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设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北亚论文,美国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10月，因美国和朝鲜的“核项目”谈判破裂引发了第二次朝核危机。①
这次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重建冷战后东北亚安全秩序的进程。它既对东北亚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又为东北亚地区合作，特别是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注入了“催化剂”。随着朝核问题逐步纳入和平解决轨道以及“六方会谈”的召开，“六方会谈”能否成为东北亚未来多边安全机制的“雏形”、东北亚地区将构建何种模式的安全合作机制等问题随之浮上水面。而在东北亚地区事务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美国对此有何设想更为世人所关注。
一、主要设想
目前，美学界正在加紧研究，以探讨在东北亚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各种可能性。从学界陆续提出的种种建议看，具有代表性的设想主要有：
（一）五国模式，包括“常设性五国机构”和“五国行动计划”。“常设性五国机构”（Permanent five-power organization ）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2005年1月提出。美《外交》杂志双月刊2005年1月至2 月一期刊登出福山撰写的题为《重新展望亚洲》的文章，② 其主要观点如下：
1、“五国机构”的主要功能。成立包括中、美、日、俄、 韩在内的常设性五国机构。该机构并非北约式的军事联盟，而是类似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包括55个成员在内的全球最大的地区安全组织）那样处理第二类安全问题的组织。“五国机构”不仅可以成为五国间沟通的直接渠道，且在解决几个可预见的问题方面会特别有帮助：首先，有助于解决朝鲜政权突然垮台问题。在短期内，朝鲜内乱可能带来巨大的困难，诸如协调救援行动、难民问题、重建资金等问题。从长远看，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会改变：美韩结盟的根本原因将消失，统一后的朝鲜半岛与日中之间关系出现紧张。该机构将使这一问题更易得到解决。其次，可以解决日本重整军备问题。尽管日本不会在近两年进行修宪，但凶兆已经出现。虽然重整军备不会威胁到中韩两国的利益，但许多因素会刺激中韩，特别是会引起中国大力宣传日本的新威胁。日本恢复正常状态的行动如果在地区安全组织内部并通过与美继续保持双边关系来进行，其威胁性会显得小得多。此外，“五国机构”还有助于解决包括完全核武器化的朝鲜、亚洲可能出现的军备竞赛、中国军事现代化影响等少数几个潜在问题。
2、“五国机构”面临重大实际障碍。首先， 美强硬派将会否认“六方会谈”模式。“六方会谈”似乎毫无进展。美希望利用多边方式孤立朝鲜，而朝鲜得到了中韩两国的支持，并要求美采取更为通融的立场。在朝鲜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的美国人似乎认为，一旦外交路线无法奏效，美可以用武力威胁来迫朝让步。虽然就目前而言，甚至强硬派也认为军事方案根本不可行，而且美用战争以外的其他方式迫朝改变立场的希望仍然存在，然而仅靠美国自己尚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实施任何一种战略，美不可能单方面迫朝弃核，多边谈判仍是美最佳方案。鉴于1994年框架协议的失败，美强硬派在谈判之初就认定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不可能起作用，因此从未试图确定一种合乎实际的新协议。其次，障碍来自朝鲜本身。由于其人权和安全记录，朝鲜不属于任何负责任的国家集团。如果在把关注面很窄的“六方会谈”变成常设性五国机构方面推进得太快，就可能削弱目前的谈判并导致朝在各领域的蓄意阻挠。目前行之有效的好办法是将朝孤立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而使其他五国欣然接受长期合作的前景。朝拒绝参加谈判的立场甚至可以为没有平壤的五国会谈提供机会。
3、“五国机构”与亚洲其他多边论坛的关系。 未来的“五国机构”不可能直接影响东南亚的安全问题，是否会逐渐吸收更多成员是一个有待未来解决的问题。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或东盟成员是否应该包括在“五国机构”之中？该机构与东盟地区论坛之间是否应保持官方联系？此外，“五国机构”该怎样与已经形成或正在提议建立的亚洲多边经济机构，如清迈协议或者“东盟加三”和睦共处？美应通过从外部支持和引导这些机构的演变，而不是充当妨碍者的角色来更好地促进自己的利益。美可通过维持其双边联盟的网络和致力于新的多边安全组织，来巩固它在东亚的正式作用。最终，美国与亚洲多边组织的关系将反映它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从外部与一个机构打交道，从内部与另一个机构打交道。不管亚洲形成什么样的多边机构，都决不会达到欧洲多边机构的实力和凝聚力，但美国应该把它们看作是防止现有的双边安全体系解体的手段。支持一系列互相重叠且偶尔相互竞争的多边组织，将比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联合国等某一个机构上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在东亚设立常设性的“五国机构”将有助于为该地区的新秩序提供基础。
