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Ap和Crompton的旅游影响评估尺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尺度论文,旅游论文,Ap论文,Crompton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John Ap和John L.Crompton在《旅行研究杂志》(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建立与测试旅游影响的评估尺度”(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Tourism Impact Scale)的文章，提出了一套由35个项目组成的衡量旅游影响的评估指标体系。该文章因文献综述的全面、研究方法得当、尺度推导步骤严密、尺度净化与实证过程的精确与仔细，以及信度和效度测试的可信性而得到好评，代表了该领域内研究的最新成果。
国际上对旅游影响以及居民对旅游发展认识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但是，早期的影响研究着重于旅游促进经济发展的效能，以乐观主义为特征。到了70年代，发展旅游所带来的后果，特别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后果，受到人类学和社会学学者们的批评，出现了一个时期的悲观主义倾向。20世纪80、90年代之后，人们开始综合地认识旅游，对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开始关注对旅游影响的评估体系的研究，试图为综合地评价旅游的影响提供一套系统的量化标准。
目前，尽管旅游影响评估指标体系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国际旅游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还没有形成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和达成共识的评估尺度。因此，如何进一步验证西方国家已经开展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影响研究成果，采用何种规范的衡量方法与尺度，推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进步，仍然有待于旅游影响研究者们的继续努力。
本文详细地介绍了Ap和Crompton建立旅游影响评估尺度的研究方法和推导过程，并对其尺度的适用性进行了评述，目的在于介绍国际上旅游影响研究的进展情况，希望国内的旅游影响研究更加注重实证统计分析研究，制定出科学的、行之有效的量化标准。
一、国外旅游影响研究综述
旅游的发展需要当地居民的支持。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这种认识导致了人们对旅游影响的关注日益增长。许多研究者们都开始注意到发展旅游所带来的后果越来越复杂和矛盾，常常以微妙的和不可预见的方式显现出来。他们认为旅游会使目的地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巨大的、复杂的和微妙的。
许多旅游专业的教材都谈及旅游影响问题。很多学科的学者们，包括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Mathieson和Wall 1982年出版的《旅游：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Tourism:Economic,Physical and Social Impact)一书被认为是当时有关旅游影响研究最权威的书。该书对当时研究者们普遍认同的旅游影响所涉及的范围进行了全面性的归纳总结，从概念框架上对旅游这一综合现象及其复杂的内部关系进行了阐述。研究者们将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概括为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三大类（见表1）。
表1 发展旅游对目的地所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Lankford & Howard(1994)、Ap & Crompton(1998)整理。
旅游对经济的影响研究主要强调的是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利益而没有考虑成本和代价，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旅游所带来的许多利益，如增加收入和就业机会，是有形的和相对容易测量的，而成本和代价，如噪音、拥挤和污染，是无形的，很难用经济指标来测量。二是，旅游的经济影响研究通常是由倡导发展旅游的人所进行的，他们极力夸大其经济效益，其目的是要让决策者和社区居民产生乐观情绪。另外，他们的研究方法也欠妥当，缺乏科学性。随着旅游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发展旅游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并不意味只带来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将发展寄希望于旅游，优先考虑旅游发展计划时，更要全面地关注旅游所带来的影响。有不少实证研究已经表明：一些地区的经济形成了对旅游的过分依赖，目的地居民面对“外来”游客感到民族文化自卑，旅游发展主要由外部力量控制，导致“新殖民主义”的出现等。
