5家发展到2003年的38家，2007年79家。截至2007年，经过核准的手机生产企业产能达到每年5.6亿部，占全球总产量的52.5％(表1)。随着国产品牌的成长，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终端研发平台、制造基地和消费市场。
1998-2003年是国产手机飞速发展、价值链环节垂直衍生的时期。这期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9.67％的年均增长率。经济的快速增长无疑为通信产业的发展提供庞大的市场需求。“手机牌照”这一特殊的行政许可制度，使得大量研发实力强、技术好、生产能力强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截至2003年7月，信息产业部颁发了CDMA牌照19张，除1家外资企业外，其余全都颁给了国内企业(庾志成，2003)。因此，受到保护的国产手机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然而，由于经验不足、技术落后，拥有牌照这种稀缺资源的国产手机厂家在发展初期并不具备成熟的研发和生产能力。由于技术壁垒，它们短期内无法进入高端的芯片设计环节，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生产线也缺乏。然而，巨大的市场利润支撑了拥有牌照的国产手机厂家花高价购买上游跨国公司成熟的芯片，并委托中国台湾、韩国代工企业为其制造，然后贴上自己的品牌，进入市场进行销售(见表2)。因此在产业发展的初期(1998-2003年)，国产手机厂商仅仅拥有价值链后端的品牌资源，就拥有20％—30％的高额销售纯利润。
图2 国产手机价值链环节的衍生
然而，与国产手机企业薄弱的研发和制造力量相对应的是手机产品的生命周期急剧缩短、市场需求变动频繁。例如，从外观和配置方面来追踪国产手机飞速发展的2003年，2月份手机还是单色显示屏、16和弦的主流，4月份就出现4096色显示屏、32和弦的身影，之后彩屏手机的市场占有率直线上升，10月份65536色显示屏、40和弦快速占领市场。而年尾TFT-LCD液晶屏、64和弦已经粉墨登场。2003年中国市场上新推出的手机超过400款，平均每天都有1款新手机出现在市场上(水木清华研究中心，2005)。由于产品更新如此之快，刚刚推出的新款手机，3个月后就可能过时，厂家面临的研发风险非常大。国产手机厂家为了争夺市场，急需加快手机研发设计速度。而一个50人(大部分国产手机厂家研发队伍不超过30人)中等水平的研发队伍最快也只能在半年内推出一款新手机。正是巨大的市场空间，高额的自有研发风险，使国产手机品牌企业产生了对“第三方设计”强烈的需求，这给本土手机价值链环节链衍生创造了条件。
支撑国产手机高速成长的幕后英雄是从价值链“芯片设计环节”与“手机制造环节”之间衍生出来的新环节——手机方案设计公司(又称为IDH，Integrative Design House)(见图2)。它是专业从事手机设计(包括工业设计、平面设计和外观设计等)的公司。手机方案设计公司衍生的来源主要有三类：①源于跨国公司手机研发部门的华人技术团队，他们独立出来创立公司进入中国手机市场，如最大的IDH“德信电子”公司的全部班底都来自摩托罗拉的华人工程师：②来源于本土家电制造企业，其研发人员看准时机进入手机行业，如IDH“经纬科技”公司主要技术人员来自康佳电子；③来源于熟知手机市场需求的IC元器件分销商，如IDH“希姆通”公司的技术人员多数来自于分销商晨兴公司。
手机方案设计公司开拓了一种全新的业务模式，基于更细的产品内分工从价值链中衍生而出，为国产手机厂商节约了大量研发成本。手机方案设计公司利用德州仪器、高通、飞利浦、英飞凌等跨国巨头提供的芯片组(包含基频中的DSP、MCU、ADC、DAC等关键芯片组和底层的物理层软件)来开发应用软件。在成品芯片上进行手机的人机界面设计(MMI Man-Machine Interface)、射频方案设计、嵌入式浏览器设计等。即可以利用同一款芯片，加入不同的系统设计方案，稍作修改就可以设计出外形各异的手机，然后再提供给国产手机品牌公司。目前，IDH的业务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全盘出售设计方案给本土手机品牌厂商，一次性收取设计费用。这在国内手机行业黄金时期(1998-2003年)多为采用，原因是行业扩充期利润较大，手机厂商有能力支付，也不怕承担风险。二是向国产手机厂商按销售量收取佣金。即IDH在提供方案给国产手机厂商时不索取费用，而是等到手机上市售出后，按照销售量提成。这种形式在2004年后多为采用，原因是国产手机品牌厂商利润变薄，不愿意一次性承担风险，因此，将一部分风险和成本转移给IDH。三是既设计方案也帮助国产手机厂商生产制造，以SDK/CDK(软件开发工具包)或整机形式提供设计方案，目前，这种交易形式日益普及。