“五国行动计划”（five countries action plan）由美国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道格·邦德（Doug Bond）提出。③ 邦德认为，未来东北亚多边合作机制一可借鉴欧盟模式，由该地区主要国家制定合作模式；二可延续“东盟加三”合作模式。中、日、韩3 国可邀请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参与未来合作机制的讨论，以便制定“五国行动计划”。从安全合作方面看，目前的“六方会谈”可逐步过渡到一个安全合作机制，关键是朝鲜是否能在解决核问题上进行合作。从目前阶段看，安全合作可采取二轨方式，然后由“六方会谈”提供动力，最终形成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从经济合作方面看，区内国家可先从能源、金融领域入手，然后成立东北亚银行或其他私人银行。
（二）东北亚安全一揽子计划。该计划由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公共政策专家詹姆斯·古德拜（James Goodby ）大使和美国亚洲问题顾问唐纳德·格罗斯（Donald Gross）于2005年3月提出。④ 主要内容如下：
鉴于美国正不断被排除在多边区域合作之外，在朝鲜一旦摆脱被孤立的情况下，美国应加速将“六方会谈”变成一个内容更为宽泛的地区安全机制，以确保本地区6国之间关系的稳定。该机制应有一个小规模的秘书处来辅助其工作， 定期召开内阁级部长会议以协调彼此间的政策。围绕多边安全讨论的议程应围绕安全、经济及人权三方面展开：
1、安全领域：相关各方应制定新的透明度以及建立信任措施。核武器问题、现代化计划以及导弹防御等内容均应包括在其中。如果朝鲜同意恢复中断的讨论，有关朝鲜开发核武器的谈判就应继续在该论坛中进行。谈判一旦开始，内容还应涉及将1953年的停战协定转化成朝鲜半岛和平协定。当然应认识到，上述谈判只限于卷入朝鲜战争的相关各方。
2、经济领域：相关各方应推动地区一体化发展， 特别是应讨论修建天然气管道的计划，以满足未来日益紧张的能源需求。与此同时，拟考虑建立能源合作网络。
3、 人权领域：相关各方应讨论由于贫困和缺乏必要医疗保障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对难民的救助问题，并找到制止越来越普遍的妇女和儿童走私现象。一旦朝鲜同意参与，离散者家属的团聚问题应列入优先考虑的范围。
基于“六方会谈”基础上的多边安全机制应可加速成功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即使是朝鲜最初拒绝参加谈判，美国也应要求日本、中国、俄罗斯和韩国建立一个内容更为广泛而又强有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唯此，美国才能在实现其在东北亚最佳利益的同时，创建一个彻底解决朝鲜半岛政治和安全问题的框架。
（三）“北亚论坛”。2005年1月18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与澳大利亚驻美使馆共同举办了“亚太地区安全结构”内部研讨会。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雷斯以及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格林与会。美官员在会上提出“北亚论坛”新构想。主要内容是：
1、成员构成是参与六方的五国，不包括朝鲜；2、除朝核问题外，五国在该地区面临不可回避的共同问题，应超越“六方会谈”机制建立一个新的正式的地区结构，共同处理能源、环保、反恐、反毒、金融和经济问题；3、论坛建立之初， 可先从能源领域入手，讨论五国间如何加强合作，避免潜在冲突。待建立相互信任后，再扩大讨论范围；4、 中国关注的台海问题及美关注的该地区联盟及军事基地问题将不纳入该论坛中讨论。
据悉，建立这样一个新地区论坛的构想已在美政府内部进行过跨部门讨论，暂定为“北亚论坛”，赖斯和哈德利均支持该设想。格林一直在幕后推动此事。
（四）东北亚能源合作设想。该设想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肯特·加尔德（Kent Calder）提出。⑤ 主要内容如下：
1、未来东北亚安全机制应是混合型，而非单一型的安全机构。 亚洲相对于欧洲，而东北亚又相对于亚洲缺乏一种类似北约或华约的地区性多边安全合作框架。鉴于东北亚地区一系列政治、安全及历史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特别是一些功能性问题，如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能源供应以及环境等问题正日益突出，解决上述安全问题已成为未来多边安全机制的主要任务。构建中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应是一个混合型的安全结构，即在保持传统双边同盟的同时，构建一个能够应对挑战的新的多边合作框架。⑥ 该合作框架适用于解决兼具功能性和多边性的问题，而非单一性问题。例如，东北亚可参照欧洲地区的经验，成立“亚洲原子能机构”（Asia Atom），即类似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的机构，或是成立一个功能上独立于“六方会谈”的海上核污染清理组织（a maritime nuclear-clearup organization）。
