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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5)09-0003-11 人类经济活动为整个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和延续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将一个国家或地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研究单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很有意义的。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经济增长，又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的？许多专家学者对此做了相应考察和研究。 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面，王宇和焦建玲(2005)应用协整性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各教育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具有高等学历劳动力比重的增加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1]沈坤荣和蒋锐(2007)研究表明，城市化能够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产业结构这四条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2]陈浩(2007)把结构因素引入人力资本分析框架，表明人力资本的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虽有影响，但影响并不强烈，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和结构层次低下是其直接因素，而人力资本结构因素对沿海与内地发展差距更具深层解释力。[3]赵进文和范继涛(2007)研究了消费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规律。[4]范晓莉(2014)研究了由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流动所形成的城市化以及能源产品消费支出与经济规模之间的动态关系。[5]谈儒勇(2004)、王纪全等(2007)、王定祥等(2009)研究了金融资源和经济发展间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金融资本适度形成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形成不足或过度均会损害经济的稳定增长。[6-8]张军和高远(2007)利用1978-2004年间在各省任职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详细信息以及省级经济增长的数据，考察了对省级高级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对地方经济业绩的影响。[9]干春晖等(2011)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0]姚树洁等(2006)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视角提出并验证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假设，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11]庄子银和邹薇(2003)对中国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展开了经验分析，表明围绕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上升对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12]此外，汪小勤和汪红梅(2007)研究认为，表现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的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3]李宏彬等(2009)利用中国1983-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将企业家精神变量引入增长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了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4]臧新和姚叙含(2015)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力资源分布的影响，发现外资的区域转移对中部地区人力资源的集聚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15]李跃和蒙永胜(2014)讨论了要素禀赋、基础设施、发展战略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了我国三个时间点的省际数据，发现各要素对经济贡献发生了变化，禀赋结构差异导致了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波动。[16] 以上文献从影响因素诸方面对于经济增长作了多角度的研究，另外一些关于优势方面的理论，如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林毅夫(2003)的后发优势理论等学说，[17]也从生产效率、生产成本、要素禀赋、竞争态势和后发地位等不同视角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诠释，并提出了在经济发展和赶超视角下，认识和利用各种优势的不同主张。 