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民族的艺术影像——伊朗导演巴赫曼#183;戈巴迪电影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伊朗论文,苦难论文,影像论文,导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卫星”失去了亚格琳，也失去了双腿。
亚格琳脸上总带着与年龄不相符合的忧伤。
近年来，伊朗新电影赢得了极大的国际影响，在许多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成为世界影坛的焦点。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伊朗新电影的成功代表了亚洲民族电影文化突围好莱坞电影的可能。这其中涌现了一批享有盛誉的导演，正是他们为伊朗的电影开辟了一条光荣与梦想之路：阿巴斯、慕森·马克马巴夫与马基德·麦迪吉成为伊朗电影的领导与旗帜，而近年来的影展上，新崛起的新锐导演巴赫曼·戈巴迪崭露头角，在儿童电影方面有了题材和深层精神上的双重突破，可谓当代伊朗电影的杰出代表。
巴赫曼·戈巴迪生长于伊朗西部的库尔德族地区，11岁时父母离异，高中毕业后他开始跟随一群业余电影工作者拍短片，之后他决定到首都德黑兰的电影学院学拍片，他12年来从8厘米拍到35厘米的34部短片拍摄经验中，学到大部分的拍片技巧；这使他的电影在染上一层浓浓纪录片风格的同时，还兼有如摄影般精心构图的画面。自1995年后，他执导了十部短片，荣获了国际上许多影展的奖项肯定，包括让他一举成名的《雾中人生》，该片获得了全球最大的短片影展法国“克雷蒙——菲洪”影展评审团特别奖。本片讲述了一群往来两伊边界走私赚钱的库尔德族青年的故事，也由于该片的成绩让巴赫曼能够继续发展这些青年和青少年的家庭故事，最后拍成《醉马时刻》。该片荣获第53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及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这部电影虽然看起来像一部纪录片，但片中的场景、情节和拍摄手法，却都是经过导演精心设计的。巴赫曼·戈巴迪的库尔德族背景和他的电影成就，不仅藉着《醉马时刻》的得奖而广为人知，也促成他和两位当代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和马克马巴夫家族合作完成了以库尔德族为背景的《风带着我来》和《黑板》，让库尔德族人的生活状况更为世人所知，前一部片由巴赫曼担任副导演和演员之一，最后还得到威尼斯影展评审团大奖。后一部由马克马巴夫的女儿执导，由巴赫曼主演片中背着黑板立志教育乡间失学儿童的老师，并荣获坎城影展评审团奖。这些经历不仅让巴赫曼成为第一位享誉国际的库尔德族导演。更证明他是伊朗最顶尖的新锐导演之一。2004年，他推出新作《乌龟也会飞》，这是他第三部剧情片。影片的主角是伊拉克和土耳其边境的一群库尔德孩子。在2003年3月，美军进入伊拉克之前，导演巴赫曼·戈巴迪展现了那里最后的场景，而整部电影情节也就是构筑在战争悬崖边缘的系列故事，他企图透过影片，将散居在土耳其及伊拉克国界的库德族人的磨难与挣扎，以及语言文化，带给全世界。
不通英文的“卫星”胡乱解释着布什的讲话给迫切希望知道战争状况的伊拉克人听。
巴赫曼·戈巴迪与同时期其他伊朗导演相比，个性鲜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库尔德族情结
库尔德族是全球人数最多的一群游牧民族，超过三千万人，散居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
