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拉布风暴》：审美救赎的三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拉布论文,风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陕西是当代文学的重镇和高地，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可为第一代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可为第二代作家，红柯算得上第三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低调的红柯是陕西作家的一个异数，当代文坛的一匹黑马。他出生在陕西，在新疆生活过十年，几乎他所有作品都围绕新疆题材展开，“以600万字贯通丝绸之路沟连天山、祁连山与秦岭的文学世界”正是他的“文学梦想”①，而最新出版的长篇《喀拉布风暴》(重庆出版社2013年9月版)更为他的“文学梦想”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全篇氤氲着浓厚的西域风情，彰显出质朴刚硬的西部气质、诗意与血性结合的浪漫底蕴，带有一定的审美救赎性质，对当今文学、文化和社会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审美救赎启示。 “西域有大美”：自然的雄性、灵性与神性 “西域有大美”对红柯绝不是一句空穴来风的话。人是时间性的存在，更是空间性的存在。红柯在《喀拉布风暴》里展开了对雄性、灵性与神性等“大美”自然的淋漓刻画。撒开一张网面面俱到去写风景风情是比较笨拙的做法，一个好的作家懂得四两拨千斤的技巧，中国传统艺术智慧讲究意象出意境，红柯也精于此道。十年的新疆磨炼给他内心种下了根深蒂固的“地理基因”，“地理基因”衍生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地理意象”。这些经过精心选择的“地理意象”如同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纷纷飘落入小说文本，酝酿出雄奇、灵性、神秘的意境氛围，搭建出具有浓郁西部风情的地理时空。其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喀拉布风暴”意象的选择与调用。据统计，完整的“喀拉布风暴”意象呈现在小说中出现了七次：“它冬带冰雪，夏带沙石，所到之处，大地成为雅丹，鸟儿折翅而亡，幸存者衔泥垒窝，胡杨和雅丹成为奔走的骆驼。”还有类似于“喀拉布风暴”的“沙漠旋风”意象：“一股子旋风，摇曳盘旋直冲蓝天，蓝天就在头顶，旋风越旋越紧，天一点点远去，好像被那旋风顶起来一样，若是那旋风横扫过来扑倒脸上，会留下多么深的伤痕。”“沙漠风暴”这个意象咒语般在文中频繁出现，不仅凸显了西域自然的荒凉、粗犷和狂暴，更蕴含着伟力和重生等意蕴。“燕子”是勇敢地飞翔于沙漠瀚海之间的“黑色精灵”，是作者钟爱的第二个核心意象。小说文本不仅有大量的对作为动物的“燕子”的传神描写，如“燕子是天空的眼睛”，“燕子是沙漠里的海”；“燕子像晶莹的泉水，闪闪发亮，就像飞蹿的流星，清爽迷人”；还有反复出现的哈萨克民歌中的“燕子”形象(民歌《燕子》的歌词出现四次)；及文本着意突显的李芸的爱情信物——人工锻造的燧石燕子形象。“大西北干旱荒凉，燕子那种湿漉漉的影子与河流湖泊泉水有关，很容易成为一种永恒的集体意象与神话原型。”②作者点出了“燕子”意象的深层内涵。