作为幕后英雄，手机方案公司打通芯片设计公司、手机制造代工公司和本土手机品牌公司之间的联系，为国产品牌手机企业快速响应市场，节省了大量研发费用。有了IDH提供的不同专业化设计，国产手机品牌企业就可以有充足的机型在市场上厮杀。由于1998-2003年产业发展初期，国产手机利润率高达20％—30％，即使分一部分利润给设计公司，获利空间依然很大。因此，新衍生环节——手机方案设计公司的交易成本在整个价值链中比重很小。在此背景下，几乎所有的国产品牌手机公司背后都有大量手机方案设计公司的支持(见表2)。2003年手机方案公司中电赛龙为海尔、康佳、CECT设计了22款手机，销量达到700万部；手机方案设计公司中电奥盛，深圳万众通讯、嘉胜联侨、上海禹华、浙江华立、中讯润通、上海宇梦、深圳经纬科技等总共设计了近50款手机，销量超过500万部。手机方案公司在2001-2003年间的纯利润达到销售额的70％，它们以120％的速度快速增长。2003年成为手机方案设计公司发展到巅峰的时期，手机方案设计公司提供设计方案达到400个，手机销量达到5000万部(Oliver Xu，2006)。
巨大的市场规模，相对低廉的交易成本，激发手机价值链环节的衍生。1999-2003年，中国大量手机方案设计公司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这其中除了300家小型的手机方案设计室外，还有约15-20家的大型IDH。而龙头企业中电赛龙、德信无线、欧姆通、龙旗等尤为令人关注，它们大都获得了大量风险投资，研发人员超过1000多人。伴随手机方案设计公司的出现和繁荣，国产手机市场也迅速发展壮大。2003年上半年，波导实现利润1亿元；而夏新主营业务收入达36.49亿元，同比增长180.50％。TCL、波导、康佳、夏新4家企业进入国内GSM手机销售前10名。2003年，国产手机在中国市场上的比重飞速提升到55.82％，一举打破了洋品牌在中国市场长达10年的垄断格局(见图3)。
图3 国产品牌手机占国内手机市场比率
资料来源：水木清华研究中心数据(2007)；信息产业部官方网站http://www.mii.gov.cn
三、价值链环节——方案设计公司的再整合
从2004年开始至今，国产手机价值链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动，新衍生的方案设计环节逐渐由繁盛走向萧条。以堪称全球最大的IDH中电赛龙(CECW)为代表的、大量本土IDH裁员并倒闭，而更多的IDH则快速转换业务内容，重新整合回价值链上游或下游环节。目前，作为新衍生环节的IDH，出现了四种再整合回价值链上下游环节的趋势(左延鹊，2007)。第一种是朝价值链下游制造环节整合，转型为既做设计又做代工生产的手机ODM厂家，如中国最大的IDH——德信无线由于连续几个季度亏损，并持续裁员，已经开始调整经营方向从事ODM。在德信的规划中，ODM将占80％，纯设计只占20％；第二种是朝价值链末端品牌环节整合，直接生产自有品牌手机，比如希姆通已获核准成立手机品牌公司；第三种是朝上游芯片设计环节整合，成为手机基带芯片商的软件合作伙伴；第四种是寻求被国产手机品牌厂商收购，或者成为跨国手机厂商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国产手机IDH公司出现再整合回价值链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左延鹊，2007)。
1.竞争加剧、利润下降