旅游被描述为是“一只会下金蛋，但同时也把自己的巢搞得很脏的鹅”。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80年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环境是旅游的重要资源，旅游要进一步发展，保持“好”的环境是必须的。相反，环境的恶化会导致旅游发展衰退，在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但是，在有些地区，旅游的发展却帮助改善了环境。OECD将旅游对环境的消极影响分类为：(1)污染（空气、水、噪音和垃圾）；(2)自然风光，包括农业和田园风光的消失；(3)动植物的毁灭；(4)景观、历史遗址、纪念碑的破坏；(5)拥挤和交通堵塞；(6)文化冲突；(7)竞争激烈。Edington和Edington(1986)对发展旅游和娱乐项目所带来的生态问题进行了全面地综述，清楚地阐述了生态系统在平衡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指旅游使得人们的价值观、行为举止、家庭关系、生活方式、安全状况、道德标准、传统礼仪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居民与游客接触后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包括：文化差异，示范效应，价值观、态度、行为的变化、对当地资源和设施的压力，本地与外来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对地方语言与文化的冲击，生活方式的改变，犯罪、卖淫活动的增加等。影响旅游者与居民关系的5个主要因素是：(1)游客数量；(2)游客逗留的时间；(3)游客的民族；(4)游客的经济状况；(5)游客的活动。影响目的地居民如何认识旅游对社会文化影响的因素也是5个方面：(1)当地的经济水平；(2)当地卷入旅游的程度；(3)旅游发展的程度；(4)目的地文化的生命力；(5)其他特征（如，当地居民的政治态度等）。综上所述，旅游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
纵观旅游影响研究文献，专家学者们对旅游的经济和环境影响具有基本一致的意见，但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看法却是各抒己见，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例如，一些研究表明发展旅游增加了犯罪率和对文物古迹的破坏，而另一些研究却确认旅游发展没有导致这方面的问题；一些研究认为旅游导致犯罪率上升，而另一些研究没有得出相同的结论。有研究表明旅游的发展并没有给当地增加休闲娱乐的场所和机会，居民并不认为旅游对当地的社会道德、礼仪、相互信任和工作态度产生影响，旅游对于社会和家庭结构没有产生有害的影响，不影响居民像以往一样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而另一些研究则说明旅游的发展导致了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了，当地传统的社交方式改变了。还有一些社会文化方面的消极影响没有被列入表1，这是因为研究者们没有达成共识。这些影响包括：对当地人的剥削、避免到旅游者多的地方购物、日益增长的性纵容。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可能要归咎于很难将旅游的影响与工业化或现代化的影响区别开来。这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发展旅游造成的，还是由于现代化进程引起的，尚不为人知。
尽管，国外对旅游影响以及居民对旅游发展认识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数十年的时间，也有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发表，但却一直缺乏规范和一致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这成为这一研究领域学术进步和理论认识突破的首要问题。主要存在的问题有：研究尺度和衡量标准的不一致，给成果的可比性带来困难；缺乏信度和效度检验；经验研究的零散性特点，难以对旅游在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作出系统衡量。
二、Ap和Crompton旅游影响评估尺度的建立与检测
研究目的
旅游业的生存依赖于它是否能够保持一种可持续平衡的发展水平。可持续平衡发展具体地讲，就是在不可接受的恶化程度出现于1)环境、生态、社会或文化环境之中、2)目的地居民对游客的接受程度上、3)游客的经历方面之前，目的地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能承载的游客的类型和数量。
Ap和Crompton建立旅游影响评估尺度的目的是开发一种评估方法，用来监控上述三个可持续发展因素中的前两项（这两项都与居民理解的游客对目的地的影响有关）。建立一种评估体系来检测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接受程度，将有利于监控旅游发展，以帮助社区将旅游发展维持在游客和居民都认为从旅游发展中获益的水平上。
