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危机的本质_内部环境论文

现代企业危机的本质_内部环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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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04)09-0089-06

一、对危机的再认识

对危机及危机管理的研究已经历了二十多年,但仍未能对其本质进行深入的研究,常常把突发灾难和暂时困难认为是危机。

(一)“突发灾难”不等于“危机”

2003年中国发生SARS并迅速向全球扩散,而2004年春又发生引起全球恐慌的禽流感,被众多危机研究者认为是连续两次出现的危机。本文认为,SARS只是危机本质—医疗卫生防范系统的不善,被引发的严重灾难事件。从这方面来说, SARS的出现,并不是坏事,因为它揭露出所存在的根本危机。中国政府对SARS事件的处理成功,不仅有效控制了疫情,而且真正较好地解决了危机本身—对医疗卫生制度进行了变革,完善了医疗卫生防预系统。禽流感在越南、泰国等国家爆发并带来了严重灾难,但在中国得到迅速有效控制,避免了重大损失。同样,9.11事件并不是危机,只是严重事件,9.11事件所暴露出的真正危机是美国安全防范系统的不完善和制度体系所引发的国家、民族、宗教的冲突。

(二)“企业困难”不等于“企业危机”

美国泰尔诺胶囊事件由于美国药品制造商强生公司的出色处理被认为是现代危机管理的开始[1]。强生公司在处理这件灾难事件中并未对公司的结构和制度进行变革,她的内部机制就可以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这种困难对强生公司来说只是企业困难,而不是企业危机。

另一个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例子是中国的三株集团公司,三株集团原为中国保健品行业的霸主,由于“中国湖南省常德市一个老汉吃了三株公司三瓶三株口服液死亡”的事件,使其市场销售一下子全部崩溃[11]。三株集团危机的根本,并不是由于该事件和媒体大量的炒作所带来的企业困难,而是因为三株集团本身制度僵硬,整个庞大销售队伍严重腐败,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危机。

(三)对“危机”与“企业危机”的再认识

本文认为危机和困难,危机和灾难性事件不是完全等同的,危机是“不对组织自身进行有效的变革就不能克服的已出现或潜在的危及其生存与发展的因素”。同样,本文认为企业危机和企业遇到严重的困难不是完全等同的。一个企业的危机是具有内在的本质性的,不进行有效变革是不能消除的,危机可能是潜伏的。企业出现严重困难不一定就是危机,如果这种困难不对企业进行变革就能克服,这种困难只是困难而不是危机,反过来,一个企业表面业绩很好,表面上好像没有困难也可能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因此,企业危机是“企业中存在不对自身进行有效的变革就不能克服的已出现或潜在的危及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因素”。

二、企业危机

企业危机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内容和形态,本文把其归结为以下两方面:

(一)“内部离斥力危机”和“环境适应力危机”

企业作为社会中有机生命体,它之所以能生存是在于能保持内环境的稳定协调平衡和对外环境变化的主动适应及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改造。在企业中人、资金等一切资源都是具有流动性、竞争性、机会主义倾向,这就决定了企业内部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企业又是处于激烈竞争和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因而企业必须改变自身的形态去适应和改造环境。

企业管理有两个根本功能,一是,把这种内部先天性的不稳定性协调为动态稳定平衡,充分发挥企业内部资源的最大效能和使内部资源不断增值;二是,使企业能主动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企业中如果存在着使内环境动态稳定协调平衡和对外环境适应能力遭受到破坏,可能或已危及企业生存的因素就是企业危机。因此企业危机可分为“内部寓斥力危机”和“环境适应力危机”。内部离斥力危机是内部因素造成组成企业资源的吸引力、更新力、凝聚力、协调力的可能或现实的严重下降;环境适应力危机是对环境变化洞察力、迅速应变力和创新发展力的可能或现实严重下降,不能适应和改造环境。

(二)潜在危机与危机防范

现在明智的企业家和经理人更关心的是潜在危机,力争把危机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潜在危机是企业从业绩表象看是处于良好状态,但已隐伏着危机的因素。现在对企业危机评价和预警研究通常使用彼得·杜拉克(Peter F·Drucker)提出的市场位势、创新绩效、生产率、现金流及赢利能力等五项指标指标,但是这些指标只是企业的表象业绩,是表征现时状态的外表变量,而不能反映企业的本质状态。在中国,像巨人集团、三株集团、太阳神集团等一大批业绩显赫的企业突然崩溃,说明用这些指标来评价企业发展或危机的欺骗性。现在《福布斯》对中国企业排名,被中国人讽刺为中国企业的黑名单,因为不少中国企业上了《福布斯》不久就崩塌,说明表象评价具有多么的不可靠性。

企业潜伏危机是企业内存在着的可能危及企业发展的因素,这些因素往往是逐步增长的,是企业内部人为的,只要细心研究大多是可以发现的、可防范的内生变量,正因如此,才导致产生危机防范与预警的研究。

