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特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本刊曾在1994年第6期上发表了葛金芳、 顾蓉的《从原始工业化进程看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该文着重从经济、科技发展的角度剖析宋代的社会演进过程；本期登载的《宋代社会发展的文化特征》则是从文化演进的视角剖析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如果将两篇文章对照起来阅读，几近可以窥视宋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脉络。
宋代具有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的时代特征。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独领风骚，并对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著名国史家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邓广铭指出， 宋代文化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的”，“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并强调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2〕
从纵向的社会发展史来看，唐中叶开始的社会结构演变，至宋基本形成新的格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政制结构、阶级关系、思想文化、习俗观念等，明显不同于此前，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文化结构的变迁，都显现出自此以后的中国帝政时代后半期的时代特色，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从横向的时代剖面来看，中原王朝各区域发展明显不平衡，先进与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大；而相峙并存的各民族政权，因其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和发达程度各有不同，以及相互间的矛盾斗争，加剧了社会发展的落差。这也深化了宋代社会贯穿始终的深刻矛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等交织错综。新旧交替赓续创新的转折时期，凝聚着激烈的冲突与矛盾的并存。国势的不振与专制的强化，同经济技术的跃进与学术文化的繁荣并存；“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同文恬武嬉的风尚并存；主张务实、强调“致用”的理念，与空谈义理、性命的学风并存；要求革弊变法创新的思想，和因循苟且颟顸不化的风气并存，如此种种，杂呈交汇为冲突与转折的鲜明时代特征。
前人对宋代风物恬熙的物质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对继往开来的制度文化和人文毓秀的精神文化的研究，还有许多可以深入的方面，特别是从社会发展的文化视角进行考察，似乎还很不够。事实上，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从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层面来看，制度文化的变迁既是物质文化积淀的结果，又是精神文化发展变化的基础条件。反之，精神文化的发展又有赖于制度文化的保障，物质文化的发展又受到制度文化演进的制约。
一、社会风俗流变的文化意义
社会风俗最能反映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普遍性，也是考察制度文化演变的客观指标。在制度的规制与习俗的传承交互作用之下的风俗流变，标示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
（一）服饰器物的流变
首先，在服饰用具方面百姓“颇成逾僭”的现象屡禁不止，《宋史·舆服志》记载了朝臣的奏议与皇帝的诏书，要求“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但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又“如民庶之家不得乘轿，今京城内暖轿，非命官至富民、娼优、下贱，遂以为常”。（《宋史·舆服志》）朝廷虽然下诏禁止，实际上是禁不住的。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服饰虽依然用以标示身份，但对商人却比较优厚，如宋太宗准许“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宋仁宗诏“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宋史·舆服志》）另外，宋人的服装还受到“胡服”的影响，如契丹的毡笠、钓墩等常为汉人服用，宋廷禁令无效；金人的服饰对南宋汉人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变化反映了宋代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交流。
居室器物呈现出时代变化，如唐代以来室内用品的桌椅、床铺、屏风等的增高趋势，至宋基本定型，成为以后室内生活的基本范式。宋代的居室官宅民居有着明确的制度规定，《清明上河图》中描绘了农村草舍、城市瓦房的各种样式；官员府第多发展了前代的四合院，而且庭院多采用园林式建筑格式，特别是洛阳作为退官养老之所，园林宅第比唐代又有较大发展，《洛阳名园记》录有二十四处名园；而苏杭等地的达官贵人，造假山、引池水，使江南园林更加奢侈铺张。住宅庭院的园林化，对后世影响很大。宋代居室的空间加大，窗户可以开闭，使室内采光和空气流通都得以改善。
