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潮特性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特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思潮作为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一个精神性结构，它的基本特性可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群体性、动态性、复杂性和历史性，它们之间互相关联，互为因果，多向互动，有不可割裂的整体联系，为了理解的需要试作逐一阐述。
一、文学思潮的群体性
某种文学现象之所以被称为文学思潮，就因为它是一种超个体的文学现象，是涉及整个文学活动系统各领域的特定群体、集团的观念整体。所以，群体性无疑是文学思潮的首要特性。在超个体的意义上，文学思潮可以说是一种群体意识。它不是个体意识，又依存于个体意识；它离不开个体意识，但又不是个体意识的总和。
从表面层次而言，群体性是指某一特性在一定范围内为多个体所共有。文学思潮的群体性一般被理解为一群（不是一个或几个）作家在某一文学主张、文学思想指导下进行创作，写出了一大批在思想、艺术上具有共同特征的作品，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确实，要是仅有司汤达的《红与黑》或即使包括他个人的全部现实主义创作，而没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宏篇巨制，没有梅里美、福楼拜、莫泊桑、法朗士、罗曼·罗兰等人在反映生活真实这一共同艺术原则基础上异彩纷呈的杰作涌现，19世纪的法国文学顶多只是司汤达偶然激起的一束现实主义浪花，哪里会有现实主义的大潮？如果《抒情歌谣集》全是华兹华斯对大自然、对“微贱的田园生活”的吟唱，而柯勒律治并未加盟其中，骚塞、济慈、雪莱和拜伦都不是诗人或即使是诗人却没有写出与华兹华斯同调的诗章，那么，在英国文学的海洋上，浪漫主义思潮何处寻觅？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可能把文学思潮的群体性狭隘地局限在创作的领域之内，将难以划清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文学运动、文学风格、文学创作方法的畛域。用这样的视角来看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20世纪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群体性就更充分暴露出识见的片面与狭隘。因为，很明显，排除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的贡献，俄国的“自然派”——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群体性将是残缺的、不完整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力图摆脱批评和创作基础的制约，直接在上层横向生成，走在批评和创作的前面，有时甚至抛开批评和创作，具有强烈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超前性。对这样的理论思潮若视而不见，眼睛仍然只盯着创作成果，将无法触及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时代脉搏。只要把文学思潮的群体性囿于创作领域，那么，不管如何努力，都免不了导致盲人摸象的结论。强调读者中心论的接受美学否定传统文学史的创作中心论和形式主义美学的本文中心论的片面性，而自己又往往走到读者决定一切的极端。尽管如此，接受美学的思路仍然具有极大的意义。它至少提醒人们关注接受层面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系统功能，启发人们以系统整体的观点看待文学。因此，文学思潮的群体性必须包含接受层面以及它与创作甚至理论、批评等文学活动的多向交流关系。
勃兰兑斯曾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形成过程。他觉得这种形成过程似乎具有一种神秘的魔力：某一位杰出的人物，经过长期的思考后，终于从各种偏见之中挣脱出来。于是，就像雨果那样，在20来页的《克伦威尔序言》中表达了以前从未以同样方式思考过或者表达过的某些思想。这些思想冒犯了一切传统的偏见，就像一个新的大胆放肆的口号一样召唤着一代年轻人。这样的号召同时也招来了敌对阵营千百喉舌的抗议，“就象一百群猎犬发出了一阵阵狺狺的狂吠”。然而，这种狂吠再凶，也挡不住人们走向这位新倾向的代言人。前不久还是各自离群索居沮丧颓唐彼此互不相知的人们，现在聚会一起，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他们是互相理解的，他们说着同一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他们同时代的其余的人所不能领会的。（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译本），第五分册13～14页，第四分册，第五分册27、26、268页，第四分册6～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这就是说，一群人汇集一起，表面上是因为某位杰出人物的思想、口号召唤，而实际上，这位杰出人物所表达的新思想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和冲击力，并不是杰出人物的天才独有的效果，而是这种思想在天才人物喊出来之前就已存在于特定群体之中。所以一经有人喊出，就会引发该群体在思想、情感上的共鸣谐振。正如梁启超在1902年所说，思潮的形成，乃是人们在“某一时期之中，因环境之变迁，心理之感召，不期思想趋于一个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1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概言之，文学思潮就是体现在文学活动中的具有一定范围的广泛性和群众性的整体观念系统。群体性的形成由文学规范体系所支配，而文学规范体系则是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群体意识的美学升华。它可以是一种明确的或不免带有模糊性的理论体系，也可以是一定的行为或行为结果的范例。所以，文学思潮的群体性不仅是文学活动主体观念的共同性、社会性，在更深的层面上，还是文学思潮主体所在时代和阶级、阶层或集团意识的共同性、社会性。
