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失踪者论文,左翼论文,文学论文,史上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05)05-0086-06
四
穆木天的“乡情”是不会停留在这种“变形走样”中的。他自身也是矛盾的，他在《谭诗》中强调“纯诗”是“国民的生命”与“个人的生命”相“交响”，“国民文学的诗，是最诗的诗”。他写于1925年的诗《心响》和《告青年》就真切地表现了他粗犷的性格和眷念故土民生的情感。因此，东三省的日见沦亡，“亡省之苦痛”，使他必然要走出梦幻，面对真实，自觉地在生养了他的那片土地的文化中追寻自己的生命之根，确立自己与那片土地相联系的真正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识。这种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识的形成，决定了他与鲁迅同样，投身于左翼文学。
穆木天的散文《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秋日风景画》等，生动地追述了1929年他返回故乡吉林市的情景，去蛟河，到敦化，翻越崇山峻岭，他眼前出现的是一望无际的青葱幽绿的黄松树林，奶子山蕴储的黑油油的煤块，长白山上直径有五六尺的耸天林木；散文《雪的回忆》与诗集《旅心》中的《落花》、《江雪》就迥异，能使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东北风雪的强悍性格，以及凛冽中的温润，是雪孕育了这里的乡风民性，勾起他无尽的乡情；《谈“太平歌”》则是对幼年时代就渗入自己灵魂的“乡土艺术”的深情回忆。我认为，我们只有在这里才能发现穆木天加入“左联”后创作的文化底蕴：他要让东北文化不致因为那片国土的沦丧而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他在通过地缘文化来维系我们与那片沦丧的国土的精神联系。这使置身于上海的穆木天对有关东北的消息有特殊的敏感，言辞也相当激烈。在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上的杂文《谈地图变色》中，他针对报纸上说美国杂志和加拿大某公司广告所附地图与日本地图一样，把东北与日本涂以相同的颜色，他说这是“明人不做暗事”，而中国地图原封不动保留东北却是“盖着盖儿摇”。
我读1934年上海的《申报·自由谈》、《现代》等报刊发表的文章，发现穆木天（还有李辉英）这样的声音是不多的。一向关注思想文化和文学领域中问题的鲁迅也表现出与之相一致的精神指向。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文章，对“山海关失守”、“热河战争”、“‘国联’调解”、“北平大学生逃难”、“古物南迁”、“航空救国”等政府面对东北沦陷的一系列举措以及由此引发的事件，一再发表评论，矛头直指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这是当时的舆论界让人“谈虎变色”而为之噤口的话题，但他执意提出所针对的就是文坛现状。如早在“九·一八”事件后他的那篇《“友邦惊诧”论》，说的也是“五四”以后发展着的“新文化”：如果我们失去的不是“东三省”而是“江浙”，我们的文坛会有怎样的反应；但丢掉了“东三省”，我们的“文化”却照样可以做“小品”，谈“风月”，说“幽默”，搞“曲的解放”，以显示我们是“最艺术的国家”，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读一读鲁迅收入《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中的这些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杂文，有助于我们对穆木天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那些言论的认识。穆木天针对文坛上“幽默文学的发达”，小品文、随笔的盛行，称之为“心境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是在“回避现实”，“是反映着中国士大夫与公子哥儿文人之颓废性的传统性”（《心境主义的文学》），他主张“心理解剖”，反对“心境的排泄”（《心理描写》），批评“小说之随笔化”（《小说之随笔化》、《随笔与小说》），他甚至提出“写实的小说”“表现大的题材，广泛的繁杂的现实”，最好不用“第一人称写法”（《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再谈写实的小说与第一人称写法》），等等；这些看法只有置人他与被丢掉的“东三省”的那种非“流亡者”所难有的精神联系这一背景中，才能深刻认识他这么说的意向和意义。我认为，虽然穆木天与鲁迅在“翻译”问题上曾发生争论，这反映了穆木天对“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1](P278)的现实认识不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与鲁迅相一致地心系“东三省”，并以此对文坛现状展开批评。穆木天由东北到上海在“左联”时期的情况，与萧军、萧红投身左翼的情况同亦有不同：“同”，表现在他们都与那片沦丧的国土保持着精神联系，由此而对文坛现状感到悲观；“不同”，则因为年长的穆木天作为创造社发起人，与创造社同人在观念、人事上的因缘关系，限制了他对鲁迅的理解，他较多地受到左翼文化中的弗里契社会庸俗学的影响。直至1939年抗战爆发后，他对鲁迅有了真正的理解。①
穆木天作为“老”作家，当他真正触摸到东北沦亡这一中国社会现实后，他对现实的认识也自有深刻之处。如他为1936年由上海新钟书局出版的他的《平凡集》所写《自序》中说：“大地生出来的孩子，是想要把自己的生命同大地的步调相一致”。这种自认“平凡”而足踏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对现实，是与30年代文坛上以鲁迅为灵魂的左翼文学相一致的。这使穆木天作为“左联”中从“五四”走过来的“老”作家，不同于革命文学倡导者对“五四”的简单否定，他在“三诗人（王独清、徐志摩、郭沫若）论”中充分肯定了“五四”文学变革的意义。他更明确反对当时文坛以至学界以“‘五四’人”自居而把“五四”作为“招牌”以另一方式消解“五四”的倾向。对此，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查旧账》、《打听印象》、《吃教》等杂文说得更为明确，提出这是“五四”人“吃‘五四’饭”，类似于“吃教”，把“五四”当作“上天梯”[2](P311)；他针对这种倾向提出“查旧账”，说：“翻开账簿，打起算盘，给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办法”。