Ap和Crompton发现，尽管在他们的研究之前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关于居民对旅游影响认识方面的研究成果，但都缺乏对所使用的调查方法的信度和效度的说明。因此，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更有效地、全面地评估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给决策者们提供更可靠、更科学的数据。
建构调查项目库
建立评估尺度的第一项任务是建构一个调查项目库(item pool)。Ap和Crompton首先检索了已发表的旅游影响研究文献，以此来作为调查项目的来源。然后，对38人进行了访谈以补充所收集的项目。访谈样本是在4个旅游发展相对成熟的目的地选取的，包括社区的居民、旅游从业者、政府官员等。访谈没有固定的模式，每次访谈持续大约45至60分钟。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事后对内容进行分析。引导性的问题有以下4个：
1.＿＿地方的旅游是如何影响你的个人生活的？
2.＿＿地方的旅游，你最喜欢什么？
3.＿＿地方的旅游，你最不喜欢什么？
4.对＿＿地方的旅游，居民都关心些什么？
通过文献回顾和访谈共产生了147个项目。对项目的遴选采用了由7名专家组成的小组对项目内容进行评估的方法。专家要指出每个项目是：(1)清晰地反映了旅游影响；(2)某种程度地反映了旅游影响；还是(3)不反映旅游影响。某个项目是否保留基于两种情况：一，4个或更多的专家认为该项目是清晰地反映了旅游影响，该项目被保留；二，5个或更多的专家认为清晰和／某种程度地反映了旅游影响，该项目被保留。
遵循这一程序，项目数量被减少到82个。之后，专家们对项目的内容进行改进，以增强项目表述的准确性、可读性和内容的有效性。最后，专家们将调查项目按三个通常的旅游影响范围——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进行了分类，将明显不属于这三个范围的项目归类，另建立了两个范围，即：拥挤／堵塞和服务。这样82个调查项目被分为了五个类。
对调查项目反应的表述
通常的问卷调查中，被调查者通常被要求对某个项目，如“旅游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表述。这样的作法会使回答带有偏见。对于一个调查项目表示同意并不意味被调查者对该项目做出了积极或消极的评价。例如，不能认为一个同意“旅游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的人就一定喜欢这种变化，因为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可能是季节性的、低工资的或低贱的工作。另外，不同意也不一定意味着被调查者反对发展旅游作为促进经济发展一个方面。
为了避免评估尺度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Ap和Crompton以Fishbein(1963)的态度模型为基础，采用了指数概念来设计调查问卷，其公式是：Ao=bi ai。Ao是对一个事物或现象的态度，bi代表感觉，ai代表评价。采用这种乘积函数方式可以评估被调查者的感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样就可以从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感觉(beliefs)和评价(evaluative)——来评估被调查者对旅游所产生影响的态度了。
通过询问被调查者与每个项目有关的变化程度来获得“感觉”部分的数据。评估分6个档次，前5个档次分别用分值1-5表示，即：1＝大量减少、2＝适度减少、3＝没有变化、4＝适度增加、5＝大量增加。第6档为“不知道”。测量“评价”部分的指数是要求被调查者对每一个项目喜欢或不喜欢也用1-5的分值来进行评分：1＝不喜欢、2＝有一些不喜欢、3＝不置可否、4＝有一些喜欢、5＝喜欢。一个相信“居民个人收入”因旅游的发展而大量增加的被调查者将会给这个项目打5分；如果他对这个变化是喜欢的，他就会在“评价”部分打5分。这样，这个项目的乘积将是最大值25。高分值表明对旅游所带来的个人收入变化是强烈支持的态度。而另一个被调查者可能相信个人收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打5分），但他并不喜欢这样的变化（打1分）。他所给的乘积就是5。这就表明对旅游所带来的个人收入变化是一种不支持的态度。
尺度的净化
表2对Ap和Crompton评估尺度的净化和建立步骤进行了总结。经过专家对内容有效性进行评估后保留下来的82个项目还需要进行一次预测试过程，以使调查项目减少到可管理的规模。传统上这项任务是通过因子分析来完成的。因子分析的传统标准是每个项目最少应该有5个样本。82个项目至少需要400多个预调查的样本。Ap和Crompton选用大学生作为预调查的样本。
表2 评估尺度的建立和净化程序
尽管使用学生样本有明显的局限性，但仍然是可行的，只要样本的社会统计特征不作为主要的变量。以前的研究已经表明，社会统计变量对于了解和预测对旅游影响的认识不构成或几乎没有影响。
预调查要求学生样本根据自己作为游客的经历或以目的地居民的身份对82个项目进行评估。对调查数据采用了最大方差旋转主成分因子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 with varimax rotation)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5个范围中有4个（社会／文化、经济、拥挤／堵塞、服务）被确认，29个项目显著（.40或更高）落入4个范围。环境范围没有如希望的那样被确认。4个范围的函数数值分别为.67、.69、.81和.50。4个范围仅占了28%的累积方差。这一结果可以被解释为使用学生样本的局限性。