哈萨克民间文化认为“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燕子”；“沙漠女儿”叶海亚是“人之燕子”；陶亚玲认为“生命最初的形态绝对是燕子”；生命进入高潮的骆驼“黑亮的眼睛”中会飞出“长了翅膀的燕子”等等。 西域自然，大气磅礴，雄浑豪迈。除了“燕子”，“骆驼”“胡杨”“红柳”“梭梭”及“地精”都是“天地之灵”，其实，“沙漠”“风暴”何尝也不是“天地之灵”!“西域有大美”“天地有大美”是作家反复念兹在兹的一句话：“骆驼有马的脑袋，羊的眼睛，鹿的脖子，牛的腿，是天地间的大美”；“大美无言，胡杨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烂，完全体现了天地之大美”；“梭梭的叶子跟枝条融为一体，叶就是枝枝就是叶，就像千手观音”等等。西域天地有“大美”的“自然”审美还集中体现于对文本的第三个核心意象——“地精”的反复呈现与交代。“地精”何物也?黄羊野驴野骆驼的水水子射到白刺根上就会长出锁阳，射到梭梭红柳根上就会长出肉苁蓉，锁阳肉苁蓉合起来就是“地精”。“地精”是沙漠中两种“天地之灵”——黄羊野驴野骆驼和梭梭红柳胡杨的神秘“结晶”，是沙漠的“灵魂”和“精华”，作者将他心爱的人物形象——“沙漠之子”张子鱼就作为“地精”的人格化身来书写。“地精”是顽强美好的沙漠生命的“寄体”和象征，作者借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巧妙地将“地精”和“物精—燕子”及“人精—叶海亚”融为一体来写，从而对“地精”的生命内核作了淋漓尽致的描摹、传达和释放。 文学地理学视域中“地理”，不仅指“自然地理”，而且指“人文地理”。辽阔西域，苍茫大漠，既孕育了无数神奇瑰异的自然景观，也诞生了许多玄妙动人的风俗民情。萨迪、哈菲兹、内扎米、鲁米的波斯情歌，维吾尔赶车人唱着的“姑娘的苹果亚克西”的古老歌谣，哈萨克人转场时唱的民歌《燕子》，成吉思汗的军歌；赛里木湖边的那达慕大会、哈萨克婚礼，以及其他众多神秘的神话传说。它们与神秘莫测的“喀拉布风暴”、强壮如男性生殖器的沙漠植物“地精”、为爱狂奔的“沙漠精灵”野骆驼等颇有西域特色的意象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喀拉布风暴》西域大漠的神性内涵。这些神性因子是西域历史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某些少数民族文化的溯源。对它们的征用和表现既彰显了西域历史地理古老深远的文明内蕴，又为文本披上了一层神秘涵咏的面纱，意境无穷。 红柯出生成长在“关陕空间”，从边地新疆归来后又工作生活在关陕地域，他的地理情缘肯定少不了陕西这块热土。如果说西域的“地理基因”是刻骨铭心，那么陕西的“地理基因”则是根深蒂固。陕西虽然不能算是西域的地域范畴，但自古就是西域的地理与文化上的近邻，一条丝绸之路和一座祁连山将陕西大地与西域打通、勾连，《喀拉布风暴》中的“关陕空间”同样雄奇灵性神秘。辽远壮阔的黄土高原，千媚百态、低回婉转的秦腔；散落在关陕民间的大量性故事和传说；及羊肉泡馍、岐山臊子面、油泼面、灌汤包等西北美食，诸多意象集结在一起，摇曳成文学的“风景”，生发出亮丽的颜色，为小说“爱情”与“成长”两个主题在内地陕西的展开支撑了有力的自然地理背景，构建了拥有丰富意蕴的地理文化空间。 空间是生命存在的地界，是生命绵延的场域，是生命栖息的家园。红柯在小说中不惜篇幅、不遗余力地征显西域及关陕大地的自然风景与自然风情，我想，他要着力思考和诉求的内核是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西部大地无论是大漠孤烟里蓬勃的植物和动物，还是充满生命力的民情民俗，一个总的特点是“天地有大美”。试想一下，在当今的社会，在喧嚣的都市中，我们有多久没有看到大自然的广袤，我们有多久没有聆听天地的声音了?