手机市场供给大幅度增加，出现供过于求，单个国产手机厂商利润变薄。因此，价值链下游的国产手机厂商对上游手机方案设计公司的成本控制变得异常关心。2005年3月，国家放宽对手机市场的监管，将行业进入标准由“审批制”放宽为“核准制”。这期间，核准的新增手机企业有41家，其中外商投资企业11家，国内企业30家。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有79个国内外厂商，拥有90张手机生产牌照。这其中并没有计算数量庞大的、靠租用牌照贴牌生产的黑手机厂商。2007年10月以后，国务院宣布取消“手机牌照制度”，更多的新企业的涌入，尤其是力量强大的跨国公司以合资、独资方式的大举进攻，使市场供给大幅度增加。然而，在前5年中国二、三线城市手机逐渐普及的情况下，国内手机需求增长相对保持平稳。手机供应大大超过了需求，因而库存猛增。2004年，国厂手机库存约3000万—4000万台，按1000元/台的价格推算，库存导致的资金滞压约300亿—400亿元(封欣，2005)。国产手机企业面对的市场规模大大缩小，竞争格局日益激烈。为了保证市场地位，国产手机由外观竞争逐渐转为价格竞争，国产手机主流价格段已由2003年的1001元—1500元逐渐下移至2007年的501元—1000元，2007年低于500元价格段的销量比例已超出20％(赛迪顾问，2007)。国产手机价格的下跌，导致利润大幅度变薄，由原来的20％—30％的利润下降为10％以下。因此，它们增加力度进行成本控制，大幅度缩减给价值链上游IDH公司的设计订单，甚至为节省费用，自己成立方案研发部门，而不再把设计环节外包，这都压缩了IDH公司的生存空间。
2.忽视质量、市场规模缩小
国产手机盲目扩展的同时却忽视质量，2004年以后市场占有率急剧下滑，导致价值链下游国产手机品牌厂商对上游IDH环节需求大大减少。即IDH面对的市场规模急剧缩小。由于在国产手机发展初期，国外手机品牌已经大量覆盖中国的一线城市，国产品牌手机主要在二、三线城市扩张。然而，这个市场的特点是对品质、品牌的认知度相对较低，但对手机外观和价格比较敏感。加之，在牌照制度的保护下，国产手机初期竞争较小。因此，大量国产品牌企业不注重技术研发，依靠IDH提供的丰富设计，盲目扩展产能，甚至很多厂家自己都不再生产，而把手机牌照出租给无牌照的黑手机厂商，即让黑手机贴上自己的品牌，然后按照黑手机的销量收取出租费。由于忽视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导致初期国产手机品质非常低下，品牌信誉度严重受损。国家质监总局2003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产品中，国产手机平均顾客满意指数最低，为65.78，投诉量高居榜首(庾志成，2003)。因此，2004年，相对于国外品牌由于质量取胜而收复失地，国产手机市场初见萧条。进入2005年，熊猫易美、南方高科、深圳科健都逐渐退出市场，存活下来的国产手机品牌公司也在苦苦支撑，波导、夏新、康佳、TCL财务报表显示多为亏损(何旭东，2006)。国产手机的市场占有率从2003年的55.82％急剧下降到2004年的48.10％，并从此一再下跌，2006年更是跌至35％(水木清华研究中心，2007)(见图3)。
手机IDH的订单80％来自于国产手机厂家，价值链终端手机产品的市场份额缩减，导致对中间产品—手机方案设计需求的锐减。这使IDH之间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后果就是利润大幅下降，生存举步维艰。2003年曾经是手机设计行业的暴利时代，平均利润高达70％；2004年行业盈利模式从“方案买断”转变为“方案出货提成”模式，利润率下降到35％；由此，手机方案公司的平均利润不断下降，2007年降低到5.1％(见图4)，而方案设计公司的盈利模式逐渐转变为ODM，即设计同时也制造，逐渐朝价值链后端整合。
图4 2003-2007年中国手机设计公司平均利润率
3.技术成熟、衍生环节交易成本变高
