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意识与政治认同_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意识与政治认同_政治论文

价值自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自觉论文,核心论文,体系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4)03-0036-04

       核心价值体系“由一些原则和价值组成,这些原则与价值根据对未来的想象、对现实的解释和对过去的印象而证明一个结构、其规范及占有者的合法性”[1],对政治权力、政治权威的政治合法性具有思想诠释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面鲜明的旗帜,承载着为我国政治体系保驾护航的历史使命。它只有获得人们普遍的政治认同,才能拥有真实的合法身份,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旋律、社会发展进步的助推器、社会关系整合的主心骨,才能为“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提供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撑,否则将是一纸空文。当前,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面临边缘化危机,令人深思,我们尝试立足价值自觉,对解决核心价值体系政治认同问题的具体路径进行分析。

       政治认同是政治客体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前提,核心价值体系要获得政治合法身份必须获得公民的政治认同。拥有合法性的核心价值体系能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和思想上的保证,是政治体系有效运转和政治统治得以维系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思想保障。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2],它是人们政治态度的具体体现。人是社会的人,人要在社会共同体中生存、生活和发展,需要融入社会、融入群体,需要进行角色定位,如加入某一党派组织、参与某项政治活动、追求某种政治信念等,并用一定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政治认同是一个关系范畴,是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基于一定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对政治客体(包括政治组织、政治理念、政治活动等)作出肯定的价值判断、确立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主动的政治实践活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政治认同是政治主体从内心深处对政治客体的一种信任感和归依感,从本质上讲,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内含的统治权力的信服和政治理念的信仰。政治认同是政治客体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指人们对政治统治、政治权威的认同、服从和忠诚态度。马克斯·韦伯把政治合法性理解为民众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和“服从”[3]。政治认同之所以是确立政治合法性的必要前提,是因为它在构成特殊意义的政治权力和普遍意义的政治义务的相互关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如果人们的政治认同不断延续,政治合法性就有继续存在的依托,反之,如果政治认同不再延续,政治合法性也将随之消失。政治合法性是政治认同的价值旨归和理论升华。政治认同是一种感性的认知活动,是一种感情上和心理上趋同的过程,重在感情归依。合法性更侧重理性,是一种规定性的权力主体身份。

       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是指人们从思想上、情感上对其内含的政治体制、政治权威、政治规范、价值理念等一种自愿接受、自觉遵循的态度,实质就是承认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领导权”。核心价值体系要取得政治合法性,前提条件就是获得人们的政治认同。如果核心价值体系被人们广泛认同,其政治合法性就会延续下去,如果认同感丧失,就会发生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直接认同的危机”[4]。在政治认同结构中,核心价值体系的合法性占据社会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基础的地位,它通过培育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合法性的认可和情感,帮助政治客体确立政治权力、政治权威。正如希腊政治学家波朗查斯所说,“在分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时,不能低估主要依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那些合法性的存在”[5]。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拥有合法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获得政治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维护和延续,离不开核心价值体系的支撑。被社会成员自觉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能从理论上对政治统治和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正当性加以解释和说明,并通过传播和推广,灌输到社会成员中,使社会成员自觉认同和支持当前的政治统治、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真正达成对政治权力的信任和拥护,它是一定社会共同体“团结统一的水泥”[6]。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只有获得民众的自觉拥护,才能成为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的纽带,才能为我党的执政地位、“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合法性、正确性加以诠释和说明。

       哈贝马斯认为,一种具有合法性的事物其自身必须含有被认可的价值,即具有合法性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7]。核心价值体系要获得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要具有合法性,本身也必须要有被认可的价值基础,其价值取向必须符合社会成员的内心期待和价值追求,达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为此,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在理论层面构筑能掌握群众、说服群众和满足群众内心期待的“理论自觉体系”,确立全面、辩证、科学的价值追求,实现价值自觉。