（二）婚丧礼仪的特征
宋代婚礼的主要特点是较前代简便，汉魏以前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之说，此后因战乱饥荒而礼废，唐宋时名义上虽复六礼，实际则简便多了，《宋史·礼志》记述了宋代士庶婚礼的情形。宋代士庶婚俗混同的情形并不乏见，婚姻不重“阀阅”却在乎财礼，“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司马光：《书仪·婚仪》）这样的变化正是经济的发展和门阀贵族势力衰亡的反映。纳妾制度依旧盛行，说明男女的不平等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且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下降。唐代妇女比较自由，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不仅侍奉太宗、高宗两代皇帝，而且正式登基称帝，是为明证。北宋时，妇女改嫁或离婚的现象在社会舆论方面并无太多非议，名流家人改嫁者比比皆是，如范仲淹的母亲谢氏曾改嫁，王安石为儿媳择婿再嫁，程颢子亡儿媳改嫁等，女方提出离婚的也不足为怪。但是，入南宋后情况发生较大的变化，《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夫有出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一女不事二夫”等语，女方未经丈夫许可而离去的，可以被判处二年徒刑。这与专制政权的强化和理学家进一步发展纲常伦理学说，提倡“夫为妻纲”而造成社会规制与舆论习俗的变化有关。
丧葬礼仪与传统的“礼制”、“考道”的尊崇直接相关，同时也受到封建迷信观念的制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自然宇宙认识的进步，宋代的丧葬礼仪无论从制度还是从习俗都有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传统的阴阳禁忌、等级丧葬的观念依然规范着社会各阶层的丧葬行事，宋代的风水、占卜、相术等也很兴盛，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着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宋代内忧外患贯穿始终和自然科学发展及佛道、摩尼教等宗教观念的影响，丧葬礼仪观念有了新的发展。总体来说皇帝大臣的葬仪趋向从简，几朝宋帝也先后诏示陵墓制度“毋过华饰”、“务从俭约”。（《宋史·礼志》）就现今保留下来的历代皇陵而言，宋陵的规模与气派均是较为“俭朴”的。值得注意宋陵的地势形态与其他朝代不同，南高北低，这与风水观念有关。民间丧葬的制度规定也不得过于铺张，火葬是省地节费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打破封建迷信观念的举措，也是吸收“夷法”（《长编》卷一）的结果，自唐末五代以来渐成民习，却与传统人伦风化冲突，因此不为统治者所提倡。但到南宋初民间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政府不得不“姑从其便”。（《宋史·礼志》）火葬成习主要在于百姓贫寒无力土葬，与宗教信仰也有关系，部分富人有火葬的，客观上都是对传统观念与规制的挑战，并得到政府的认可。
（三）岁时信仰的时尚
岁时节气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看，对农耕和风俗的意义十分重大。宋代的特点是赋予传统岁时节气一些新的内容，如元旦、立春、上元、春社、寒食、清明、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阳、冬至、腊八、交年、岁除等节日的庆祝活动中，除了传统的内容以外，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性质的内涵逐渐向与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相关的方面发展，节日的庆典活跃了物品生产和交换，促进了城市消费与文化娱乐活动的繁荣，许多地方的节日活动直接就是商业或文化盛会。《岁时广记》、《梦梁录》、《武林旧事》等记述了宋人欢庆节日的情形。
宋代的皇帝和一些参与过政事的太后的生日，被冠以某名如太祖二月十六日生日称为“长春节”、哲宗之母高氏七月十六日生日称为“坤成节”等，统称“圣节”，全国臣僚为之庆贺，主要在宫廷中举行庆典，也曾在相国寺建道场祝寿或停止对犯人行刑，这些活动无非是为了加强以帝王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至于“诸庆节”，则是从宋真宗以后开始有的，主要是与“天书”等借助道教以神化“君权神授”的迷信活动有关，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诏以正月三日天书降日为天庆节，休假五天”、“政和三年（1113年）十一月五日，以修祀事，天真示见，诏为天应节”。（《宋史·礼志》）这些活动到南宋不得不收敛。
宋代的宗教信仰，既表现为政府的系统性政策管理，也体现于民间百姓的习俗信仰。多神信仰主要还是佛、道二教占优势，另外就是历代相传的民间供奉之神以及各行业信奉的保护神等。释老二教在宋代非常兴盛，不仅京城寺院道观林立，而且全国各地名山胜地无处无之。统治者明言宗教“有裨政治”（《长编》卷二四），而且“道释二门，有助世教”（《长编》卷六三），都可以与儒家学说共同为维护统治服务，因此宋代的宗教政策与统治策略是佛道并重、儒法齐用。祠部是宗教事务的主管单位，先后有鸿胪寺、传法院、提点所、寺务司、僧录司、道录司等机构管理具体事务。僧道的身份凭证“度牒”由祠部发放，有度牒者可免徭役征课，因而出卖度牒成为官府的一项重要收入，宗教信仰呈商品化趋向。僧尼道士数额自然泛滥，天禧五年（1021）约有四十余万人。（《宋会要辑稿·道释》）寺观还经营经济事务，一些寺观的产业相当惊人，加剧了国家经济的困难，历朝大臣均有犯颜直陈要求减寺观去僧道的。宋代名僧道士有可能任僧官道官，其选授权受朝廷的控制，这就使得宗教制度官僚化。皇帝亲书寺院道观名称匾额以赐的寺观，地位明显高于无赐额的，政治的等级与宗教的等级制度有机地融合了。