综上所述，以上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仍主要停留在如何培育和发挥自身各方面的比较优势，对于开放经济环境下，如何认识全球各方优势并为我所用这一问题，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这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不足。另外，从实践上看，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经济体，他们自身走的是集聚优势的发展道路，却通过各种方式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比较优势理论，使得广泛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生态失衡、城市臃肿、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不能升级跨越，长期被锁定在低端产业和产业链底端。因此，任何经济体，想要发展和赶超，就有必要跨越比较优势的陷阱，走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发展道路。 二、优势集聚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虽然优势往往分散于不同的经济体，但重要的并非谁初始拥有优势，而是谁能够动态的集合、积聚这些优势并不断创新。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往往关注并强调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但现实中，一个国家和区域的发展并非简单取决于自身固有的、静态的要素禀赋和生产制造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而是取决于其在全球范围内集聚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优势的能力。在开放式经济环境下，制定和实施优势集聚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优势集聚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鼓励优势集聚导向的经济行为，将有利于经济体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全面赶超。 (一)优势集聚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 所谓优势，是指依托于开放条件下的经济体参与合作竞争，以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要素和能力。这其中的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能源、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也包括科技、人才、制度、知识、信息、区位、品牌等广义要素。而能力则包括管理能力、教育能力、创新能力等。根据优势所依托的对象是偏向要素还是偏向能力，可以将优势进一步细分为要素优势和能力优势。本文中优势的含义，可以概括为：经济体由于拥有相对丰富的或高质量的某种要素，或具备高水平的某种能力，从而在开放式经济环境中体现出的超越其他经济体的有利形势，也即发展势能。 集聚优势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集合，指经济体在短期内对各方面优势的发现、挖掘、吸收和运用。经济体集聚优势，首先需要发现和挖掘优势，进而对这些优势加以吸收和运用。通过这一过程，获得优势的可利用权力，实现各方面优势为我所用。例如，通过集合资本优势，扩大本体经济的可用资本数量和质量，有利于扩大产出和实现规模经济。二是积聚，指经济体在长期中对所集合优势的积累、内化和再创新。对于集合来的优势，初期往往易于离散，因此，需要逐渐实现外部优势的持续积累和内部化，使得自身对优势具备较强的支配力，避免优势离散。同时，经济体不能仅限于利用优势，还需要不断内化和再创新，实现优势再造。通过这一过程，获得优势的可内化权力，实现综合整体优势为我所有。例如，积聚资本优势，一方面可以强化对外部资本的管理和控制水平，避免资本在流动过程中的剧烈波动；另一方面，可加速自身资本积累，同时通过增强规模经济、“干中学”效应，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体集聚优势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根据集聚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专项优势集聚和组合优势集聚。所谓专项优势集聚，主要针对某一项特定的要素或能力优势进行集聚；组合优势集聚是指针对多项优势组合同时集聚。例如，在引入优质外商直接投资时，往往同时集聚了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根据发生区位的不同，可分为内向型集聚和外向型集聚。所谓内向型集聚，指通过将外部优势引入本地发挥作用，并在本地实现积累、内化和再创新；外向型集聚则是指“走出去”，在其他经济体中实现优势集聚。根据发起合作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主动性集聚和自发性集聚。所谓主动性集聚是指经济体主动寻找合作伙伴以启动和开展集聚优势进程；而自发性集聚是指经济体由于具备较有利的初始条件，从而吸引其他经济体主动寻求与之开展集聚优势合作。根据集聚优势过程中所有权的转换情况，可分为产权转移型集聚和产权非转移型集聚。对于前者，经济体在集聚优势的同时，直接发生了要素或能力产权的转换；对于后者，经济体虽然获得了外部优势的实质可利用性，但并没有直接实现产权意义上的转变。例如，在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中，虽然东道国实际利用了国外的先进技术，但技术所有权仍在外资方手中。 优势集聚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指经济体跳出自身要素禀赋和静态比较优势的局限，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综合收益最大化，根据对未来发展趋势和机遇的判断，所确立的通过集聚全球各方面优势，以实现快速发展的目标、重点和路径。