2、能源应列入优先解决的议程。 鉴于能源问题大多与复杂的领土纠纷缠绕在一起，因而能源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中所起的作用愈益重要，构建中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应将能源作为构建多边合作安全的重要手段。其焦点可集中在朝鲜半岛，但不仅仅局限于半岛。其进程可从解决北朝鲜的能源困难着手。目前，在朝核问题解决的最后阶段，向朝鲜提供一些经济优惠政策，如在朝境内铺设连网铁路或天然气管道等不仅将使朝鲜在经济上受益，而且也能适当增加韩国对朝鲜的依赖度，从而使得各方注意力逐渐从军事设施转向更富建设性的民用项目。在这方面，朝鲜开城经济区所发挥的地缘政治作用不可低估。韩国提出将首尔电力网“北移”的计划也已在一定程度上为构建东北亚多边合作机制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该进程还可与尚未完成的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核反应堆计划以及未来俄罗斯天然气输送计划相联系。此外，东北亚各国可就海上能源合作问题进行探讨和合作。特别是美国拥有先进的海上能源勘探技术，加之其独特的地缘政治角色，美应在这一问题上发挥其建设性作用。⑦
就东北亚能源合作问题，来自美国国际危机组织的皮特·M·贝克（Peter M.Beck）和梅利莎·哈纳姆（Melissa Hanham）也提出了相关构想，⑧ 主要内容包括：
1、成立东北亚地区天然气网络。如果煤为20世纪50 年代欧洲经济一体化发挥了催化剂作用，那么天然气和原油将在东北亚地区多边合作中发挥同样的作用。相对于北美和欧洲来说，东北亚地区尚未建成天然气供应网络。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都需进口原油。其中，中日两国所需85％的原油来自进口。如果东北亚地区能够建立天然气网络，将不仅能吸引外资，而且将为地区多边合作起到示范作用。由于缺乏天然气网络，拥有世界1／3天然气储量的俄罗斯无法向区内国家输送天然气。2004年12月，俄政府通过了铺设西伯利亚石油管道的计划。该计划预计10年内完成，耗资150亿美元。⑨ 如果该管道经过朝鲜和韩国，将不仅能够缓解本地区的能源压力，确保区内各国在互利基础上进行合作，而且能够使朝鲜完成从区域合作的阻挠者变成参与者的角色转变。在朝鲜境内铺设管道意味着朝将不再仅仅依靠打核牌来与区内国家打交道，而且可以在经济上受益。50年前，欧洲通过煤钢联营不仅使法德两国避免了战争，而且为欧洲地区一体化建设铺平了道路。中日两国应从中吸取经验。
2、构建交通运输网络。将区内各国的空中、 陆地以及海上交通线组成一体化的运输网络。组建中的运输网络不仅要求拥有“硬”设施，即良好的公路、发达的港口、联网铁路、交通枢纽等，且需要“软”设施；海关手续的简化、运输成本的降低、运输部门的标准化服务等。⑩ 目前，区内运输线一体化的最大障碍是各国运输系统的不同。要实现运输的网络化，各国必须进行沟通和合作。其中，日本的投资、韩国的技术以及中国的制造业如果能够相得益彰的话，本地区的合作定会取得长足的发展。
二、背景及动因
美对加强东北亚合作、建立多边机制的构想由来已久。早在1993年7 月克林顿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不久，时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就多次公开表示，东北亚需要一个类似于在东南亚建立的安全论坛。鉴于东北亚次区域一直未建立过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安排，克林顿政府推动了非正式的“东北亚合作对话”（NEACD），(11) 参加的6个国家正是目前参与“六方会谈”的成员。1993年7月，来自东北亚次区域的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和朝鲜代表聚首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就如何建立多边安全问题对话机制进行讨论。同年10月8—9日，首次“东北亚合作对话会”在美国加州的拉乔拉市举行。参加首次对话会议的美方代表包括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由于合作对话会议较早地建立起国防和军事官员间的直接对话渠道，从而在亚太地区合作安全框架中具有独特意义。迄今为止，“东北亚合作对话”是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唯一存在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它填补了亚太地区多边合作安全框架的空白。(12) 在以后3年时间里，美方并未提出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相关具体设想。直至1996年，美国同韩国一起提出召开“四方会谈”的建议，即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举行由中、美、韩、朝参加的“四方会谈”，目的在于开始一个旨在达成一项永久和平协议的进程（“四方会谈”于1997年12月正式启动，至2001年共举行了6轮）。尽管美方并未公开将“四方会谈”与构建东北亚多边合作机制进程相挂钩，但是有关朝鲜半岛的“四方会谈”毕竟为探索东北亚地区有关国家建立安全论坛提供了一条途径。(13)
2002年10月，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围绕朝核问题，东北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机制。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2003年4月，中、美、朝三方在北京举行“三方会谈”， 尽管会谈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它毕竟为通过对话进行外交斡旋以求解决朝核问题开了先河。同年8月，中、美、日、俄、韩、朝举行“六方会谈”（迄今已举行了四轮）。 “六方会谈”受到国际社会高度瞩目，它不仅将朝核问题的解决纳入外交轨道，而且为创建东北亚安全机制搭建了一个新平台。美国直接参与了“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