“天地大美”是有震撼人心、直指鹄的力量的，作者寄希望于它能给忙碌的现代人一股久违的、如沙暴般汹涌猛烈的原始触动，从自然生命的自由舒展中获得存在的意境与快意，从而寻回到曾经失去的力量源泉与精神的家园。 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一个“失去风景”的时代，甚至可说是一个“风景已死”的时代，但生活在边地的作家，包括很多不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其创作普遍具备浓烈的自然风味。红柯的塞外体验使他的西部系列小说特别注重对自然的勾勒、皴染，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对当代文学的“风景救赎”?能给当代文学的“风景写作”带来某些启示? 把“爱情”当成信仰 《喀拉布风暴》着力刻画了六个青年男女：张子鱼、孟凯、武明生、叶海亚、李芸、陶亚玲，加上一个不时闪现穿插的“历史老人”——探险家斯文·赫定，共同谱写他们情感和命运的交响曲。同时，利用波澜壮阔的时空转换与空间跨越，在人物命运交织之下的情感纠葛的爱情主旋律中，勾连上整个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史及单个家族传奇史，兼顾讲述三位男性青年主人公张子鱼、孟凯和武明生的成长故事，展现他们的成长历程，让他们经历各自生命与爱情的“喀拉布风暴”，终于找到心灵的归宿和灵魂的家园，完成人生中爱情与成长一体双向的审美救赎。 爱情是人类一个千古不衰的话题，写作爱情题材的长篇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红柯感叹“爱情是永恒题材，写出有特点的爱情小说难度极大”，因此，他给自己定的写作策略是：“先易后难，先短篇继而中篇，最后以长篇表达沉潜于心底的最珍贵的素材。”③经过短篇《阿力麻里》和《红蚂蚁》的成功上手与积淀，在二十六年的沉淀和酝酿之后，才有了《喀拉布风暴》的问世。 《喀拉布风暴》是一个巨大的爱情生态空间，我们姑且以空间为坐标进行分类，将它分为塞外新疆空间、内地陕西空间、异域空间及书本空间等几个不太严谨的空间类型。塞外新疆空间是文本爱情展开的主体空间，作家将他心爱的“沙漠儿女”张子鱼和叶海亚的爱情就设置在这个空间里，这里还有孟凯与叶海亚失败的爱情、孟凯表哥“接地气”的小人物式爱情及各种沙漠生物的“爱情”。内地陕西空间是另一个爱情主体空间：有大学校园空间里的张子鱼情事的“前世前生”、武明生对李芸的苦恋及少男少女们各种炽热的校园情史；有西安市民空间里孟凯与陶亚玲爱情的瓜熟蒂落、武明生与少妇的“偷情”及与外科大夫的“天仙配”、李芸失恋后成功的“感情备份”及“如何嫁给有钱人”的陶亚玲们的感情培训史实践史；有渭北小城郊区空间里张老汉家族的婚姻生态，如张子鱼当兵的三爸的婚姻喜剧、“公家人”四爸“单边户”婚姻固态、远房叔叔妻妾成群的现代大款婚姻生态及张子鱼的中学情感“前史”；有岐山农村空间里武明生家族的婚姻传奇，如武明理与商店售货员碎女子的爱情、武明诚的农村空巢“骚情史”、武明生四爸发生在水库坝上的传奇爱情秘史、武明生父亲在特定时代的情感纠葛伤痛史等等。域外空间或大西域空间是小说的一个副主体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上演的都是惊心动魄的爱情，如雷莉与马杰农生死相依的波斯爱情、斯文·赫定对女友米莉和探险两个“恋人”的一生“探险”、及金骆驼对“爱情”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懈追逐。