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范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出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范式论文,当代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08]05-0011-06
当代实践的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理论的创新，从而能够对现时代做出更为深刻、透彻的理论反思与批判。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关于范式的转换与理论的创新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方兴未艾的热点话题。在全面把握、透视当代实践状况的基础上，风险范式在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中越来越显示出基础性的地位和理论价值。在风险视野中反思审视当代历史发展，把风险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结合起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风险社会理论，这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资源显现时代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或者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出场的根本路径之一。
其实，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后研究理路的文化转向，都可以看做是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关于范式转换与创新问题的研究更是屡见不鲜了。但是，当我们把范式作为讨论的中心和主题的时候，首先需要对“范式”本身有明确的理解和界定，否则不仅可能带来理论的混乱，甚至有可能与我们的研究初衷相背离。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中，范式的转换与创新不仅可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强化反而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削弱与扼杀。
“范式”(Paradigm)概念源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这本书中，库恩以“范式”为基本概念来说明科学史的发展。在库恩那里，“范式”指的是科学成就，“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①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具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②库恩关于范式的理解和界定对于我们今天讨论马克思哲学范式的转换与创新问题有基础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哲学问题毕竟不同于科学史问题，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有所不同，因此当我们借鉴和利用范式概念的时候还不能把库恩的范式概念直接搬用到哲学问题的讨论上来。
哲学范式根本上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研究的视角、视野、范畴、方法等等方面展现出来。在这方面，国内有学者对此做了很好的概括，“哲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哲学的总体性的活动方式，它涉及哲学理性活动的各个基本方面，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③因此，哲学范式的转换与创新根本上是思维方式的转换与创新，表现为研究视角、研究视野、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转换与创新。我们认为，新的哲学范式具有几个基本的特征或者内涵要求：首先，新范式总结了以往理论发展的成就。新哲学范式的形成并不是与以往的理论成果相隔离的，无论是正面的继承还是反面的借鉴，都是在以往理论进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以往理论成果的总结，新范式本身内在地蕴涵了以往的理论成就和理论进展。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了哲学本身的特点，哲学发展史可以看做是哲学范式转换与创新的历史。其次，哲学范式的批判性。新哲学范式直接针对的是当下主导或者流行范式的问题、不足或缺陷，没有这些问题、不足与缺陷，哲学范式的转换也就失去了意义。批判并不等同于反叛与背离，新哲学范式并不完全否认以往成就的意义，相反，是在以往成就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更大范围的思考，是对以往理论成果的升华与拓展。第三，从哲学发展的动力来看，社会实践是哲学前进的最根本的推动力，因此，新哲学范式的形成不能单纯看作以往理论发展纯粹理论推演的产物。新哲学范式是对历史实践发展状况的概括与总结，反映了时代实践的特点与水平。第四个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新哲学范式开创、引领了新的研究领域、新的研究视野，既表现为全新研究视野的开创也表现为对原有研究视野的深化与拓展。在理论行动中，表现为对新研究方向和新研究方式的开创与引领。这四个方面不仅是哲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与内涵，也是我们判断一种新哲学范式价值程度的根本依据。除此之外，哲学范式也具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具体特征，比如在形式特征方面，哲学范式通常表现为一个或多个基本的范畴、命题，以定理、原理、原则、方法等系统的理论论证的方式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讨论范式的转换与创新的问题的时候，还必须注意范式转换与创新的层次性问题，这也是全面理解和把握范式的一个根本要求。在学术界，学者们关于范式概念的使用和范式创新的讨论并非完全都在一个平台上，各种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忽略了范式转换与创新的层次性问题。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范式转换与创新，不仅其内容、含义不同，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有所差异。总的来说，范式的转换与创新表现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表现为学科层次上范式的转换与创新。在这一层次上情况稍许复杂一些，表现为几种情况：其一，由于范式的转换与创新，使得一门学科从原来的学科里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比如在古代，哲学是包罗万象的学问，所谓一切都在哲学中；而到了近代，具体科学一门一门地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所谓“一切不在哲学中”。其二，由于各个学科之间的相互普遍联系性，在相近或相关学科之间理论发展的相互促进。一个学科的范式转换与创新不仅是该学科的发展，也表现为对其他相关学科的促进与提升。比如近代物理学与数学发展的相互促进，物理学范式的创新促进了数学的发展，而数学范式的创新又促进了物理学的进步。其三，一学科的研究范式被引入到另一学科或者学科研究范式之间相互交叉，形成新的学科，比如物理化学或化学物理等大量新型交叉学科的形成。在这一层次上范式的转换与创新表现为基本学科原则的转换与创新，范式转换与创新涉及学科的基本原则，其结果是新学科的形成。范式转换、创新之前与范式转换与创新之后表现为不同的学科，范式的转换与创新所呈现的是学科之间的关系。限于本文讨论的主题，关于这一点不再赘述。
