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遗民诗人的桃花源——月泉吟社及其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桃花源论文,遗民论文,诗人论文,元初论文,月泉吟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蒙古人已渐受汉化，对南宋有着“礼乐衣冠之胄”的敬意。在征战过程中，较之对金，显得文明许多。忽必烈曾勉励大将伯颜效法曹彬（北宋征服南唐的主将），不杀而下江南。南方儒士与书生们在国亡之后，也在忽必烈怀柔政策下受到比较宽容的待遇，他们有机会考虑自身的出处问题。晚宋正是理学昌明的时代，儒生差不多都属于朱、陆两派的道学门墙，深受“春秋大义”的教育。他们当中有的争先赴难、尽忠殉国；有的隐逸山林；有的幽居讲学；有的啸咏湖山。月泉吟社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故国的怀思与科举的向往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原宋义乌令浦江吴渭，入元不仕，退隐吴溪，延致方凤、吴思齐、谢翱，共同创立了月泉吟社。这几位月泉吟社的主事者在地方都颇具声望。吴渭（生卒年不详）字清翁，号潜斋；吴思齐（1238—1301），字子善，号全归子，永康人，宋末曾任嘉兴县丞；方凤（1241—1322），字韶卿，亦浦江人，宋末任容州文学。宋亡后，三人皆矢志不仕元朝，退居田园。至于谢翱（1249—1295）则是抗元名士，字皋羽，号晞发子，福建福安人， 曾为文天祥咨议参军，后避地浙东，写了著名的《登西台恸哭记》悼念文天祥。
月泉吟社系得名于浦江名泉——月泉。据薛应旗《浙江通志》云：“其泉视月盈虚为消长”，故称之月泉。因景致优美，成为文人骚客聚会之所。
至元二十三年十月五日，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限五、七言四韵律诗，征诗四方，于次年正月十五日收卷。在短短的三个月间，共得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作者遍布浙、苏、闽、桂、赣各省。方凤等人评隲甲乙，选出二百八十名，于三月三日揭榜，依名次赠予奖赏，并将得名作品编集付梓月泉吟社成立和征诗宗旨，并无明确的文献记载，但不出以下三种意义：
一、纾解亡国之恸与故宋怀思
月泉吟社征诗，距陆秀夫背负帝昺从崖山跳海，壮烈殉国，相隔八年；而离文天祥被囚大都，不屈而死，仅仅五年。哲人不远，典型犹在；而家国覆灭，亲友遭杀戮种种血泪斑斑的悲惨事实，一定仍深烙人心。且月泉吟社主事者又都是誓不仕元的节义之士，其中所涵蕴的意义实在不揭自明。虽然吟社征诗以闲逸的《春日田园杂兴》为题，但“杂兴”二字才是题目的关键意义。清人金谢山说：“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1〕“壮矣”之评虽稍过誉， 但金氏之论大体可说明月泉吟社创立及征诗的旨趣。月泉吟社征诗除了使文人在鼎革之际有机会抒发一己的感兴外，同时是“以诗会友”的方式，使江南遗民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联系。
二、以诗会友与科举的向往
宋代重文轻武，读书人出将入相极受优宠。蒙古人马上得天下，摧残斯文，儒生地位一落千丈。虽然太祖十年（1215）已在金故都燕京建立孔庙，但科举实废而不行，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又恢复开科取士。元初遗民，无论是拘于民族大义归隐不仕；或有意仕途而进身无门者，对前朝儒士至尚，科举擢才的光景，一定都十分怀念。月泉吟社向各地征诗，从设置考官、命题、限体，到列名、揭榜、给赏等章节与程序，实似科举的缩影。换言之，诗社是以传统“以文会友”的精神为“体”，历代开科取士的形式为“用”，体用相辅既能安慰士子“学无以致用”的寂寞心怀；又能借此互通心曲，聊解“倒悬”之苦，给郁闷的生活增添一些趣味和色彩，当是一举数得的美事。
三、丰厚的给赏与现实的需求