巴赫曼·戈巴迪1969年生于伊朗西部的库尔德族地区，童年和青少年期在十分困苦的环境中长大，见证了两伊战争的残酷历史，巴赫曼谈到拍摄《醉马时刻》一片时表示：“我在伊朗的库尔德族地区的一个小镇出生长大。我在那里的童年和青少年回忆，对我的电影影响最大。《醉马时刻》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少数首次在库尔德族地区拍摄的伊朗电影。我谨以此片向我的祖先流传下来的文化致意。本片是少数首次在库尔德族区拍摄的伊朗电影，而我相信电影是促进库尔德族人自我觉醒的绝佳工具。片中呈现的库尔德族人生活，并非我的想象，而是现实世界中的库尔德族人如何勇敢地在困苦中求生存的纪录。这些都是我30年来和他们共同生活所亲眼目睹的。”
巴赫曼·戈巴迪的电影往往有着复杂的政治和历史背景，而他所关注的却往往是这样的社会现实下的人的生存状态。这让他的电影充溢真实可信的感人笔触。他真正深入库尔德族人的信仰，生活和灵魂，描写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无奈与苦难。这也是他的电影一直没有偏离的主题和精神的源泉。
《醉马时刻》中他描述一个家庭里的孤儿们，如何在极端困苦的生活下，展现出惊人的意志力和勇气，自立自强生存下去，藉此反映出长期生活在战区的库尔德族人，如何在命运的残酷对待下，坚毅地活下去。
故事的主角阿佑，每天必须带着年幼的妹妹和罹患绝症的侏儒哥哥马迪，到龙蛇杂处的人力市场，等待有零工可打。这里放眼望去，看到的都是一群群没爹没娘的孤儿在讨生活，有的甚至还流着鼻水、断了腿。他们的家人不是死于战争就是误触地雷。但这些还不知人生为何物的孩子，只得咬紧牙关争取工作。阿佑的父亲误触地雷身亡，阿佑接替父亲承担了养育家中四个兄弟姐妹，尤其是筹钱给患绝症的哥哥开刀的重担。阿佑跟叔叔借来唯一的生财工具：能载货的骡子，准备跟大部分当地青少年一样，往来两伊边界干起走私的勾当。只是这行业处处危机四伏，不仅遥遥路上天寒地冻、翻山越岭，还得随时机灵躲过地雷和埋伏的打劫者，更可恶的是走私掮客翻脸不认账。
正当阿佑辛苦赚钱，好不容易可以让哥哥按时看医生、给妹妹买上课用的笔记本时，叔叔却私下把阿佑的大妹嫁给伊拉克的有钱人当小媳妇，以换取聘金和给阿佑哥哥开刀的机会。阿佑虽然愤怒不被尊重，但为了哥哥的命也只能答应牺牲妹妹的幸福。
从电影的角度看来，哥哥马迪这个角色是这部电影吸引人的地方。他引导剧情发展，没有他就没有故事。片中大家都为了拯救他的命而努力，甚至胜过救自己，观众看到在这部电影里，那些孩子如何尽其所能，只为了让马迪多活五、六个月，就看得出来此刻生命的意义何在。他们说穿了不是为了救他的性命，只是为了延长他的生命。这是这部电影关于库尔德族的一个最真诚的描绘：他们对生命抱着很大的热情。
《会飞的海龟》的故事则发生在土、伊边境的库德斯坦，长期的战乱使很多孩子成为孤儿，他们没有父母，必须自力更生。“拆地雷”成了当地最“本土化”的工作，孩子们冒着生命危险拆除并收集地雷，以微薄的价格卖到军火市场，是当地孩子唯一能做的工作。虽然许多孩子因拆除地雷而失去腿或手臂，半数孩子处于手脚残缺的残障状态，但这却是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事。
绰号“卫星”的孩子王，因为懂一点英文与科技，成为这群孩子的领导者，族中长老也必须藉其英文来装设卫星天线、翻译新闻与接受新知。“卫星”所率领的这群孩子们，缺手的缺手，断脚的断脚，每日仍需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地雷区执行拆除工作，虽然“卫星”清楚地明白，军火商转卖给联合国的代价，千倍于他们卖给军火商的价格，但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任其剥削，因为他们还是得生存下去。
