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艺运动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世纪回眸”成为文坛的一个热门论题。无论如何，它与文坛时下颇为流行的浮躁心态、颇为时髦的短期行为比较起来，确实是一种迥然相异的景观。它所特有的对思想文化运动和社会历史运动的世纪行加以整体性宏观把握的要求，使人们站在历史的高度，总揽百年风云，体察时代前进的轨迹和趋势，思考事物的基本特征、普遍联系和运动规律。这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深刻变革、价值观念急剧动荡和调整的今天，尤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诚然，由于这个论题的特殊性，一定会暴露出不同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从而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也就会出现争鸣或讨论。然而，在今天，我们不正是应该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积极思索吗？——“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与中国革命一道前进
回眸20世纪，文艺与社会及其变革之间密切的联系和关系，是人们公认的客观事实。分歧集中在如何评价上，即：这种联系和关系，是合乎还是背离文艺自身的规律？是促进还是阻碍中国文艺的发展？在讨论中，问题常常被这样来加以表述：20世纪究竟是中国文艺蓬勃发展、成就骄人的世纪，还是它萎顿凋零、黯然失色的世纪？文艺与社会及其变革之间密切的联系和关系，在这里究竟起了何种作用？进而，我们应该把一个什么样的文艺带入新的世纪，是一个脱离社会、疏远社会变革的文艺，还是一个与社会及其变革紧密相联的文艺？这种表述，显示了分歧所带有的根本性和现实性，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其实，在“世纪回眸”的讨论中，不但对20世纪中国文艺是辉煌的还是黯淡的，有着截然相反的回答，而且对20世纪中国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也有根本对立的判断。不待说，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存在联系的；更不待说，分歧所具有的原则性，在这里也更加显豁了。
那么，真的有人认为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糟得很吗？有的。李泽厚就曾说：“我认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5期。）李泽厚以批判激进主义思潮的名义，把中国人民一个世纪以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明确说过，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统统都给否定了，认为都是“搞糟了”。
正是基于这种根本判断，一些论者提出了如下见解。有人说：“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所主导的”，“对这一支配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化激进主义加以反思，是走向21世纪的起点”（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创刊号。）。有人说：“激进主义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神话，它从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背景上浮现出来，囊括了所有的政治灾难和文化恶果”（注：《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东方》1994年1期。）。 有人说：我们“无法接受文化激进主义的姻亲——政治激进主义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价值迷失、文化失落、历史失序、道德沦丧、社会解体”（注：《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东方》1994年4期。）。这些见解， 就都是在批判激进主义名义下，把中国的20世纪说成是“文化失落”的世纪，充满“政治灾难和文化恶果”的世纪，并认为其根源在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
对20世纪中国革命如何评价，首先有一个立场问题。立场不同，结论自然就会两样。人民群众在旧中国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竟然不是“政治灾难”，而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却反倒成了“政治灾难”；旧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殖民征服，竟然没有让有的论者担心“文化失落”，而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却反教他们惊呼“文化失落”了：这难道是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立场上所能想象和理解的吗？
有人会辩解说，我也想要中国“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只是不要革命，而要如清朝“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即是说，不要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而要上层进行的和平改良；不要推翻封建统治和赶走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要维护封建阶级及其朝廷的利益，欢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救亡”。然而，这种论调散布的幻想，早已被现实击个粉碎。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因为西方列强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决不容许、更不会帮助当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的世界强国。例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决不是真的要搞所谓“东亚共荣”；“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所以，当历史跨进本世纪的门槛，中国要想“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首先就为帝国主义列强不容许，当然也为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容许。这样，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就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就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首要任务。诉诸人民革命——这就是中国的必然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一切志士仁人正确的历史选择。
本世纪以来，革命者奋斗牺牲，前仆后继。辛亥革命赶走了清朝皇帝。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中国人民又开始了建设现代化强国、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新长征。20世纪的中国革命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把一个遭人欺凌、受人宰割的时代，转变成一个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时代，一个人民自觉地主宰和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这是翻来覆地的巨变。