相应地，遵循优势集聚导向战略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之为优势集聚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集聚优势的观点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内生和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两者都主张关注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和可创造性，但是集聚优势主要从“集聚”的视角认识这一问题。虽然优势集聚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模式主张经济体应当跳出自身要素禀赋约束和静态生产比较优势的局限，但绝非否定它们的作用。事实上，高端利用自身禀赋条件和适度遵循静态生产比较优势，是优势集聚的重要手段。 跳出自身要素禀赋和静态生产比较优势的局限，所主张的重点是不能简单和过度地发挥比较优势。与简单和过度地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相比，集聚优势的发展模式在以下方面有不同之处：(1)在发展目标方面，集聚优势更强调长期经济增长，重视经济结构的改善和长期经济地位的提升。除了经济利益之外，也重视社会和生态利益，即更重视整体的综合性效益。(2)在自身和外部优势的认识方面，既关注自身优势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也重视对外部优势的集聚。如对于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经济体，除了简单挖掘和开发初级原材料出售外，还重视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深加工和更高技术含量的服务环节。这样经济体就不易受资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不至于导致制度僵化等问题而陷入“资源诅咒”。对于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经济体，简单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体现为简单发展附加值最低环节的一般性组装制造业或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仅仅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和“汗水经济”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集聚优势的发展模式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管理的改善、技术的提升和创新。因此，集聚优势的发展模式下，不容易受到后发经济体的“价格战”冲击，从而丧失传统优势和陷入危机。(3)在优势导向方面，集聚优势的发展模式在开展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视野开阔，不易受制于其他制度性约束，更注重优势导向。也即能够主动地寻找目标优势度较高、预期联动集聚效应较强的经济体开展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引发优势离散效应。(4)在产业发展方向方面，不只关注静态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更加重视动态性和对机遇的把握，能够主动追求更高端产业目标，不至于发生严重的产业路径依赖。另外，由于对外部优势的集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产业升级动力强劲，经济结构能够避免长期被锁定在低端层面。 总之，优势集聚导向的发展模式，使经济体不容易受到国际供需变化的冲击和后发经济体的挑战，不容易出现简单发挥比较优势的一系列问题，如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人力资本积累缓慢、产业结构低端锁定、社会问题不断产生等等。 当然，在进行集聚优势时，为完成差异化的战略目标，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体所要重点集聚的优势也会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条件下，经济体集聚优势的方式和途径也会有所差异。因此，集聚优势过程是一个根据情境变化不断调整、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集聚优势需要内部各经济体之间，区域本体同外部区域之间，充分互动与合作，并尽可能实现多向优势集聚和多赢发展，保证过程的可持续性。经济体在集聚优势的同时往往会输出优势，从而通常与合作经济体形成双向或多向集聚的关系。在多向集聚的态势下，经济主体和外部经济体在集聚优势的同时，向对方输出优势，最终都将获得福利效应的增进，形成一种多赢格局。 上面简要阐述了优势集聚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以及与简单和过度地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的主要区别。为了从数理逻辑上论证集聚优势的经济学效用，下面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并基于集聚优势因子，进行经济均衡点的存在性和增长路径分析，讨论经济趋同与赶超问题。 (二)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型及经济学分析 设全社会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优势的初始存量分别为K(0)、L(0)、A(0)、I(0)和G(0)，其中劳动力增长率为外生变量，社会计划者的目标是考虑集聚优势对经济的影响因子，合理地配置资源以实现经济主体的效用最大化。为具代表性，现在考虑一个生产单一产品的生产商，其生产函数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基本假设。K(t)表示t期的资本，L(t)表示t期的劳动，则生产函数Y(t)可表达为：
其中，α是产出对资本的弹性，且0＜α＜1。 优势集聚过程是一个优势扬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不可少地会消耗部分人、财、物力，这些都可用资本来衡量，因此，把这部分成本反映到资本消耗中去。这样资本积累方程可表示为：
