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中叶的中国外交战略_国际关系论文

面向21世纪中叶的中国外交战略_国际关系论文

面向21世纪中叶的中国外交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外交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交战略”就是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动的一个全局性的安排,这个安排不是短期的某种策略性的行为,而是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全局性的安排。

“外交战略”是任何主权国家都必须关注和认真对待的,而科学的外交战略(注:科学的外交战略至少应该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科学分析上的;第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第三,建立在一国国情的科学把握与一国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科技环境的科学分析上的。第四,建立在外交行动和外交谋划的全局性与局部性科学统一基础之上的。)对维护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提高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而与此相反的是,一个失败的、缺乏科学性的外交战略则会使一国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地位,甚至使国家走向衰亡。外交战略从来都是具体的,过于抽象的理论对外交战略的实践固然有指导作用,但往往使人看不清外交发展轨迹的本来面目,当然,具体的外交战略分析和谋划也会因各种不可预见的因素而发生变化,甚至向相反的方向演变。至于外交战略模式的选择(注:关于外交战略模式,一般认为有霸权战略和均势战略,“独立于国际纷争之外”的战略即规避战略,挑战战略、参与战略、伙伴战略等。),中国完全应该在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前提下,不拘泥于任何形式,灵活地采用。

我们已经制定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2050年的发展战略——即实现达到中等国家发展水平的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总实力和综合国力处于世界前列。到那时,中国将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演变。在21世纪,中国将用100年的时间实现全球性大国的目标,美国用了164年就从一个地区性国家而成为全球性的国家(注:杰里尔·A·罗赛蒂著:《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如果中国用100年的时间从一个地区性国家成为全球性国家,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社会主义不但救了中国,而且能够使中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为了保证这个宏伟目标有一个很好的外部条件,我们应该制定面向2050年的外交方略。把21世纪前50年的世界外交大势作一个总体的分析和评估并制定自己相应的外交战略。本文“面向21世纪中叶的中国外交战略”就是指中国在2050年以前外交战略的、具有全局性的外交方略和外交方针。谋划这样一个跨度近50年的外交战略是完全有必要的。

一、建立巩固持久的“泛周边外交”体系

中国历来重视周边安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了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十分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因此中国在高度关注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同时,也高度关注中国自己的周边和平与安全。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又十分关注和周边国家建立深入和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从十四大报告到十六大报告就看到这种变化的清晰痕迹:十四大报告指出,“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这虽然只有一句话,但表明致力于周边环境的稳定已经成为基本国策。十五大报告有了新的增加,指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把周边环境的稳定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并突出它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密切关系。十六大报告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一方面除了再次强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之外,确信中国“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并表达了“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的强烈愿望,显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周边国家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时开始建立起了自己的致力于和周边国家发展政治、经济合作的周边外交框架,使最初的以自身经济发展为价值目标的周边安全观向致力于周边安全促进共同发展的系统的、全面的周边外交战略的方向演变。党的十四大以来的周边外交的演变表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不但使自己在安全上不确定的周边环境变得比较安全和稳定,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营造了良好周边和平与稳定的条件,而且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纵深度的周边外交战略,这不但表明中国对周边的安全控制能力上升,也预示着为了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周边安全和周边外交的积极成果,我们有必要建立更大的周边外交圈。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我们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就极有可能被周边之外的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所破坏。面向21世纪中叶之前中国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相互间合作力度的好坏,另一方面取决于地理上更加广泛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好坏。如果把中国和周边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发展就必须使欧洲大陆、中东、大洋洲成为这个共同体的稳定的周边和平环境——泛周边环境和泛周边外文因此提上议事日程。

所谓泛周边外交,就是把中国现有的周边外交的概念和地理范围在幅度上扩大,把整个欧洲大陆,中东、大洋洲等都纳入中国周边外交的范围。它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近周边国家”,即我们传统上划定的国家,另一部分是远周边国家即欧洲大陆、中东、大洋洲,合在一起称之为“泛周边国家”。这样划分的意义在于要高度重视远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所在,需要在现在和未来象对待周边国家那样投入最主要的外交资源进行整合和构建。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中东,未来中国的“命运”可能要高度依赖中东的石油,如果我们在中东缺少战略伙伴,我们通向波斯湾的海上和陆上通道出现问题的话,对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将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又如欧洲,其发展和走向与中国的发展命运攸关,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随着欧洲的重新崛起也必将证明这一点;大洋洲在过去的岁月中看起来和中国的关系不密切,但随着中国经济安全线的不断延伸,它的重要作用将日益凸显。