参与征诗者多为地方基层知识分子。改朝换代对他们来说，经济上的意义或许同等于政治上的。在旧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至少能拥有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但到了新朝退居乡里后，可能连起码的生活保障也丧失了。月泉吟社给予入选者的奖赏不菲，如：第一名可得“公服罗一、缣七丈、笔五贴、墨五笏”，即使排名第三十一至五十名者，尚可得“笔一贴、墨一笏、吟笺二沓”。对清贫的隐居乡士而言，不无小补。前引《明史·文苑传》亦有“诗胜者则有厚赠”之语。孙克宽先生以为，月泉吟社在甫经动乱之余，征诗设奖，或有邀劝富人出资变相地津贴穷困遗民的用意〔2〕，此观点似可成立。 至于元末淮南行省参政临川人饶介，尝大集有权有势的名士赋《醉樵歌》，“（张）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 高启次之，得白金三斤；杨基又次之，犹赠一镒”〔3〕的豪举，与月泉吟社的征诗活动已大异其趣，不可同日而语了。
无名诗人与儒家隐士
一、无名诗人
现存《月泉吟社诗》一卷，仅收录前六十名的七十四首作品，诗人生平多已无从稽考。诗集记载作者的背景资料极不完整，方式也不统一，可见以下三种情况：（一）作者皆用寓名，而别注本名、字号、籍贯等于寓名之下。如：第一名罗公福，注云：“杭清吟社，三山连文凤伯正，号应山”。（二）只有寓名而无别注，或别注过简，无从考其真名。如：第四名仙村人，注仅言：“古杭白云社”。似此情况者共有十五人。（三）一人两见。如：第三名高宇，注云“杭州西熟梁相，字必大”；而第十三名魏子大，注云：“武林九友会梁必大”，则此二人实为一人。类似这种情形的有七名。由以上统计得知：《月泉吟社诗》的作者实只有五十三位，五十三位中仅有三十八名注有真实姓名和籍贯。而这三十八位作者中，除第一名连文凤，第十八名白珽、 第四十四名仇远身世稍显，第五名刘应龟〔4〕，第十二名刘汝钧〔5〕、第二十五名黄景昌〔6〕等人行迹略见于元代文史资料外，余者已淹没不传。
诗人以寓名代真名的原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未祥其意，岂凤等校阅之时欲示公论，以此代糊名耶？”明黄养正《月泉吟社重刊诗集序》云“其名姓之诡托，无非赵宋之遗民者”，清全祖曾也做了类似的揣测〔7〕。以上二说皆言之成理，也不相悖，实可以并存。 而参与者为避免落选的尴尬，以寓名代本名，或许是另一原因。
至于注文前后重复、体例混乱等情况，我以为当是编录此一卷节录本时，保留了原刻本的旧貌。理由有三：（一）以寓名代真名，既便考官公平论断，又可避免遭祸及失颜，固有万全之法。但揭榜以后，已不需要再顾虑“公允”和“失颜”的问题，主事者打算将入选作品编集付梓时，或征询作者的意愿，自行拟写本名、里籍等，然后收集剞劂。因注文非出一人之手，且部分入选者仍无意暴露身份，所以造成阙漏、重复、体例混乱的情形。（二）编辑节录本时，因原资料已不完整，作者真名又无从稽考，故编者依然保留原刻旧貌。（三）此节录本的编辑必出于一人之手，若原刻本无注，附注乃编者所补，而体例杂乱如此，殊不合理，由此反证，附注非节录本的编者所加补。
二、儒家隐士
在改朝换代之际，士人总面临自身出路的抉择，尤其是外族统治之朝，这个问题则更见敏感。近代学者已有颇多专论探讨南宋遗民的仕、隐取向和矛盾。综而言之，宋遗民退隐田园湖山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一）具有强烈不事二姓的忠君观念，怀念故国不仕新朝。（二）穷居伏处，修天爵而不受人爵；即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以上两项是根据柯绍文《新元史》对元隐士的分类）。（三）以道不行，度时不可为，所以高蹈全志。（四）因能力不足，无出仕条件，借隐居之名，以沽名钓誉（以上两项是根据《元史》对元代隐士的分类）。上述的前三种因素无涉佛家的空无寂灭，与道家反璞归真的关系也极微，主要是植根于传统孔孟之道和受宋代新儒学义理的影响。
传统的儒家学说对仕和隐采取“对等”而非“对立”的态度。孔子以为“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泰伯），“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孟子在《尽心篇》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孔、孟并没有“家天下”的观念，或仕或隐的关键在于“有道”或“无道”；“得志”或“不得志”。“不事二姓”的忠君观念是宋代理学家特别强调“道统”和“伦理”关系后，才深植人心的。
