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效率”差异性视角下中国创意阶层发展研究
赵 锴 1，杨 昂 2，徐晓瑜1，李晓婧1
（1.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2.悉尼大学 商学院，澳大利亚 悉尼）
摘 要： 探索如何激励创新一直是制度经济学家和区域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美国社会学家弗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以提升创意阶层经济外部性为视角，尝试从地方政府“治理效率”异质性角度，解释中国区域创意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制度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创意阶层对城市人均GDP增长存在直接正效应的同时，创意阶层聚集与政府规模、科教文卫服务指标之间关系对人均GDP增长存在补充效应，与政府效率指标之间关系对人均GDP增长存在抑制效应，与公共安全服务、经济发展服务、居民经济福利指标之间关系对人均GDP增长不具有显著解释力。可见中国地方政府现行构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激励创新但同时问题并存，而根据不同政策组合实际效应，制定具有明确针对性和独特性的城市经济发展策略体系是解决此等创新驱动要素错配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治理效率；创意阶层；创意经济发展；要素错配
一、引言
知识经济的崛起使得全球经济地理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与福特主义时代生产分工和标准化不同的是，知识产品的生产和交易很大程度上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接触，而这种同步性使得接触的“位置”成为影响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创意阶层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根据美国学者弗罗里达教授的理论,由不同创意职业例如各类科学家、高管、记者、艺术家、高级技工、工程师、各类教师等知识型劳动力所构成的创意阶层拥有当今知识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应用型创造力[1]。创意阶层在区域或城市中的分布密度，决定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地域之间创新能力的差别也往往取决于吸引、动员和利用创意阶层的能力。不过目前创意阶层相关研究还局限于对其自身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衡量上。大多数研究限于对是否营造弗罗里达所倡导的包容性环境的争论之中，相反却并没有重视将创意阶层创新能力作为衡量创新的一种手段，探究其在区域创新系统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也没有将其可能存在的“联动效应”与其他创新驱动要素结合起来，这当中就包含制度要素。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有大量的国内外研究关注政府政策实施质量的重要性，特别是由政策实施有效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等具体衡量指标所带来的实际社会、经济效益[2]，然而在区域和城市层面上，却鲜有研究涉及地方政府治理效率差异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或社会福利提升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受启发于创意阶层理论对创造能力的量化测度，尝试通过探索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效率[3]和创意阶层经济外部性相互关系的方式，将创意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目前研究的空白结合起来，主要理论贡献为：将创意阶层理论的研究从单一要素经济效益分析的框架中，提高到协同创新的层面上来；为估算中国地方政府质量的经济效益提供一种新的理论研究范式；将制度经济学与创意经济学有机地衔接起来。从实证贡献的角度来讲，本文以中国实践为基础，具体化了制度激励创新实施机制的内容，为我国区域、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观念指引和具体实施路径。
一是推进企业节水技改措施。通过推进企业开展水平衡测试和节水型企业创建活动，强化节水技改，大力发展重复用水技术。截至2013年年底，已完成水平衡测试企业60多家（占工业总水量86%），创建省级节水型企业（单位）42家，通过清洁生产审核企业102家。二是开展工业园区废水“零排放”。张家港市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新建2万t级再生水厂，深度处理园区内处理后的工业废污水和生活污水，制成不同等级的再生水供给园区不同用水需要，对膜处理后浓缩盐水进行蒸发处理，废盐干燥后填埋，实现高标准的“零排放”。
二、文献回顾
（一）创意阶层理论概述
相对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资本、劳动力同质的假设，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强调劳动力能力和技能异质性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4-5]。近十年来，对人力资本和其实际经济、社会效益的研究逐渐从广义人力资本向明确的职业或者劳动力特征转变。Glaeser认为企业家能力是产生创造力的根本，对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6]。也有学者从细分广义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研究，将其定义为信息与通信技能、创新技能和经济能力[7]，或管理与市场营销技能、科技应用技能和研发技能等[8]。