[3](P232)穆木天在《平凡集》中也有一组针对现实谈“五四”的文章，如他在《封建之复活》一文中提出新文化落人“士大夫与公子哥儿文人之颓废性的传统性”，追溯其根源说“在‘五四’以后，帝国主义尽量地使中国一部分人回归于封建”，“他们暗示我们去顾中国过去的封建的贵族的世界，说那是最美的，为西欧艺术所不及。这便使我们回避现实，……尊经，重古文”，所举例证之一，就是“‘五四’时代作新诗运动作国语运动的法国国授博士刘半农先生，也大作起文言文了”。触及前述“五四”后出现的背离“五四”精神的“世界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相支撑、相依附的新文化发展倾向。穆木天在《启蒙运动》一文中，针对“大学毕业生不知赤峰在那里”，不知“‘满洲国’的铁路网之完成，为完成日鲜满交通最短距离，正在修筑罗津港”等事实，提出“对于现在的文学青年，我们应当切实地作一番启蒙运动”。这些文章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在三十年代中国，东北，就是作为整个中国、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牺牲品而存在的，是被中国所遗弃了的一块土地”，“牺牲了他们，别人感觉不到痛苦，感觉不到自己即将被牺牲的命运，也就更能换取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暂时的和平和虚假的安宁”——这是“世界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当时主流文化和诸多非主流文化的一个不成文的法则”。[4](P33)
穆木天从东北到上海直接投入“左联”的怀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左翼文学能够给他表达自己与沦亡的故土家园相联系的独立生活感受、社会感受、精神感受的文化空间，他也只能把自己表达这种独立感受的声音投向左翼文学。这也是左翼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无法抹杀的重要价值。认识到这一点，也就能更合理地认识穆木天与其他一些诗人1932年创办的“中国诗歌会”，认识穆木天的第二部诗集《流亡者之歌》。读过《谭诗》不会不承认穆木天是懂得诗歌该怎么写的，他在30年代的文章中一再说自己缺乏诗人的天分，反映出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的不满。但是，《流亡者之歌》怎么就把《旅心》中的“纯诗”痕迹剥离得这么干干净净？这与弗理契社会庸俗学对他的影响相关；但还须了解三十年代的文化中心上海的文化氛围，才能更深地感受到穆木天的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在丢掉了“东三省”的30年代，上海依然是“歌舞升平”，如鲁迅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所作的“序”中说的：“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5](P287)“五四”以来新诗的发展，主要为个人性、抒情性、象征性因素的植入和强化所推动，这使30年代盛行的抒情诗与文坛上“小品”和“幽默”的盛行相一致，关注的仅仅是一己的哀怨、悲欢，这只能麻痹文学青年感应现实的神经，起到的是粉饰、烘托“暂时的和平和虚假的安宁”的作用。所以，“中国诗歌会”的发起“缘起”中提出：诗坛上“一般人正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得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穆木天胸中燃烧着“亡省之苦痛”，他的一些诗歌如《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又到了这灰白的黎明》等，是执意与此“对着作”，采用直抒胸臆的“呐喊”方式，铺排，反复，只求情感和意蕴的单一性叠加式表现以求发生精神指向明确的震撼。穆木天有几首叙事长诗，《扫射》控诉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杀人罪行，《守堤者》真实再现“唐马寨”流血惨案，《在哈拉巴岭上》则写出了一支抗日武装队伍的诞生和战斗。我注意到这些叙事诗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大量采用了穆木天自幼耳熟能详的“秧歌调”的表现方法，以求活灵活现，我不认为这种运用是合适的，因为在纯粹自然条件下形成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是难以与穆木天的诗所表现的内容相融合的；但穆木天曾提出“口头的创作之建立”的主张，他要求诗歌通俗化以为更多的民众接受，主要针对的是新诗的能“看”不能“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在文人之间唱和、品评、把玩的书面化倾向，使直接感应“九一八”事变的诗歌创作能够在读者群中产生知、情、意融为一体的接受效应，可见他的追求与“东北大野”的联系②。而且，《流亡者之歌》中的诗也在变化，写于1936年的《七月的风吹着》、《流亡者的悲哀》等诗歌，在坚持左翼诗歌方向的同时表现出对诗歌艺术的追求。
最值得提出的是《流亡者之歌》中的“怀乡之诗”③，这是最富于穆木天特点同时也最少弗里契文艺观影响痕迹的诗歌，通过这些诗，我们发现他早期的一些诗中的“故土家园”是“变形走样”的，认识到他写出的那些不像“诗”的呐喊诗、叙事诗，在内容和形式上与他的“故土家园”情结的联系，他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已被既有“文明”和我们的“文化”沥除或遗弃的“东北大野”的“蛮荒”赋予他的粗野之力写出的诗，冲击30年代诗坛盛行的眼界甚为狭窄、诗风甚为柔弱的文人诗。而且，正是这些“怀乡诗”像一条红线一样，把《旅心》和他抗战期间在大西南写的《新的旅途》及集外诗紧紧联结在一起，是他一生中经过不断抒写写得最感人的诗。穆木天这类诗经常写东北的“秋天”，写出了秋天是怀乡的季节和思念的季节，也是丰收的季节和亲人团聚的季节，是人的情感最丰富的季节。他女儿穆立立说他：多少年在中国大西南的奔波流离，每逢春天总爱说“松花江开江了！”到了秋天就要说“是高粱晒红米的时候了！”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高兴得禁不住和女儿唱家乡的“洋（秧）歌调”。他与“东北大野”的这种精神联系，使他在抗战最艰难的1944年，始终没有丧失回到故乡去的决心和信心。他在《我并不悲观》这首诗中说：“我永远不会悲观，／我永远也不会消极；／我感到了空前的烦躁，他许正因为我怀着热烈的憧憬！”[6](P280)
五