一对姐弟及他们的“小弟弟”从外地逃难于此加入了他们。姐姐亚格琳每天背着小弟弟里加，沉默的她有着历经风霜的脸庞和深不可测的神情。弟弟汉高夫早已失去双手，却拥有东方预言家般的神秘能力。“卫星”对亚格琳有好感，不断主动帮助亚格琳，只是亚格琳似乎不予理会。原来亚格琳在来到这个难民营之前，曾遭受了很大的伤害，伊拉克士兵轮暴了她，并生下了里加。里加对她而言，是敌人的小孩，也是沉重的包袱，当她看着里加，往日惨事重现眼前，让她不得不决心让他消失。一次里加被绑在大石旁，他挣脱后误入地雷区，而导致“卫星”救他时因地雷爆炸受伤；后来，亚格琳于大雾的清晨将里加绑在河边石头上，里加沉入潭底，亚格琳跳崖身亡。
巴赫曼·戈巴迪对库尔德人充满同情，他说：“数年来，库尔德人已经历了这样的暴政。似乎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忧郁。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音乐和幽默中寻求暂时的解脱。这也确实帮了他们，在痛苦的心中点燃了希望。在你在CNN新闻中看到偶尔出现的小画面时，如果你注意一下的话，会发现那些人在微笑。正如我们说的，在营地，他们坐在锅旁，敲打着，演奏着，舞蹈着……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你可能不会发现他们曾经失去亲人、朋友或最亲密的人，因为每个库尔德人都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那种神情好像是为命运的垂青而欢歌。他们除了这种方式，不知道该如何去超越，去升华这种痛苦。痛苦和幽默的融合就是库尔德人生活的实质。”
巴赫曼·戈巴迪还说：“世界上最奇怪的就是伊拉克库尔德人生活的这块土地。当美国孩子出去玩耍的时候，这里的孩子也在玩耍。不同的是，美国孩子玩的是橄榄球，而这里的孩子玩的却是地雷。这里没有学校教授关于电影的知识，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电影院。但他们看到了更多的电影。这里的孩子只要躺在山顶上，抬头看着，就能看到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情景。这部《会飞的乌龟》就是在那里拍摄的，而那些孩子就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知道自己会死的，也知道他们是多余的……”
难民营里，孩子们常躲在仓库后面偷偷哭泣。那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学校。同时，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了爸爸妈妈，睡在帐篷里，周围都是铁丝网。附近，一个异国军人还在边境瞭望塔上不时向他们扫射。
只有废墟、坦克残骸和生锈的弹片构筑了这片土地，一个战后孩子们生存的场所。戈巴迪用令人心酸的电影语言展现了一幕幕关于库尔德民族苦难的画面，通过孩子天真而又早熟的目光和举止，真切地反映着这个民族的现状与堪可担忧的未来，忠诚地记录着这个民族的血泪，背后是一个导演作为族人炽热的热爱与伤恸。作为一个电影导演而言，他忠于自己，忠于民族，所以，他才有可能拍出这样一些忠于心灵本质的优秀作品。
二、意象与隐寓的偏好与运用