提出泛周边外交的概念和泛周边外交战略,思考之一是为了化解西方国家围堵中国的目的。泛周边外交包括的国家,正好是美国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边缘遏制战略的核心地区,或者说这地区的划定正好和美国的边缘遏制战略线重合。而且是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大陆心脏”说(注:“大陆心脏”的核心概念是:“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控制大陆心脏;谁统治了大陆心脏,谁就能控制世界岛(欧亚大陆);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的核心地区。这就是战后美国重视和西欧、日本建立联盟,并为所谓的包括中东在内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安全防卫“作出承诺”的原因所在。美国为了达到其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目的,在政策上也尽可能使中俄避免接近,甚至两国关系最好是保持紧张状态(注:詹姆斯·多尔蒂等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战略家把遏制中国的战略已经谋划到了21世纪的前半叶,甚至在整个21世纪美国如何遏制中国的大战略已经基本形成。而美国战略的基本导向和内涵就是如何在地缘政治上找中国的麻烦,它在巩固了边缘遏制战略之后,正在开始向中国周边地区进行战略性渗透。我们的战略是,在周边外交成果日益巩固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战果,要在美国的边缘遏制中心线地区寻求战略突破。突破的具体做法就是把在“近周边国家”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和平外交战略,用在“远周边国家”,如同样要加快在经济上建立自由贸易区,政治上进行安全对话和共同着手处理解决各种类型的安全问题,建立信任机制等,而且应该和近周边国家同步进行。

构建“泛周边外交体系”、“联欧还是联日”、“波斯湾和中国的利益是远还是近”等困惑问题实际得到了解决,欧洲、中东、大洋洲等都将是中国发展和中国安全的重要国家和地区,都是我们的重要近邻重要伙伴,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战略将以伙伴战略为重点,以均势战略为补充(均势战略主要针对欧洲,处理和欧洲的关系应该是伙伴战略与均势战略并用)。

二、实行美欧并重政策,促成美、欧、中三角均势关系

可以大胆预测,到2050年以前,欧洲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大欧洲共和国”,它们不但经济上实现完全的统一,政治和军事上也将会实现统一,尽管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统一进程步伐会慢一些,但实现统一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欧洲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体。美国、中国、日本都必然仰欧洲之鼻息。对中国国家利益而言,欧洲的过分强大,将会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比美国的强大更多的和直接的压力,我们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将出现更多的变数。到那时,欧洲将更进一步东扩,中亚有些国家很有可能会在欧洲的压力之下加入欧洲共和国,或者执行和欧洲战略一致的政策,这样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就会增大。中国通过陆路到波斯湾的通道就会被堵死。此外,从历史上看,欧洲比美国更具有侵略性,两次世界大战的源头都在欧洲。如果欧洲坐大,成为比美国还要强大的“极超级大国”。到时,欧洲极有可能把美国的势力挤出亚洲,由它来填补美国撤退后的力量真空。如果这样,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将超过美国势力存在所形成的压力,形成比对付美国可能还要艰难的局面。但欧洲根据“泛周边外交”体系的设想,它又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之一,至少是远周边地区,事关中国未来的生存、发展与安全,是属于中国必须投入巨大外交资源经营的地区,因此我们不能采取“仰美抑欧”的政策,更不能采取“仰欧抑美”的政策,而是尽量地在两者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保持美国和欧洲的竞争性关系,同时又使中国在美欧之间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形成美、欧、中新的大三角关系。简而言之,采取具有均势战略特点的“美欧并重”政策对中国可能最为有利。

三、推动“联合国治下的和平”

与其空洞地谈“多极化”,不如实实在在地谈如何致力于加强联合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和统率作用。因为“多极化”潜台词往往让人理解为几个大国或者是大国集团谋求世界霸权,而实际上也存在这样的意图和可能性。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国度,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和交往,但如果要某一国向某一国称臣,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恐怕一个也没有,这也许是“主权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国际联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诞生,人类社会越来越认同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政治组织的超越国家的奇特功能,甚至愿意在它的领导之下,成为它的特殊臣民。这是因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国家总是追求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毛病,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和公正,尽管它的背后仍然有数不尽的国家利益背景,但在理论上人们还是相信它、信任它,相信它在实践中会进一步完善。当然,联合国存在的更大价值所在,还是它在相当程度上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和有效的制约作用。在当今世界上,唯一能够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抗衡的,唯有联合国,联合国这个“多数人的霸权”曾经多次使美国的霸权目标归于失败,联合国今天也在艰难但仍然十分有效地阻止着美国的霸权欲望。正因为如此,美国极力地想压低联合国的作用,企图使联合国的作用边缘化和丧失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功能和作用。如果没有联合国,中国也许不会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冲破美国的封锁,回到国际社会。中国人为自己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自豪的同时,要采取坚定而有效的政策推动联合国的成长,使它在21世纪能够真正成为担当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对外政策在重视双边外交的同时,也应该同等重要地重视多边外交,不要轻视联合国,更不要参与到使联合国被边缘化的行动中去。我们唯一可以承认的霸权便是“联合国治下的和平”(Pax the UN)。如果历史上曾经有过“罗马治下的和平”和“英国治下的和平”的话,在今天欧洲和美国争夺新的霸权的竞赛中,我们的责任是推动“联合国治下的和平”的出现。当然“联合国治下的和平”不应该也不可能具有“罗马治下的和平”和“英国治下的和平”的那种性质,而是指联合国能够真正发挥出维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中国应该与世界一起,积极地致力于联合国的发展和联合国的改革,支持和树立联合国的权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尽量交给联合国处理。如果从外交战略的角度来说的话,中国的这一联合国政策可称之为“扶持战略”。