第二个层次，学科内部范式的转换与创新。与第一层次不同的是，范式的转换与创新不涉及该学科的根本原则(即使该学科之成为该学科那些原则)，而表现为学科内部不同理论派别之间的基本理论原则、基本理论立场、基本理论方法以及基本理论视野的差异、转换与创新。范式转换、创新之前与范式转换与创新之后不再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而是同一学科内部不同理论派别之间的关系。比如，在物理学中从经典物理学到相对论的转换，在哲学领域，马克思实现的对以往哲学的革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层次上范式转换与创新的结果是新理论派别的形成与发展，在哲学领域就是新哲学派别诞生。
第三个层次，理论派别内部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一种理论派别形成之后，随历史实践的发展该派别本身也要不断发展，从而在发展和研究中形成不同的研究主题、研究重点、研究视界，形成不同的学术思潮和理解方式，表现为不同学术思潮、理解方式或者学术派别之间的研究方法、学术原则、研究方式、基本范畴、理论视野、研究的重点领域等等方面的转换与创新。这一层次上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无论研究范式如何转换、创新都不改变这一理论派别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终极价值指向，不改变这一派别之成为这一派别的那些原则规定和内涵。否则，就不能称为这一派别的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而是在第二个层次上即理论派别的意义上的范式转换与创新了，是以新的理论派别取代原有理论派别意义上的范式转换与创新。
在此意义上，当我们讨论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不仅要考虑理论创新的问题还要考虑我们所创新的东西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是否与马克思主义一致，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历史实践的发展不仅会造就理论派别内部研究范式的发展，也会造就学科领域内部理论派别之间的范式的创新与转换。根据历史辩证法，任何事物都不具有终极的性质，因此我们并不反对在哲学派别的意义上讨论范式的转换与创新，但是这时就不应该冠以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义。而如果在这一名义下讨论问题，那么就必须遵循这一层次上讨论问题应当遵循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后，随着世界历史实践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也经历了变换与创新的过程。这主要有两种状况：第一，依据历史实践的发展，形成新范畴、新概括、新理论、新阐释。例如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在新的理论概括和阐释的基础上寻求、提出不同于以往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比如列宁虽然依然坚持政治革命的道路，但是把马恩时代同时革命的理论发展为一国首先胜利理论，哈贝马斯则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历史逻辑的分析中寻找思路。第二，结合新的历史实践状况，重新诠释、整合、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成新的理解方式，从而强化和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思想资源的价值，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新的历史实践的解释和批判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各种理解方式的出现都可以视为这个方面的例证。当然，这两种情况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通常是相互交织的关系，新的理论概括往往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诠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诠释又经常暗含着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新发展。在当代资本关系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人类实践活动的相关性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空前加强。历史实践的发展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挑战，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回应，另一方面又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回应提供了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从人们的历史实践出发解释世界、解释人们的社会生活的理论。也就是说面对这样一种历史语境，概括形成新的哲学研究范式，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当我们深入、全面地审视当代人类实践状况和生活状况时，风险范式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在当代理论思维中的根本价值。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我们认为风险范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理论创新，对现时代进行深入、透彻的反思和批判的一把钥匙，是实现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出场的一种根本路径。这不仅因为风险范式开创了新视野、新领域，还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风险范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逻辑的延续，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则的贯彻与坚持。
根据哲学新范式的内涵特征，风险范式突出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与创新的根本要求。首先，风险范式概括了当代实践发展的水平与状况，是对当代实践状况和人类生活状况的集中反映。风险问题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风险是潜在的危险，是尚未成为现实的危害。就实践的目的与后果的关系而言，实践具有二重性，一种是有利的实践后果，一种是不利的实践后果。这种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负面后果就是风险。实践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创造性，按照熊彼特的分析，“创新”与“风险”共生，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④。因此，风险的发展程度是与实践的发展程度相对应的，风险的发展状况反映了时代实践的发展范围和规模、深度与广度。在当代各种全球性的诸如生态、气候、资源等风险与危机实质上反映着当代深度全球化条件下人类的实践状况与生存状况。在深度全球化条件下，人类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深化和拓展，实践相关性在全球范围内空前深度加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全球性风险也在不断地增加和加剧。可以说，把握了当代的风险状况也就对现时代的实践状况和人类生存状况有了全面的根本的把握。风险是透视当代实践状况的根本切入点，而强调从人们的历史实践出发解释人们的社会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论特色，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风险研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其次，风险范式总结概括了以往的理论发展。这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概括了以往风险理论的发展。