文学思潮的群体性有赖于个体性而存在，而且，就文学活动来说，个体创造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说群体性是文学思潮的首要特性，是否泯灭了个体性呢？个体与群体本来就是互相关联的、内在统一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页。）个体意识并不是纯粹个体意义上的意识，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而言，它都是群体性（社会性）很强的意识。在文学思潮中，个体更主动更自觉地融合到群体中去，而群体性本身，实际上就是个体性的融合和上升。文学思潮群体性的组织内驱力是某种文学规范体系，它对个体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支配性，当然对个体有必要的框范。然而，不同的文学思潮，由于生成它的时代、历史条件和主体状况的不同，其规范体系结构殊异。有的对个体创造性束缚较大，有的较小。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由于封建专制王权和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需要，其规范体系要求文学活动主体严格服从公民理性、等级、规则，要求戏剧家严守“三一律”，使作家创作如同带着沉重的镣铐跳舞。只有拉辛那样的天才作家，才可能举重若轻地在严格的规范中取得最大的自由，创造出既合规范，又充分发挥个人独创性的杰作。而其他作家（包括古典主义悲剧的奠基者高乃依）的个人创造性往往被规则所损害甚至被窒息。结构较合理的规范体系能给个体创造性预置广阔的自由空间，使文学思潮主体在奉行规范的同时，让个体特殊性和创造性自由翱翔。在要求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写作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客观性、真实性规范下，司汤达对外在画面、色彩毫不在意，而一头闯进人物心灵，把人物默默无言的心理活动揭露无遗，把人物最内在的思想用独白的方式表达出来。巴尔扎克却执着于外在环境、面貌、细节的详尽、精确描绘，他的描写虽然冗长却又有力。而托尔斯泰尽管也与司汤达一样属于内倾的现实主义一路，却把细致的心理分析与外在自然画面的清晰而饶有诗趣的描绘融为一体，而且创造了特有的“心灵辩证法”，写出“心理过程的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注：车尔尼雪夫斯基：《〈童年〉和〈少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战争故事集〉》，《外国文学评论选》下册，260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还有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狄更斯、马克·吐温等等，无数的作家都在同一规范下在不同的时间和国度里释放出个体创造性的最大能量，以缤纷的色彩丰富着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群体性。20世纪的西方文学思潮则多以反传统、反规范为文学规范体系，文学思潮主体渴望随心所欲的绝对自由，要做想做的一切。其结果是一方面开辟了人们从未见过的奇异的五光十色的美学新疆域，一方面又无法摆脱与非理性主义结伴而来的艺术本性在象征的密林、混乱的意识流、形式的囚笼和语言的乌托邦中迷失的命运。
二、文学思潮的动态性
个体意识的活动如“河”如“流”，变动不居。作为群体意识、群体精神结构的文学思潮同样也是流动的，而且是规模更大、变化更复杂的流动。文学思潮是一个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群体文学意识的活动过程，它同所有思潮（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一样，都是一个具有发生、发展和衰落等不同演变阶段的过程。每一个文学思潮都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不同的思潮此伏彼起，不断更替。有时以某一思潮占居主流，独领风骚；有时是数潮竞胜，争为霸主。有的思潮起落短暂，有的思潮绵延漫长。从近代以来，不少文学思潮的兴起演变都伴随着风风火火的文学流派纷争或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而且总与社会变革、政治形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有的文学思潮直接就是社会运动、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例如，17世纪法国君主专制政体的政治需要决定了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审美标准。大权在握的黎塞留毕生致力于奉行国家体制与公民纪律的原则，不仅在政治上无情取缔一切危害专制政体的行为，而且要求文学艺术也从属于专制王权的政治。他建立了法兰西学院，制定了严格的艺术规则，监督一切艺术活动，利用古典主义的理论，打着艺术使命的旗号，干涉作家的创作。他以违反规则为借口，发起对高乃依著名悲剧《熙德》的围攻，强迫作家依附于政治。17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因而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和封建色彩。