三、现代企业危机的成因

企业“内部离斥力危机”和“适应力危机”,从根本上均是源于企业不适应企业生态环境所导致的,因此,本文认为因而现代企业危机的研究应从现代企业生态、企业形态及企业与生态环境关系三个方面来把握[6,7]。

(一)现代企业生态

二十世纪初产生的科学革命,到二十世纪中叶后爆发为一场持续发展的最宏伟的技术大革命,它把人类社会逐渐推进到知识社会的时代,使企业生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产品与服务、资本、劳动者、消费者、市场竞争;社会公众、信息传播、社会法制八个方面[8]。

产品与服务 由工业社会以物质产品生产与体力劳动服务为主体转变为以创新性的知识产品生产与服务为主体。

资本 从全球来说,资金相对富裕和企业资金社会化,使企业可以较广泛地从银行、股市和各种资金组织中获得资本,资本所有者与企业关系相对较弱甚至完全分离,资本流动性强。

劳动者 劳动者由体力劳动者为主体转变为以知识工作者为主体。知识工作者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经济相对富裕、可选的交易机会多、价值观念上不仅追求物质福利更追求民主、自由、受尊重权利和体现个人价值发展机会等多种福利,因而成为更具有机会主义偏向、更具流动倾向的有限理性的“契约人”。

消费者 消费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已从基本生活物质需求转向高级物质、发展物质和高质服务的需求;消费观念已由低价、耐用为首选转变为追求新颖、高质;对商品与服务选择理性化。

市场竞争 由资本实力与产品质量、价格竞争转变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竞争;新技术、新知识、新产品不断的涌现;资金作为限制市场准人壁垒的时代已经结束,大量的新企业不断涌现;技术、产品的可裂变仿制性与企业间的裂变仿制竞争形成的巨大的生产力使一个新产品一出现就迅速达到饱和。

社会公众 社会公众觉醒为对企业监督的力量,强烈要求企业诚信和为社会公益服务,公众又是有限理性的,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媒体的左右,并且相互影响迅速扩散。

信息传播 现代社会信息传播高度发达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发展和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传媒多样化、传媒间利益的激烈竞争、传播的高速和广泛以及存在着传媒非道德的炒作使传媒成为支持企业发展同时又是制造和扩大企业危机的重要力量。

社会法制 当今社会法制虽然逐渐完善化,但仍然存在法制的不完善和执法者的腐败。

(二)现代企业变迁

企业形态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它取决于企业所在的企业生态环境。当今的生态环境要求企业由工业社会企业形态向知识社会企业形态转型,并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的转变与之相适应:

1.内部资源结构关系转变

企业资源要素由资金起主导作用转变为以人才起主导作用;产品生产以物质生产为主体转变为以知识生产为主体;劳动者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转变为以知识生产者为主体。要求企业内的资源结构关系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即由主导资源役使从属资源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

Peter F.Drucker的名著(《The New Society:The Anatomy of Industrial Order Copyright》[4]中论述工业社会有效的组织秩序是来自“劳动者与产品和生产手段的分离”,劳动者自身无法生产产品,他们必须加入到由人、机器和劳动工具组成的高度组织中。产生工业社会秩序的根本是资本在社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本的稀缺性和难获得性,劳动者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手段被迫强依赖于资本,受着资本权力的役使,使企业内部形成相当稳定的结构。虽然在当今的社会中企业仍然是大生产组织,劳动者与产品和生产手段仍然分离,但是在当今社会中企业资源要素禀性起着根本的变化,企业资本的社会化和容易获得性,使主宰企业的根本力量变为众企业中的知识工作者。他们强烈追求民主、自由、受尊重权利和体现个人价值倾向,受教育和训练机会的增多和社会发展机会的增多,使得在企业内成员力量对比差距大大减弱,这必然要求把工业社会企业中“主从依附—役使”的契约关系转变为平等合作的契约关系。

2.竞争、适应与企业结构关系转变

在工业社会时期,产品生命周期长,品种少,技术发展缓慢,资金稀缺和难以获得,企业竞争是资本实力、生产规模、价格、质量的竞争。只要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巨大的生产规模和低价优质产品就能击败对手并阻止新竞争者进入市场,长期保持稳固的市场地位。

然而当今企业面对极为复杂多变的企业生态环境,承受着众多的外在压力。现代企业不仅要适应技术、产品不断创新的压力,众多竞争对手不断涌现的压力,消费者选择的压力,而且要适应和承受众多传媒的压力,公众要求压力和社会规范与不规范的压力。使得现代企业必须由原工业社会的刚性“决策—命令—执行”的科层结构,改变为具有对环境变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高度适应力,应变力的柔性结构,以应对多变的环境和众多的外来打击。