尽管在预检测中“环境”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出现，但文献检索和访谈都明显表明，这是对旅游影响认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缺少这一范畴的评估尺度是不完整的。因此，根据预测试结果对专家确定的环境范围的项目进行可靠性分析后，确定了10个环境项目。在预测试中有三个领域表现出了较低的函数值。因此，也根据预测试结果对专家确定的各范围的项目进行可靠性分析后，给三个范围各增加了2个项目，用以增强其可靠性。
调查样本的选择
正式调查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3个居民社区进行的，分别是：Fredericksburg、Galveston岛和Mission（以下简称F地、G岛、M地）。三个地方都是有名的旅游目的地，但自然环境、旅游发展水平、游客类型有所不同，因此被选为调查地。
在F地和M地的样本是从该地区居民公用事业名单中获得，G岛采用的是电话簿。三地都是采用系统随机方式抽取每第n个为样本。调查表被邮寄给被调查者，一同寄去还有一个寄回的信封和填写指导。三地无效问卷共计958份，占总回收率的52%（见表3）。
表3 调查回答率
F地 G岛
M地
合计
总样本 714 965
668
2,347
无法投递／比率 52/7%
373/39%
68/10%
493/25%
有效样本662
592
600
1,854
完成的调查
421
317
220
958
有效回答率 64%
54%
37%
52%
对尺度的验证
三地的调查数据被录入后，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来确认旅游影响的范围。在特征值(eigenvalues)大于0.9时有6个项目没有明显（0.40或更高）落入7个范围中的任何一个，即：度假地发展的数量、当地的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活动、交通基础设施的标准、当地的生活消费水平、非地方控制的开发情况，以及当地开发的吸引力。
以0.9而不是以传统的1为特征值，是因为这样可以得到更综合的调查项目。在建立评估尺度的初级阶段，这种作法是重要的。许多学者都认为调查项目多比少要好，因为删除项目远比增加合适的项目要容易的多。
另外，因子6，7的系数分别为.81和.86，具有很强的可接受性。7个因子占了整个数据方差的68%，其函数值的范围从.78到.93。表4是调查范围和项目的分析结果。
接下来，又对在最初的综合因子分析中显著落入的35个项目进行了因子分析。采用5因子解决方法，以低于1.0为特征值，探求因子6和7（见表4）中的6个项目落在了哪里。因子6（税收）中的项目落入了经济范围，因子7（居民态度）中的项目落入了社会／文化范围。这显然是符合逻辑的，5因子解决方法的累计方差是62%，特征值范围从1.0到15.1。
表4中还显示了三地独立的因子分析结果。结果与综合数据的结果相似，因此表明评估尺度结构具有合理的稳定性。没有显著落入综合数据的6个项目在三个独立因子分析中，或者没有显著落入或者不一致的落入了不同因子范围。因此，在最后确定的调查表中这些项目被删除，至此35个项目被保留。在三个调查地，都出现了6个因子，其中5个一致性地反映了综合数据中的5因子解决方法，即：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拥挤和堵塞，以及服务。第6个范围包含了税收和社区态度中的项目。
与综合数据的5因子解决方法一致，F地与M地的社区态度项目落入了社会文化范围，G岛的税收项目落入了经济范围。另外，在M地的分析中，三个税收项目有两个与经济项目（当地经济的收入和收入中进入地方商业的比重）相关，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因子，但在另外两地的因子分析中，这两个项目落入了经济范围。
在三地独立因子分析中只有三个不一致的落入情况。在F地，两个项目（恢复和保护历史建筑的机会、当地文化遗产的意识）落入了经济范围，而不是社会范围。这可以被解释为：F地主要吸引物是历史建筑和德国风格的遗址，因此居民们广泛认为它们具有经济而不是社会和文化的内涵。
M地的数据中也有两个项目（餐馆的种类和娱乐项目的种类）落入了经济的，而非社会／文化范围。同样是因为这些项目最初是为了满足冬季来的德克萨斯州人的需要，它们对当地经济的最重要的贡献被当地人广泛的关注。
G岛的数据中，社区的生活与和活力一项落入了社区态度范围，而不是社会和文化范围。
表4 三地调查结果最大方差旋转后的因子落入情况及综合数据
a.项落入经济范围
b.项落入社区态度范围
c.项落入社会文化范围
d.项落入税收范围
表5显示的是三地样本的函数值和综合数据。数值与样本相当一致，每一范围中的项目单项与总数的关联范围从.53到.79，只有一个例外是.46。数据确认了每一范围中的项目确实属于被指定的范围，评估尺度内部是一致的。
对聚敛有效性的评估
通过汇总对每一项的“感觉”和“评价”的乘积以得到旅游影响的测量指数。Ap和Crompton以这一指数与全球旅游影响评估标准(a global evaluation measure)相比较，来评估尺度的聚敛有效性(convergent validity)。聚敛有效性用于检查在检测同一事物时一种测量方法与其他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有相关性。被调查者被要求“评价与旅游相关的变化是否…”从1＝不喜欢到5＝喜欢。旅游影响尺度指数(tourism perceived impacts scale index)与全球标准之间的相关系数是.74(p＜.01)。两种测量标准之间的关系是不相矛盾的，聚敛具有有效性。