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元代大儒许衡与刘因对仕、隐有不同的看法：“中统元年，（许衡）应召赴都日，道谒文靖公静修刘先生，因谓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则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征刘先生至，以为赞善大夫，未几，辞去，又召为集贤学士，复以疾辞。或问之，乃曰：不如此，则道不尊。”“道行”与“道尊”，正说明传统儒者对仕与隐有着基本理论上的争执。同是品德高尚之士，在鼎革之际，或仕或隐会采取不同的态度，而二者都不背离孔、孟之道。不过月泉吟社诗人都暂时选择了隐逸之途。
黍离之悲及田家写真
《月泉吟社诗》一卷，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四库全书本，卷首附有田汝耔序（不完整）、征诗章则、题意、誓诗坛文、诗评；卷末附有赏格、送诗赏小劄和诗人回送诗赏劄节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定此书乃后人节录之本《粤雅堂丛书初编第二集》及《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所收存的《月泉吟社诗》，并附有咸丰辛亥（1851）伍崇曜跋。
由于月泉吟社主事者都具有较鲜明的遗民色彩，因此《月泉吟社诗》也往往被视为反映宋遗老消极反抗异族统治、抒发黍离之悲的集子。然细读这七十四首诗，却不难发现，上述的心声，并不是唯一的重要内涵。今分述如下：
一、种秫已非彭泽县，采薇何必首阳山
历代学者对《月泉吟社诗》中所流露的故国之思，多表同情并加称许。诗人主要是借助典故的使用来抒发这方面的情感。如：
绕畦晴绿弄潺湲，倚仗东风却黯然。往梦更谁怜秀麦，
闲愁空自托啼鹃。啼鹃相踵地力尽，花柳无私春色偏。
白发老农犹健在，一蓑牛背听鸣泉。（第十一名方赏）这首诗颔联首句是统摄全诗的轴心，用箕子感“麦秀”而伤殷亡的典故〔8〕，表达了作者为田园春景所感，而怀念故朝的情思。 由此间接透露了诗人“黯然”之由，“愁心”所在。春日欣欣向荣的原野风光，敷染了作者主观的悲思，终笼罩在沉郁凝滞的氛围中。又如：
东风转瞩又东皋，久赋将芜力未薅。古木阴深巢燕弱，
荒陂水浅怒蛙豪。儿痴方拟半栽秫，身隐尚嫌全种桃。
何许蕨薇君欲采？饥眠堪羡华山高。（第十四名喻似之）
此诗首联、颈联皆与陶渊明有关。首联化用《归去来辞》“登东皋以舒啸”、“田园将芜，胡不归”等句，以表明弃官归隐的心志。颈联使用渊明嗜酒，曾令公田种秫〔9〕和桃花源村民遗世独立的故事， 婉转说明自己虽耽酒以忘忧，但和桃林中不问尘事的化外人依然不同。颔联次句“怒蛙豪”，则与越王勾践奋发复仇的事迹有关，《韩非子·内储说上》：“越王勾践怒龟（蛙）而式（轼）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诗人显然是借景托情，以越王图强复国，反衬南宋朝廷如“弱燕”般馁志无能，以致亡国。末联首句乃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充饥的典故，兴托不忘故国的哀思；同时点明自己与桃源人相异之处。既为凡人，难免于物质的需求，所以诗人最后以倾羡那不食人间烟火、高卧华山修道的陈抟（生平见《宋史》四百五十七），作为全诗的收束。
综观《月泉吟社诗》中使用最多的是有关陶渊明的典故，除上文所举的诗例外，余如：“已学渊明早赋归，东风吹醒梦中非”（第二十二名）、“独喜桑麻今正长，渊明归去最知几”（第二十八名）、“试问封侯万里客，何如守拙晋渊明”（第三十八名）、“躬耕自得莘郊乐，日涉谁知陶径闲”（第三十九名）、“眼前物物是生意，却恨渊明归计迟”（第六十名）等。“渊明归隐”所涵蕴的意义十分丰富。诗人或爱慕他闲适安逸的本性；或称赞他洞悉世情、识得机先的智慧。至于颂扬他不仕刘宋的节义情操，只是取用典故繁富意义的一端而已。由此可见《月泉吟社诗》内容的多样性。
二、世数有迁革、田园无古今
生存在鼎革动乱之际，经历了世事沧桑后，产生对富贵虚空的领悟与避世远祸的念头，是十分自然的情况。《月泉吟社诗》中也流露了这类的感兴。如：
已学渊明早赋归，东风吹醒梦中非。莺声
睆来谈旧，
牛背安闲胜策肥。时听樵歌时牧笛，间披道氅间农衣。
篇诗那可形容尽，何似忘言对夕晖。（第二十二名骑牛翁）
首联主在表达误落尘网、今是昨非的觉醒。颔联婉约地说明视福贵如浮云的理念。颈联用轻盈之笔描绘自在的田园生活。尾联则以“忘言对夕晖”情景交融的境界，流露无可名状缥缈安逸的心情。