迄今，尽管美政府尚未正式提出有关构建东北亚安全机制的方案，但美对以“六方会谈”为平台构筑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大。2003年秋天，前任美驻韩大使詹姆斯·兰尼曾呼吁成立一个常设的“东北亚地区论坛”来处理安全及其他各方共同关注的问题。(14) 2004年底，布什政府向中国政府提议：提升围绕朝鲜核开发机制问题的“六方会谈”，使其成为磋商东北亚安全保障问题的永久性框架。具体建议包括：1、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同时扩大“六方会谈”的作用，使其升格为正式的安全保障磋商机制，从而也讨论常规武器和导弹等问题；2、 通过“六方会谈”，最终缔结旨在取代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新的多边和平协议。(15) 无独有偶，2005年9月7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接受部分记者采访时称，美国有意将目前的“六方会谈”机制作为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框架的出发点，该框架将组建模仿东南亚的相关组织。(16)
美政府对构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如此重视，反映出东北亚地区在美全球和亚太战略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美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利奇在2005年5月26日参加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举行的“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听证会时指出，东北亚始终是美外交和战略决策的重点之一。尽管反恐和中东问题在当前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有主导地位，但美不应忽视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性。美未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就是避免在亚洲发生战争，美必须积极介入东北亚事务，在该地区发挥关键作用。(17) 美着手启动对整个东北亚未来安全格局的长远规划，有其深刻的动因，大体可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
1、从整体上加强对东北亚事务的掌控。东北亚地区是美亚太乃至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地区大国集中、中、美、日、俄等大国力量分布复杂，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地缘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朝核问题远未解决，区内国家间的历史恩怨和领土纷争不断，各国围绕能源资源的竞争愈演愈烈，从而对美利益构成现实或潜在威胁。美在本地区虽有日、韩双边同盟和美、日、韩共助体制支撑，但双边同盟对应对当前复杂形势存在天然不足，美、日、韩共助体制也因韩国的“离心”倾向而名存实亡，地区安全仍显脆弱。美日益感到有必要将地区安全纳入一个对美有利和可控的区域安全合作框架。
2、规划半岛未来格局并将台湾问题列入多边框架。 美现阶段首要目标是通过“六方会谈”解决朝核问题，并在“六方会谈”基础上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长远目标则是以解决核问题为契机，改变朝现行政治体制。美认为，朝走向仍不明朗，半岛局势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由于历史、地缘及美自身实力所限，美难以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独当一面，需借助区内国家共同参与解决，以确保半岛未来走向符合美利益。台湾问题在美看来始终是东北亚地区安全的一大挑战。目前，两岸形势相对平稳，但两岸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美表面主张两岸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其维持两岸不统、不独的立场不会改变。美借助多边机制将台海问题纳入其中的深层次考虑也不会改变。
3、警惕“排美”和以中国为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的出现， 以确保美在多边合作机制中的主导地位。近年来，亚太区域，特别是东亚区域合作发展迅速：在东亚，东盟、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加一”、“东盟加三”合作不断深入； 2005年底召开了首届东亚峰会。在中亚，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在2003—2004得到长足发展。在南亚，南亚区域合作组织签订多项协定，为缓和南亚紧张局势发挥了重要功能。但另一方面，布什政府无论在地区安全事务还是经济领域都更加弱化了对地区多边主义制度的支持。(18) 由此，亚太地区正在出现更多没有美国直接参与的次区域多边机制的安排。美各界开始担心这种趋势将会削弱美的影响，危害美地区利益。(19) 如何应对亚洲地区日益涌现的地区和次地区多边机制和区域整合已成为布什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美对上海合作组织和东亚首脑会议心存芥蒂，特别是中国积极推动亚太多边机制，并开始扮演关键角色加剧了美对地区多边合作的警惕。为此，美将改变对多边主义制度相对忽视的态度，转而有选择地加大对多边组织的介入力度，力争在多边合作中打入楔子，防止美利益受到排挤。