其中，
分别表示资本折旧和集聚优势过程中产生的成本。 根据阿罗和罗默的“干中学”思想，t期的技术可表示为
。其中，B(t)表示t期的技术转化率，为方便处理，令B(t)=B，0＜B＜1；γ是技术影响因子，且γ∈(0，1)。因此，对于技术因素，可表示为：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积累最终会影响制度变迁，有学者也发现技术进步会影响制度的效用。这里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假设有
。其中，I表示制度的质量水平；1-D(t)表示制度实施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率，在不同时期，D(t)也不相同，为处理方便，设D(t)=D，0＜D＜1；δ是制度影响因子，且δ∈(0，1)；ε是制度对技术的弹性，为方便处理，设ε=0。因此，对于制度因素，可表示为：
社会计划者发挥其卓越领导力，制定和实施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行为，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现存的人力、技术和制度等因素也对集聚优势的发挥产生影响。这里省略其他各类因素的影响，假设有：
其中，G表示集聚优势的综合指数；E(t)表示优势集聚过程的转化率，在不同时期，E(t)也不相同，为处理方便，设E(t)=E，0＜E＜1；θ表示集聚优势的影响因子，且θ∈(0，1)；
和μ分别表示集聚优势对制度和技术的弹性系数。技术和制度是优势集聚的对象，因此，可以合理假设
=μ=1。于是集聚优势的综合指数可表示如下：
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集聚优势的发挥表现为哈罗德中性，这三者与人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影响劳动力来表现。技术变量、制度变量和集聚优势变量与劳动变量有效结合在一起时的劳动才是有效劳动，因此，有效劳动力可表示如下： N(t)=A(t)I(t)G(t)L(t) (7) 假设劳动力增长率(n)是外生的，因此，有L(t)=nL(t)。 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U(C)=C[(1-ρ)]/(1-ρ)，其中，ρ是消费者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ρ＞1。消费者的目标是要实现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σ为贴现率。消费者全部消费的贴现值不能超过其初始财富与全部收入的现值之和，这是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即
。以复利方式结息，因此，横截性条件可表示为
根据经典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模型，假设m是K的影子价格，则现值汉密尔顿函数可表示为：
由庞特里亚最优控制原理，经计算整理得到长期资本增长率
和长期消费增长率
的方程：
求解式(9)和(10)构成的二维微分系统，令
，可解得长期资本和消费的均衡值：
由上式可知，如果
，且θ+2γ+2δ＜1，则可以保证
都大于0，表明经济增长的均衡点一定存在。经济收敛于均衡点时，长期经济增长率
、长期资本增长率
和长期消费增长率
相等，于是经整理可得：
=(α+2γ+2δ)n/(1-θ-2γ-2δ)+n=(1+α-θ)n/(1-θ-2γ-2δ) (12) 下面着重分析集聚优势的影响因子θ对经济均衡增长点和长期经济增长率。 (1)当集聚影响因子θ增大，不考虑人口增长或人口增长缓慢时，人均有效资本比增加，表明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人们对未来产生良好预期，这样人均有效资本投资额度将增加，从而
会增大，这样消费资本比
将减少。 (2)当集聚优势影响因子θ增大时，人均产出增长率
/n随着θ增大而增加，在劳动增长率外生的情况下，进行优势集聚会推动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增加。 (3)θ，γ，δ，α分别代表集聚影响因子、技术影响因子、制度影响因子和产出对资本的弹性，长期经济增长率
的分子(1+α-θ)大于零，其分母(1-θ-2γ-2δ)也大于零，长期经济增长率
总是一个正值，表明只要进行集聚优势，就会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因为技术和制度是优势集聚的对象，只要有效地集聚优势，就必定能消除技术与制度的不利影响。因此，不考虑技术与制度的影响，分子分母两者之比(1+α-θ)/(1-θ)大于1，在考虑劳动增长率外生的前提下，长期经济增长率
随劳动增长率n快速增大，表明只要制定和实施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鼓励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行为，长期经济增长率
将快速提升，出现裂变式增长，将有利于经济体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赶超。 落后经济体进行集聚优势后，要多长时间能赶上甚至超越先发经济体，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从经济学上讲，就是一个经济体从初始点到达经济均衡点需要多长时间？就是要探讨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经济增长收敛的速度可用一个经济体从初始阶段的人均有效产量发展到距最优的人均有效产量的中点时所用的时间，即半程期来表示。落后经济体进行集聚优势是否有助于发展与赶超，只需要考察集聚优势因子对收敛速度的影响，便可明了。经过计算整理(过程略)，我们可以得到集聚优势缩短了经济追赶半程期的结论。