巴赫曼·戈巴迪的电影风格有着伊朗电影的共性：没有那种眼花缭乱的与时俱进的变化，代之以纪录片式的写实手法、非专业演员的即兴表演、真实生活的节奏、现实主义的主题。同时，又处处渗透着超现实主义的迷幻色彩，充满哲理意向的情节点缀全片，平淡乏味的铺陈中似乎难见艺术创作的痕迹，但其实对整部影片的控制极为精准而独到。影片展开的过程中，看似被一些无关紧要琐碎的东西不断插入，实际上都有深刻的隐喻，是影片的筋骨和灵魂。《乌龟也会飞》中，两次出现“红鱼”这个意象。一次是“卫星”向心仪的女孩亚格琳夸口曾经潜入过曾淹死过人的湖底，看到过漂亮的红鱼，并承诺会捉给她；亚格琳漠然地离开，此后“卫星”每天早起去湖里捉红鱼而未果。影片的后来，美军进入伊拉克，“卫星”的伙伴为他买来期待已久的红鱼，而“卫星”晃了晃水袋，发现是用颜料染红的假红鱼；“红鱼”就如同美军飞机上散下来的传单上的许诺“不公平、不幸及苦难将结束，我们将带走你们的伤痛”一样，只是一个好看的谎言；“红鱼”不可获得，就像“卫星”对亚格琳的爱情没有希望和结果；原本“卫星”希冀捕捉爱情的“红鱼”的池塘，最终成为亚格琳淹死孩子，埋葬不堪回忆的坟墓。
在巴赫曼·戈巴迪的电影作品中，少有直白的表露，他善用意象来表达，并运用电影语言来传达一种隐寓。他的两部代表性作品都选择了一个触发他的灵感并代表其作品的意象作为影片的名字，这些意象看似拗口，但当人们接触作品的时刻，婉曲的表达和隐藏的深意让人们在理解过程更受感染和震动。《醉马时刻》受苦的不止是那些冒着冰天雪地翻山越岭、还得躲过重重危机的走私客，载货的骡子也同样受着剧苦。它们的主人必须给它们灌威士忌，才能同时承受天寒地冻和背上的重担。巴赫曼·戈巴迪所谓的“醉马时刻”即这样一个状态的表述，从深层意义上说，他想用它们这种非自愿的迷醉状态来作比喻苦难的库尔德儿童。片中的孩子，也必须背负成人遗留下来的生计重担，变得不再是孩子，而背负着成人生存的责任。片中边界小镇的生活，是由于那个地区已经过十年战争，所以许多小孩没爹没娘是很常见的。这情况持续如此之久、如此普遍，以至于已经变成一种文化认同，或一种成长的仪式。对其他地方的观众而言，这也许很令人震惊，但对这些孩子而言，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攸关生存。在两伊边界的库尔德族区，许多孩子都是战争和冲突的残留物，失去父母，没有选择只能生存下去。他们没有童年。从负重的骡子到承负生命重量的孩子，骡子尚可用酒来迷醉，孩子只能以单薄的身体和纯真的灵魂来接受残酷的社会与命运，这些都是无法抗拒的。
在《乌龟也会飞》中，沉重的龟壳就像库尔德族屠杀和迁徙的阴影。与伊朗交恶的伊拉克用激烈手段镇压境内的库尔德族，战乱梦魇弥久不散。巴赫曼·戈巴迪在导演《乌龟也会飞》的水下镜头时，刚好看到一只乌龟用瘦小的腿，背负着沉重的壳，很平顺、不费力地从眼前爬过，让他联想到他的库尔德族同胞身上所背负的世代以来的流离迁徙与种族屠杀，就如同龟壳一般紧黏住库尔德族人。乌龟拖着重重的壳，想要飞简直是梦想。片中我们看到在水中往上游的乌龟，就像是往上飞一般；不论是亚格琳、里加、或其他库尔德族小孩，他们一生下来已注定要背负重重的壳，至死方休。何时能让这个负重如乌龟般的民族，能如水中的乌龟飞一般地前行？这是导演的梦想，也是对于这个苦难民族的安慰和冀望。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也是一种在艰难命运下的隐忍挣扎和不屈不挠。这也表达着库尔德族人的信念，和这个民族对于未来命运的瞩望。
“卫星”未能救出落入湖中的里加，流下痛苦的泪水。
在电影中，巴赫曼·戈巴迪常用许多隐寓的电影语言。《乌龟也会飞》中，水，在片中是一面反省的镜子，是一个回忆的地方，也是一个结束生命的地方。正是水，使亚格琳回忆起家破人亡和被强暴的惨痛经历，她把孩子的生命也葬送在水中，她的哥哥也是预感到了水中将要发生的一幕，绝望哭泣。朝雾厚重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天气隐寓着亚格琳心中的阴影和不可预知的渺茫的命运，正是这样的天气中，亚格琳狠下心把里加绑在恶地中的一棵树下，任凭其自生自灭。巴赫曼·戈巴迪的电影如同被施了超现实的魔咒，在令人紧张的冷静中，在充满隐寓的电影语言中，他的电影引导观众进入一个离他们的生活遥远，但却真实存在的世界，混合了绝对的美感、恐怖的现实及梦幻与神奇的元素，组成令人困扰的整体。