三、主要难题
纵观美学界提出的各种设想，可以看出，其侧重点尽管有所不同，但存在一定的共性，主要表现为：一是不主张将朝鲜纳入未来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之中。基于美对朝严重缺乏信任，特别是朝在“六方会谈”中没有按照美国的要求做出实质性让步。因此，尽管美目前在外交层面仍将“六方会谈”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首要选择，但只要朝不脱离“六方会谈”机制轨道，美就对朝不设“红线”，不设“时间表”。但在内部，怀疑“六方会谈”的声音不断出现。“五国论坛”、“五国行动计划”、“五国磋商机制”等设想的出笼均出于此种考虑；二是能源成为构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新的驱动力。鉴于朝核问题久拖不决，加之能源在东北亚安全中的地位愈益突出，因此将能源问题纳入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中解决似已成为美各界的共识。
诚然，美学界提出的上述设想尚在探讨过程中。对于构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前景，美国内主流意见较为悲观，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尚面临诸多困难：
1、朝核问题牵涉多重复杂关系，成为构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重大障碍。从目前形势看，“六方会谈”已为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搭建了平台，但能否完成其历史使命仍面临不确定的前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指出，如“六万会谈”能够成功解决朝核问题，那么“六方会谈”就有望发展成一个更加正式的多边安全论坛。但是，如果朝核问题得不到解决，这种演变就不可能实现。重要的是，必须引导中国在地区安全框架中发挥更加核心的作用，必须找到途径阻止中日关系恶化，华盛顿和北京必须携手消除朝鲜半岛上的核武器和核计划。(20) 美国达特茅斯大学政府系副教授大卫·姜指出，“六方会谈”开启了东北亚传统上未曾有过的一种多边合作，但它不太可能在闭会之后机制化为长期的论坛。“六方会谈”进程表明，各国在最新一轮谈判中确实进行了合作，但合作是有限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国在如何应对朝鲜及半岛问题上的优先目标有很大不同，因而严重限制了其政策选项。基于各方在本地区不同的利益，“六方会谈”在朝核危机解决之后不再可能继续存在。(21) 因此， “六方会谈”面临的首要课题是确保朝核问题的解决被纳入外交轨道，并尽早进入实质性阶段。否则，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就是一句空话。
2、既存的亚太双边同盟与正在构建的多边安全机制相抵触。 构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显然与旧金山体系所形成的“辐辏”结构（即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体系）相冲突。美国与同盟关系近年来不断深化，并出现了多边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美日同盟的深化，日本在本地区安全作用的重新界定等不仅没有实现美日同盟的功能型转变，反而继续强化了冷战特色。多边化趋势不仅将促使区内国家以更消极态度讨论地区多边机制或者是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而且还会形成一个虚拟联盟网（该虚拟联盟网通常将被视作是亚洲北约的建立）。(22) 随着同盟关系的强化，特别是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可能使同盟的对抗色彩加重。协调美日同盟与未来的多边机制，消除周边国家对同盟的担心对美国和日本来说都绝非易事。
3、区内国家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 特别是本地区大国间的相互猜疑制约了多边安全机制的发展。从美中关系来看，中国的快速崛起对美构成挑战。现存超越大国与正在崛起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消除。美认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内强硬派仍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而非合作者。从中日关系看，中日关系更是影响地区安全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2005年2月， 美日通过的《共同战略目标》首次将“和平解决台海问题”纳入该同盟的关注范围，从而使中日关系难有起色。“日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建立东北亚多边合作机制就无从谈起。(23) 从美、中、日三边关系看，三边关系等边发展恐很难实现。三国均将另一方视作“威胁”或“潜在挑战”。例如，中国将美日同盟视作遏制中国崛起的安全障碍，美国将中国发挥主导作用的东亚多边组织视作排挤美国的工具；日本担心美绕过日本与中国发展新型关系，美国则担心中日两国组建反美的东亚集团组织。