第三十九名樵逸山人诗句：“两外泥深牛觳觫，花边风暖鸟间关”，是以“觳觫之牛”暗示仕途的险恶，“间关之鸟”比喻田园生活的幽然和谐，这正说明士人在世乱时“见说弓
方四出，欲更名姓掩衡门”（第三十三名岳重诗句）的原因。“世数有迁革，田园无古今”（第二十四名安定书隐诗句），当是宋元之际读书人共有的体认。
尽管世代更迭，但宁静和谐的自然风物是千古不变的。较客观的描写田园风景，称美农村的平和静美，则是《月泉吟社诗》的另一主题。如：
物色天成画不如，东风又到野人庐。蜜蜂辛苦供常课，
科斗纵横学古书。小雨杏花村问酒，澹烟杨柳巷巾车。
汀洲水暖芦芽长，更买扁舟伴老渔。（第四十三名东湖散人）
此诗一片冲淡恬静，纤尘不染，又无处不充满生机与天道的恒常。末句诗境由“无我”转为“有我”，主客融合为一。又如：
香红眩眼缬
英，竹杖扶吟纵步行。桑眼蟇含青蕾小，
麦须虾磔翠芒轻。黄花菜圃午风软，绿水秧畦春野平。
芳树几声鸠雨过，苍苍柳色弄烟晴。（第五十名元长卿）
这首诗以设色取胜，“香红”、“青蕾”、“翠芒”、“黄花”、“绿水”、“苍柳”配合着人物、节肢动物与飞禽，构成一幅缤纷且充满生意的春日田园画卷。也间接地呈现了平实丰足的田家生活。诗人扶杖徒行其间，乐趣则不言自明了。
三、一岁农功只在春，夫夫妇妇几艰辛
中国的田家诗虽早见于《诗经·豳风·七月》，但稍后除了渊明以“躬耕”的真切经验，描写一些现实的农家生活及农事外，历代大多数的田园作品多偏向于“园林鸣好鸟，闲居犹独眠”〔10〕幽栖适意生活的描写；或“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11〕高蹈出世心境的陈述；即使谈及农事，也只是“予意在耕凿，因君问土宜”〔12〕，以客观的角度，关怀、描述或怜悯农民耕作的辛苦和生计的艰难。读者从这些诗里，很难感受到农家实际的生活内容和感情。
宋代范成大（石湖）的田园诗是比较例外的，他的《梅雨五绝》、《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和《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等农家诗，专注且系统地描摹田家景物、岁时、风俗、劳动、困苦、灾难和奋斗等多样的真实生活。月泉吟社征诗是“借题于石湖”的〔13〕，因此在内容上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部分诗人非常细腻地陈述了农家节序琐事。如：
壁写新年百事昌，春盘次第蓼芽香。烧灯过了争桃菜，
祭社归来便撒秧。布谷几声催耜亩，吴蚕三伏正条桑。
一春忙过无多日，又听鹂鹒报麦黄。 （第二十一名社翁）
首联写新年贴春联、插桃符、置春盘（取生菜、果饼、糖果等置盘中为食）、采食蓼芽的迎新情景。“烧灯”即指元宵节。元宵节过后接着欢度挑菜节（唐俗遗风，每逢二月初二，士民在曲江拾菜，并游观其间）。颔联次句“祭社”是指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祭祀土地神的仪式。《荆楚岁时记十三》载：“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而立春前后也正是撒秧时机。颈联首句言“布谷鸟的鸣声催促着农人耕锄”。《荆楚岁时记十九》云：“四月也，有鸟名获谷，其名自呼，农人候此鸟，犁杷上岸。”次句“三伏”，指蚕第三眠，而此时正宜摘采桑叶。尾联以农人期盼丰收的喜悦之情作结。全诗叙述田家三春忙碌的情景，历历如绘，可谓是一幅春日田家写真图。
从寓目见景到感物起兴
一、《春日田园杂兴》的旨趣
月泉吟社主事诸公在征诗章则中阐明题旨说：
“所谓田园杂兴者，凡是田园间景物皆可用，但不要抛却田园，全然泛言化物耳。归去来辞全是赋体，其中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四句正属兴。此题要就春日田园上做出杂兴，却不是要将杂兴二字体贴。”
很明显这段文字是说明：观物——感物——情景交融——呈现新情境的创作模式。呈现情景契合无间或情中有景、景中有情的圆融诗境，这就是吴渭诸公要求参与征诗者必须谨守的创作原则。
《月泉吟社诗》《诗评》中对题旨另有一段说明：
“诗有六义，兴居其一，凡阴阳寒暑，草木鸟兽、山川风景得于适然之感，而为诗者皆兴也。风雅多起兴，而楚骚多赋与比。汉魏至唐，杰然如老杜秋兴八首，深诣诗人阃奥，兴之入律者宗焉。春日田园杂兴，此盖借题于石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园而泛言；亦不可泥田园而他及，舍之则非此诗之题；泥之则失此题之趣，有因春日田园间景物感动性情，意与景融，辞与意会，一吟风顷，悠然自见，其为杂兴者，此真杂兴也。”