20世纪辉煌壮丽的中国革命，也铸就了20世纪中国文艺的壮丽与辉煌。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文艺主潮始终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联，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但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革命与进步，而且自身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同时它也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鲁迅、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和骁将，他们的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最重要的实绩， 奏响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序曲的最强音。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挑起了十年内战。这一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然而，这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是革命文艺运动的大发展，是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青年冲破重重阻力，奔向抗日、民主的圣地延安，奔向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线。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一支壮大的革命文艺队伍迅速地成熟和发展，无论是在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他们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支革命文艺队伍，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建国后的前十七年、在新时期，都成为文艺事业的中坚，并且不断地更加壮大，成就着中国文艺的辉煌业绩。
本世纪以来，正是在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之中，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产生了郭沫若、茅盾、聂耳、冼星海、梅兰芳、徐悲鸿等现代文学大师和艺术大师，产生了如夏夜星云般众多而璀璨的大文学家、大艺术家。本世纪以来，正是在与中国革命紧密联系之中，无论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雕刻、绘画、舞蹈等方面，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这幅无比壮观的图景，是中国伟大的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而睡狮猛醒、重新崛起的惊天动地的精神形象。
中国文艺的这个世纪历程，当然深刻地体现了文艺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文艺作为一种社会事物，它必然地是在整个社会的历史运动中获得自己发展的深层动力。进步的、革命的社会运动，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和面貌，是历史呼啸前进的火车头，也为文艺的巨大发展提供着历史机遇、开辟着前进道路。那种以为文艺越脱离社会、越疏远社会变革就越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见解，既不合乎本世纪中国文艺的实际，又表现了形而上学机械论的偏执与荒诞。那种利用和夸大某些局部的或一时的失误，而抹煞或歪曲中国文艺世纪行的主要轨迹和光辉成就、否定或歪曲文艺发展内在规律的见解，如果不是陷于某种偏颇的情绪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是根本缺乏辩证的思维能力。明乎此，那么，在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进、迈向新世纪的今天，不是应该积极吸取文艺在本世纪发展的经验教训，把一个与社会及其变革紧密相联的文艺带入新世纪，再创新的辉煌吗？
与中国人民血肉相连
回眸20世纪，文艺与人民之间密切的联系和关系是中国文艺取得辉煌成就和巨大发展的根本保证，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又一经验。在“世纪回眸”讨论中，有的论者无视这一重要经验，反而重复“文艺回到自身”的谬论，把文艺的世纪行描绘为文艺“表现自我”的充满苦难的曲折历程；有的论者则曲解这一重要经验，要以文艺的世纪行程去支撑他们所谓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站在“民间立场”抵制“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张。这些论者的意见值得商榷。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是规定文艺的性质、面貌和发展的一种基本关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与人民群众有着一定的联系，都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历史上每当文艺在发展中面临危机或陷入困境，又都往往在人民群众的艺术创造里重新获得出路和生机。这是文艺史上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
不仅如此，在20世纪，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学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革。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转变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如果文艺家还像过去时代那样，站在人民群众之外或之上，对人民群众给以同情和怜悯，就已经不够了。新的时代要求文艺家把自己的立足点转移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一边，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真正站在时代的前列，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对这个新的时代要求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并且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不断深入的实践基础上逐渐实现、逐渐深化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平民文学”的口号，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以，“平民文学”口号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当时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时代高度；事实上，当时新文化运动队伍中的一些人，还站在工农群众之外或之上，虽然有所同情和怜悯，但又是完全脱离工农、相当轻蔑工农的。所以，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崛起，新文化运动的队伍便发生分化。如鲁迅所说，一些人激烈得快，也平和得快，于是“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注：鲁迅《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就是前一部分人的光辉代表。他从进化论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曾对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对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无论在认识上和艺术实践上都朝着新的历史性变革有着重要的推进。特别是鲁迅，他在文艺论争中积极翻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他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在实际斗争中，他更是时时“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决不怕批判自己”，而努力追随中国革命“永远前进”。