而19世纪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则与俄国解放运动同步，表达了贵族革命者、进步平民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沙皇专制农奴制以及资本主义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使文学成为人民的“讲坛”，诉说人民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注：《赫尔岑论文学》（中译本），5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注：刘勰：《文心雕龙》，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285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文学思潮的动态性固然也系乎“世情”、“时序”，同时又有其内在因由，其中之一，与文学思潮的群体性密切相关。群体性的形成与存在要以一致性为基础，而一致性则依赖于某一共同的标准与尺度。就文学思潮而言，其标准尺度即文学规范体系。按韦勒克的意见，文学思潮的嬗替也就是文学规范体系的变动。他的观点不无道理。文学思潮主体群体遵循某一共同的规范体系从事文学活动，而群体主体本身的主观多样性，在“世情”、“时序”的外部条件影响下，不断反作用于文学规范体系，使其在发展过程中显示无限的丰富变化和多向度探索，群体主体也不断分化组合，使文学思潮从量变而达到质变。在矛盾的张力中，有的思潮吸收、整合新的思想因素，孕育出新思潮的萌芽，在恰当的时候，完成新旧交替的变革。例如，在英国浪漫主义创作思潮中，所有作家都遵循自然主义倾向的浪漫主义规范，但在个体实践中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理解和特殊的变异。在开端阶段的湖畔诗人那里，华兹华斯的自然主义浪漫主义是以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赞美大自然——与城市相对的乡村，体现出对一切具有永恒意义的自然现象的爱。柯勒律治和骚塞则追随德国浪漫主义的前驱，用自然主义的手法去写超自然主义的题材，进入神话与迷信的世界。司各特的自然主义体现为以鲜明的色彩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历史进行生动的描绘。在济慈笔下，自然主义的浪漫主义是热血沸腾的严肃的感觉主义，它无所不涉，包罗万象，拥抱一切。在穆尔的作品里，自然主义变调为色情的讴歌。坎贝尔则把它变成了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歌颂和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传声筒。而兰多的自然主义是以一种异教的人道主义面目出现的。到了雪莱和拜伦那里，自然主义的浪漫主义达到了顶峰，化成了激进主义，尤其是拜伦，他的自然主义成了惊天动地的激进吼声。高潮之后则很快衰落，浪漫主义不久就被现实主义创作思潮所取代。（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译本），第五分册13～14页，第四分册，第五分册27、26、268页，第四分册6～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文学规范体系就这样经历了一个由反抗文学中的传统因袭的自然主义到有力地反抗宗教与政治的反动的激进主义的发展过程。勃兰兑斯勾画的这幅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流变图，清晰地显示了文学思潮的动态性以及它与群体性的内在关系。
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
包含着多样的个体主观性的群体性和动态性的多向互动必然导致文学思潮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至少体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矛盾性。特定的文学思潮往往在性质、形式、社会意义、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着种种复杂的矛盾。例如浪漫主义的矛盾不一和千变万化，正如阿诺德·豪塞尔在风格层面上所指出的，既存在着一个属于社会进步阶层的倾向积极的浪漫主义，也存在着一个属于社会保守阶层的倾向消极的浪漫主义；有希腊风格的浪漫主义，又有中世纪骑士风格的浪漫主义，也有后期哥特式的浪漫主义或西班牙气质的法国贵族的浪漫主义；还有反对革命的法国浪漫主义及与其相对立的、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法国革命精神遗产尤其是它对个人的解放的阶级的浪漫主义。在一个国家中，浪漫主义具有最显著的革命特征，而在另一个国家里的浪漫主义却是反对革命的；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浪漫主义有时发挥了积极的解放作用，激励个人具有自信心，有时却作了蒙昧主义的工具，在人心中布满了乌云增加混乱。（注：阿诺德·豪塞尔：《艺术史的哲学》（中译本），2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从《欧那尼》演出的决死性斗争可以想见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不共戴天的敌对矛盾，然而取古典主义而代之的法国浪漫主义却又在许多方面具有它的敌人——古典主义的特征。法国浪漫主义者蔑视古典主义文学中的清晰明净和理性上的晶莹透澈，他们不愿意象古典主义作家那样把人类生活分割为支离破碎的片断，不想去表现那种形成戏剧化对比的、互相脱节的情感和热情，不肯在基本成分上作任何词藻的堆砌重叠，他们决心追随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伟大典范，按照人生错综复杂的本相将它搬上舞台。“但结果怎样呢？按照他们的处理方式，在拉马丁、维尼、乔治·桑、圣伯甫的手里，现实生活重新融化，又重新分解了。在雨果和大仲马手里，人生的极端形成了均匀的对照，恰如在古典悲剧里一样，秩序井然，节制适度，贵族的典雅，明朗而严峻的朴素风格，形成了诺地叶、司汤达和梅里美的特色，正如它们形成18世纪的古典作家的特色一样。