实践的状况决定了理论状况，全球化发展之前人类实践在相对比较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着，一方面由于风险的程度比较低，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界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人类实践的风险(比如对森林的采伐由森林的自然生长所补充)，风险问题并没有成为一个中心的理论问题，甚至没有成为一个理论问题。人们只是关注了实践行动的成就方面而没有或极少关注风险方面。就此而言，风险范式是对以往理论状况的批判性总结，它既重视实践行动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又关注风险后果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消极影响。全球化发展以后，风险问题进入人们的理论视野，尤其是当代各种全球性风险与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关于风险问题的研究在社会、管理、金融、卫生等各个具体科学领域广泛展开。风险范式不仅概括了这些科学研究的优秀理论成果，而且把研究推到了哲学层次。其二，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这也表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坚持。风险范式并不排斥或隔离历史唯物主义已有理论成果，并不否认或削弱已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成果的价值，相反，当应用风险范式研究分析时代问题时，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基本的理论平台。风险范式内在地包含了以往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理论成果，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原有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的理论拓展。
再次，风险范式暗示了现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至少是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有理解)的缺陷与不足，暗含着对这些缺陷和不足的批判性反思。这在研究视角、基础概念、基本分析图式、终极价值塑造等几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极少从风险这方面做出理论的阐述。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并没有完全忽视实践风险的问题，但是这方面的阐述并没有占据基础性的地位。在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方面的问题则被忽略和遮蔽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兴起后，风险问题虽然没有被完全忽视，但是仍然没有被理解为根本性的理论视野。深度全球化的实践导致了各种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风险，这些风险目前还在不断增加和加剧。在这样的状况下，社会风险应当成为历史唯物主义透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理论视角。第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概念，生产力被单纯理解为改造外部世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在全球性风险社会背景下，生产力就不能再单纯被理解为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还应当包括防范和化解实践风险的能力，否则，作为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上升的动力源泉，生产力的基础性地位是不充分的。第三，历史唯物主义从人们的物质生活出发分析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人们的意识观念。在风险视野中分析各种全球性风险时，这种分析方式似乎失去了应有的效力。一方面风险分配的逻辑明显不同于财富分配的逻辑⑤，生产力发展导致的风险虽然起源于发达地区，这些风险未必引发这些地区的政治变革，却可能引起经济落后地区的政治变迁。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风险意识往往取决于科学理性的决断或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来自于对风险现实的认识和把握；同时风险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在风险成为现实之前人们很难认知和把握，风险意识总是滞后于风险现实。风险意识状况很难直接从风险的现实状况得到解释。第四，历史唯物主义塑造并追寻自由王国的理想，就其首要的和基础的物质条件而言，人们要做的就是一方面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废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消除社会的分裂状态。现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只关注了物质财富条件(无论是生产还是分配)，而没有涉及物质财富生产的对立面——风险问题。如果人类规避风险的能力不能与人类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同步增长而远远滞后于它的话，一旦风险转化成为现实，将不仅可能是物质财富的湮灭甚至可能是整个人类生活的崩溃！
最后，风险范式开创、引领了历史唯物主义新的研究视野，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展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语境下的理论活力。风险范式引领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方面是在风险视野中审视、整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方法和观念透视当代风险现象和风险问题。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谈到一个方面必然涉及另一方面，暗含着对另一方面问题的解答。当风险范式作为一种新研究视野被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时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而且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风险语境下的勃勃生机，使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在一般社会发展的层次上，对当代风险现象和风险状况给予合理而且是深刻的阐释和说明。从实质上来说，这就是深度全球化时代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人们的历史存在出发说明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理论。时代实践的发展即人们的历史存在状况发生了变化，也必然要求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以往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论阐释。因此实现风险范式的转换与创新，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自身发展的理论逻辑。