但是，就当时多数左翼文艺家说来，对转移立足点的问题尚缺乏深入认识，更缺乏鲁迅那种自我批判的精神，因而虽然在理论上或口头上重视工农群众，但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却“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往往“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之所以存在这种情况，除了他们主观方面的原因之外，也有客观方面的限制，即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相互隔绝了。”（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直到延安时期，直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题才从理论上得到自觉而深刻的提出和阐发，从而使革命文艺家的认识达到了时代的飞跃。《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群众的；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指出这就是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尽管会经历痛苦和磨擦，只要解决好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就能够对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番改造，和工农兵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在《讲话》指引下，革命文艺工作者到工厂、农村、前线去，与工农兵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使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中国文艺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现在有的论者，却根本无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及其历史性变革。他们心目中的新文学，乃是疏远社会变革、脱离人民群众而专事自我表现的文学；认为它勃兴、昌明于五四前后，但为后来的工农运动、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所压制，处于边缘地位而艰难挣扎、充满苦涩。所以，他们认定和推崇的新文学代表人物就是胡适、周作人、张爱玲等等，而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深受人民群众热爱的革命文学家则加以排斥和贬损。这不仅严重歪曲了新文学的世纪历程，否定了新文学的辉煌成就和巨大发展，还根本否定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的重大意义。
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因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愿望和理想，规定着中国革命的方向，也规定着中国新文化或新文艺的方向。鲁迅正是循着这个方向，由进化论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同志说得好：“鲁迅的骨头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不但对鲁迅作出了科学的评价，而且深刻地阐明了文艺运动的方向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愿望和理想之间的关系，论证了这个关系是我们正确判断文艺运动方向的根本的、科学的依据。因此，脱离开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愿望和理想，而把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视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就是根本错误的判断。根据这种判断，结果把五四运动的某些右翼人物，把疏离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人物，甚至把汉奸文人，都当做中国新文化的方向的代表来肯定，却对在文化战线真正“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的鲁迅加以贬损乃至否定。诚然，对于胡适、张爱玲甚至周作人等等，应该加以历史的分析、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宜不加分析地一笔抹然；但是，把他们作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的代表而根本否定“鲁迅的方向”，不是更缺乏历史的分析、而且完全缺乏对历史的科学认识吗？
事实上，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如果脱离或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愿望和理想，不可能真正实现。鲁迅的小说《伤逝》揭示了历史的真理：知识分子不可能仅仅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没有社会的解放、人民的解放，也不会有他们的解放。而且，五四以后严峻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现实更告诉我们：脱离人民群众而追求自己个性解放的不少人，走到了背叛人民革命、甚至背叛民族利益的道路上去，他们的个性不仅没有得到解放，还可耻地堕落为奴性；而投身于人民革命中去的知识分子，才真正获得了个性的历史性解放与自由。
有一种意见认为，文艺家到群众中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为人民群众服务，就会泯灭个性、吞噬自我。但这只是不合乎事实的偏见。亿万人民群众，并不像某些偏见认为的是什么愚昧冥顽、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而是有着丰富个性、自我尊严、聪明才智和伟大力量的历史主人。因此，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根本谈不到丧失个性与自我。诚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会使文艺家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乃是个性与自我的完善、发展，是使个性中假的、恶的、丑的得以淘汰，而充实和发展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是重塑和升华自我，使之不愧为真正的大写的“人”，不愧为人民的儿子，不愧为时代的精华。所以，应当看到，个性也好，自我也好，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就能够得到最完美的发展，艺术创造也因此可能获得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硕果。如果拒绝这样的发展，还偏要顽强地表现那脱离或背离人民群众的自我或个性，就只会受到人民的唾弃。因此，坚定不移地、满腔热忱地“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是本世纪新文艺发展的宝贵经验，是我们走向新世纪、再创文艺辉煌的宝贵财富。
这样看来，要用所谓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调，去诠释文艺的世纪历程，其实也不过是上述那种无视人民群众的所谓“自我表现论”的一种翻版，同样是不对的。这里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是帝国主义搞的殖民文化，也不是指封建文化和买办资产阶级文化，却是指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那么，这里所谓“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虚假的，其真实内容只是脱离人民、背离人民的那种特殊立场。把这种特殊立场说成是“知识分子立场”，是对一切热爱人民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侮辱。至于还要进一步把这种特殊立场冒充为所谓“民间立场”，更是滑稽。哪里去找得出这种脱离和背离中国人民及其革命事业、革命文化的“民间”，都是虚假的；倒是谈“立场”，也还算得上真实而至要。这里确实有一个立场问题，立场不在中国人民群众这一边，要谈中国本世纪的事情，总是会弄得颠倒的。