一种混合着诗人心灵里变化多端的想象的轻快、洒脱、飘逸的幻想，在同一部作品中将近处和远方、今天和远古、真实存在和虚无飘渺结合在一起，合并了神和人、民间传说和深刻寓言，把它们塑造成为一个伟大的象征的整体——这种真正浪漫的禀赋，却不是他们所固有的，他们从未听说过小精灵们的歌声里细弱而清越的袅袅音调飘遍了牧场草地。这些作家虽说论出身是凯尔特人，实际上却是拉丁人；他们象拉丁人一样地感觉和写作；但‘拉丁’这个词就等于是古典的。如果我们按一般的理解来理解浪漫主义，也就是说，题材压倒了风格，内容不为形式的任何规律束缚，……那么，一切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都是古典主义作家了。”（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译本），第五分册13～14页，第四分册，第五分册27、26、268页，第四分册6～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司汤达自称是浪漫主义者，实际上，做的是现实主义；福楼拜按现实主义原则创作，却否认自己是现实主义，还说自己憎恨现实主义。福克纳也声称反对现实主义，但他的理论主张却是现实主义的。左拉理论上极力强调自然主义，创作却不是完全的自然主义，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来。还有的作家同时涉足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思潮。如巴尔扎克一边构筑《人间喜剧》这一现实主义丰碑，一边又写出《驴皮记》、《长寿药水》这样的浪漫主义作品。普希金早期涉足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然后转入现实主义。英国湖畔派诗人开始表现了积极的浪漫主义倾向，后来却反对革命趋于保守消极的浪漫主义，甚至象骚塞那样成为御用文人，为暴君歌功颂德。俄罗斯的马雅可夫斯基曾上了要把普希金“扔下海去”的未来主义“现代汽船”，和未来主义者一起在公开场合喧嚣寻衅，咄咄逼人地宣称要“给公众趣味一记耳光”，十月革命后才从未来主义之船跳下来，逐渐脚踏实地，终于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人。在强调价值取向多元趋异的新时期文学中，更不乏流星般穿梭于各种思潮流派之间的作家，其中最显眼的莫如王蒙了，他“象变色龙一样变换创作路数”，“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布礼》）到意识流（《蝴蝶》）到纪实小说（《在伊犁》），到新通俗小说（《球星奇遇记》），到荒诞小说（《冬天的话题》），再到象征主义（《坚硬的稀粥》）再到新状态小说（《恋爱季节》），再到尚无以确切名之的《暗杀》，简直象走马灯一样飞速旋转”。（注：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的哲学基础》，《北京社会科学》1996（3）。）
文学思潮的继承性是复杂性表现的第二方面。每一种文学思潮，不管在表面上与它前面的文学思潮如何势不两立，实质上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前述法国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的文学思潮甚至直接是在其企图超越的文学思潮那里衍变而来的，也可以说，每一个新潮都是在它以前的许多思潮的产物，与过去的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种种联系。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具有共同的哲学和美学的思想基础，即孔德的实证哲学和在其上发展出来的泰纳的自然主义美学观点，都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强调科学与文艺的综合，但自然主义却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把客观性、真实性和科学的精确性绝对化的结果。象征主义和意识流脱胎于浪漫主义，支撑着象征主义诗歌观念的是浪漫主义的理论骨干，象征主义的内向性和意识流等现代主义心理描写是浪漫主义的主观性极端化，同时也是自然主义由外向内的延伸，即一种追求描摹心灵活动每一细微踪迹尤其是潜意识的心理自然主义。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意识流小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有时候被人称为“自然主义”小说，也有人称之为象征主义小说的最高成就。（注：马·布雷德伯里等编：《现代主义》（中译本），427、429、174页，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由于文学思潮的群体性、动态性以及文学思潮之间的矛盾性、继承性使它们在美学原则、艺术理想等方面的思想要素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融合，有的作为前后思潮之间过渡性的标志，有的作为自觉整合的“合金”形态。因而使每一个文学思潮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许多思潮递嬗的起点和终点难以确切地划清，不少作家作品的思潮归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特征恰恰与它所坚决反对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具有某些一致性，它“在许多方面却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现象，是法国的古典绚丽辞藻的产物”（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译本），第五分册13～14页，第四分册，第五分册27、26 、 268页，第四分册6～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往后，与取代它的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界线模糊，前述司汤达是法国第一个自称浪漫主义的作家，但对他的创作，一般都认为属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但也有人看出他的作品既有现实主义一面，还有浪漫主义的一面。