在众多探索人力资本具体作用形式的研究当中，弗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1][9-10]以其对创造力理解的独特视角和富有颠覆性的城市发展理念，已引起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其核心内容强调创造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和根本，认为由科学家、教师、艺术家、企业家、高级技工、金融业从业人员等广泛不同职业的知识工作者所构成的创意阶层是创新经济发展体系的核心，而如何吸引、利用和发展创意阶层决定了一个国家、区域、城市知识经济发展和创新的成败。创意阶层自身的集聚不仅能够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还能够吸引高科技产业、其他类型人力资本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等，使得他们的工作生活之地逐渐形成具有规模的创意经济体系。可以说创意阶层理论是一个宏大的体系，包含了创意阶层价值观和需求实现、创意阶层与其他生产要素联动、创意阶层社会与经济价值衡量等诸多内容。不过之后许多研究发现如此“大而全”的理论框架很难用单一模型来验证，且并不能总是很好地解释当今世界国家、地区与城市之间的发展与创新差异。例如，与传统人力资本衡量指标相比创意阶层指标并没有展现出更强的统计学解释力[11]，许多非北美的实证研究未能证明创意阶层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12]，创意阶层作为“磁石”没有吸引其他创意人才和高科技企业的迁移[13]等。
部分学者总结了以上早期研究对创意阶层理论的主要观点，进一步衍生出一系列更为精确、细致的实证模型，以期通过不同的角度证明创造力在当下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复杂性与多维性。其中包括将创意阶层细分为拥有科学创造力、艺术创造力和管理创造力的子创意职业群体[14]；把创意阶层职业与传统人力资本衡量相结合，讨论拥有大学学位创意阶层职业与其余创意阶层职业的区别[15]；或单独衡量创意阶层对降低失业率的影响[16]，辨析其在工作和生活场合在提升沟通效率、促进团队合作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17]等。不过在将创意阶层理论与宏观创新驱动要素相关联方面，目前仍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这就意味着虽然创意阶层被定义为能够改变传统经济秩序的生力军，但是关于其在经济体系中影响创新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晰。相较之下，针对中国创意阶层的研究更是处于初级阶段，只是尝试论证中国创意阶层的经济价值[18]或探析影响其地理分布的因素[19]，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未深入地分析中国创意阶层可能具有的独特经济与社会特征。
通信电子电路是一门既需要理论研究基础，工程性又非常强的课程，在电子通信类专业课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课程主要学习关于无线通信系统中用于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方面各个基本功能的电路模块。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生需要掌握通信系统的工作原理，通信电子电路中各基本功能模块的组成、性能指标和基本的分析方法，以及常用的通信电路系统分析、设计和应用能力。
（二）政府治理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
与政府治理效率密切相关的早期理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其强调将政府部门看作企业，重视竞争与效率[20-21]等。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已有大量文献证明政府治理效率这一指标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高低[22]、居民社会福利提升[2]、经济发展[23]、缩小贫富差距[24]、增加居民幸福度[25]等密切相关。可以说相对于关注政策本身，此类研究尝试评估地方政府推行和实施政策的能力[2]，但是主要基于国家层面，这就忽略了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政府能力差异。Charron等人通过对欧盟内主要国家地区政府治理效率的民调发现，在发达国家内部，地方政府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且带来了显著的社会、经济表现差异[3]。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效率是一个立体的概念，既包括了成本、公共服务、效率、公正性、财政稳定等，也使得地域之间的竞争与互补更加多元化，为区域、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与维度。
同理对被害人的品格进行审查时也应注意运用证伪思维。可以对被害人进行品格证据的调查，看看是否此人一向表现良好，是否此人以前犯过罪等等。再如看看被害人是否患有人格分裂症，因为患有此类症状的人往往具有双重人格，可能其平时表现十分良好而在受到特殊刺激的情况下可能人格分裂，变为暴力分子。
我国对地方政府职能与评估标准的定义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有较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前，地方政府职能具有全能型、封闭型的特征，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开始从全能型政府向开放型、发展型政府转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1世纪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型、服务型、有为型政府，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根据IMD 2015年颁布的世界及地区政府质量排名，中国政府名列第25名，属于行政高效国家。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国内学者从微观治理的角度对制度指标进行量化，具体包括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城镇化程度和教育文化水平等[26-27]，旨在突出“制度创新”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不过总体来说，目前制度经济学相关研究还是主要集中于市场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模式改良等方面，有关制度建设与人力资本发展相结合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问题细化、指标选取精确化等方面也亟须进一步的探索。