宋人供奉的神主要有：天地之神、社稷之神、山水之神、土地之神、圣贤之神、祖先神、城隍神、灶神等。这其中，既有“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之延续，也有求丰产、佑平安的习俗传承，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城隍庙十分兴旺，都市州县城中到处可见，应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宗教反映。另外，历代圣贤名君、忠烈战将和功德地方者，都有可能受到祠祀，这既有朝圣忠君的教化意向，也有彰功扬善的谕俗作用，还有劝勉忠义的情怀寄托，如《两浙金石志》记临安太学的土地神是岳飞，就是证明。这种信仰世俗化的倾向，还在行业神和民间自建的“淫祠”中得到佐证。此外，沃教、犹太教等也对宋人的信仰也有一定的影响。社会风俗的流变，对于文化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二、经济制度转换的文化作用
宋代经济制度的转换，表现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政府的政策调整，在冲突与回应的反复中，呈现出经济结构变迁和观念意识转化的鲜明时代特征。
（一）土地赋税关系的变化
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是经济结构变迁的基础。“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政策的实施，结束了中古六百余年的田制，土地买卖的自由度和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反映了土地所有制关系中政治特权因素的渐趋减弱和经济因素的持续增强。
与之相应的是，唐中叶以来的两税法至宋基本定型，以财产定赋税额的制度，既松弛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调整了国家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形成“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的理念。（《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政府的经济行为更多的是关注赋税收入本身，而非土地与耕作者是否紧密结合，或者是土地归谁所有。这样一来，农民的从业自由与流动可能性大为增强，而用钱买地的合法性，超过了靠政治特权占田的方式，土地的私有化占据了优势。
这样的变化，形成了以租佃契约关系为主导的生产同劳动者的结合方式。政府印制“标准契约”，土地买卖要办理“输钱印契”手续，以得到法律的承认。租佃契约关系的普遍实行，奠定了自宋以后的经济结构基础。法制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立足，是制度文化转换的意识反映。
（二）社会阶层与结构的变迁
随着土地赋税关系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发生较大的变动。豪强地主可能“朝为富室，暮为穷民”。（楼钥：《攻愧集》卷八八）即使是高官大族，在经济波动的大潮中，也难免“家世零替”。（《宋会要辑稿·职官》）田产的累世相承为土地的频繁转移所替代。与此相应，则是农民在超经济强制的弱化中，有了改行的更大可能，“去为商贾、为客户、为游惰”（《长编》卷二二四），还有了由贫致富的希望，如汜县的佃农变成了“奥族”。（魏泰：《东轩笔录》卷八）
宋代的主客户含义明显不同于唐代，唐代以土著和外来户的不同划分主户客户，宋代则以土地的有无来区别，但宋代的客户是正式列入国家户籍的，“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胡宏：《五峰集》卷二）“田主”是宋代出现的称谓，是土地私人占有普遍化的反映。“二地主”现象的发展，使土地所有权同使用权的分离更为明显。
这种“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趋势，（袁采：《袁氏世范》卷三）在经济上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波动态；在文化上则是“贫富天定”的传统观念受到实质性冲击。宋代的农民起义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这样的口号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思想观念的更新。
魏晋以来的门阀宗族瓦解谱牒衰绝，宋代重建的家族制度有了较大的时代变化，尤其是理学家们的直接参与策划，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组织严密、法度严格、由“宗子”为核心，以血缘为纽带的同宗人，在家法族规的制约下，通过建祠、修谱、置田等方式，实践“敬宗收族”的理念。自宋以来的家族制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社会结构的重要成分，也为社会伦理意识、道德观念等增添了相应的内容。
（三）工商业者身份地位的提高
民营手工业者中，雇主与雇工的关系主要是雇佣关系，官府手工业中，官奴婢身份的“贱民”已不复存在，主要是厢军中的兵匠和差雇来的工匠，必要时也采取“和雇”民匠的方式。差雇是强制性的按“匠籍”差征，但与前朝不同的是官府要支付“请受”或“食钱”，不同于唐代的无值轮差。和雇则是主雇之间双方情愿的出资出力关系，但“以和雇之名，强役工匠”（《长编》卷三五五）的情形并不乏见，而且官营手工业中的和雇匠不多。