4、东北亚地区的一系列领土争端也严重制约了多边安全机制的发展。 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有很多领土要求，包括俄北方四岛、中国钓鱼岛以及韩国独岛（日本称竹岛）。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日两国围绕东海油气开发的领土之争是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难以取得突破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成为制约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主要障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前美国内各界，特别是学界对构建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构想尚未形成明确的思路。东北亚地区情况复杂，基础薄弱，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方面远落后于东南亚等世界其他地区。建立东北亚和平机制本身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形成过程将比中东地区更为复杂。尽早将其提上议事日程对整个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形势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积极参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提出一系列设想和主张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特别是当朝核问题仍陷僵局时，美学者提出东北亚多边合作机制可尝试先从能源合作入手的设想值得肯定。但应该看到，上述设想尚存在某些局限性。现有亚太多边安全机制出现的一个反常现象是，既无朝参加也不涉及朝核问题。建立包括朝鲜在内的和平机制是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将朝纳入多边机制将有利于从整体上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扭转地区紧张局势。因此，将朝鲜排除在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之外的任何设想都无助于该地区的稳定。美方提出的“五国论坛”、“五国行动计划”等设想既不现实也不可取。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关键在于说服朝领导人在确保其安全保障的前提下真正实现半岛无核化。
注释：
① 朝核危机因朝鲜恢复核项目而引发。朝鲜1974年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1985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2年签订《保障监督协定》，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并多次接受其核查。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便将朝鲜的核项目列为重点关注的问题。1988年下半年，美国公开宣称朝鲜有可能正在开发核武器项目，90年代初又以其卫星照片为依据，认为朝鲜可能有用于研制核武器的设施；朝鲜则加以反驳并指责美国对其安全的威胁。从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6次不定期核检查，但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不一致。1993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作出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强制性的“特别检查”决议，同时，美韩恢复举行曾于1992年暂停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同年3月， 朝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半岛局势再度紧张，被称为第一次朝核危机。1994年6月，美国与朝鲜达成《朝核问题框架协定》，协定要求朝鲜必须冻结其各种核项目，并在所有核设施上加装监控系统，禁止一切关闭项目的重启，美、日、韩3国协助朝鲜拆卸石墨反应堆并帮助朝鲜建设两座轻水反应堆， 但轻水反应堆拖至2002年8月才在平壤奠基。2002年10月， 美国称掌握了朝鲜仍在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证据，对朝鲜核项目再次提出异议，而朝鲜一反常态地承认了美国的指控，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因朝鲜坚持以能源短缺为理由，拒绝美国提出的先停核项目，再谈能源问题的提议，朝美谈判陷入僵局，导致第二次朝核危机。
② Francis Fukuyama,“Re- Envisioning Asia”,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5.
③ 2005年9月8—9日，道格·邦德在韩国统一研究院召开的“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基础：现状与任务”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了此设想。
④ James Goodby and Donald Gross,“From Six Party Talks to regional Security Mechanism”,PacNet,March 24,2005.