穆木天的创作贯穿中国现代文学30年，我认为他的全部创作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面目。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研究者感到了他们所面对的中国现代文学，穆木天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研究课题，他们对穆木天所做的研究具有开拓性。老一代研究者基本上是依据五、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认识和阐释穆木天一生的诗歌创作，认为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前进的过程。从“文革”思维走出来的年轻一代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老一代研究者难以摆脱社会庸俗学对他们的研究的影响，他们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中西文化之间的“冲击－反映”的思维模式，从“文化的”和“审美的”以及二者相结合的角度展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推动了穆木天研究的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穆木天研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化主要表现在将穆木天前后期的思考和创作截然对立，仅仅肯定他前期的《谭诗》和《旅心》，这不仅遮蔽了左翼文学和能体现穆木天自身特点的左翼诗歌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遮蔽了穆木天前期的诗歌批评、诗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本应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我想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导趋向，谈谈我的一些看法。9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研究者基于“世纪末情结”的“回看”，以发现和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因、规律并揭示其历史走向，使中国现代文学回归于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确立足以与西方文学相映衬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任何研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不可能超脱于我们所处的历史和现实社会环境，不可能超脱于我们置身其中的中国当代文化环境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重新获得生机而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向与当时中国的整个社会状况一样，是在反“左”的旗帜下以挣脱“过去”对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束缚。由于我们强调“精神万能”而把物质生活拉到极其贫困的境地，这就使我们厌弃“过去”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左”在“过去”是“光荣”的标记，而今天则成为耻辱的记忆。我们把在现实生活中不满意的一切统统归罪于“过去”，归罪于“左”，凡是与“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在这一主流文化趋向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获得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理由。那么，这个在整体上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左”的当代主流文化倾向说明了什么？我认为王富仁先生对“五四”后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分析是能给我们以启示的。王富仁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外国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新文化在取得“表面的胜利”后，在当时世界上具有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在性质上发生了潜在的变化，表现在这种影响开始游离于中国知识分子切实的生命体验，逐步把中国知识分子生命体验中进发出的要求转化为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一些概念和这些概念构成的知识，转化为一种与中国书面文化中的圣经贤传并无根本区别的凝固化了的标准。因此，“五四”后的以西方强势国家的强势文化为价值标准的“世界主义文化倾向”，为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文化倾向”提供了重新生长的土壤，二者互相攀援、依附、支撑而存在、发展。[4](P33)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的主流趋向在消费主义推动下呈现的也是这样一种状态，在面向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西方话语霸权主义的倾向，在面向中国古代文化的过程中复活了复古主义、保守主义的倾向。在我们的理解中西方文化就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我们用消费主义拉动经济以改变我们的物质生存困境，当消费性的物质需求不是建立在人的精神发展需要的基础上的时候，这种文化在中国就无助于中国人在“文革”后的精神建构，就根本无助于经历了物质和精神苦难的中国人的生命体验所追求的精神物质融为一体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大而无当的抽象概念的价值也得到了提升。如西方社会虽然并不以我们民族利益为重，但却在用高价拍卖他们从我们这里掠去的“国宝”，那些大而无当的抽象概念也成为与西方文化相一致的“世界主义”的东西。“世界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渗透在我们生存的文化环境的每一个角落，在改变着我们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或者自觉不自觉地被异化，或者只能被这种文化环境抛到“边缘”。