四、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协办外交”

外交由中央政府主导,这是因为外交的特殊性使然。地方政府的相同业务和活动不能称之为“外交”,外交授权有限,地方只能是“外事”。但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是一个大国,土地辽阔,外交由中央完全承担,客观上会忽略不同区域的地缘上的有利因素。而且中国的地缘政治一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中国特殊而复杂的地理条件使中央政府如果不充分地调动地方“协办外交”的积极性,中国的外交就可能改变不了其实际存在的某些非针对性、非效率性和空洞性的问题。中国的外交实践表明,地方政府“协办外交”是可行的,比如“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就曾经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协办”,中央充分利用了上海的积极性和地方政府的资源。还有“博螯亚洲论坛”等,这些都是地方“协办外交”的积极成果,中国有诸多的战略地位比较重要的城市,除北京之外还有广州、厦门、南京等城市都可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国际组织落户在战略地位重要的地方城市。在战略地位重要的城市建立相应的国际组织,其组织实施理所当然是中央政府的事情。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根据地缘关系密切程度来选择地方,成本低、效率高,有针对性地培养外交人才,提高地方政府整体的国家利益意识等,扩大中国外交的地缘政治基础和外交的回旋余地,方便相关国际组织成员国的行动与活动等等;中国如果发起并号召东南亚各国建立功能类似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性政治组织建立并在中国落户的话,选择的地点就应该是在广州、昆明这样的大城市。而且地方政府从外交之外的派生利益考虑,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加深和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和人员往来等,对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的落户积极性都相当高。当年联合国总部建在美国纽约,作为美国地方政府的纽约州政府作出了特殊贡献,他们也怀着极大的兴趣“协办外交”,此举大大夯实了美国外交的地缘基础,而且对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使纽约不但以一个经济大都市名扬四海,而且以国际政治交锋的场所为世界所瞩目。面向21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外交战略,如果在若干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让区域性的国际组织甚至一两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落户,那将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可以对中国总体外交起地缘战略支撑作用,成为中国外交的有力补充。如果从外交战略的角度看,中国的这一战略选择可以称之为“地方政府协办外交”战略。

五、作好成为第三世界领袖的思想准备

我的基本判断是,到21世纪前半叶结束时,世界上仍然存在三个世界,中国将在21世界前半叶结束之前崛起,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东方崛起,将和第三世界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是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锐意进取的精神,敢于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思想,“不当头”是他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战略,必须是适应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需要,作为一个以第三世界身份崛起的大国,不想成为第三世界的领导客观上恐怕做不到,如果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强烈要求下拒绝“出山”,中国可能会陷人国际孤立,至少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会产生很大的怨恨,这样反而将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中国没有必要怕做第三世界的领导,关键是如何做好这个领导。中国曾经在一个对抗性的世界格局中拒绝当第三世界的领袖是明智之举。面向21世纪的世界格局总的发展趋势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话”、“协调”、“共同发展”的时代,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更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中国可以更好地引导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对话、合作、协调机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这本质上也是营造国际和平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协调发展不是要对抗发达国家,而是通过协调、对话、共同发展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寻求更多的利益,同时也增进发达国家的利益,实现双赢。在这样基础上的第三世界的领头羊我认为是可以当的,当了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绝对有好处。“世界性大国”的界定少不了“国际责任”,具体地讲就是相应的领导责任,少了这一条,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是不完整的。如果从外交战略角度看,中国的这一战略可以称之为“领导战略”。

六、国内“民主政治”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协调推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治国方略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国内的“民主政治”建设与国际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互为呼应,在“民主”概念之下的内政与外交形成和谐的统一。如果从外交战略上看,国内的“民主政治”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内在”大形势,而国际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则是中国推动国内民主政治建设的外部条件。