无论是上述“内部资源结构关系转变”,还是“竞争、适应与企业结构关系转变”,制度体系同样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现代企业危机本质—企业制度体系的缺陷

诺贝尔奖获得者Douglas.C.North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5]。”对于企业而言,对其发展与危机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样是制度体系因素而非技术因素。本文所说的“制度体系”是指制度制定者、制度和制度执行者三者总合。本文提出“制度体系”是由于许多制度经济学者在制度研究中常常忽略企业制度不是外加的,是企业自身自主制定和自身监督执行的本质的事实。企业如同国家一样具有“暴力潜能”,现代企业危机频频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制度体系的变革不能满足企业生态变迁的要求,现代企业仍然基本上保持着由工业社会生态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以中央集权进行内部资源配置,计划—命令—控制和多层科层制的企业制度,这种制度在当今的生态条件下存在以下严重的缺陷:

1.企业制度体系悖论

在这里我们始终假定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参与组织活动的活动者是有限理性契约人;二是组织中的制度是为了制约企业参与者伤害组识和组织中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要使一个组织中的制度体系能有效地制约制定者和制度执行者,并使该组织能永续发展,制度的制定者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完全无私或者是与组织的利益完全一致的;二是完全能了解现在和未来的一切情况和了解如何处理的万能圣人。柏拉图理解其中的困难,所以他在《理想国》的制度安排中把哲学家作为统治者,并规定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不能有家庭和私有财产。在现实中,企业制度体系中的“统治者”不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家,他们是有限理性的契约人,由他们制定制度去限制自身和组织中他人的权力和机会主义,其结果往往只能使权力更大滥用和机会主义泛滥,这就是“企业制度体系悖论”,这种企业制度体系悖论缺陷是产生企业危机的本质原因。

2.企业制度科层权力序列与企业腐败

正像科斯所指出的那样:企业使用行政权力对资源进行配置,它形成科层等级的权力序列结构。本文认为这种制度给予有限理性的掌权者实施权力的同时就给与他们权力寻租的机会。制度对掌权者权力滥用的监督和处理成本是极高的,特别是当权力寻租成为相互紧密勾结时,使监督和处理往往成为不可能。权力寻租和租用权力,导致企业用人唯亲、营私结党、压制人才、贪污行贿、压制创新等腐败,这是企业最根本的危机。因此,防止权力滥用是企业制度中最根本的问题。对于防范滥用权力,孟德斯鸠说过:“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但是,如果用更高层的权力去制约下层权力,就陷入更大的权力滥用的悖论。诺克提出制约权力滥用的方法是西方制度实行的多党制、三权分立、新闻自由、民主选举。但是事实表明,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能直正有效的制止权力的滥用。并且,企业不同于国家,不论是什么类型的企业,让企业中的“人民”去选择企业的制度,选举或罢免制度的执行者是不可能的。企业是一个统一的权力组织,由上而下委权构成企业中的权力秩序。对于防止企业各级权力滥用和要求完成的职责,在委托代理(principle—agent)理论中设计一套“威胁”激励制度和“代理人市场”,使代理人在权力滥用和不能履行职责时,将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然而这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由谁来执行“威胁”激励制度和“代理人市场”的实施,执行者也是有限理性人,它可以被违规者贿赂的,这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这又回到上述“权力约制权力使权力更大滥用悖论”的怪圈;二是,真正是谁有能力使违规者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是社会而不是企业本身,因为,如果代理人违规触犯法律只能由法院处理,这就涉及到法律的公正性,如果不触及到法律,把他开除,他付出的机会成本并不由企业决定,而是由社会来决定,这就需要社会中有一个完善的规范的代理人的市场制度来共同对违规者处以严惩,企业内部本身是无能为力的。

3.大企业多层级科层制收益分配冲突

企业与职工间和职工与职工间总是存在着本质的利益不一致性的,这就必然存在着利益间的冲突。多层级科层分配是按科层序列进行而不是真正按对企业的实际贡献来进行的。企业越大、层级越多、人员越多,每人在企业获得的收益份额越少,越下层收益分配额越少,对企业亲合力越小,监督成本越大,权力滥用和偷懒的可能性越大。一些企业为了激励职工积极性,使用与企业效益挂钩的分配方法,笔者曾对实施这种方法的企业进行调查,发现并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益,原因是职工对收入公正性评价不是自身的收益量,而是收益间的对比,因为与企业效益挂钩的制度方案往往偏向于上层领导,这就更挫伤了中下层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工的积极性。近几年中国企业和许多组织为了提高组织的绩效提倡内部引入竞争机制,企图通过它来提高组织的活力,然而对于许多组织来说这种方法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破坏了团结合作,并在竞争压力下为了个人和小单位的绩效弄虚作假。