此外，作家还不忘时不时征调书本历史空间里的爱情以资借鉴或调侃，如特洛伊战争中的爱情、卡夫卡大学时代的爱情、包法利夫人与郝思嘉的爱情，及寒窑王宝钏与薛平贵的爱情、《红楼梦》中的爱情、仓央嘉措的情诗与宋氏三姐妹的爱情等等。总体来说，这几个空间范型里的爱情，依表现样态分析，既有传统爱情，也有现代爱情；既有城市爱情，也有农村爱情；既有异域爱情，也有本土爱情；既有现实爱情，也有书籍里及传说中的爱情；既有人的爱情，也有动植物的“爱情”；既有爱情的坚贞，也有爱情的放荡；既有自由恋爱，也有包办婚姻；还有热恋、痴恋、苦恋，滥情、骚情、偷情。真真一部货真价实的爱情百科全书，可察见红柯包举爱情、囊括情史的“野心”。可作家绝不仅仅是在开一个爱情的杂货铺或展览馆，在纷繁复杂的爱情形态中，作品始终在贯穿着一个爱情的质态追求：最原始最真挚的爱是大爱，是天地赋予的力量；要把爱当成信仰，从心灵去感受、触摸和追求。这种掷地有声的爱情价值观主要在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一种动物，即张子鱼、斯文·赫定和金骆驼身上得到了完美丰满的体现。 毋庸讳言，一号男主人公张子鱼无论是经历还是精神气质上都有作家红柯的浓厚投影，作家在这个艺术形象上投入了太多的经历和心血。小说一开首就是张子鱼的亮相，而他的亮相又是那样的不同凡响：他是在叶海亚的望远镜下如电影取景般被由远至近而“拉近”“放大”的一个在沙漠戈壁彳亍游荡的“幽灵”。这个“沙漠幽灵”以一曲苍凉粗粝的情歌《燕子》攫取了少女叶海亚那颗“不安分”的心，两人闪电般结婚，并迅速消失在精河人们的视线中，遁入沙漠深处度过了两个暑月的蜜月。小说开篇就“抖”下一个巨大的包袱，然后徐徐展开张子鱼的前世今生，追溯他那一段段不成功的情感经历。而张子鱼在内地陕西空间的“前世”只是铺垫和参照，作者着力要凸显的是他在精河沙漠空间里的“今生”：一颗伤痕累累的疲惫之心经过烈日的炙晒、风沙的打磨和大漠湖水的慰藉，尤其是见证了喀拉布风暴遮天蔽日、飞沙走石的大自然的伟力，灵魂已变得粗糙坦荡。“戈壁瀚海让人吃尽苦头又让人着魔”，张子鱼对感情的苦闷已完全消融，与天地融为一体。他变成了真正的“沙漠之子”，亲吻沙漠，与放驼人为友，“沙漠就是他的家园”。“只有经历了磨难的生命才是成熟的生命”，才显得沉稳厚重，因此，叶海亚才觉得“唱《燕子》的张子鱼才是一条汉子才是儿子娃娃才是真正的张子鱼”，才真正打动并俘获她的芳心。叶海亚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米其格大草原是她生长的摇篮，精河大戈壁是她成长的温床，心胸“无边无际，一马平川，绝不狭隘”。如果说张子鱼是“沙漠的儿子”“沙漠的地精”，那么，叶海亚就是“沙漠的女儿”“瀚海里的鱼”。沙漠里的喀拉布黑风暴是自然与爱情、苦难与诗意的见证，是灵魂与精神的激荡，也是他们两个爱情的“红娘”，他们的爱情奠基于彼此对绝域大漠的一种朝圣般的崇拜和敬畏，一种与宇宙天地相通的心性要求和生命境界，一种广阔宁静、自在无拘的生命状态的追求上，他们的结合是一种有质地的灵魂生命的结合，是一种有信仰的爱情结合。我们只有了解了他们爱情的实质，才能顺当理解他们在沙漠瀚海以天为幕、以大戈壁为席、以沙漠生命为友、以地精为食惊世骇俗的度蜜月之举绝不是作者红柯为吸引眼球而故意添置的闲笔诞笔，也才能理解婚前“不安分”的叶海亚甘愿“作张子鱼的燕子”，婚后生活中继续默默支持张子鱼探索大漠，寻找消失了的河流，给它拍照，解密它们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奥妙的情节设置是顺理成章的好情节。张子鱼们的爱情主旋律奏出的强力音符不仅使小说中俗世人物的卑琐显得那么相形见绌、不堪一击，对当下消费、欲望空间中搭乘“爱情”快车的功利主义不也构成了一种反讽? 每个人身上有俗性的一面，也有神性的一面，就看你怎么写。“文学观念意味着你的视野，你的见识，你的眼光，你的思想。”