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是创意阶层和政府治理效率理论的整合，针对国内外研究不足和我国在相关领域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对中国创意阶层发展时间、空间规律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构建创新人才队伍与创新驱动要素协同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与评估模型，以地方政府治理效率与创意阶层发展结合程度为视角，通过研究地方政府治理效率对创意阶层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尝试为“制度激励创新”这一命题提供一种新的验证手段，摸清现有制度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出中国经济创新转型关键时期创新能力缺口应对策略体系。研究问题如下：
1.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层面上，基于现有数据，对中国创意阶层和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的地理分布特征进行多角度分析。
2.以中国创意阶层对经济发展质量贡献为视角，探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效率是否促进创新。
2.人均GDP：为地区各年GDP总量与总人口数的比值。人均GDP指标更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而不是规模，且已经过平减指数处理（1990=100）。
（二）模型设定
变量符号说明见表2。为了更好地衡量样本城市间（between group variation）和同一城市时间样本内波动（within group variation），也为控制由于不可观测非时间变化因素可能带来的内生效应，本文采用固态效应模型。然而政府治理效率指标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时间变化变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众对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的评价和印象在短时间内不会有显著变化，因此本文设定政府治理效率相关指标为非时间变化性。所以它在去平均化过程中会被自动剔除。此时在模型中纳入时间变化与非时间变化变量的交叉项意味着模型并不能捕捉非时间变化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主效应，相反是对非时间变化变量如何影响时间变化变量对因变量主效应的估算，这是政治经济学对制度效应衡量的常用分析范式。换句话说，此时交叉项（EQI *cre ）系数可被解读为地方政府治理效率如何影响创意阶层人口比率变化对人均GDP增长效应的时间效应。具体统计学表达式如下：
基于创意阶层理论模型常用指标，本文实证模型旨在探索城市经济表现、创意阶层集聚和地方政府治理效率之间的联动关系，其中EQI 为政府治理效率指标，创意阶层比率代表创意阶层职业占总人口比率，包容程度由教育文化广播影视业从业人员城市区位商数表示，科技发展水平代表当地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占总支出比率。而高校数（万人）、剧院数（万人）、人均绿地数、平均工资数则为控制变量，代表决定当地“创意”氛围的软性区位要素和总体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交叉项代表创意阶层比率与政府治理效率之间的交互效应。i =1，…，100，表示城市数量；t =2002，…，2014，表示数据实际覆盖年限范围。
7）以民间传说或吉祥嘉言命名，如卧龙街。《潍县志稿》载，刘以贵在修三官庙碑中谓宋太祖路过此桥时，曾卧息其上，登基后，封该桥为“卧龙桥”。后来新修东西大街卧龙街以此传说得名。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中地方政府治理效率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地方政府效率报告》[28]。由于其发布时间较短，且历年指标变更幅度较大不具备可比性，故只选取2017年数据。报告只公开各项指标的前100位排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研究的样本容量。本研究与创意阶层相关的指标生成基于2002—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市区数据，对于部分城市个别数据缺失，本研究采用加权平均法进行补齐。具体变量生成步骤如下。
1.创意阶层比率百分数：为地区各年卫生体育福利业人数、金融保险业人数、教育文化广播影视业人数和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人数总和占总劳动力人口数的百分比。中国城市层面上与创意阶层相关的数据收集相对困难，统计口径与北美、欧洲有较大差异。例如《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只提供从业类别数据，而并非职业划分代码。基于职业代码划分的微观数据库例如《中国劳动力调查》在城市层面上样本数量较少，估计值误差更大。故本研究通过依从《年鉴》所提供的从业类别进行数据拟合。根据国际职业划分标准（ISCO-88），大多数弗罗里达所定义的创意阶层职业包含1000（立法者、高级官员和管理者）、2000（专业人员）和3000（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助理）三大职业类别，这与本文选取的卫生体育福利业、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广播影视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高度匹配（见表1）。不过也有少部分创意阶层职业具有跨行业特征，例如首席执行官、部门经理等，精确统计较为困难。
表1 创意阶层划分与中国行业划分标准匹配
3.找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在促进创新经济发展层面上的制度支撑短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3.包容程度：