宋代商人的地位也有较大提高，既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由于商人成分的变化，以及从商人数的增加和商品经济观念的增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中商人的比重增加，据统计，市易法废除后仅开封府欠市易本钱的大小商户就达二万七千多户。（苏辙：《栾城集》卷三八）商人拥有的资本也十分可观，富商大贾“水有方舟，陆有结驷”（陈舜俞：（都官集》卷二）但经济地位的波动性也很大，“有朝为陶朱，暮为黔娄者”。（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三三）《夷坚志》记载无锡村民陈承信，“本以贩豕为业，后极富”。可见，凭本事有可能致富，既改变着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改变着传统的轻视商人的观念，宋代的经济思想中对“末业”的认识发生着很大变化。
商人地位的提高，还与商人买官入仕、官僚经商谋利有关。王安石曾说过，“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王临川集》卷三九）官商一体使一些大商人不把官员放在眼里，如宋仁宗时一个姓李的富商，在见官时全然不执“拱揖之礼”（彭乘：《墨客挥犀》卷八）。尽管商人不怕官的情况并不一定普遍，但反映的是社会意识中的“钱”与“权”的抗衡。
（四）工商管理制度的调整
从总的趋势看，宋代的工商管理制度，处于从行政手段到经济管理方式的逐渐演变过程中。如采矿业从强制劳役向自由招募发展，课税制向“二八抽分”（《宋会要辑稿·食货》）的比例分配税制转化。商业方面如盐、茶、酒等产品，因时因地的不同实行官营专卖制，但制度政策不断变更，总的趋向是政府的强制与非经济干预有所削弱。朝臣中屡屡出现反对禁榷主张通商征税的意见，如李觏的“今日之宜，莫如通商”，（《李觏集》卷十六）吕陶的“一切弛放，任令通商”（《净德集》卷一），等等。宋代的商品经济思想有较大的变化，传统的“重本抑末”论受到批判。
宋政府在市场管理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规章。就这些管理商品市场的政策措施而言，既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反映，也是市场管理经验的总结与再现，具有时代发展的明显特点。总的说来，宋代的工商管理制度趋向宽松，促进了商品经济思想和观念的发展。
三、政治结构变迁的文化影响
宋代的政治结构发生着明显的时代变迁，在制度策略、管理方式、运转机制诸方面都有其特色，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着影响。
（一）专制集权制度的强化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是宋王朝政治统治的突出特点。以“陈桥兵变”起家的宋统治者，为稳固统治防止兵乱分裂，采取一系列集中权力“强干弱枝”的政策。集中兵权主要以皇帝亲统禁军，命将出征使兵将分离，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控制将帅，行“内外相维”的兵力配制方略，以防止武将分裂割据。行政权的集中主要是强化皇权，分割和限制大臣权力，官衙之间互相牵制，“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长编》卷一七九）官员的权力是用官、职、差遣制度来限制的，“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宋史·职官志》）地方官由中央直接委派，并以文臣知州事。财权的集中主要是皇帝对财权的干预加强，国家财政主管机关的“三司”并不能“利权归一”，而皇帝亲掌的“内库”大为膨胀，以致于发生三司向内库借款来保证国家财政支出的情况。再就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控制加强，由中央委派的地方官直接负责地方上的赋税征收与运送京师。
这样的措施是宋代统治者的因势图略，所谓“重文轻武”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客观上“重文”或有之，而“轻武”却未必，不过是抑制武将拥兵而并非放松武备。改变唐末五代武人太重的积弊，提高文臣的地位，以优厚的待遇养“士”，确实对于宋代文化发展起到了制度性的促进作用，但是集权产生官僚机构膨胀，经费入不敷出，职能机制运转不灵——冗兵、冗官、冗费，积贫、积弱的恶果，迫使宋政权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不断谋求拯救危机的变革，而在如何变革的选择上又形成不同的思想主张和政治派别。
（二）统治集团构成的演变
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至宋彻底衰微，“千年田换八百主”的经济波动潮流，对名门贵族也是巨大的冲击，如名相富弼是三朝元老，其死后不久便“家世零替”（《宋会要辑稿·职官》）；几代为官名高朝野的司马光，“丧其夫人，质田以葬”（《苏江坡全集·前集》卷三六）。经济地位的沉浮，与入仕为官方式的演变，互为表里地结合于从“靠出身”到“凭本事”的变迁。科举制成为做官的主要途径，而且唐代“朝廷选官，须公卿子弟为之”（《新唐书·选举志》）的情形，演化为宋代“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陈付良：《止斋文集》卷三五）的趋势。
经济重心的南移，有利于南方的开发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南方民众的素质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思想新颖想有作为者，在科举竞争中表现出新进实力，改变了朝堂为北方大员把持的格局，“北宋后期掌握中央政权的人物，南方人已占多数了”。〔3〕