④红柯在谈及自己的创作追求时动情感言：“人身上有神性，写出这种神性是我的文学追求。”有信仰、有灵魂的爱情是一种神性的生命，内含着作者对人类存在的独特人性考量与深刻的生命认知，向往的是“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这是红柯最深的梦想，是他西部系列小说反复弹唱的主题。 “苦难非本源”：关于成长主题 《喀拉布风暴》还有一个隐含主题，即与爱情伴随相生的成长主题，且主要是张子鱼、孟凯和武明生三个青年人几经波折，几度寻索，各自历经了生命的喀拉布风暴后，在实现幸福爱情的同时，找到了心灵的归宿、灵魂的家园，从而达至了人生的成长经历。 《喀拉布风暴》很多地方写到苦难，但红柯绝不是要把张子鱼、孟凯和武明生的少年磨难写成如陕西文学先行者路遥式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励志故事，虽然不能否认有读者可能会读出类似体会。张子鱼在砖厂打工的苦难经历和郊区空间中强烈的城乡差距体验，虽然也化为了他发奋读书、立志“出头”的动力，但主要是为他从中学到大学的人生和爱情阅历蒙上一层厚厚的“保护壳”。英俊刚硬聪颖的张子鱼不乏漂亮优秀的女性追求者，他凭自身魅力赢获了如小县城画画少女叶小兰、医生女儿姚慧敏及省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大学同学李芸的好感与痴恋，但俱因这层苦难炼制的“壳”使他无勇气无信心面对现实世界，习惯“从镜头里看世界”，对女性进行“虚光处理”，结局或是女性主动放弃，或是张子鱼临到紧要关头下意识地采取“保护自己的姿势”而惯性退缩，这暴露了张子鱼作为一个从小农家庭出身的苦娃那颗柔软脆弱容易受伤的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颗自私的心。正是心里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阴影”让张子鱼不堪重负，他自识到“我脑子进水啦，进得厉害，浑身上下都湿透啦”，因此在大学毕业之际选择了主动逃避，跟随自己的“影子”跑，“哪里干旱哪里缺水我就往哪里跑”，精河巨大的喀拉布黑风暴留住了他，“在这里碰上了我的影子”。大沙漠“能烘干我脑子里的水”，从此，张子鱼变成了沙漠中游荡的“幽灵”，沙漠成了他的家园，“精河的沙漠救了他，燕子飞过沙漠给他带来了歌声”，他勇敢收获了“沙漠女儿”叶海亚的爱情，完成了他身心的第一次成长。但作家红柯是“残忍”的，他不想让张子鱼就这么轻易地彻底抛弃身上的“壳甲”，达至身心的完全成长，而这正是这部作品更显深刻的地方。张子鱼叶海亚的爱情确实无丝毫杂质杂念，纯白得就像大漠上粒粒可数的细沙，他们是凭对大漠的神往和对大漠性情的敬仰而实现的自由结合。婚后他们的好日子就在戈壁滩里过，“蜜月在沙窝窝里过，饭后散步把荒漠当公园”，叶海亚也极力支持张子鱼践行他向往的“精神之父”斯文·赫定的追求，继续他爱好的沙漠探险事业。可让读者惊讶也有意味的是，张子鱼接连在《中国地理》上发表高水平的“探索”发现，并将其中一幅有湖、鱼、鸟、沙的画面命名为《幸福时光》，可孟凯仍认为：“张子鱼离幸福还很遥远，他笑得不真实。”原来，张子鱼还没意识到对他的妻子叶海亚也进行了“虚光处理”。但叶海亚对他有信心：“张子鱼爱山川河流爱大地飞鸟爱孩子，他没有失去爱的能力，他在恢复。”在叶海亚的精心呵护下，尤其在情敌孟凯报复似的追溯他的家族渊源、追踪他的少年苦难、回溯他的情感“前史”的历程中，脓疮终被捅破，甲胄终被揭除，张子鱼终于完全清醒地体认到了他在风中对孟凯说的一席话的真正含义： 真心爱一个人，毫无保留地爱，就像沙漠，到了沙漠才明白要爱就毫无保留，一点不剩地把自己最真实的东西交出去，梭梭红柳骆驼刺在沙子里吸不到水分就在空气里吸，空气里吸不到就在太阳一起一落的温差里吸，吸到的都是真实的东西，一点假都掺不了，沙漠里都是真实的东西，再没有比戈壁沙漠更真实的地方了。 