（4）公共安全服务主要包括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住房保障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天）。
对包容、开放程度的量化国内外学界尚无统一标准。而相对弗罗里达早期研究使用对同性婚姻态度作为测度指标，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并无匹配数据，因此许多非北美研究采用外国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进行替代[30]。针对中国的研究，除Florida等人使用外地户口占总人口比率作为替代以外[31]，极少有实证研究将其纳入考量范围。然而外地户籍比率很大程度反应的是地方政府人口流动政策实施细节的变化，而并非实际文化和包容氛围水准。所以本研究采用教育文化广播影视业从业人员的城市区位商数（Locational quotient）来衡量中国开放、包容程度的城市间差异性。此举与国外部分研究使用方法相似[32]，也符合我国近二十年来文化影视教育产业空间布局变化规律：从政策导向的计划经济总体部署到由市场需求因素、人才因素、多样性因素、集聚因素、文化设施因素等引起的市场化流动[33]。因此，教育文化广播影视业从业人员的区域密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地包容程度水平的高低。
4.科技水平：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百分比。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采用人均专利数或高科技产业产出占总产出比率来衡量当地科技发展水平[9]，然而此类数据较难大范围、跨时段地在城市层面上收集，且它只是从产出的角度，而并未从科技投入的实际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层面进行衡量。与此同时，已有研究表明地方财政对科技发展与创新的支持效果存在差异。在东部地区，政府科技支持对企业和社会创新的扶持作用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34]。因此本研究采用地方政府科技支出占总支出比率作为衡量地方科技水平的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出各地科技水平实际效益的差别，也能对检测地方政府科技扶持政策效果提供有意义的参考。
5.弗罗里达理论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本文模型与传统经济增长模型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对自变量的设定。除了“3T”指标以外，创意阶层理论提出了很多新颖的城市发展指标，例如人均剧院数、人均图书馆数等，因此本研究基于现有数据，最大限度地还原弗罗里达理论模型的设定，将人均大学数（每万人）、人均图书馆数（每万人）、人均绿地数（每万人）、人均剧院数（每万人）等纳入模型，除此之外也纳入了人均工资变量以期控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均GDP的影响。
式中，C0(mg·L-1)和Ce(mg·L-1)分别为亚甲基蓝溶液的初始浓度和平衡浓度；m(mg)为吸附剂投加量；Qe(mg·g-1)为平衡吸附容量。
6.地方治理效率：最后，地方政府治理效率衡量指标来源于2017年《中国地方政府效率报告》，还包括了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公共安全、科教文卫服务、经济服务五大子指标（2017年《中国地方政府效率报告》包含大量定义详细的1级、2级测度指标，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取了与创意阶层理论相关的指标②）。详解如下：
（1）政府效率。政府效率是政府机构在单位时间内的运转速度，办事的数量和质量。政府效率反映一个政府的整体功能水平。
（2）政府规模。政府规模反映了政府消费的相对规模，表征了政府成本，直接体现政府效率。反映政府成本的主要方面。主要包括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非税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服务预算收入比例（%）、新增公务员数。
（3）居民经济福利表征了居民经济生活水平，从侧面反映政府收益与产出，是衡量政府效率重要的外溢指标。具体包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元）、城镇登记失业率（%）、月最低工资标准（元）。
式中是构件i和构件j之间的相似度，值越大，构件之间的相似度越高。将记录在相似性矩阵MS中。内聚度Coh是模块内构件之间实际出现的相似度总和与模块内可能出现的最大相似度总和之间的比值：
（二）临床症状 病鸡精神沉郁，羽毛蓬乱，无光，翅膀下垂，不愿活动，嗉襄肿大积液;病鸡倒提有大量酸臭液体从口流出，拉白色稀粪;病鸡胸腹部，大腿内侧翅膀背侧等处掉毛，表皮水肿.外观呈紫色或紫红色，局部炎性坏死或干燥结痂。
（5）科教文卫服务包括了专利申请量（项/万人）、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教育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及床位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
（6）经济服务是衡量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与效率的重要指标。具体包括固定及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人均邮电业务量（元）、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与辖区面积之比（%）和第三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
本文根据《中国地方政府效率报告》所提供的各项指标排名前100位的城市数据，分别生成正态分布连续变量（第一名数值为100，依次递减至最后一名，数值为1）。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因为中国城市在反映政府质量排名的各项指标中表现不尽相同，所以各项指标排名前100位的城市样本构成也有所不同。这种子样本差异性为本文探索各指标排名与经济发展，进而与地方创意阶层聚集之间联动关系提供了契机。本文首先对2002—2014年人均GDP和创意阶层占总人口比率取均值，再结合各指标排名通过描述法对本文研究问题进行初步分析。由图1-1可知创意阶层与人均GDP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创意阶层作为解释变量对人均GDP具有一定解释力。一线和发达城市创意阶层比率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例如深圳、广州、杭州等，而北京和上海创意阶层平均比率甚至高于15%。