吴渭诸公将诗经六义中的“兴”与杜甫《秋兴》的“兴”和《春日田园杂兴》的“兴”并论齐观，实有待商榷。历代学者对“兴”的解说纷纭，但显然引文中所涉及的“兴”字，都与两汉经学家所强调的美刺、讽谕、寄讬等教化功能无关，而是专指“兴”在创作方面的艺术技巧和美感经验的。仅就这个层面而论，诗经六义中的“兴”和《春日田园杂兴》的“兴”的含意则大有分别。
六义中的“兴”在创作技巧和作用方面的意义，刘勰的解释是：“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14〕朱熹的解释比较清楚：“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颂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15〕也就是谢榛所谓的：“诗以两联为主，起结辅之，浑然一气。或以起句为主，此顺流之势，兴在一时。”〔16〕今人叶嘉莹以为：“所谓兴者，有感发、兴起之意，是因某一事物之触发，而引出所欲叙写之事物的一种表达方法。”〔17〕综观《诗经》中的“起兴”句多置于章首；偶见于章句之中，都是具有类似“引子”、“介体”的作用。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直接引发了“窕窈淑女，君子好逑”的意念，是诗人纯任天机自然的一时灵感、联想或想象。引子与触发体之间有时并没有明显的必然关系，它的产生偏向于“直觉”的感悟，其间跳脱了物染我情、物我合一的融合过程。即便“起兴”句出现于章句之中的，如：“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於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是中断前文主观情思，突然插入的客观事体，以引起下文“如之何勿思”的内蕴深情，开展出另一情境。此三句仍然只是具有转折作用的“引子”。
上述《诗经》“兴”的创作技巧绝不同于《春日田园杂兴》的“兴”的旨趣。前文已论及吴渭诸公所强调的是：客体与主体的融合关照，意象与情趣的妙言无垠，以达到能出能入，“意与景融、辞与意会”浑融全整的美感境界。
“兴”是中国诗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但其意义、内涵随着政治背景的需求及各代学者立论观点和方向的不同，而产生极为复杂纠结交缠的解说。月泉吟社主事诸公似乎一时也未厘清界定，以致含混其辞了。
二、理论的实践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谓罗公福诗“以和平温厚为主，无甚警拔，而卷中亦无能过之者”。而王士祯《池北偶谈》称方凤诸公品第高下不当，移原第六名子进为第一，移原第一名罗公福为二十一。李东阳诗上承“台阁体”，下启“前后七子”，作诗宗法杜甫，强调法度、音调；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主，承继司空图“味在酸咸外”的观点，倡“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晚年编《唐贤三昧集》，不录李白、杜甫二家诗，其用心可知。李、王二人具有不同的诗观，品味自然相异。今分析比较罗公福及子进诗如下：
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一犁好雨秧初种，
几道寒泉药旋浇。放犊晓登云外垄，听莺时立柳边桥。
池塘见说生新草，已许吟魂入梦招。（第一名罗公福）
农圃谁言与世违，韶华正恐属柴扉。天机花外闻幽哢。
野色牛边睨落晖。膏雨平分秧水白，光风小聚药苗肥。
行歌隐隐前村暖，忽省深山有蕨薇。（第六名子进）
起联罗诗直赋胸臆，率真为其优点，但却失之于“直露”。子进虽也以率然之笔写出退隐田园既不违世情又可免除尘杂的幽居情怀，但首句是诘问句，次句为论断句，产生了意义和节奏的转折效果，所以方凤诸公以“起有顿挫，佳许之。”