2003年以前，由于技术门槛较高，全球手机基频芯片主要是为数不多的几家欧美大型跨国公司提供，如德州仪器、高通、杰尔、飞利浦、飞思卡。它们提供的手机芯片价格昂贵，并且只关注如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跨国公司老客户，而对中国刚刚成长的本土手机企业不太重视。因此，在国产手机价值链中的芯片环节上，欧美企业分取了较高的利润。随着技术成熟和IP内核的逐渐标准化，中国台湾芯片设计企业联发科技(MTK)针对大陆新兴市场，推出价格相对低廉，并包含“一站式解决方案”(Total Solutions)的基频芯片，即一种已经将芯片、软件平台以及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内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国产手机企业使用MTK的芯片，只需要改变外壳等技术含量不高的部件即可推出新机型，这大大降低了IDH在价值链中的附加值。同时，由于外观设计直接影响下游品牌厂商手机产品营销策略，很多国产手机厂商不再依赖专业的手机方案设计公司，而宁愿自己承担外观设计。
MTK的芯片缩短了价值链，把设计公司的生存空间压缩，为国产手机厂商提供了更简便、低廉的手机生产模式，这有助于国产厂商节省交易成本、并在更短的时间内推出新产品。经过2004-2005年的经营，2006年MTK芯片在中国中低端多媒体手机市场大获成功，在中国手机基带芯片市场占据40％的份额(见图5)。包括联想、波导、长虹、TCL、康佳、创维等国产手机一线品牌，以及万利达、金立、天时达、奥克斯、大显、唯开等国产手机二、三线品牌，还有一些贴牌手机，都采用了MTK的方案。这意味着以国产手机品牌厂商作为客户的IDH业务量锐减。MTK芯片的使用导致国产手机价值链各环节交易成本分布发生了变化，而手机方案设计公司作为价值链新衍生环节，由于交易费用变高，出现重新整合回到价值链上下游环节的趋势。
图5 2006年中国手机基带芯片供应商排名
资料来源：Merrill Lynch(2007)；潘九堂(2006)。
四、讨论与结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价值链环节不仅仅只有垂直分离的现象，其垂直整合现象也时有发生。通过对国产手机产业价值链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短短7-8年时间，作为新衍生环节的手机方案设计公司(IDH)走过从兴盛到衰落的完整历程。在产业发展初期，垄断性特许经营权为国产手机开拓了巨大市场规模，由此带来了国产手机初期的高额利润。在此背景下，产品内分工细化，价值链进一步垂直分离，衍生出IDH，其交易费用的增加在整个价值链中份额很小。同时，由于衍生环节为国产手机企业节约了大量研发成本，其给整个价值链带来的价值增加大大高于由此产生的交易费用。IDH快速发展壮大，并又进一步支撑了国产手机产、销量的飞速攀升；但当产业逐渐成熟，竞争厂商数量增多、国产手机产品利润驱薄时，IDH成为下游品牌厂商成本压缩的主要对象，不少IDH公司由此陷入裁员甚至倒闭的境地。加之，IC供应商提供了价格低廉的"Total Solutions"芯片解决方案，使得设计门槛极大地降低，进一步抢夺IDH的生存空间。即，技术的变革导致交易费用分布的重新变化，IDH的交易成本在价值链中比重日益升高，因此其不断被价值链上游环节芯片设计公司、下游品牌公司所挤压，从而出现重新整合回价值链的趋势。
IDH从事的是手机产品的“设计外包”。20世纪90年代，当“设计外包”作为价值链的衍生环节在电子行业出现时，曾一度被人们喻为是一场商业模式的革命。在中国，随着电子行业的蓬勃发展，依托核心芯片的“设计外包”不仅在手机领域出现、同时在MP3、DVD、数字电视、IP机顶盒、汽车电子、数字导航、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等领域也都经历了蓬勃发展过程，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如，北京矽谷学人、成都前锋数字视听、深圳市赛格康乐、广州视科电子、深圳世纪新天，以及上海迅特电子等公司都专注于这些新兴的消费电子产品设计(孙昌旭，2004)。大体上，“设计外包”可分为两种类型。发包公司为主导的设计外包和以设计公司为主的方案推广。前者往往会依托独立设计公司的技术特长，让设计公司承包一个产品设计中的某个部分，一般是专业基础技术或软件包；后者则是设计公司先有技术或芯片方案，然后接受客户委托，帮助其完成一个用户化产品。消费类数码电子产品，如手机、MP3、DVD等，设计公司为主导的方案推广现象非常明显。但是从个性化软件设计，或是专用应用型工业自动化控制软件开发来看，以品牌公司为主导的设计外包情况比较普遍(唐晓琪，赵艳，2006)。