近年来，国外航空用金属材料技术发展迅速，其对整个航空材料领域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牵引作用。同时，材料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新型材料的出现，制造工艺与理化测试技术的进步，又为航空新产品的设计与制造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与技术支撑。[6]总体来看，国外航空用金属材料技术发展呈现出以下趋势：首先，航空产品的更新换代对其所使用金属材料性能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1]；其次，对传统航空用金属材料的持续改进更为迫切；第三，更加强调航空用金属材料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化，采用先进方法实现航空用金属材料工程转化工作高潮迭起[5]。
同样，本文以排名前100位城市的政府治理效率指标为横坐标、人均GDP为纵坐标探究政府治理效率指标选取的可靠性。如图1-2所示，地方政府综合治理效率与人均GDP也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排名布局与图1-1却显著不同。许多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城市例如广州市综合治理效率方面排名靠后，而北京、上海甚至未入围前100名。不过仍有一些发达城市能够做到经济发展和治理效率共同提升，例如深圳、杭州，排名依然较高。
在反映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的子指标中，除去科教文卫服务和公共安全服务以外，其他指标与人均GDP同样存在直观的正相关关系（如图1-3和图1-4所示）。科教文卫服务排名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当地居民对教育、公共资源分配合理程度的评价，因此许多中小城市相对一线城市的资源紧张，具有独到优势。而公共安全服务指标衡量的主要是生产死亡人数占死亡总人口比例，而生产死亡人数低的地区通常是工商业不发达的地区，例如排名最高的林芝、排名第二的昌都和排名第三的日喀则。
接下来，对创意阶层与政府效率、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科教文卫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和经济发展服务两类自变量建立直角坐标散点图，直观上发现自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例如创意阶层比率与政府效率、规模或经济福利。不过如此关系于科教文卫服务、公共安全服务、经济发展服务并不直观。
图1-1 创意阶层比率与人均GDP
图1-2 政府治理效率与人均GDP
图1-3 人均GDP与政府规模
图1-4 人均GDP与居民经济福利
（二）空间分布可视化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效率排名前100位的城市具有3个明显特征。首先，六大地区之间的城市政府效率差异比较明显，华东、中南地区的政府效率高。比如在政府效率排名前30的城市中，华东有17个，中南有6个，东北有3个，华北有2个，西北有2个，而西南地区城市政府效率没有进入前30强的。其次，同一区域内部城市之间的政府效率差异也十分明显。比如在华东地区，排名全国第二的舟山市与排名全国第九十五的滨州市差距十分明显。又如，在中南地区，排名全国第一的深圳市与排名全国第九十八的广州市差距巨大。
基于2002—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共279个城市可提供创意阶层相关数据，高于《中国地方政府效率报告》有效观测值100。创意阶层空间分布以区位商数形式体现，可见其相对均衡地分布在我国东部、南部及部分中部地区，而西部与北部则比较匮乏，且创意阶层主要集聚在一线城市。在新疆，只有乌鲁木齐创意阶层的比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西藏，只有拉萨创意阶层数据可见；在甘肃和宁夏，虽然整个区域都有创意阶层的分布，但只有省会城市或自治首府城市附近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陕西创意阶层比率是西部地区最高的省份。在内蒙古，只有中部地区有创意阶层分布数据可见。东北三省的创意阶层集聚水平区域间差距较大，除沈阳、大连、长春等大城市，其他城市同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安徽以及江西，部分区域创意阶层分布密度较低。除此之外，许多城市创意阶层分布相对密集，例如北京、天津、广州、上海、深圳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我国城市政府治理效率子指标空间分布特征为：
1.政府规模：华东与中南之间、西北与华北之间、西南与东北之间的城市政府规模相对均衡。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腊味，就是蕴藏时间的味道。经过腌渍以后，肉类中的水分逐渐挥散，随着时间流逝，盐和油脂的味道也愈加丰盈。
2.居民经济福利：地区分化大，呈现两个极端分布态势。华东地区居民经济福利最佳，中南地区次之，华北和西北地区较差，东北和西南地区最差。
3.公共安全服务：绝大多数城市公共安全服务成效显著，但是西北地区的公共安全服务现状堪忧。公共安全服务水平高的城市一般来自经济欠发达、工商业比重较低的地区，而经济较发达、工商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则存在着安全隐患。
多波束天线不仅能以高增益覆盖较大的区域，而且能使波束空间隔离，是卫星通信的研究热点[1]。多波束天线按照结构可以分为透射式、相控阵和反射式3种基本类型，其中反射面天线易于加工、成本低，是完成设计指标要求的最简单的一种天线形式[2]。
4.科教文卫服务：科教文卫排名靠前的城市往往不是知名度很高、经济很发达的省会城市或大城市，而是一般的中小地级市。比如，排在华东地区前五名的是衢州市、芜湖市、莱芜市、宿迁市、湖州市，而不是南京市、济南市、厦门市、杭州市这样的大城市。
5.经济发展服务：城市经济发展服务从高到低呈现出西北—华东—东北—中南—西南—华北的分布走势。六大地区内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城市经济发展服务差异较大，特别是华东地区和中南地区内部的城市差距突出。