图1 美、英、法、德四国GDP对比：1820-1920 数据来源：荣飞(2010)、Maddison(2003)和韩毅(2007)的世界历史数据统计。[18-20] 三、美国集聚优势导向的发展道路：1820-1913 谈到集聚优势的国家战略，不能不说到美国。许多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是依靠自由市场和发挥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典型国家，但是根据经济史研究，荣飞(2010)指出这并非事实。[18]尽管美国并未像日本、德国、苏联等国家那样采取全面细致入微的国家干预，但它确实通过一系列关税政策保护和扶持了本国的制造业发展，又通过积极引导市场行为的方式，促进了广泛的优势集聚以克服工业化过程中的各种稀缺性约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发挥比较优势，但从战略上应当跨越比较优势，避免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 美国是通过集聚优势实现赶超，并最终取得全球经济主导权的典型国家。在建国之初，美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根据Maddison(2003)和韩毅(2007)的世界历史数据统计，经过近百年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1913年，美国的GDP已经达到4604亿美元，是同年英国(2071.0亿美元)、德国(2105.1美元)的两倍多，更是法国(1222.4亿美元)的三倍多(见图1)。[19-20] (一)集聚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 在美国建国初期，土地资源丰富，但劳动力和经济资本都异常稀缺。相应地，基于要素禀赋的静态比较优势的选择是土地密集型的农业，当时美国主要依靠向欧洲出口粮食和原材料来换取工业品。这种简单发挥比较优势的模式容易受国外市场供需变化的影响，并面临不可控的价格波动。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敏锐地洞察到这种模式的问题，认为发展制造业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美国实现赶超的根本途径，并提出了试图跨越比较优势，走集聚优势道路的战略主张。 汉密尔顿认为，只有发展制造业才能增强美国的国力，提高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收益。美国不应当仅限于做一个农业国，而应当大力发展制造业。当时的许多人反对他的这一观点，认为美国并不具备发展制造业的条件，特别是在劳动力和资本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对此，1791年汉密尔顿前瞻性地指出，对于缺乏的要素和条件美国完全可以通过从外界引入的方法加以解决。例如，对于稀缺的劳动力，可以通过吸收海外移民的方式解决；对于稀缺的资本，可以用高利润率吸引欧洲资本。基于此，他特别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与英国等先行国家重建商业联系，利用国际资本促进美国工业资本的积累。(2)鼓励吸收外国移民，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3)发行国债筹集资金，并向投资于制造业的商人提供贷款。(4)实施保护性关税，扶持工商业集团。(5)鼓励国内的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这些建议具有浓重的集聚优势导向的色彩，事实上，美国后来的发展轨迹也实践了这些构想。 (二)集聚优势导向的发展模式 建国之初，美国积极引导和规范市场行为，广泛集聚劳动力优势、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制度和管理优势等，支持工业化发展，形成了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 1.开放海外移民，形成了劳动力集聚效应 在美国建国初期，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成为阻碍工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因素。与多数欧洲国家通过解放本国农民提供自由劳动力的方式不同，美国通过大量海外移民实现劳动力的迅速增加。 根据荣飞(2010)、Maddison(2003)和韩毅(2007)的统计数据，1790年，美国仅有393万人；1810年其人口增至724万；1820年美国人口为962万，1820-1910年期间美国的外来移民约2790万人；1913年时，美国人口达到9720万。[18-20]下图2显示了美国1820-1913年间的历年移民数量及占当年全国新增人口的比重。 从图2可以看出，移民成为美国历年新增人口的重要来源，在一些年份甚至成为主要来源。大量移民流入对于美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美国工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在美国接受的移民中多数是男性青壮年，这正是工业时代所需要的优质劳动力。1820-1860年间，男性移民占全部移民的60%，其中14-40岁的青壮年又占67%；186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移民中绝大多数仍然是青壮年，14-44岁之间的移民约占总数的85%。到1910年，移民占制造业中工人总数的1/3以上，占建筑、运输两个行业全部劳动力的1/4。
图2 美国移民数量和占当年全国新增人口的比重：1820-1913 数据来源：荣飞(2010)、Maddison(2003)和韩毅(2007)的世界历史数据统计。[18-20]
图3 美国资本净流入占国内资本形成的比重：1832-1913 数据来源：荣飞(2010)、Maddison(2003)和韩毅(2007)的世界历史数据统计。[18-20] 2.吸引海外投资，广泛集聚资本优势 对于美国，其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很大比例来自于海外资本，特别是英国资本。并且这些投资大部分用在了至关重要的交通运输部门以及金融部门。正是通过大量集聚海外的资本优势，美国才得以缓解自身资本稀缺，及时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国内交通体系和金融体系，促进了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加速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赶超过程。 如图3所示，1832-1839年是美国大规模利用外资的第一个高潮期。其间美国共接受了约2亿美元的外资净流入，占国内资本形成相当高的比重。