“取士不问家世”（郑樵：《通志》卷二五），各阶层都有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可能，而且考试的内容、方式等等都有较大变化，命题答卷也于传统儒学经传多有背离。科举的名额有很大的扩展，而且官员的升迁与其政绩的关系也更加直接，客观上为有才干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有利于提高官员的文化素养，“满朝朱贵紫，尽是读书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成分结构。对一般读书人而言，被允许“怀牒自列于州县”，科举可以做官，于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社会时尚，对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起了推动作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
（三）文化制度转轨的影响
宋代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和经济、文化政策的相对开明与宽松为特征。制度策略中的“重文”、“右文”特色，是惩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分裂之弊，以维护集权统一的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客观现实，迫使宋代统治者顺应时势的必然结果。
应当说，宋代是“优待文士”（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的朝代。开国之初，宋太祖就立过誓规“不杀士大夫”（王夫之：《宋论》卷一），而且明令“不欲以言罪人”。宋代的皇帝自身也多爱读书，太宗自谓“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长编》卷二四），真宗称“道遵先志，肇振斯文”。（《册府元龟》序）文臣的地位比较高，知识受到社会的尊重，政府对教育事业重视，多次赐学田支持办学，优礼儒士文人，注重选拔人才，发展文化事业，修史编书规模宏大。尤其是，文化管理较为开放，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无论朝堂的针锋相对，还是书院的辩解诘难，都有助于思想交流百花齐放，成为文化“复兴”的政策保障。
宋代政治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士大夫”为基础的文官体制，取代公卿贵族累世相传的统治，读书人出身的官员在朝堂的谏言请议，对政制运作产生较大影响。受到优礼的士人，在外患压境、内忧扰心的夹击中，大多能发扬民族气节，或献身于抵御外族的铁蹄，或致力于匡振国势的努力，或在抑郁与愤懑中“仰天长啸”，或在沉思与探索中“格物致知”，抒发情怀与悟解道理，催动着文化的升华与复兴。
四、文化普及与雅而俗化趋向
宋代文化最为重要的特色，就是文化的普及和整个社会民众素质的提高。文学艺术走出宗教迷雾与贵族殿堂，向着平民化、世俗化与普及化发展。
（一）教育普及与民风崇尚
宋政府的“重文”政策，对于推动教育的普及和民智的开化具有积极意义，“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文化教育不再为豪门望族所垄断，也不再是通都大邑文人墨客的专利，“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致意于学矣，虽荒服郡县，必有学”（《苏东坡全集·后集》卷一五），因而“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宋史·选举志》）不仅倡导兴学，而且“赐田给书”（《宋会要辑稿·崇儒》）办实事，皇帝还常“视学”，巡幸秘阁勉励文教。宋代教育机构不仅包括中央地方的官学、各种形式的私学，还有著名的书院，教育内容除儒学经义等传统科目之外，还有算学、律学、医学、历学、天文学以及民间的蒙学、教化、训俗、女则等，因而为全民素质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三字经》、《百家姓》都是宋人编写，为孩童启蒙的普及读本；《淳熙三山志》、《嘉定赤城志》等方志中，地方官撰文“劝学”、“谕俗”，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民风的淳厚。
雕版印刷与造纸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文献的记述和书籍的流通大大便利，扫除了文化发展的技术性障碍，为文化的传播与普及提供了关键性的手段，成为宋代文化大发展的重要条件。前人传抄之书至宋刻印定本，时人著作诗文得以付梓印行，尤其是卷帙浩繁之书的大规模刊印，使有宋一代成为划时代的文化复兴高潮。
民智开化不分年龄、性别和职业，有宋一代多神童、才女与儒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有“三岁取士”、“女神童”等条目。当时人记载福州“城里人家半读书”（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夷坚志》记述豫章“有秀才以卖诗为生”，可见文化普及的程度之高，时人赞曰：“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陈付良：《止斋文集》卷三）更值得注意的是，商人“虽为市贾，亦重儒术”的事例，反映的是有别于前代的变化。这与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提高，以及“工商之子亦登仕途”（《宋会要辑稿·选举》）的时代变迁相关联。
宋代民风一个重要特征是崇敬忠烈之士，昂扬爱国之情。两宋三百余年一直弥漫于民族战争的硝烟战火，民族气节与抗战热情成为普遍的民风崇尚，至今流传的杨家将抵辽、岳飞抗金和文天祥不降元等英勇事迹，当时对于鼓舞宋人抵御外族保卫家乡有着重要的精神作用。民间侠义行为也受到广泛尊重，如水泊梁山的“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反抗官府压迫等行为，从民气风尚到政治斗争对后世均有很大影响。
（二）市民文化的兴盛