总之，空间分布可视化分析大体描述了创意阶层分布和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的区域差异性。可以看出创意阶层分布与政府治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匹配关系，也就是说，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创意阶层相对集中的地区与城市，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相对较高。然而在东北、西北和西南，虽然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一些省会和自治区首府城市也存在创意阶层密度较高的情况，但是相应治理效率却并不高。结合上部分相关性分析，本文认为传统创意阶层理论框架并未强调制度在创意阶层实现自我价值观和经济、社会价值过程中所体现的作用。除了崇尚包容、多元的社区、城市氛围以外，创意阶层的迁徙和发展并不会忽略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不过相较于广义的“政府治理效率”，创意阶层可能偏好某些具体的治理指标质量，本文将在下一步的计量经济学分析中对此进行验证。
（三）回归分析
1.基准统计分析
由于以前100名排位构成的子样本城市构成各不相同，故以《年鉴》总样本2002—2014年间均值为例进行样本特征描述。如表2所示，各地人均GDP值为3.80万元，收入最高的达到了3.17万元，而最低的地区是0.61万元。在创意阶层的划分中，平均仅有3.96%的人口参与了与创意有关的工作。其最大值达到了11.98%，而最小值仅为1.46%，存在显著的区域间差异，与发达国家创意阶层占比也有较大的差距。此外，各城市间科技水平、人均工资等指标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可见中国城市特征差别极大，地区间发展水平不均衡。
表2 基准统计
2.创意阶层相关指标基础回归
本文首先对创意阶层核心指标与人均GDP相互关系进行检验。模型1和模型2为截面结构，取样本2002—2014年均值，模型3为面板结构。如表3所示，无论是截面还是面板数据结构，主要指标均为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创意阶层”作为一个新兴指标体系的确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不过包容环境在模型2中呈显著负相关而在模型3中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包容环境的统计解释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假设，且这种效应在省际层面与城市层面截然不同。包容环境指标在城市层面上更适合解释经济质量提升，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似。
表3 总样本基本数据分析
3.交叉项检验：政府治理效率与创意阶层发展
为了测算地方政府治理效率、创意阶层集聚与城市经济质量提升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本文从静态（截面）和动态（面板）两个层面去衡量政府治理效率对创意阶层经济效应的调节作用（见表4）。模型4与模型5首先基于截面数据结构，分别单独测度创意阶层和政府效率对人均GDP增长的影响，可见创意阶层系数为0.203，政府效率系数为0.154，达到了1%和5%显著水平，且将其同时纳入模型6并未改变系数方向与显著度。这说明即使存在遗漏时间效应或受限于样本数量的情况，创意阶层密度越高，或地方政府治理越高效，相应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也越高。然而模型7和模型8显示，当创意阶层比率和地方政府效率交叉和控制变量项纳入模型后，只有创意阶层系数依然显著为正。此结果很可能与地方政府排名中众多中小城市排名靠前相关，然而与其创意分布密度并不匹配，因此从只考虑城市间差异的静态分析角度来看，地方政府治理效率作为“媒介”，调节创意阶层集聚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作用并不显著。
表4 政府治理效率与创意阶层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
不过如模型9所示，固态效应模型设定下交叉项系数变为-0.0002，达到5%显著水平。可以说随着政府治理效率排名的提高，创意阶层对城市人均GDP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少。例如对于排名为九十五位的城市，创意阶层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0.036（0.037-0.00025=0.036），排名的负向调节作用尚不明显，但是对排名第一位的城市，创意阶层的总效应锐减至0.017（0.037-0.0002=0.017），可见地方政府治理效率实际上是抑制了创意阶层的长期社会、经济效应。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一可能是中国创意阶层地理分布尚局限于计划经济和工业经济初期布局，传统大城市虽然治理效率低下，但是由于传统经济、规模等方面的压倒性优势，仍“吸附”着大量创意阶层职业，但这种“吸附”不等同于弗罗里达所定义的“磁石”效应；二可能是户籍制度限制了创意阶层的区间流动，而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分布很大程度还是基于成本考量，不是创新和服务；还有一种可能是地方政府治理效率指标同时包含了政府公共服务、政府规模、科教文卫服务等要素，这些子指标的效应各有不同，因此从总体层面上影响了一级指标的总效应。
2.2.1 水面蒸发损失 根据2008—2015年滴灌可利用淖尔水面面积及不同月份蒸发量计算得知（表2），河套灌区淖尔2008—2016年水面蒸发损失量为7 752×104～10 793×104m3，灌溉关键期（4—8 月）淖尔水面蒸发占全年蒸发损失量的60%～71%，水面蒸发损失为淖尔春季蓄水量的40%～73%，说明水面蒸发是淖尔水损失的主要途径且占主导地位，淖尔水面面积大小决定着蒸发量，因而淖尔水滴灌时应尽可能缩小水面面积，降低无效蒸发损失。
72例P-NENs中男性24例(33.3%)，女性48例(66.7%)，发病年龄为12～76岁，中位年龄为56岁。NET G1级 24例(33.3%)、NET G2级 44例(61.1%)、NEC G3 4例(5.6%)，其中有1例肿瘤组织Ki67 25%，符合高增殖活性的NET标准，但肿瘤细胞形态学良好故归入G2级。P-NENs分级与瘤体大小、十二指肠和脾局部侵犯、神经束浸润、远处转移均呈显著相关(P值均<0.05，表1)。
4.子指标检验：不同城市排名与创意阶层发展