另一方面，实现风险范式的转换与创新并没有改变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而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条件下的创新与发展。研究范式的转换、创新限定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表现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和原则的继承与坚持。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人们的历史存在出发解释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⑥，人们的历史存在就是他们的物质生活实践，物质生活实践是解释世界说明社会生活的根本出发点。在风险视野中透视当代社会状况时所立足的根本出发点正是当代社会的物质实践状况，各种全球性风险有着深刻的实践存在论基础。风险范式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基点上有原则的一致性。其次，在风险视野中观察当代社会的历史本质时，在根本理论方法上坚持并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当代各种全球性的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根本性威胁的这种社会状况不是从来就有的，从历史的发展看，这种状况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全球性风险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表明了这种社会状况在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表明了这种社会状况的历史进步性，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第三，在理论的终极价值目标指向上，风险范式继承并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终极理论理想。历史唯物主义围绕人和社会的历史发展，把塑造并追寻自由王国作为终极价值指向。风险范式围绕对当代人类生存境况的反思，在人的发展的意义上的终极理论指向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对这一终极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考与推进。第四，围绕终极价值目标，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社会条件，即消除根本利益的差别与对立，消灭社会的分裂状态，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分裂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批判指向。以风险范式审视当代社会，各种全球性风险的直接历史根源最终要追溯到深度全球化的资本关系，因此反思当代社会的根本理路直接指向对当代全球资本关系的批判。在现实的批判指向上，风险范式的转换并没有改变历史唯物主义的剑锋所指，相反是延续和坚持。理论基点、分析方法、终极价值目标与现实批判指向等方面根本的一致性表明，风险范式的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创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
当代社会恰如一个“千面人”，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理解和描述，正如人们用“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网络社会”、“后工业社会”等等名称来描述它一样。在标明当代社会重大特征的意义上，当代社会也可以称为“风险社会”。在当代社会，对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形成根本威胁的风险是各种全球性风险，因此当代社会是全球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中，以全球风险社会为对象、通过风险范式转换与创新而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风险社会理论。历史唯物主义风险社会理论是全球风险社会语境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出场。
所谓风险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发展阶段或者社会状况，在这样的社会中各种全球性风险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风险社会的到来并不是单纯意识的产物，并不单纯是人们主观认知评价的结果。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认为，在当代社会，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增多，也没有加剧，相反仅仅是被察觉、被意识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了⑦。实际上，正是由于社会风险日益增加和加剧的客观事实，才引发人们对风险问题的关注。正如沃特·阿赫特贝格所指出的，“风险社会不是一种可以选择或拒绝的选择。它产生于不考虑其后果的自发性现代化的势不可挡的运动中。”⑧全球风险社会是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境遇。
全球风险社会有其实践存在论的基础，是人类实践在全球深度拓展的产物。固然，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风险有些是由于纯粹的自然运动所导致的，比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但是这些风险不具有历史性，其性质和程度并不因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对人类生活产生根本威胁的那些全球性自然风险，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渗入到自然运动，人的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运动的变化从而给人的生活带来的风险。对人类生活形成根本威胁的那些全球性风险都根源于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实践越是发展，风险后果也就越大。当人类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深度拓展的时候，由此引发的风险不仅具有全球的性质而且程度也不断加深。阐明了风险社会的实践存在论基础也就指明了风险社会存在的历史前提，即风险社会是全球化或者说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⑨在世界历史背景中，人类交往普遍提升，原来局部的区域性风险转化为全球性的风险。世界历史形成之前，风险只对人类产生局部的影响，而当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风险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种全球性风险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形成。因此，风险社会是实践基础上、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从人的历史发展来说，风险社会的出现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一方面，风险社会是人类实践发展的产物，风险社会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实践的巨大发展和提升，而这又暗示着在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从必然走向自由的历史进程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实践的发展是人类迈向更高程度自由的前提。风险社会本身昭示了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风险也是社会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风险社会并不总意味着危险，“许多理论和理论家们没有认识到风险社会的‘机会’。”⑩“它是经济活力和多数创新，包括科学或技术类创新的源泉。”(11)“风险是一个致力于变化的社会的推动力”(12)。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风险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创新的社会。另一方面，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实践在实现自身终极目标的进程中走向了自身的反面，风险社会成为人类生存的悖论。人类实践的终极目的就在于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在当代风险社会中风险程度有了空前的加深与强化，是对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威胁，如贝克所言，可能会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上的所有生命(13)。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是对人类实践终极价值目标的根本否定和反叛。由此可见，一方面风险社会是人们历史活动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历史结果又是以巨大风险代价为前提的，需要由进一步的历史活动来克服和扬弃，从而对风险社会的肯定也就内蕴着对风险社会的历史性批判。