市民文化大为兴盛。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内容、形式、场地以及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高潮。
曲艺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诸宫调是以曲调演唱长篇故事，鼓子词则重在叙事讲唱。杂剧主要流行于北方，是以滑稽讽刺为主，多采用念诵与对白的形式，到南宋时有歌舞或故事表演。南戏流行于南方，主要是运用民间歌谣散乐，吸收诸般伎艺的表演形式发展起来的，总称南曲戏文，形成与北方杂剧并存的中国戏曲两大流派的基础。
这些艺术形式多是民间艺人对传说故事的再创造，或讲史比今揭露社会黑暗，或宣传忠义侠骨伸张公理正义，或借助鬼怪神奇讲求因果报应，或寄托美好愿望抒发思想情怀。主要满足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平民百姓，远不同于服务于宫廷庙堂的传统形式，开启了“俗”文化发展的新时期。
“百戏”是各种伎艺的总称，内容广泛。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等，值得注意的是女相扑也在宫中举行。宋代的舞蹈多从唐代的独舞或几人舞发展为“队舞”，民间的舞蹈组织“社火”相当兴盛，规模大、专业性强，一些专业演员舞技高超，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发展。
丰富多彩的“瓦舍伎艺”，主要在瓦舍勾栏或游棚中演出，这些都设在城里的热闹地方，演出场所和专业艺人的固定化，反映了城市民间文化的繁荣。还有不定点的“路歧人”，大多是从农村分化出来的艺人，流动演出，有的在城市中留下来，说明宋代民间文化的普及程度。
（三）雅而俗化的文艺趋向
宋代精神文化一个重要特点是“俗化”即世俗化倾向。除了民间文化的普及和提高以外，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特色也雅而俗化。礼乐本是庙堂律则典章所系，而宋代成就的第一部系统乐书大典——《乐书》，却以“兼陈雅俗”为特色，对当时的民间乐器、歌舞等均有记述，被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批评为“博则博矣，未能免于芜秽也”。〔4〕
我国语言发展到宋代呈现出通俗化特点，接近口语的白话被广泛用于通俗文学作品的写作，连理学家的许多著作也都使用。行文出现用简体字，十几种宋本都有简体字，如国、无、处、礼、与、继、尽、楼、变、宝等，各本大体相同。另外，为了便于阅读，一些宋本书中出现某些标点符号，如建安余仁仲本《春秋谷梁传》、《公羊经传解诂》每句有小白圈点开，袁采《袁氏世范》有小黑点断句的本子等。士大夫的诗词文章也趋于通俗平实，散文“尚朴”“重散”以求“致用”的风格大为拓扬；诗歌中雕琢绮靡之风渐衰，涌现出不少生动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宋词改变了“词为艳科”的旧习，不乏倾荡磊落、气吞山河的杰作至今脍炙人口；绘画中的风俗画如《七夕夜市图》、《清明上河图》更是反映实际的佳作；书法以贴法替代碑书，更加洒脱自然；此外如雕塑、陶瓷、漆器、金工、家具等等工艺美术中，质朴平易的风格也为许多人所追求。
五、集大成意识与反传统精神
宋代精神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是“集大成”的社会意识和体现于士林中的反传统精神，这是由社会发展的总结前代、开拓未来阶段性特征决定的。
（一）集大成意识的体现
宋代的历史阶段性变迁，反映在精神文化中的集大成意识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总结汇集以往文物典章制度，二是系统整理编集本朝史实文献，三是修编诸种规范操作的“法式”，这些都体现了宋人集成与创新的时代意识风格。典型事例如宋初修纂的几部大类书，《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都是洋洋千卷之巨，远非前朝可比。汇集多种书冠以总名一起刊行的丛书，最早是宋人左圭主编刻的《百川学海》，俞升孙、俞经合编的《儒学警悟》。这不仅反映了宋政府重视整理总结前朝文物制度的政策，而且体现了社会变革发展到宋代基本定型的实际。编年通史《资治通鉴》，记述战国迄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历史，蔚蔚大观史无先例，并因之出现“纪事本末”与“纲目”体史书新体裁。政书中《通志》的“二十略”颇具价值，与元代《文献通考》、唐代的《通典》合称“三通，都是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典籍，标志着典章制度的渐趋定型与完备。此外在目录学、金石学、泉币学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
汇集整理本朝史事文献亦体现宋人的集成精神，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等都是重要的史实材料。私修史籍大为兴盛，著名的如李焘《继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等。宋代修史编书的规模远逾前朝，与国家文化政策经济实力都有关，尤其在科技方面，总结、记述、规范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医药学方面，《神医普救方》达千卷可供选验，《和剂局方》是我国第一部国家颁发的配方手册。技术方面的《营造法式》、《武经总要》、《新仪象法要》等等，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对科技制造的相关门类进行总结和规范，成为同行参照或尊行的“法式”，客观上印证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自宋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
（二）仕风与反传统精神