本研究基于固态效应模型，分别对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科教文卫服务、公共安全服务和经济发展服务与创意阶层聚集的交互效应进行分析。因为各指标排名各不相同，所以城市样本组成也不尽相同。因此，通过对主模型（模型9）和各子模型关键指标系数和显著度的比较，可从多角度检测创意阶层理论对理解我国城市发展异质性的实际应用价值，以及中国地方政府政策实施、执行的实际效果。
表5 政府质量子指标与创意阶层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
因为大多数子指标排名上榜城市中小城市居多，往往又非创意阶层聚集之地，所以创意阶层指标均为不显著，但是通过分析其与子指标本身对人均GDP增长的调节效用仍可分辨出地方政府在创意阶层从事生产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如表5模型10，政府规模与创意阶层的交叉项系数为0.0004，达到1%显著水平，这表明越是在地方政府公共预算支出高、社会服务人员（例如公务员）数量充足的城市，创意阶层的经济效应越高。如模型12所示，在人才、教育文化资源储备充足的城市，同样的补充效应也可被观测到，这说明虽然科教文卫服务排名与对应人均GDP或创意阶层分布的两两相关性并不直观，但是其本身作为创意阶层发展的互补要素，能够通过提高居民文化艺术水平、提供教育培训资源等，提升居民创造力，进而间接地促进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相比之下，在模型11、模型13和模型14中，居民经济福利、公共安全服务和经济发展服务排名似乎并不能很好地支撑创意阶层理论关于创新要素互补的假设。居民经济福利这一指标反映的是城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地方政府的收入与产出比率，而并未突出对高技能、高学历人才的支撑。公共安全服务的高低也不是决定创意阶层集聚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发展服务所指的主要是社会固定投资占GDP的比例等，此与弗罗里达所提倡的软环境建设理念关系微弱。
综上所述，可见创意阶层理论所涉及的创意阶层集聚、包容氛围、科技投入等指标从整体上对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相比之下，地方政府治理效率总体上并不能对创意阶层的发展构成有效支撑。这固然与样本容量缩小、指标定义方式和客观因素相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区域创意经济发展劳动力错配和政策错配的现状。
五、结论与讨论
弗罗里达关于营造包容、多样性社会氛围的理论毫无疑问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它也不是一剂一劳永逸的良药。中西，甚至中国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都决定了中国创意阶层必然拥有其独特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实现渠道。忽略这种差异性，而照搬基于纯粹西方文化语境的创意经济发展模式很可能会使公共政策的实施脱离实际、背离初衷。因此，本研究通过探析制度对创造力的影响，开创性地将传统创意经济学对“创意资本”积累的讨论延伸到提升创意经济发展质量的层面上，以创意阶层以及其社会、经济特征为核心元素，以政府管理体制、科技、文化和市场为辅助要素，构建了能够突破创新主体间壁垒，充分释放创新要素活力的发展理论框架。相比现有创意经济理论或单一关注创意产业集群，或创新城市和创新指标，本研究以创意阶层崛起为纽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创意经济发展理论体系。此外，本研究也将大量抽象的指标具体、量化，并与计量经济学模型相结合，这为今后同类研究开创了新的范式。
基于此，本文以钱塘江流域为例，借助空间分析、多元统计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手段，构建耕地变化驱动因子作用机制的通径模型，以期为我国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障耕地资源安全提供理论参考。
通过对比创意阶层与地方政府效率指标区位分布可直观甄别一定程度的要素错配。创意阶层主要分布于我国中部、东部和东南地区，而西部、东北部、西南部分布密度较低。相比之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效率指标地理分布差异大多与其不同：总效率华东地区偏高，而西北地区普遍偏低；六大地区的政府规模相对均衡；关于居民经济福利，可以看出地区分化严重，并呈阶梯状分布；各地科教文卫服务发展比较均衡，并且排名靠前的城市往往是一般的中小地级市；西北地区的安全服务堪忧，排名靠前的一般是经济欠发达、工商业比重较低的地区；对于经济发展服务，不仅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内部差异明显，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内部相差也悬殊。
本研究同时为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较有意义的决策参考。《中国地方政府效率报告》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的排名贴近我国城市发展现状。不过从创意阶层发展的视角来看，要实现排名的社会、经济价值，进而倒逼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与创新，还需扬长避短，例如：继续优化政府规模，激励企业和个人不断深化创新；尊重知识和人才，引导创意人群在竞争中创新创业，完善创新创意保障体制，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提供推进创新的政策与服务，建立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服务体系、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等。本研究强调区域、城市间“互补”而不是“竞争”，通过综合观察创意经济发展策略与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策略可以发现，虽然大城市在人才集聚、资本吸引、政策扶持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先天优势，中小城市完全也可结合自身特点去吸引和利用创意人才，例如对高效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的定位与宣传。