法国文学史家朗松在《法国文学史》中把司汤达和巴尔扎克都划到浪漫主义作家队伍里去，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亦然，甚至说无论从情绪生活还是从刻画人物的手法来看，司汤达都显然是个浪漫主义者。其浪漫主义是“坚强的心灵和批判的心灵的浪漫主义；在以明智和坚定为其突出特征的人物身上，有时找得到一种濒临疯狂的热情因素，一种达到自我牺牲顶峰的温柔因素”（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译本），第五分册13～14页，第四分册，第五分册27、26、268页，第四分册6～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再往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也纠缠不清，法国人自己一直没有对二者作严格的区分，反而常常把它们混淆起来。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们自认为是现实主义，一些文学史家则把现实主义称为自然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两大文学思潮都是在同样的时代社会条件和哲学美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在文学观念上有不少一致之处。现实主义一开始就带有自然主义倾向，跟后来的自然主义一样，强调在文学里注入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巴尔扎克说他写《人间喜剧》的最初动念就是“由于对人道和兽性所作的比较”，他想模仿法国生物学家布丰在《自然史》一书中描绘全体动物那样，替社会写一部“卓越的著作”。（注：伍蠡甫主编：《西文文论选》下卷，164～1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有人还从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形式的影响，看到了自然主义不仅与象征主义甚至与后来种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一致性。“自然主义”成了包罗广泛和值得赞美的名词。“到最后，人人都是自然主义者了。那些不辞辛苦，细心模仿外部世界的全部细节，严格保存它的一切偶尔巧合或无关宏旨或不相连贯的凌乱面目的人，是自然主义者。那些沉浸于内心世界，如饥似渴地辨寻心灵活动的每一细微踪迹的人，也是自然主义者。终至每个浪漫主义者都成了自然主义者。每个优秀诗人都成了自然主义诗人，不论他们的姿态是理想主义的，还是象征主义的。”（注：马·布雷德伯里等编：《现代主义》（中译本），427、429、174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各种文学思潮中存在的不同文学思潮的美学的、艺术的、哲学的因素以及艺术技巧的交叉复合，表现在作家作品中时，更显扑朔迷离，引发没完没了的争议。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除了前述的意识流、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的几种定位外，还有人认为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十分贴切的综合”（注：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中译本）， 2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奥地利作家卡夫卡一般被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他的创作被视为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可是也有人认为若把卡夫卡的作品摒除在现实主义之外，是不公平的。如《变形记》虽然用了不合常理的艺术手法，却写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注：马良春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365～3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高尔基承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很难正确区分，所以干脆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常好象是结合在一起的。”（注：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中译本），12页，三联书店，1951。）韦勒克则在对作家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性以及小说艺术的独立发展的分析中得出了与高尔基同样的结论，他说：“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说到底，都是浪漫主义者”，例如，福楼拜在至少半数以上的作品中“是一位鲜血与金钱、情欲与珠宝的浪漫主义幻想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则把普遍的现实改造成精神世界的象征，他的艺术技巧同法国浪漫主义耸人听闻的情节小说中的许多手法有联系；托尔斯泰的作品比所有小说大师的更具体真实，但他同时又是小说史上最涉及个人、甚至从字面看来也最自传化的作家；易卜生的作品具有明显的象征主义风格；左拉虽然极力倡导自然主义，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采用极端的情节剧和象征主义手法的小说家。（注：韦勒克：《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87（1）。 ）文学思潮的复杂性造成了见仁见智的无尽的争论和定义工作的艰难，但并不意味着文学思潮之间没有任何界限，文学思潮的实质不可知。在基本倾向、艺术原则上，无论如何交叉复合，不同的文学思潮的本质还是有迹可寻的。如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虽然都强调客观性、真实性和科学精确性，但前者不拘泥于表象，而着重于反映本质，后者则相反，重视的是现象的纤毫毕备的摹仿，反对任何概括化和典型化。