在国内民主方面,十六大报告的论述涉及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策机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民主集中制等领域,内容十分丰富。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更进一步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行长期努力。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要求,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程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保证党和政府的各项决策符合人民利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注:《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日,第一版。)。

在国际民主方面,党的十六大报告响亮地提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主张。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胡锦涛总书记更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在国际事务中,只有遵循平等协商、友好合作的民主精神,才能有效地扩大各国的共识,深化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注:“世代睦邻友好 共同发展繁荣”2003年5月29日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首先要搞好党内民主,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而且中国的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领导地位所决定的,也是中国民主政治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此大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充分发挥政党外交的优势,通过和国际的政党交流,虚心学习包括西方执政党的组织经验和执政方式和方法,以充实和发展我们党执政的民主方式和形式,提高党的执政效果,并在此基础上,领导好面向21世纪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我们党敢于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就是对自己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充分信心的表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核心内涵是,“所有国家都有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样一种倡议如果是建立在国内政治不民主基础上,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只有首先在一国内部达到了“所有的公民都有参与和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利”的境界,我们才有底气谈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问题。

目前,世界总的来说有这样一个悖论,即西方国家一方面国内民主比较发达,但在国际关系上则表现为霸道和独断专行。东方国家,特别是那些被西方国家界定为非民主的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却表现得比较民主,或者喜欢以民主的方式和世界打交道。这种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个人的理解是,西方的民主,远还没有发展到它们自己经常标榜的成熟程度,只要在国际关系中搞霸权,他们的所谓国内民主制度再好,也只能称之为“半截子民主”,或者是“虚伪的民主”,至少说明这样的民主不成熟。

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国内民主政治的进程有快有慢,认识水平也千差万别,但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却基本一致,比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主线始终就是主张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尊重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如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可以说是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典范,但是中国国内的民主化进程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近二十多年来。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喜欢以某一国内的人权和民主作为外交工具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叫板,尽管这种方式甚至为美国外交耆宿、“遏制”政策的始作俑者乔治·凯南所不屑一顾(注:2003年8月12日《纽约书评》。),但这并不会改变西方国家基本的外交方向——以人权和民主为外交手段打压中国,要使人权和民主外交从外交清单中排除出去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力加强自身的人权和民主建设,使其失去人权和民主外交攻击目标。

七、致力于亚洲的政治整合,实现台湾回归祖国

我们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应该多元化,只要有利于台湾回归祖国,只要有利于祖国大陆人民和台湾同胞加深相互理解和感情,只要有利于营造台湾回归祖国的国际环境,我们什么办法都可以想,什么办法都可以尝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人认为解决台湾问题最好的办法首先应该从致力于亚洲的政治整合开始。如果既实现了亚洲的政治整合,又实现了台湾的回归,岂不是双赢和多赢的局面?!

关于“亚盟”构建的可能性,英国首相布莱尔曾经在回答清华大学学生提问时表示“不确信”会不会像欧盟一样能够构建起来,认为亚洲最多只能在“联合起来结成更大的非政治贸易组织”方面有所作为(注:http://www.cctv.com/program/dialogue/20030728/100384.shtml)。实际上只要欧洲人能做得到,亚洲人也同样能做得到。理由很简单,首先亚洲国家可以借鉴欧洲政治整合的经验;其次,亚洲正在加快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从“溢出效应”来看,随着亚洲国家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加深,政治上的一体化也完全可能;第三,亚洲国家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具有潜在的走向政治认同的基础;第四,亚洲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亚洲政治整合的客观趋势,正在致力于此项工作。尽管亚洲走向政治整合的道路还很遥远,但只要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把它和解决台湾问题放在一起去进行积极地探索,经过20年30年的探索和耕耘,亚洲政治整合的黎明就有可能出现。通过亚洲的政治整合,可能会极大地化解我们在台湾问题的难度,收到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或者说正是因为我们存在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才应该加大力度,致力于亚洲的政治整合。如果整个亚洲地区(至少是在东亚),将来有自己统一的“亚币”,统一的(或者共同的)外交政策、甚至统一的宪法和统一的军队,我们将自然地实现台湾的回归,至少是为台湾的回归营造了最好的国际环境。所以,如果面向21世纪,我们能够把外交资源用在全力实现亚洲的整合上,客观上也就会为台湾的回归和祖国统一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

八、结束语

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世纪,21世纪前半叶中国将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在这个进程中,谋划为实现中国崛起的外交战略是我们外交理论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人提出一些相当不成熟的构想,以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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