这些外资大部分用于对商业银行的资助以及交通建设，例如运河开凿、铁路铺设、收费公路建设等。以铁路建设为例，1830年，美国引进英国的标准修建自己的铁路，当年铺设了40英里，其中可通车的有23英里。在随后的短短10年间，美国的铁路事业蓬勃发展，1840年铁路总长度达到2818英里，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位。由于外资在铁路建设中占据了很大股份，以至于到1907年美国铁路的1/4以上还掌握在欧洲国家手中。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美国的工业也不会蓬勃发展起来，所以这是一个集聚优势的双赢过程。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和铁路建设进入新的高潮，美国也迎来了大规模利用外资的第二个高峰期。1860-1875年期间，美国接受了15.5亿美元的外资净流入。据估计，1868年外国在美投资达到9.38亿美元，即便刨除铁路股票投资也还有8.5亿美元(荣飞，2010；Maddison，2003；韩毅，2007)。[18-20] 除了上述两个大规模引进外资的阶段，美国在1882-1893年时期也有巨额外资引进。除了金融领域和铁路建设，这些资本还大量投向了西部矿业、农业和土地开发。总之，在美国经济赶超的关键时期，以引进外资为表现的内向型资本优势集聚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克服了自身资本稀缺的困难，使得美国可以提前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 虽然美国资本优势集聚的过程主要是由市场主导，但它之所以能够成功，离不开国家信用的建立，陈明(2004)指出这要追溯到汉密尔顿时期。[21]建国伊始，美国金融市场还比较混乱，1790年《关于国债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建议成立国民银行的报告》的出台及贯彻实施，为美国确立和长期保持国家信用奠定了基础。仅仅过了数年，1794年欧洲投资者就对美国国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给予了最高信用评级。国家信用的完善使美国得以源源不断地吸收欧洲资金，支持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 3.引进技术和人才，集聚人才与技术优势 在美国的赶超历程中，技术优势的集聚对于其赶上工业革命快车、实现蛙跳式技术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美国在地理位置上与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英国相距甚远，但由于殖民地联系，语言便利，建国后实施的与英国修好的政策，以及自身对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的高度重视，美国得以有效获取了当时的关键技术并进一步再创新。 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后，一直对国外实行技术封锁，禁止技术输出和熟练工人出国(荣飞，2010)。[18]例如，1774年英国就通过法令禁止珍妮纺织机和阿克莱特式水利纺纱机出口；1781年，为保护本国棉纺织业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英国又颁布法令限制纺织机出口，并规定对违法者处以200英镑的罚款和1年监禁，到第二年罚款数额提高到500英镑。不久，英国又颁布禁止技工外流的法令。1785年，英国进一步下令，禁止制铁工具、机器、动力机模型和图纸出口。尽管英国竭尽所能防止技术扩散，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禁令多数没能起到实质的效果。美国通过各种途径，包括谍报、走私、猎头、移民、海外学习培训等，最终还是获得了大部分先进技术。 在棉纺织业领域，曾在英国阿克莱特式水力纺纱厂做过技工的塞缪尔·史莱特于1789年化装来到美国，并于1790年成功仿造了英国的阿克莱特式水力纺纱机。不仅如此，他还引进了英国的管理制度，在罗德岛上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水力纺纱厂，这标志着美国工厂制度的建立。而他本人则被誉为“美国制造业之父”。1803年，他的兄弟约翰·史莱特也从英国来到美国，并带来了制造克隆普顿新型纺纱机的技术。 在钢铁工业领域，煤炭冶铁法、热鼓风法、贝西默炼钢法是当时的关键技术。早在18世纪上半期，英国就掌握了利用无烟煤和焦炭炼铁的技术。美国由于森林资源丰富、木炭供应充足，迟迟没有加以引进。直到1819年，才开始有人引进并使用该技术，但因为没有解决规模化生产的问题而未能实现推广。到了19世纪30年代，这一问题才被克服并逐渐成为广泛使用的炼铁方法。到1855年，使用无烟煤冶铁法的生铁产量超过了木炭冶炼的生铁产量。在炼铁原料革新的同时，美国的冶炼方法也通过技术学习实现了重大革新。通过借鉴英国的经验，亨利于1834年在美国首次使用热鼓风法冶铁。这一技术在1840年前后得到了迅速普及。在炼钢业领域，19世纪50年代，英国人亨利·贝西默发明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式炼钢方法。从此，不单钢铁产业取得了巨大进步，锅炉、桥梁、炮筒等依赖钢结构的产业和领域也得到迅速发展(荣飞，2010)。[18]几年之后，这一方法被美国炼钢业引进和推广，大幅提高了钢的产量和质量。可见，通过优势技术的引进、吸收和再创新，美国不断升级了冶铁和炼钢技术，钢铁工业蓬勃发展起来，这也为机器制造业、交通运输以及轻工业的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除了上述两个关键产业——纺织业和钢铁业以外，美国在其他产业领域也多数采用了集聚技术、人才优势的模式，这大大缩短了美国的技术升级和创新的时间，使得美国得以较快提升战略性工业的生产率水平，较快形成国际竞争能力。 4.吸收和借鉴先进的制度和管理模式，广泛集聚管理和制度优势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制度构建和演化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由于受以往体制、利益集团的羁绊相对较少，它更容易吸收和借鉴全世界的先进管理制度，并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再创新，从而实现管理制度优势的集聚。