四、文学思潮的历史性
厨川白村在他的《文艺思潮论》中认为，文学史上从古至今只有相互对立、交叉或融合的两种文学思潮，这种观点之所以错误，关键就在于否认文学思潮的历史性。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们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44页。）文学思潮作为一种整体观念系统，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以及人们由此建立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因而也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历史具体的。文学思潮的历史性又可以分为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三个方面。
时代性是文学思潮最主要的历史规定性。具体的文学思潮都产生于特定的时代，随着该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兴衰更替。特定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历史条件是文学思潮的必要基础，时代精神是文学思潮的主宰和基调。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为何那么自觉地拥护王权、崇尚理性和恪守规范？离开17世纪法国社会所处的“过渡时期”的物质生产状况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将无从解释。“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340页。）在这样一个时代，君主政权的存在，建立专制制度的绝对权威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贵族阶级要利用君主制度抵制平民，资产阶级要依赖它来抑制贵族。王权趁机采取一边依靠城市资产阶级，一边对封建贵族阶级作出某种让步的政策，在一定的完全相对的程度上建立和巩固最高王权的绝对权威。在这种社会关系上产生的美学观念、艺术观念也是绝对化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就是美的理想的永恒性与绝对性的学说。布瓦洛主张艺术美是永恒的、固定的、普遍的绝对概念，理性是艺术真理的主要标准，也是艺术美的主要标准。他号召人们“首先须爱理性”，一切创作都“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注：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29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在布瓦洛看来， 只有理性才能创造艺术美，因为理性是绝对的、普遍的、最高的艺术审美力。在17世纪的法国，这种理性只存在于社会上文化最高的阶层，尤其是宫廷贵族阶层才具有这种最高的艺术审美力。所以布瓦洛要求诗人们研究宫廷，认识城市，也就是要作家适应宫廷的鉴赏力、理解力、观点和对美的评价，作家要按照宫廷的艺术审美尺度进行创作。由于法国专制制度的政治需要，古典主义者曲解古希腊戏剧，并以之为依据制定框范戏剧创作的普遍法则——三一律。王权、理性、艺术规则三者的相关同一体现了17世纪法国社会“过渡时期”的时代精神，从而成为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18世纪由新兴的棉纺织业开始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于英国，然后很快扩展到欧洲大陆和北美，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加上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遍及整个欧洲的政治大变革，还有自然科学上划时代的种种新发现，影响到社会阶级阶层的变化和社会关系大变动。正是在这些特定的时代条件土壤上，产生了以“自由”、“科学”、“进步”和“进化”等概念为核心的新的时代精神，也才可能出现以追求主观、个性“自由”为主要倾向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强调“科学”精神以客观性、真实性为艺术原则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
同一文学思潮在不同国度、民族中的特征性区别在于民族性的差异。法国浪漫主义有着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体现了对其民族传统的继承，也就是固有的民族性在文学思潮中的表现。英国的浪漫主义与法国以及其它国家的浪漫主义相区别的主要特征，勃兰兑斯称为“自然主义”，那是英国民族气质所使然。他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都是大自然的爱好者、观察者和崇拜者，在他们的笔下，无论是对真实自然还是想象中的自然都显示了一种精确描写的趋向。这种自然主义源于一种英国气质——民族性。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关系，英国人普遍热爱乡村、大海、家庭甚至家畜。即使在旅行或搬迁的时候，他们都喜欢把全家和家畜带在身边。对大海的热爱更是英国人的显著特质。浪漫主义文学中很多自然描写都是海洋的画面。英国最优秀的诗歌作品，都洋溢着大海的新鲜和自由的气息。