⑤ 参见加尔德在“东北亚安全机制”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Securit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Northeast Asia:An American Perspective”。该研讨会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于2005年8月3—4日举办。
⑥ Francis Fukuyama,“Re-Envisioning Asia”,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5,pp.75—87.
⑦ Selig Harrison,“Seabed Petroleum in Northeast Asia:Conflict or Cooperation?”Washington,D.C.,Woodrrow Wilson Center for Scholars,2005.
⑧ 参见贝克和哈纳姆在“亚洲多边主义及美国在东亚的未来角色”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东北亚合作的相互信任问题”。该研讨会由美国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于2005年4月25日举办。
⑨ James Brooke,“At a cost,Siberian pipeline to send oil to the Pacific”,New York Times,January 22,2005.
⑩ Hisako Tsuji,“An International Logistical Network in Northeast Asia”,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Asia Discussion PaperNo.0307e,November 2003.
(11) Francis Fukuyama,“Re-Envisioning Asia”,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5,p.76.
(12) Northeast Asia Cooperation Dialogue Ⅱ,Tokyo,Japan May16—17,1994,Newsletter Report.
(13) 苏浩：《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合作安全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出版，第102页。
(14) 普里查德：“超越六方会谈：一个建立北太平洋多边合作框架的机遇”，《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期。
(15) 《日本经济新闻》2004年11月9日报道称，美国总统安全顾问赖斯访华时向中国领导人转达了此建议。参见《参考消息》2004年11月9日。
(16) Glenn Kessler,“Zoellick Details Discussions with China on Futur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Washington Post,Sep.7,2005.
(17) Statement by Representative James A.Leach,Chairman,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Hearing on“United States Interestsin Northeast Asia”,May 26,2005.
(18) 陈东晓：“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9期。
(19) David Shambaugh,Divided Diplomacy and Next Administration,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Alternative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82—83.
(20) David M.Lampton,“Paradigm Lost”,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2005,pp.73—74.
(21) David C.Kang,“Six-party Talks Vs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Northeast Asia:An American Perspective”,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Securi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Northeast Asia”,CICIR,Beijing,China,August 3—4,2005.
(22) “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国际研讨会主要观点”，《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9期。
(23) Nicholas D.Kristof,“The problem of Memory”,Foreign Affairs,Vol.77,No.6(November-December 1998),pp.3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