这种根据不同政策组合实际效应，具有明确针对性和独特性的竞争策略体系，是解决创新驱动要素错配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也有局限。首先，研究样本只能涵括指标排名前100位的城市，而创意阶层指标数据库中对创意阶层的定义也主要基于行业而不是基于具体创意职业。此外，也存在由于反腐、制度改革，地方政府效率出现短期大幅波动的情况，如此一来关于公众对政府质量认知短期不变的假设可能会对研究结果带来误差，但目前制度排名指标定义与构成每年均有变化，尚无法作为面板数据使用。因此在微观层面对我国制度数据库的建设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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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Class in China in a Perspective of Difference of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ZHAO Kai1,YANG Ang2,XU Xiaoyu1,LI Xiaojing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Shanxi,710061；2.Bussiness School,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Business School,Sydney,Australia）
Abstract： For long,the economists of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regional economics have been fascinated in finding out how to stimulate innovation.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reasons for the imbal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creative economies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who focuses on enhancing the economic externalities of the creative class,based on Florida’s Creative Class Theory.The study shows,firstly,there is a positive eff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ative class and the urban per capita GDP growth.Secondl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ative class gathering and the government scale,and the service indicators of science,education,culture and health exerts a complementary effect on per capita GDP growth.Thirdl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ative class and the government efficiency indicators exerts an inhibiting effect on per capita GDP growth.Lastl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ative class and the indicators of the public security service,economic development service and the residents’economic welfare exert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er capita GDP growth.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can stimulate the innov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i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ismatching such innovative driving factors,it is an effective action to formulate a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system with clear pertinence and uniquenes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effects of different policy combinations.
Key words： Governance Efficiency,Creative Class,Cre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Mismatching Factors
中图分类号： F091.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511（2019）01-0020-14
收稿日期： 2018-11-05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17M613092）。
作者简介： 赵锴（1982—），男，山东泰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杨昂（1995—），男，湖南邵阳人，悉尼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商业与贸易。徐晓瑜（1984—），女，云南昆明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电子商务。李晓婧（1995—），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市场营销学。
【责任编辑 刘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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