巴赫曼·戈巴迪的影片在整体风格上采取生活的横断面，在题材上进行细腻敏感的处理，处处洋溢着诗意和哲理，成为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和人文内涵的隐寓电影。《老人与海》被视为象征主义的杰出代表，海明威却说：“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就是鱼。鲨鱼就是鲨鱼……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说”，但海明威承认，“如果我写得足够逼真的话，他们也能代替许多其他的事物。”其实，优秀艺术作品的共性在于：故事的朴素性、纯粹性与象征性、寓言性之间完美和谐的统一。
三、儿童电影的新锐化
伊朗电影一向以儿童题材见长，清纯自然的儿童电影成为伊朗电影输出的主要类型与文化特征。由于资金及审查制度多方面约束的客观原因，伊朗的电影导演在一定程度上取材偏好于儿童电影题材。他们在国际各大电影节和影展上屡获佳绩，伊朗电影的主要成就也集中于此。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执导的《哪里是我朋友的家》1989年获得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铜豹奖、评委会奖、费比西特别推荐奖；1989年赢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奖。贾法潘纳希的《谁能带我回家》，获卢卡诺影展最高荣誉金豹奖，以及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白气球》更为他赢得了戛纳影展鼓励导演首部作品的金摄影机奖，第八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青年电影樱花金奖，而著名的儿童电影导演马吉德·马吉迪的《天堂的孩子》获得200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提名，参加了多伦多、香港、伦敦、纽约等18个国际电影节，荣获了11项国际大奖，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十大影片之一，在美国创下了近100万美元的票房。
阿巴斯说：“孩子们对生活有着自己的解释，那就是单纯地过日子。”他们的天真善良使他们先天具有一种特殊的禀赋，把成人晦涩复杂的世界净化、简单化，从而抓住这个世界上真正值得去拥有的东西；综观为伊朗电影带来巨大荣誉和具有代表性的伊朗儿童电影，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描写了贫穷生活背景下，儿童的遭遇和故事，反映着纯净的童心。电影中的伊朗儿童往往都有一颗简单的心，他们关心的事件在成人的眼中可能很微小，但对于他们却是整个生活的童心。随着他们的得失，动摇，紧张，流泪，人们可以被感动，看到在最朴素的物质生活下却最闪亮的美好心灵。这些电影展示了社会的真实画卷，表现了伊朗的儿童在贫苦生活里面可贵的品质和可哀伤的命运。
然而长此以往伊朗儿童电影却不免陷入模式化的困境，重复的“寻找”题材，从《白气球》延伸至《谁能带我回家》，孩子的无辜眼神与大人的世界隔膜，感动的滋味反复品验中日趋平淡；巴赫曼·戈巴迪的电影指出了伊朗儿童电影突破新局面的可能，他把事件中的儿童转化为儿童的事件，镜头直指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库尔德族儿童，展现了一个更真实、不可逃避的惨痛的成长空间。