向世界文化学习借鉴
回眸20世纪，积极地吸取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也是中国文艺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助力。对此加以科学的总结，对我们迈向新世纪是非常有益的。
在本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中西思想文化的两次大的激荡和冲突。在总体情势上可借用“西学东渐”来描述，即主要是西方的思想文化进入中国，引起中国思想文化变革。这里的基本经验，许多文章都谈得相当全面和深刻，本文只拟提出两点来略加讨论。
首先想谈谈教条主义的问题。
要积极吸取世界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这里的教条主义有两种，都在应该反对之列。一种是对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加以盲目崇拜的教条主义，认为祖宗传下来的都是好的，这就必然拒绝向外国学习，把外国好的东西也当成异端邪说来排斥和反对。五四时期的“国粹”派、新时期所谓“新儒学”等等，就都是这种教条主义。其实，任何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都是历史地发展的，如果把它僵化、使它停滞，再好的传统也会走向它的反面。这里有一个学人历来重视的古今关系问题。对古今关系的辩证把握，必然要求既要继承传统发扬传统、又要革新传统发展传统。唯有继承、发扬才能革新、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于向其他民族先进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学习和借鉴。中华民族有过雄阔宏大的“汉唐气魄”，善于吸取外民族优秀的东西而为我所用。这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们民族在15世纪以前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民族在20世纪重新崛起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注：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从外国学来的。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中国的面貌包括中国文化的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在文化战线上，鲁迅、郭沫若、茅盾，不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善于向外国优秀的东西学习借鉴，而对中国新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楷模吗？从五四运动到社会主义革命，外国思想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拿来了，不但文学观念起了重大的变化，而且现代话剧、油画、交响乐、芭蕾舞、自由诗、电影等等都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到新时期，我们又一次掀起对外开放、洋为中用的热潮，其学习借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现在可以说，外国对我们民族的了解，远不如我们民族对外国的了解。我们当然不能满足于此，在新世纪里还要更加积极地向外国学习和借鉴，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拿过来。这是我们在思想文化上走在世界前列的必要条件。
还有另一种教条主义，就是对外国盲目崇拜。它必然与民族虚无主义紧密结合，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而具体表现为以“全盘西化”为核心的种种论调，在操作上则是对外国的东西机械模仿和完全硬搬。因而从本质上讲，它与我国人民本世纪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历史潮流是背道而驰的。江泽民同志在两代会上的讲话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就是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深刻批判。邓小平同志曾强调，中国人民绝不会容许把我们的国家变成“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3页。）。特别是在今天面临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我们尤其要站在政治的高度，自觉地抵制和反对对西方思想文化盲目崇拜的“全盘西化”论。这是一个大道理。我们要用这个大道理去理顺许多小道理。并且，这个大道理绝不是什么大话、空话，而是深刻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同志说过，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许多怀抱救国之志的中国人全力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果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这个“迷梦”。（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在马列主义指引下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在今天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牢记这个历史教训，我们的文艺就应当在新的世纪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民族特色，继续努力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抵制殖民文化的侵蚀。
其实，艺术在根本上是与教条主义的硬套或模仿不能相容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既是再现，又是创造。所以，即使是外国在文艺上好的成果和经验，也是外国的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绝不能代替我们对中国的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表现。诚然，对外国文艺的学习和借鉴，就过程而言，往往要经历模仿的阶段；但这种模仿不应该是盲目的生吞活剥、囫囵吞枣，而要有所选择和变化，同时，这种模仿也不应该是以模仿为目的，而是为了自己新的创造。本世纪以来的文艺实践反复表明：学习外国的东西，只有以自己的创造为旨归、为魂魄，才能真正学到有价值的东西并为我所用；而一味模仿、机械硬搬，到底是没有出息的。既然学习和借鉴的目的在于新的创造，那么，就不可能把文艺的发展仅仅归结为学习外国，也就必然会提出学习外国与发展本民族新文艺的关系问题，也即是提出我们建设新文艺根本的立足点问题。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本世纪中国文艺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以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创造活动为根本立足点，积极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革命文化传统，是中国文艺在新世纪再创辉煌的可靠保证。
发展中国文艺的根本立足点，既不能放在外国，也不能放在古代或既往，而要放在中国亿万人民群众现实的历史性创造活动之中。因此，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反映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和思想感情，这是我们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去积极地向外国学习，向古人学习，特别要向革命前辈学习。这些道理，前面已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应当再次强调，如果不把根本的立足点放在人民群众之中，深深扎进中国现实的土壤，那么，无论是向外国还是向古人学习，都是学不好的。
回眸本世纪的壮丽历程，我们充满自豪。展望新世纪的辉煌前景，我们充满希望。向着新世纪，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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