三、结论与评述
Ap和Crompton建构一个评估旅游影响的尺度，并对其进行了检测。他们验证了旅游影响文献中普遍讨论的三个范围（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同时又得出了4个新的范围：拥挤／堵塞、服务、税收和社区态度。前两个范围在每次分析中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性，而后两个的独立性不强。社区态度范围可以被列入社会／文化影响范畴，而税收则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影响的一部分。与其他人的一些研究成果不同的是，Ap和Crompton经过多次提炼的研究结果被证实可以用来了解居民对旅游影响的多方面的认识。这种多维评估尺度具有可操作性，主要是因为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觉与评价进行分离评估的结果。调查问卷的格式见表6。可以说，他们所建立的评估尺度为旅游决策者、规划者以及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测量工具。
表5 三地样本的函数值和综合数据
范围 项目数量
G岛
F地
M地
综合
社会和文化
10 .95 .94
.92
.93
经济 7
.91
.94
.91
.91
拥挤／堵塞
5
.86
.74
.75
.78
环境 4
.77
.81
.85
.78
服务
3
.85
.84
.82
.83
税收 3
-
.76
.88
.78
3.90 - - .86
a.表6显示了范围中项目的落入不一致，所以三地的独立分析可能与这里的综合数据稍有区别。
他们的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表示。一种方法是将被调查者对每一项目的两个部分的评分相乘，乘积值可以是最小值1（大量减少和不喜欢）到最大值25（大量增加和喜欢）。
另一个方法是在两个坐标轴上以图形的方式表示数据的统计结果，如图1所示。图1所用的是G岛的数据，可以看到35个项目的均值点大多落在了黑色方格区域中，这表明旅游对当地的影响很大，居民也喜欢这种变化。变化水平最大和喜欢程度最高的项目是“修复和保护历史建筑的机会”，被编号为1。图1中编号为2、3、4和5的落点都是随着旅游的发展有所减少的项目，但仍然可视为当地居民的积极态度，这3个项目为：当地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以及3个有关环境的项目（自然环境的质量、当地野生动植物、当地城市化水平）。编号9至13为拥挤／堵塞范围中的5个项目。G岛的居民认为随着旅游的发展拥挤／堵塞更加严重了，他们不喜欢这一变化。图1中另外三个被认为增加了但居民并不喜欢的项目是：当地服务的资金来源、当地不可控制的开发与发展、当地的生活成本。
图1 45个影响指标的变化水平和喜欢程度的数据汇总
表6 评估旅游影响的变化水平和喜欢程度的调查问卷格式
Ap和Crompton所采用的调查项目收集方法和指标确定方法确保了尺度内容的有效性（即：尺度中项目的代表性和覆盖面）。因子分析保证了他们的评估尺度各调查范围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在三个样本地的独立因子分析中所出现的因子范围明显相似，项目落入的范围基本一致。通过选择不同的居民点、具有不同游客数量规模及影响的不同类测的景点作为调查地，他们的评估尺度的内部一致性和聚敛有效性得到了验证。其调查数据统计结果的一致性表明该尺度可适用于评估发展旅游对目的地所产生的影响。这也正是本项研究企图建立一个普遍适用的、可接受的评估标准的初衷。
对Ap和Crompton的旅游影响评估尺度的评价：该评估指标体系是基于社会问卷调查方式的指标序列提出的。虽然他们把自己的指标序列叫做“旅游影响评估尺度”，但这个体系仅仅反映被调查对象群体的关于旅游社会文化、社会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变化的感知和主观印象。在旅游对生态环境影响方面缺乏评估的科学性。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的评估指标也被排斥在此种调查方式的评价指标以外。他们的贡献在于，使旅游影响评价在采取社会调查方式时，将被调查对象群体的关于旅游社会文化、社会生活环境、生态环境变化的感知和主观印象加以量化。
作者在1997年发表的题为《构造一个基于关系的旅游系统的讨论》一文中曾提出“旅游系统是一个类生态系统”的观点（张文，1997）。对于具有与生态系统相似属性的社会系统——旅游系统，要评估它的发展变化产生的影响，需要将评价体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例如，需要生态学、经济学等的反映研究对象运动规律的理论作支撑。又如，应充分利用可度量的指标（包括污染、植被覆盖、物种数量、人类生存环境指标，等等）。依据调查实践，作者还认为比较研究可以使发展模式研究直接转化为影响研究的组成部分，这在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方面是很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