“设计外包”往往出现在电子产品发展的初期和繁荣期。无论是DVD、MP3，还是手机产品，在其流行初期，产品利润高、市场需求旺盛。面对快速多变的市场需求、相对复杂的技术要求，电子产品品牌厂商纷纷寻求第三方设计公司，以尽快实现具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在这种背景下，产品内分工进一步细化，“设计外包”环节逐渐从价值链中垂直分离出来，成为新衍生环节。由于专业，设计服务公司在所属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它们对市场信息反应迅速，因此往往能够为终端品牌厂商节约大量的研发费用，刺激整个行业的快速膨胀。例如，在MP3产品蓬勃发展2002-2004年，大量提供MP3设计方案的公司在广东的番禺、东莞，深圳的宝安、南山区等地快速成长。依托它们的方案设计，上百种品牌、不同款式的MP3产品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充斥了市场。
然而，中国电子产品的“设计外包”在刺激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隐藏着很大的隐患。一是由于中国的“设计外包”公司为减少成本，往往依托国际IC巨头的几款低端专业芯片，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外观设计和相关应用软件设计，因此其大多数设计都是“新瓶装旧酒”，虽然产品外观各异，但功能严重趋同。二是“设计外包”的盛行，使大量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地下企业，只要通过购买设计方案，并进行简单的零部件组装，就可以使质量低下的产品充斥市场，严重破坏了国产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声誉。因此，当市场逐步成熟、竞争加剧时，国产电子产品由于创新不足，差异化不强、质量欠佳，而只能依靠日趋激烈价格战来求得生存。而伴随这些终端产品利润变薄，“设计外包”的中间市场将逐渐萎缩。最后，“设计外包”企业随着技术的变更，将不断受到价值链上下游环节的挤压，尤其是当上游芯片公司为抢占利润，推出新一代、拥有更高的集成度的芯片时，“设计外包”公司在电子产业整个价值链中的附加值急剧下降。此时，如果不及时调整经营模式整合回价值链，或提供高技术含量的差异化设计，就会在白热化的竞争下而不断裁员，甚至倒闭。
今天，从全球角度来看，“设计外包”在某些成熟的信息产品领域已经显现出逐渐衰落之势，并开始选择性地朝价值链垂直一体化回归。如，2006年以来，一些美国消费类电子企业开始将软件设计外包从印度转回到企业本部(唐晓琪，赵艳，2006)。在中国，很多成熟行业，如MP3、DVD、手机行业的“方案设计公司”在经历高速膨胀之后，正逐渐整合回价值链的上下游，或者快速转变经营方向，朝市场需求飞速增长的汽车电子、数字电视、GPS导航等新兴产品领域进军。
结合案例研究和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得出较一般性的结论。市场规模与交易成本是决定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关键性因素，也由此决定了价值链环节的衍生和整合程度。市场规模的大小与价值链衍生程度成正相关，与价值链整合程度成反相关。交易费用(成本)的高低与价值链的衍生程度成反相关，而与价值链整合程度正相关。当某个产业处于快速膨胀期，市场规模大、利润高的时候，产业链趋于细分，衍生出新的环节，价值链各个环节只负责自己最擅长的部分，从而提高效率，以高利润支撑价值链环节衍生所增加的交易成本；而当某个产业进入成熟或萧条期、市场规模缩小、利润降低甚至接近于零的时候，为降低日益增高的交易成本，产业链衍生环节趋于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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