4.制度产权界定磨擦

现代企业内部结构实际上主要是企业参与者的资产产权交易结构。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企业内部的稳定性实际上是取决于企业制度确定产权交易的合理性。产权交易合理性的确定首先要求资产价值的可测度性和稳定性。但是,现代人力资产具有难于测度性、不稳定性和收益要求多样性,使企业制度难于确保产权交易合理性而产生企业产权交易的磨擦。原因在于:首先,企业中个人人力资产的价值是由对企业贡献来确定的价值,而它的价值在使用后才能体现,这就难免出现“大才小用,小才大用”,未能真正体现其价值;其二,个人的人力资产随着社会知识、技术的发展,自身的学习,企业发展的要求而贬值或升值的,企业中个人人力资产的变化就要求企业对产权重新界定,而企业制度中对人力资源产权界定的调整是具有很强的相对刚性的,这就必然产生交易中产权界定磨擦;其三,个人收益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易变性,不仅要求经济收益,并更注重自身价值体现,地位、受人尊重、自由平等、发展机会,并且不同时期的主要要求不同,任何企业制度都不可能充分满足个人这种多样化和易变要求的制度供给,因而产生制度供给磨擦。

5.科层制权力体制与现代平等合作要求矛盾

以科层制为基础的企业制度是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它的基础是通过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以有效降低成本。行政权力支配的根基是资源不平等,存在着主从依附关系,形成“决策—命令—监控”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正符合工业社会大生产的需要,支持了工业社会大生产发展的半个多世纪,如上所述,在知识社会,这种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知识工作者的要求,不能调动知识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形成旧企业制度与知识工作者要求企业成为合作组织形式的矛盾,阻碍企业的发展并会引发企业内部的离斥危机。

6.领导正反面作用、领导权力与权力制约—企业制度中两难的选择

企业领导对企业中的兴衰、发展与危机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企业内部的离斥危机、适应性危机都与企业领导有着密切的关联。传统管理学和制度经济学均认为企业制度必须给与领导以强有力的权力使他们能行使领导的职责,而领导权力过大甚至无监督就可能由于权力滥用而导致企业危机,这是企业制度中两难的选择。在本文中仅讨论领导权力滥用危机问题。

经济学和管理学往往忽略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企业最高层,甚至独资企业的企业主与企业利益的背离。企业利益是企业的持续生存与发展,而领导(包括企业主)的利益是个人价值福利的满足。个人价值福利,包括:物质、精神、地位、权力、荣誉、事业。对于高层的领导,绝大多数情况是把地位、权力、荣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企业领导与企业利益背离导致企业危机的最著名的例子是福特和他的企业,福特个人福利的满足不是企业发展使他获得持续的利润,而是过去他推行流水线大生产的T型车给他带来的荣耀,对他来说,任何创新改革都是对他已获得的荣耀的否定,以致他使用绝对的权力去反对一切创新改革。福特并不是没有看到汽车产业发展的形势,更不是没有力量进行改革,他认为对他最有价值的是已获得的荣耀。福特与他的企业利益背离使他反对汽车的任何变革使企业陷入严重的危机。在Han brick和Fukutomi所提出的总裁生命周期中,最后阶段全面僵化的根本原因往往亦在于总裁为了保护已得到的荣誉、权力和地位。中国民营企业短命是与民营企业主“一夜暴富”心理价值取向有密切相关的。“一夜暴富”心理价值取向,把民办企业看成是“赌博”,同样是与企业利益背离。这种背离使许多中国民营企业家不考虑企业前途,不考虑企业对环境适应,赌掉了原来业绩辉煌的企业。

7.科层式金字塔制度结构对适应性的障碍

传统的企业制度结构是金字塔式的科层结构。它适合于环境改变缓慢的大生产的工业社会。但在当今的社会中,它却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和形成适应力危机的重要根源。现代企业危机的原因绝大多数情况是由于企业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对环境变化缺乏洞察力、迅速反应力、创新应对力。在金字塔形的结构下,掌握应对环境变化的是远离环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领导,而真正掌握环境变化信息实施对环境变化响应的是金字塔最底层的第一线职工。由下而上逐级对信息收集,形成信息滞后和失真;由上而下逐级决策和实施形成决策阻滞与变形,使得企业适应力低下。如何克服企业制度科层式金字塔权力结构与信息迅速反应需要的倒金字塔结构之间的矛盾是当今制度结构应解决的问题。

四、结束语

现今大多数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是研究企业所遇到的灾难性事件或者严重困难,未能深入思考企业危机的本质问题,特别未考虑产生危机的制度本质,因而不可能解决当今频频出现的企业危机。企业危机的本质是企业制度体系不能适应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的要求。从当今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频频破产到我国国营企业曾遇到的危机和近年来我国显赫一时的大型民营企业的破产都说明产生企业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制度体系因素,因而危机的研究必须从制度体系因素的根本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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