在这样一种当代文化环境和文化背景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既能为我们提供抵御“世界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文化倾向的精神资源，同时也存在被这两种文化倾向消解的危险。就后者而言，当我们不再从精神上感受和认识西方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而是将西方和中国古代的文学游离于其产生和发展的“语境”，转化为一种无法对应中国现代作家生命体验和生命创造的标准，一种知识化和书面化的“文化”与“审美”的标准，当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这种标准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面临着危机，在危机中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鲁迅，就是与鲁迅同体共存的左翼文学。这种冲击又是与我们接受西方后殖民理论而形成的西方话语霸权倾向相关，其突出表现是以西方为主体从“他者”视角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审视。由于80年代的鲁迅研究是在对鲁迅前期思想和创作的研究中确立并得到深化的，中国现代文学也是在对“五四”的研究中重新获得生机的。我们从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他者”视角出发对中国这样的被殖民国家文化的“晚生外发”被动“现代化”阐释，承认和肯定的仅仅是我们在“冲击－反映”认识模式中取得的研究成果，这种承认和肯定将后期鲁迅和左翼文学沥除出以“现代性”为准则的审视中。我认为，我们对左翼文学价值和意义的消解，消解的不仅仅是左翼作家，消解的是鲁迅基于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对左翼文学的选择，消解的是作为左翼文学灵魂的鲁迅的民族精神和个性意识，消解的是左翼文学体现的鲁迅真实欲望、情感、意志、理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物质精神整体的人。经过这种消解，中国现代文学剩下的只是一堆可以用来填充任何公式的万能符号，一堆被拆解了的可以用来随意重新组装的零件。在这种研究中可以用鲁迅前期来否定他的后期，可以用鲁迅小说来否定他的杂文，可以厨“五四”文学来否定左翼文学，同样可以用穆木天的《旅心》来否定他的《流亡者之歌》和《新的旅途》。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解构，因为解构是在不失研究对象本来面目前提下的解构中的重构，以进一步发掘研究对象具有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在对研究对象本有的价值和意义消解过程中使其变形走样，以显示根本不属于研究对象的价值和意义。穆木天研究在这样一种“现代性”审视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的“转向”不再是一个向“自我”的回归过程，他“转向”前后的思考与创作被截然对立起来，他的“纯诗”理论和象征诗是最富有“现代性”的，他的“转向”是对这种“现代性”的背弃，他参与发起的“中国诗歌会”的创作和整个左翼诗歌创作，自然消失在我们的“文学史视野”之中。
在我看来，“转向”前后的穆木天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而存在的，无论是舍弃他的前期还是否定他的后期，都是对这个整体的割裂，都无法真正认识穆木天。穆木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能通过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呈现。中国现代文学有自己的根基，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根基、价值和意义是在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和确立的，而不是由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西方文学或者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确立的。我对穆木天创作的考察，意在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是与整个民族、社会和民众的历史境遇和生存境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以中国现代作家对整个民族、社会和民众及知识者自我内在一致的历史境遇和生存境遇的精神感受和生命体验为前提和根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在中国现代作家身上是浑然一体、不可分解的，西方文化或者中国古代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只能是在激发并深化了他们对整个民族、社会和民众与知识者自我内在一致的生存困境的精神感受和生命体验中发生的，这就是说，他们创作出的作品既不是西方文学的延伸，也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延续，他们的精神创造体现的是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独立的形态和面貌，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仅仅着眼于这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可能显得很瘦弱，但没有这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失其根本，抓住了这一点，深入发掘这一点，不仅抓住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而且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入了生命力。（待续）
惊闻我的老师索荣昌教授逝世，谨以此文悼念这位穆木天研究的开拓者。
收稿日期：2005-07-17
注释：
①我读他在昆明写的《秋风里的悲愤》这首“凭吊”鲁迅的诗，感到其中含有他的忏悔。
②对于穆木天在抗战爆发后更积极地提倡写朗诵诗，运用民间通俗形式创作大众化诗歌，甚至亲身到民众中去朗诵，也应从这方面去理解。
③这些诗是《别乡曲（一）》、《别乡曲（二）》、《流亡者的悲哀》、《七月的风吹着》、《他们的泪坠落在秋风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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