在叶海亚“快绷不住了”的夜晚，历经了又一次昏天黑地的喀拉布风暴后，张子鱼向叶海亚完全敞开了他那颗深沉的心，完成了他身心的第二次成长。至此，作者红柯还要“卖弄”一下“玄机”：“喀拉布风暴或许救他，或许毁他，就看他的造化了”，全文至此终于结束，留下一个“未明却实明”的结尾，是否意蕴无穷? 与张子鱼形成参照的是孟凯的成长。“坏小子”孟凯打小就在新疆的大漠空间里长大，对沙漠早就见怪不怪，因此他的审美和地理理念是“沙漠有什么好看的，绿洲才是人类的家园”。相应地，在与叶海亚恋爱时，经常做的事是拉着叶海亚从望远镜里打量大漠。架不住女友的要求去阿拉山口“郊游”也是得“提前几天做准备，饮料矿泉水香肠面包之类很简单，当然得有相机，还得有朋友”；对女友“我们步行进山怎么样?”“咱们不跟他们一起走，咱们俩自己走”的提议，立马的反应是“为难”：“咱有车嘛”，“人多热闹也安全呀”。在乌鲁木齐读大学相恋四年，“除了男女最后一道防线，该有的他们都有了，拥抱亲吻抚摸”。对“不安分”的“沙漠女儿”叶海亚来说，与孟凯的这场爱情太过顺利，缺少一场充满激情的爱情风暴，孟凯的失恋是注定的。有意思的是，张子鱼是在内地空间失去了爱情，在精河空间通过“沙漠治疗”重获了爱情。而孟凯却是在精河空间失却了爱情，但在追踪“死对头”张子鱼“前世前生”间接帮助张子鱼完成人生第二次成长的时候，顺带实现了他自己人生的一次重要成长；而且是在“眉户治疗”——对陕西特色地方小戏的疯狂追捧中，寻回自我，实现了情感的疗伤，在陶醉的《燕子》歌声中收获了陶亚玲的爱情。 武明生的成长道路稍稍与张子鱼孟凯相异。少时誓死捍卫“油花”的“饥饿”记忆深深刻在他的脑海，形成一种创伤性体验，那就是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其实也是一种自卑和不自信的表现。大学时代他对李芸不择手段的疯狂追求及与西安市民空间中少妇不计后果的偷情，都是这一少年创伤性体验在情感领域的发酵、继续和补偿。直到娶到了一见钟情的大洋马似的妻子，他才治愈了“自卑”；但只是完成一半的成长，另一半的成长是在对“地精”的了解中，在与孟凯对自己的童年成长经历的回溯中，明白自己拥有的一直是陕西人德性中“福尔摩斯”的一面，缺少斯文·赫定般厚重的一面，“咱们只有黑暗没有风暴，连吹起纸片的微风都没有。”只有认识到此点，武明生才算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全面成长。 三人的成长经历或曰成长救赎具有个体性差异：张子鱼的两次成长是重获爱的能力和对爱完全敞开心扉；孟凯的成长是补回人生苦难的一课，重获生命的激情和爱情的疯狂；武明生的成长则是克服童年的创伤性体验，消解人生过于精明和功利的一面，弥补人生的厚重博深。他们都需经历生命中的喀拉布风暴才能实现真正的成长。他们成长的人格化过程体现出共性的一面，那就是逃离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重拾孑遗的自然精神，选择一种“成为自己可能”的存在方式，抵达本真的生存状态。这既是成长的救赎，也是被压抑的人性的拯救。 但是，红柯常说：“我的小说总是被误读。”我怀疑这次阅读是否也是一次误读?不得而知。 注释： ①张静、红柯：《“说我的作品不陕西那就对了”》，载《西安晚报》2013年11月2日。 ②红柯：《喀拉布风暴》，159页，重庆出版社2013年版。 ③谢勇强、红柯：《“把爱情当成信仰来写”》，载《华商报》2013年11月6日。 ④红柯：《拉近文学与人生的距离》，载《光明日报》201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