       按照价值意识的水平,价值追求可以划分为价值自发和价值自觉两种形态。价值自发是人们只认识事物表面现象,受本能所驱使,凭着主观印象,盲目地、单纯功利地追求某种价值的状态,是价值追求的低级形态。价值自觉是人们克服本能支配,立足科学的理性思维,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事物发展规律,积极、主动、理性地追求功利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内在统一、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合理兼顾,追求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是价值追求的高级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有价值本质理解的科学性、价值理论的逻辑严密性、价值追求的辩证性和合理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其特定的主导价值体系,它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相互区别的根本标志。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实质上是一个重新阐释价值理念和重新构建主导价值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价值评判、价值选择的过程,也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价值实践过程。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前提条件是执政党要达到高度的理论自觉,构筑能掌握群众、说服群众的彻底的“理论自觉体系”。“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自觉体系”建构必须在“彻底”和“抓住事物的根本”上下功夫。要“抓住事物的根本”需要有清醒的价值意识、理性的价值判断和合理的价值选择,需要实现价值自觉。价值自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觉建构具有导向意义。在价值多元时代,人们的价值需求、价值标准、价值观念等纷繁复杂,执政党倡导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准则是否能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期待,关键取决于其价值评判的能力。价值自觉能使其在价值评判、价值选择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价值意识,以理性的态度分析当前各种社会现象,以妥善的方法化解社会复杂矛盾,以合理的方式整合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使价值选择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从一定意义上看,价值选择是人们在价值实践活动中的一种自由表现。自由不是对客观规律的摆脱,而是对必然的认识,是对客观规律必然性的认识和掌握后,有计划、有目的地使客观规律为自己一定的目的服务。要使价值选择获得自由,需要实现价值自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要认识、理解和把握对社会发展规律,要对不同价值的属性、结构、功能进行深入分析并把握其内在变化规律,等等,都离不开价值自觉。只有达到价值自觉,才能使人们的价值选择获得自由并符合规律性。同时,人的行为活动是有目的性、指向性的,人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实践活动也同样如此。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仅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地区的人的价值追求不同,即使是同一社会、同一时期的人们,由于各自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实践经验、政治立场、宗教信仰、道德境界等不同,价值追求也千差万别。只有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能够增进人类幸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选择,才是合目的性的价值选择。只有达到价值自觉的程度,才能作出合目的性的价值选择。执政党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选择、价值整合和利益协调的过程,只有做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合理兼顾、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统筹安排、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协同共进,才能符合人类总的发展目标,才能使价值选择具有合目的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党在正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总结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充分吸收我国传统文化精华和世界先进文化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思想理论成果,整合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价值体系。它集中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增进人的幸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我党达到自觉程度的标志,这样的价值体系符合公众的内心期待和价值追求,有利于公众产生政治认同感和政治归属感。

       正确的理论并不意味着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接受。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理论自觉体系”的建构只是为人们的价值选择提供一种可能,人们如何理解和把握,能否真正践行,最终取决于其政治认同和信仰程度。当前,国际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在国内,社会转型,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凸显。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我国主流价值观边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严重削弱,合法性面临严峻挑战。政治认同和合法性挑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影响到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作为执政党,不仅要实现理论自觉,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身的亲和力与吸引力,更要在实践层面构建五位一体的“实践自觉体系”,为核心价值体系获得政治认同提供现实条件。

       (一)经济自觉

       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人所处的物质生活状况往往是其思想意识产生的土壤,要解决人们的思想意识问题,首先要满足人们起码的物质生活需求。在经济建设方面,实现经济自觉、促进共同富裕,为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物质资源的匮乏,生存状况的艰辛,往往会使人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如果一个社会政治体系不能满足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最起码的生活需求,它就无力阻止这些人产生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首先是针对执政党的。如果这些不满情绪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而执政党的治国举措又没有实质性的改进,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生存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进,那么,这种不满情绪就会愈演愈烈、不断加剧,就很可能转向政治共同体,危及整个社会稳定。同样,面对匮乏的物质条件和艰难的生存环境,人们也很难认同执政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正如邓小平所言:“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9]只有实现经济自觉,真正给人以能切实感受到的实际利益,让人真正感觉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的提升,人们才会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制度的优越性,才会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腐蚀和影响,自觉拥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政治自觉