在社会领域中的自然主义是具有革命性的激进主义，根源于英国人所具有的个人独立性的民族性格，个人的独立性成为英国作家的特色，引导他们对政治产生强烈的兴趣，这种政治兴趣是英国民族一向讲求实际的产物。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几乎都是政治家，都是党派人士，华兹华斯是君主主义者，司各特是托利党人，雪莱和拜伦是激进主义者……。（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译本），第五分册13～14页，第四分册，第五分册27、26、268页，第四分册6～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文学思潮中体现的民族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也受时代性制约，并通过一定的时代性表现出来，而特定文学思潮的时代性的显现也必然带有民族性的特征，二者密不可分。
与民族性一样受时代性制约的还有文学思潮的阶级性，同样是构成文学思潮历史具体性的重要方面。近年不少文学理论著作或论文有意回避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并不说明文学阶级性子虚乌有。在阶级社会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文学思潮必然受到一定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影响和制约，有的文学思潮实际上就是一定时代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直接产物，有着鲜明的强烈的政治色彩。个别的作品可能看不出有什么阶级性，但作为群体观念系统的文学思潮，阶级性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一定的文学思潮只是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的单一意识。无论在横向构成还是纵向流动方面，文学思潮的阶级性都具有相当复杂多变甚至自相矛盾的呈现。韦勒克在论述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时，曾正确地从创作思潮层面上指出过这种阶级性的复杂表现。他说，虽然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大量作品反映了中产阶级的胜利，但是，如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都看作中产阶级的发言人或代言人，那将是一个错误。“巴尔扎克政治上是个天主教君主制的拥护者，在拿破仑失败后，他欢呼波旁王朝的复辟，但是他又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想象力洞察了那些导致中产阶级胜利的进程。福楼拜带着强烈的痛恨和自觉的艺术家所具有的高傲，鄙视第三帝国的中产阶级社会。狄更斯对中产阶级和工业文明的过分发展变得日益持批判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曾参加过反对俄国政府的密谋，并在西伯利亚度过十年流放，但他却成为一个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宗教纲领的倡导者，这一纲领是明确反对俄国革命力量的。托尔斯泰本人是一个伯爵和地主，他对沙皇政权的批判是激烈的，特别是在他的后期；但是对中产阶级、对西欧民主运动的目标，对当时的科学，他不能说是持友善态度的。易卜生的政治态度是个骄傲的个人主义者的态度，他蔑视‘密集的多数及其专制’。”（注：韦勒克：《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87（1）。 ）几乎每个作家身上及其创作都体现着程度不同的复杂阶级性，这是普遍的现象。众所周知的英国湖畔派诗人，初时曾为法国大革命热烈歌呼，与第三等级同喜共乐，但从1793年雅各宾党人专政之后，他们便急激逆转，倒向第三等级的敌人一边，在贵族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甘为五斗米折腰。有的还戴上正直诗人所不屑的官方授与的“桂冠”，肉麻吹捧刚死去的乔治三世，用“美德”的谀辞粉饰国王的老朽昏庸。就阶级基础而论，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的派别既有封建贵族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又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子。既有从反动的敌视进步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矛盾进行的批判，也有民主主义的设想，甚至是从资产阶级现实前进一步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设想。如果说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融合着统治阶级——专制王权贵族和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那么，这一思潮流派到了18世纪末叶的发展过程中便逐渐失去了资产阶级的色彩，成了封建主义在美学上的最后营垒。
把文学思潮的基本特性分为群体性、动态性、复杂性和历史性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划分，不能绝对化，它们之间除了前述所及的互相关联、互为因果、多向互动的关系外，还有相互交叉和相互重合的关系。例如群体性，在纵与横的向度上都是动态的，也具有复杂性和历史性，也受一定时代、民族、阶级等条件所支配。从统一的方面来看，这几个特性不能截然孤立地存在。换句话说，它们各自都是文学思潮特性整体的有机构成因素，因而，与其说文学思潮具有这几个方面的特性，勿宁说这几个方面特性的统一共同构成了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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