宋代文官政治的一个特色，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宋政权优待文士的结果，其积极作用是鼓励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代仕风开启了中国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杀身以成仁”、“尽忠报国”、“士可杀，不可辱”、“留取丹心照汉青”等气节特征之先河。从社会发展来看，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革时政的潮流在一定时期居于主流，“方庆历、嘉祐， 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卷一一）连被认为是守旧派人物代表的司马光，也一再条陈“因循旧贯，更成大弊”、“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八、卷三七）至于众所周知的熙（宁）（元）丰变法也称为王安石变法，则是震惊朝野中外的全面性社会变革，宋人的“变风俗、立法度”以为“万世法”的意识，也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宋代官场中，因循苟且、昏愦守旧甚至屈膝投降的风气主张，亦与有宋一朝相始终，成为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鲜明对比。
反传统精神的再一个表现，是士林中较为普遍的“疑古惑经”的怀疑精神。传统的儒学体系，受到唐中叶以后社会变迁的震荡与道家佛学的冲击，儒家经典的神圣与先贤解经的权威，都发生着深刻的动摇。欧阳修疑《易·系辞》非孔子所作，刘敞著《七经小传》“异诸儒之说”，苏轼兄弟谓《周礼》不可信，司马光写《疑孟》菲薄孟子学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以已意解经为变法张目，二程改《礼记·大学》，朱熹怀疑《诗序》的真实性，如此等等。今人有专著《宋人疑经改经考》，载宋代知名士人一百三十人，先后对十三部经书分别疑改的统计。〔5〕
一个“疑”字为宋代士人反复强调，实在是空前绝后的，也体现在各种文化事业中，如二十四史中宋人修了三部，即《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对前朝之史反复修纂，私人改写官修正史，这些在我国史学上也是独特的。
（三）经刘思想的反传统观点
反传统精神除在政治与学术的领域之外，经济思想中的反映更是颇具时代特色。“重本抑末”是传统经济观的核心，到宋代则受到严厉的批判。范仲淹为商人鸣不平，欧阳修力主“使商贾有利而通行”（《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四五），李觏要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李觏集》卷一六），吕陶建议“罢去榷利，许令通商”（《净德集》卷三），苏轼反对“与商贾争利”，主张“农末皆利”（《苏东坡全集·续集》卷一一，《奏议集》卷一二），王安石曾提出“罢榷茶之法”（《王临川集》卷七○），叶适明确指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陈耆卿修方志引地方官谕俗编，讲士农工商“此四业皆百姓着本业”（《嘉定赤城志》卷三七），这些都是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另外对于传统的义利观，也有较大的突破，如李觏的“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卷二九），司马光的“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九），叶适的“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三）等，这些思想主张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义，许多观点属于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颇有价值，对于促进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六、三教演化与理学兴起
宋代精神文化的重要发展，以学术思想中宋学的兴起为主要特征。宋学的主要流派理学，逐渐占居主导地位，并成为此后几百年中国社会统治思想的主流。
（一）“三教一旨”、“迹异道同”
唐代释道两教已兴于世，而儒家学说受到一定冲击。这不仅关系到宗教信仰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学术思想的变化。就信仰而言，至宋以来广大孔孟之徒信佛崇道，百姓诵诗书、供佛祖、拜道堂颇为普遍。士庶生活中儒、释、道的并存，已是很平常的事。从学术思想来看，士人或为振兴儒学而以新见解经，或立足儒学而探究释道的风气，至宋大为张扬。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中佛道思想的渗透已经相当普遍，士大夫崇道信佛的记载俯拾皆是。
这既是宋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政策策略的作用，更是文化发展学术演化趋向的结果。“皇宋之基也，南取越，西平蜀，崇道教，兴佛法”（《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金石萃编》卷一二五），佛道并倡，大兴土木，译经书传佛法，立道观请天书，有宋一代，宗教气氛十分浓厚，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产生很大影响。宋代的僧人道士，受朝廷的经济保障自不待言，还可以在政治上得到优待，出任僧官道官。士大夫中虽屡屡有人上书皇帝，要求“沙汰僧尼”（《宋史·王禹称传》）、“止度人而禁修寺观”（《李觏集》卷一六）。但屡禁不止，与皇帝的亲自提倡直接相关，宋太宗讲得明白，“浮图氏之教有稗政治”。（《长编》卷二四）