作为一个赶超型国家，在美国发展早期，它直接继承和模仿了欧洲先行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制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创新。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国主要借鉴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同时又吸取了众多西欧先行国家君主专制体制的经验教训，结合自身特性发展出一套没有君主、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宪政体制。在经济制度方面，美国一方面大量引进了英国的先进制度，包括工厂制度、股份公司制度、金融制度；另一方面又对这些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出“科学管理”、“福特模式”等一系列新的微观企业管理制度，后来又创立了更为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美国不断发现、学习、吸收世界上最前沿、最先进的制度和管理模式，进而通过持续的积累、内化和再创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先进的管理模式为美国成功实现赶超，并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做出了重要贡献(荣飞，2010)。[18] 综上所述，美国在赶超过程中集聚了大量优势，推动其从一个相对落后的殖民地国家成长为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建国之初与英国等西方大国重修关系，在赶超过程中也始终主动融入西方主流经济体系，与英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先行国家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这不仅使其得以集聚各种目标要素和能力优势，其中特别是技术、人才、资本、制度和管理优势，也使其不断实现了广泛的优势联动集聚。可以说，没有集聚优势，就没有美国的崛起，美国的发展历程与汉密尔顿早在1791年提出的设想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时，美国经验也说明，开展国际合作要注重优势导向。 随着美国进入领先国家的行列，它在全球集聚优势的方式也逐渐变化，并越来越多地采用外向型集聚优势的方式。通过海外投资大力开展全球价值链整合，在东道国当地广泛集聚自然资源、劳动力、政策等优势，服务于本国产业的发展。通过外向型的集聚优势，美国不仅获取了巨额收益，更维持了它的可持续性。经验说明，从内向型集聚优势为主转向更加广泛的外向型集聚优势，是赶超型国家初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后继续保持优势地位的重要战略选择。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简要阐述了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然后建立了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基于集聚优势因子，进行了经济均衡点的存在性和均衡增长路径分析，讨论了基于稳定均衡点的经济趋同与赶超问题。研究表明进行优势集聚可以部分消除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的消极影响，使得经济系统具有稳定的均衡点，长期经济增长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将得到持续性提升。落后经济体进行优势集聚将出现跨越式增长，加速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实现经济总量和人均资本的赶超。 通观美国在其建国至一战前的赶超历程，给予我们许多启示。一直以来，美国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销比较优势的理论与政策，但其自身实际走的是集聚优势的发展道路。广泛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生态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长期被锁定于世界产业价值链底端。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当破除简单发挥比较优势的思想束缚，要在全球范围内集聚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的优势为我所用。以集聚战略目标优势为前导，驱动人才、政策、管理和技术等各方面优势的集聚，从而加快经济发展和赶超。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首先，要集聚战略优势。在宏观上，要打破过去单纯发挥比较优势的思路，制定和实施集聚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其次，要集聚目标优势，要围绕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将短期政策融入长期改革之中，要将短期宏观调控与长期重大制度建设相结合，形成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最后，要集聚政策优势，从而鼓励集聚优势导向的经济行为。如在财政政策方面，要着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完善结构性减税，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在货币政策方面，配合以金融市场化改革，综合运用各类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合理的流动性状况，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在区域政策方面，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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