两首诗的颔联和颈联都着重于田园风光和生活的描写。罗诗颔联以较客观的笔法捕捉意象，再现物境，境中无我。颈联则是以“放”、“登”、“听”、“立”等主动词，创造了动态意象，把自我带入景物中，造就了物我合一的“同物之境”；同时间接暗示了诗人与自然浑然契合的言外之意。子进诗颔、颈二联的布局正好与罗诗相反。他先写有我之境（即同物之境），然后再将自我超离物境，对物象较客观的描摹。颔联诗人用“闻”、“睨”两个主动词，把自我融入景致中，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同时体现了作者幽然闲适的怀抱及静谧苍茫的景外之景。这两句比罗诗颈联写得清远自然，不具匠意，与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有异曲同工之妙。罗诗颈联次句：“听莺时立柳边桥”，“听”、“立”两个动词稍嫌凸显强烈，以致流露了有所为而为的经营造作痕迹。罗诗颔联和子进诗颈联的取景虽极类似，但子进的造境较空灵幽远。尤其首句“秧水白”的“白”字，使画面增添了无垠的光色效果，也为读者创造了想像的空间。
至于尾联，两位诗人都使用节奏紧凑，上下句意连贯的流水结构，有一气呵成之感。罗诗首句化用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句，点出新春草木滋长的生机；下句言已应谢灵运诗魂入梦向己召唤，含蓄地表明诗兴勃发，正宜参与征诗的意向。子进首句以“前村暖”暗示春临大地，用隐隐回荡于田园的行歌，引发出下句对节义之士——伯夷、叔齐的怀想。末句刹那的感兴，除了和首联相呼应外，同时为全诗开展了新的情境，可谓“言尽而意未尽”。方凤诸公也认为“末意尤永”。
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以为若就笔调的清幽淡雅，诗境的情趣，风韵而言，子进似略胜罗公福一筹。
《月泉吟社诗》作者因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和情感，又为题目所拘限，所以在用词、造句等方面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前文已略述及。至于布局方面最显明的共同特色是：尾联多用语法、语意连贯、偏向于知性的论断句。除了上述罗公福、子进二诗外，他如：“我来拾得春风，分付沙鸥莫浪言”（第五名）、“邻叟相邀同社饮，旋将新洒向花篱”（第十七名），“渊明千古士，伫立此时心”（第二十四名）、“莫嫌陶令拙，农圃得余年”（第三十名）、“栗里辋川非谬计，晴窗子细味渠诗”（第三十四名）等。
论断句与意象句不同，意象句包含现实与虚构的成份，读者不需要使用推理，多以感性去领悟；而论断句则是诉诸读者的理智，其内容含有真假、是非、善恶等的判断。就语言结构而言，意象句常不具逻辑性的语法，主语不作正面交代；而论断句则可借逻辑语法了解句意，且有清楚的主语。一般而言“一句诗的意象丰富与否与语言论断的程度成反比”，〔18〕所以论断句会减低诗的意象浓度。但在律体诗连续两联或三联意义平行的意象句之后，巧妙地使用流水结构的论断句作结，却有整合纷繁意象、思绪的“画龙点睛”效果，甚至开展意外之意的新情境或理境，前所分析的子进诗的尾联即是一例。其实这是唐诗中常见的结构，月泉吟社诗人撷取了唐人的创作技巧，以实践“因物托情”的创作旨趣。
《月泉吟社诗》虽非一流的诗集，但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艺术价值。同时，诗社的组织形式和征诗章则，对元、明、清文人结社造成深远的影响。
注释：
〔1〕〔7〕《鲒埼亭集·跋月泉吟社后》。
〔2〕见《元初南宋遗民初述》。
〔3〕《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张简传。
〔4〕见黄溍《黄文献集》卷三《山南先生行述》。
〔5〕见谢翱《晞发集·小元祐歌寄刘君鼎》诗及吴莱《桑海遗录序》引述《刘汝钧与吴思齐书》。
〔6〕见《浦阳人物记》卷下《黄景昌传》。
〔8〕《史记·殷本纪》。
〔9〕见《宋书列传五十三》。
〔10〕韦应物《园林晏起寄昭应韩明府卢主簿》。
〔11〕王维《酬张少府》。
〔12〕孟浩然《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
〔13〕《月泉吟社诗·诗评》。
〔14〕《文心雕龙·比兴》。
〔15〕《朱子语类》卷八十《诗》。
〔16〕《四溟诗话》卷二第32则。
〔17〕《迦陵谈诗二集·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
〔18〕高友工、梅祖麟：《论唐诗的语法、用字与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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