同时提倡佛道，主要为实用于政治统治，而且使之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建构成囊括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伦理规范，以重振为唐末五代兵戎毁堕的社会秩序意识形态。宋真宗是力倡道教的，却亲撰《崇释氏论》并注佛经，他提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道同”（《长编》卷四五），同是崇尚道教的宋徵宗，诏告天下：“朕作而新之，究其本始，使黄帝老子尧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宋大诏令集》卷二二四）。中国文化的确是兼容并蓄的，而至宋代如此明确地阐释“三教之设，其旨一也”（《长编》卷八一），确是值得注意的。宋孝宗曾作《原道辨》（后改名《三教论》），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可也，又何惑焉？”（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学术思想上同样有许多人排佛斥道，如欧阳修斥责佛教“弃其父子，绝其夫妇”（《欧阳修文集·居士集》卷一七），张载认为佛教流行使“人伦不察，庶物不明”（《张载集·正蒙》）等等，但这些并不影响他们对佛道思想的吸收。
（二）学派林立，宋学繁荣
宋代称作文化“复兴”，实际上宋儒并非先秦诸子的再版，也明显区别于汉学的训诂章句之风，而是唐以来所谓“援佛入儒”、“援道入儒”学术倾向的再发展，即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和理路中包括文、史、哲等方面，逐步形成时代特色鲜明的宋代学术思想——宋学。这里使用“宋学”一词，系指宋代含理学在内的学术思想。其主要的结构特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主要的学术特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以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从新解经，并表现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而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明显有别于传统儒学，即“新儒学”。
传统儒学以经学为主要内容，汉儒笺注训诂方式和唐朝钦定的“五经”标准，至宋已经过时；宋儒的普遍性疑经惑古，标志着经学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宋学的繁荣，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惇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学派林立各臻其妙，以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与格调迥异观点主张，汇集而成一条宋代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并为此后数百年的社会历史所承继发展。
宋代学术的繁荣，除前述政策和学术的因素外，还有书院林立与自由讲学之风的兴盛，输入学术界以新鲜空气，促成了学术流派的并立和发展，不同的学术观点辩析驳难、研讨争议，推动了理论思想的发展创新。
（三）义理性命理学之宗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理学自北宋丰富的学术思想氛围中逐步发展起来，主要思想家有周惇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中虽有学派观点的争议，也遭受过诸如“伪学之禁”，但一直兴盛于宋明时代，直至为此后的实学或称朴学所替代，六百余年的漫长岁月里，理学成为中国历朝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理学家各有所专，而共同突出一个“理”字，义理、性理、天理、唯理、穷理、心即理如此等等，主要方式是以新意注经来阐释理学思想。
理学与传统经学的主要不同，一是解经方法不拘于章句训诂，而着重经文的义理大旨；二是注经方式不限于经文本身，而是倾注了主观的思想与观点；三是改变汉唐儒士治经学的单纯性学术性质，复兴先秦诸子为“内圣外王”之道的理念，并将纲常伦理道德规范深化定型；四是将儒学从人文主旨拓展到含自然探索的新领域，探讨有关宇宙生化、物质精神、天理人心等问题；五是主张内省功夫“格物致知”、“发明本心”；六是学术重思辨哲理的倾向，有将中国学术思想从现行观引导于宏观阶段的意义。
综之，宋代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都发展到划时代的高峰期，开启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新阶段，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具有内在联系，值得深入研究。
注释：
〔1〕陈寅恪：《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2〕邓广铭：《序列》，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页。
〔3〕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
〔4〕张邦炜：《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 《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 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之55，198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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