虽然与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多数伊朗电影一样，巴赫曼·戈巴迪的影片同样是讲述孩子或孩子讲述的故事，但他的影片在众多优秀的描写孩童的伊朗作品中散发着不同凡响的特质。阿巴斯的《哪里是我朋友的家》是在借孩子讲述一则道德与责任的故事，马基迪的《小鞋子》展现了孩子们梦想与宽容的童真之心。虽然两者都无一例外涉及或表现了生存的主题，但这样的表现成为影片一个退而求其次的空间元素，而在《醉马时刻》和《乌龟也会飞》这些作品中，对生命的探询均毅然而决裂。巴赫曼·戈巴迪眼中的孩子既不同于阿巴斯的给朋友送作业本的孩子，也不是马基迪的梦想得到一双鞋的孩子，他们是库尔德族人中的孤儿和侏儒（残疾），舍弃了精神的虚无的幻想，对物质的要求也降低到极限，而必须时刻去直面生存的命题。“生，还是死？”这一刻落在了几个稚嫩的孩子的头脑里，对问题答案的选择也只能靠他们弱小的双肩来完成。影片优美的画面所带来的视觉享受和这种情感上的震撼形成了极大的落差，但与其说导演是冷酷的毋宁说生活的原貌便是这样。与伊朗导演许多温暖感人，泛着明亮色彩的儿童题材影片不同，巴赫曼·戈巴迪电影中孩子们的言论让人吃惊，他们的早熟、对政治的敏感以及鲜明的立场，都是其他和平国度的同龄人无法比拟的。社会、政治、历史，似乎是那些幼小心灵不能承受的重，然而现实却是他们必须承受这一切。
《乌龟也会飞》中，汉高夫和被炸瘸了的“卫星”相扶着拾起美军丢下来的传单。上边赫然写着“我们将带走你们的伤痛”。可不管胜利者是谁、政权如何转变，被遗弃了的孤儿依然亡命辗转流浪，他们的伤痛早已渗入骨血，无法带走。残酷的伊拉克暴政，沉重的民族历史包袱，库尔德族的小孩在这两者的压迫下，没有童年岁月，没有欢笑，在巴曼的掌镜下，灰色与无助几乎成为他们的代名词，但从他们身上仍然可以看到生命的韧性，笑中有泪，仿佛希望即将苏醒。阿巴斯曾这样说：“伯格曼在黑暗中寻找着一线光明，正是这一线光明使他的作品真实可信。”巴赫曼正是用他的镜头语言描写了黑暗中的光明：没有手的汉高夫用嘴巴拆除炸弹时的冷静成人也无法比拟，他对待姐姐被伊拉克士兵强暴后生下的孩子的细心呵护，反映着人性最温柔朴素的一面；“卫星”看到喜爱的亚格琳时候的甜蜜笑容，如同所有的那个年纪的少年一样纯净而美好；亚格琳失神而动人的面庞，面对“卫星”的殷勤时的冷淡与逃避，影映着她内心无法逃避的深刻忧伤；藉由片里面的主角们动容的演技，《乌龟也会飞》不仅反映库尔德族的流离所失，更重要的是凸显战争所带的伤口，难以消弭。
巴赫曼·戈巴迪将影片着眼在战争对孩子的影响上。他传达的“政治”观点是，无论这个世界上的领导人是友好或残暴，无论这个国家与他国的关系是盟友或者是敌人，无论地理位置如何变化，在任何冲突和战争中，孩子承受的灾难和痛苦都是最大的。孩子对自己的存在完全没有发言权，无论在哪里生活，或是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他们都没有选择。每天的生活都是痛苦和忍受。他们只渴望一张温暖的床，或是一个爱他们的亲人。在电影的结尾，这些孩子仍然是人间的天使，他们就在这个由成年人制造的废墟中成长，巴赫曼·戈巴迪将这些孩子真实地搬上银幕，这些孩子强化了幽默情节背后的恐怖与悲哀。他们不带修饰地展现出一个又一个撼人心弦的场景。
伊朗青年电影导演的成长得益于伊朗青年电影协会参与倡导的电影全民运动，15年间，伊朗青年电影协会培训了4万多有志于电影事业的青少年，巴赫曼·戈巴迪正是出身于这个民间机构。来自底层社会的生活经历，让巴赫曼·戈巴迪以其忠诚的民族心和历史使命感，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作为伊朗电影界一位勤勉而具有天分的后起之秀，他以后的电影艺术道路值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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