       政治建设方面,实现政治自觉,提升政治文明,为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提供制度保障。亚当·斯密认为,人不仅是一种经济动物,更是感情动物和社会动物。人不仅有物质需求,更有情感需求、政治需求。在政治生活方面,执政党不能搞“一言堂”、“家长制”,不能不顾及公众的意愿和内心的感受强行地把自己的主张灌输给他们,而应当尊重各个阶层的主体地位,广开言路,实行平等对话,充分吸收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建议,进行有效整合,取得共识。具体说,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为人们提供平等的自由表达权利。不论身份贵贱,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财产多少,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建议的权利,在人格上一律平等。大家平等交流,相互协商。对于执政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共同价值观,也要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二是畅通表达渠道,做到下情上达。只给人们提供平等自由的表达权利,如果社情民意没有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或者下情根本不可能上达,那么,再多的表达也是无效的。执政党要通过机制创建,把人们的合理诉求纳入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轨道。无论是为了生存还是发展,每个社会成员都会产生一定的利益诉求,“不同利益群体和社会成员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迫切希望将自己的意志输入政治系统”[10]。并力图通过政治过程的介入来争取、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社会思潮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每一种社会思潮往往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矛盾,表征着一定社会群体的心声。如果压制意见发表,限制言论自由,必然导致民意阻塞,矛盾加剧,社会动荡。实现政治自觉,要求执政党通过创设民主的制度环境,畅通民意的表达和处置机制,深入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诉求,经过有效整合,充分协调,在决策层面做到各方利益的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提高自身公信力。普通民众通过民主的政治参与制度,通过平等交流、沟通协商,便于达成共识、增进社会认同。

       (三)文化自觉

       文化宣传方面,实现文化自觉,加强宣传教育,为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夯实心理基础。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结构复杂、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人们要真正感知、熟知、理解并自觉认同,需要进行有意识的文化宣传和教育引导。雅斯贝斯认为:“信仰教育能使个体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自己在这个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自己的义务以及责任,从而感受到生存的价值。信仰教育在教育中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与各类知识和技能教育相配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1]有效的宣传教育引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人们普遍知晓,深刻领悟,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才可能接受、认同和自觉践行。人们感知、理解和接受核心价值体系,需要有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自觉的正面教育引导。要通过制度创建、典型示范、媒体宣传、物质奖励、精神激励等方法,多层面、全方位、持久性地宣传核心价值体系,营造舆论氛围,加强自觉引导。注重实践养成,把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贯穿到媒体传播、文化创作中,使其融入社会现实生活,体现到激励机制创建、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事务管理中。要把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统一的现代教育体系,使它渗透到各行各业的规章制度、市民公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中,通过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将其逐渐转化成人们日常学习工作生活的价值准则。

       (四)民生自觉

       社会建设方面,实现民生自觉,促进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营造和谐的人际氛围。民生问题关系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幸福安康,核心价值体系是否能获得人们的政治认同,民生方面关键看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否公正,是否真正体现社会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是否关注人的幸福尊严。一个社会建立起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只是为不同利益群体提供了话语权和利益博弈的平台,并不意味着能自动实现合理的利益分配,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才是实行利益合理分配的关键,是实现人际和谐的根本。罗尔斯认为,社会公正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达成的一种价值共识,是社会成员判定社会制度是否合理、决定自己是否拥护的价值标准,也是社会成员友好相待、和谐共处的政治底线。公正问题是社会公共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一个社会一旦出现公正危机,必将导致政治信任危机。公正就是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努力做到不偏不倚,让人得到其应得的份额。得到应得的份额,就意味着自己的劳动付出得到社会认可,这样会使人心情愉悦,也能融洽人际关系。假如利益分配公平合理,即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资源不够丰富,人际关系也会比较和谐,人们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度也会比较高;反之,如果利益分配明显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一个社会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社会资源相对充裕,矛盾冲突依然难以避免,人际关系也必然紧张,进而会影响人们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可度。利益纠纷是造成人际关系紧张的根源,人际冲突又是引发社会动荡的最大潜在因素。我们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行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让社会建设成果惠及全体国民。

       (五)生态自觉

       环境建设方面,实现生态自觉,美化生活环境,为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认同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态利益也是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基础。当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追求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良好的生态环境、舒适的生活环境是一种新的政治期待,人们把生态环境当作一种基本的社会福利越来越加以关注,生态安全和合理的生态利益分配机制已成为一个现代社会必须提供的政治产品。近年来,沙尘暴、洪涝、非典、禽流感、甲流、雾霾以及极端天气频频发威,再次向人们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钟。自然资源不断枯竭、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严重影响了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对环境恶化的抱怨、对健康和安全的担忧日趋强烈,生态危机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很可能会引发对执政党执政理念和执政地位的不满,自然也会对执政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产生抵触情绪。生态危机表面上看是环境问题,实质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每一种环境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能引起经济崩溃、社会紧张和政治敌对……虽然它们不能总是直接地导致冲突的爆发,但是,它们能够加剧这个世界的不稳定。”[12]因此,实现生态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是实现中国核心价值体系政治认同的必然要求。

       收稿日期:201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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