应当注意的是，肯定风险社会的实践根源并不等于说实践风险的存在及其发展必然导致风险社会。实践具有二重的性质，实践的发展一方面导致风险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类发展自由度的提升。单就实践的两个方面后果而言，它们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关系。在没有外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形成一种相对平衡的张力，风险的扩张由自由的提升所克服，风险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言是可以承受的。所谓可以承受即不会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根本性的威胁。一旦外在因素介入其中，二者的制衡关系被打破，风险后果就会被片面突出。在这种状况下，实践越是发展，风险的威胁越是突出，以至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当代社会就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并存的现象：一方面是社会物质财富日益巨大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全球性风险的异乎寻常的增加和加剧，而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形成根本性的制约和制衡关系。
风险社会的形成直接根源于私人利益，私人利益是打破实践两个方面平衡的关系、导致风险后果片面突出和强化的根源性因素。人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因此存在着个人利益；同时人又生活在社会中，因而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并不必然对立而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随着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私人利益。私人利益是与公共利益相对立的个人利益，在各个层次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资本关系是私人利益最高形式的代表。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分裂与对立的条件下，私人利益成为实践活动的直接出发点。资本的本性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增殖，而这在根本上要通过生产来完成。因此，最大限度地攫取物质财富就成为资本关系主导下的社会实践的首要直接目标。当物质财富的增长被片面突出时，实践两个方面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导致实践风险片面扩张与强化。随着资本关系深度全球化，实践风险也在全球范围内深度扩张与强化，这就是当代全球风险社会。因此，对风险社会的历史性批判首先指向对全球资本关系的批判。资本关系是当代全球风险社会形成的根源性因素。
追溯到对私人利益和全球资本关系的历史性批判，不仅深化了西方理论家们对风险社会的批判，而且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指明了风险社会的未来趋势。私人利益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分工和私有制因历史的发展而消亡的时候，私人利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历史条件。私人利益的历史暂时性表明，风险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或者特定现象，一旦弥合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分裂与对立，风险社会也将被超越。资本关系是私人利益最高形式的代表，对资本关系的批判与超越就成为风险社会语境中理论的根本任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风险社会语境中凸显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如何在风险社会语境中探寻历史性地扬弃资本关系超越风险社会，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新的历史时代的理论任务。
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对风险社会作出全面的理论把握，仅仅在一般社会发展的层次对全球风险社会做出宏观的叙述是不够的。全球风险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或特定现象，有其特殊的矛盾和规律。全面反思风险社会还需要对风险社会的具体运动状况、运行机制和特殊发展规律以及历史地扬弃风险社会的具体道路和方式等问题给予理论的认识和说明。这些方面构成历史唯物主义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的基本内容。而这需要更细致地理论探讨，这也正说明历史唯物主义风险社会理论有极大的理论空间和创新领域。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出场而言，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这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我们的责任。而应对这一切工作，实现向历史唯物主义风险范式的转换，我们就掌握了一把打开一个全新理论空间的钥匙。
注释：
①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第4页。
②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③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④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7页。
⑤参见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一章《论财富分配的逻辑和风险分配的逻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⑥参见庄友刚：《广义历史唯物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⑦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⑧沃特·阿赫特贝格：《民主、正义与风险社会：生态民主政治的形态与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9页。
⑩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
(1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12)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13)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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